——史家批评论三题

一、史家的素养

从一般的理论原则上，或者以某种理论、主张同具体的历史撰述相结合，对史家做比较广泛的评论，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这些批评是针对史家提出来的，我们姑且把它们称为史家批评论。史家批评论涉及的问题很多，史家素养、史家职责、史家成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三个问题。

关于史家素养，魏晋以前已有一些人提出不少论断。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的赞语，是较早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的。他写道：“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这里说的“体备周孔”“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是分别讲到了史家关于史书体裁的创制、文辞的运用和直书的精神。他认为，史家的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范，秉笔直书当以南史氏、董狐为榜样，从而提出了这两个方面史家所应追求的素养之目标。《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成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博闻强识”，出自《礼记·曲礼上》；“疏通知远”，出于《礼记·经解》。《隋志》作者援引这两句话，其意主要是用来说明史家在学识上的素养所应当达到的要求。这就是说，知识要广博，器局要辽远。所谓“前言往行”“天文地理”“人事之纪”，主要是从知识领域说的；所谓识、察、达，主要是就器局说的。也可以说，“博闻强识”是指知识上的素养，“疏通知远”是指见识上的素养，两者结合，相得益彰。《隋志》的这个见解，是对《文心雕龙·史传》篇的重要补充。

在《隋志》之后四五十年，刘知幾在回答郑惟忠所问为什么“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时，提出了“史才须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的论点，而尤其强调“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精神，这概括了刘勰说的体、辞、直和《隋志》所着眼的学与识。刘知幾的“史才须有三长”的论点，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史家素养的全面认识，确立了史家批评论的基本范畴。千年以后，章学诚以“史德”论补充“三长”说，构成了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四大范畴，总结了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成果。

关于对史家素养的评论，柳宗元的《与韩愈论史官书》是一篇杰作。它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史家的德行，柳宗元把“直道”这个范畴用于史学批评，指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1]柳宗元的著作中有不少讲“中道”的地方，“中道”，即中正之道。这里说的“直道”，意谓正直之道、公正之道，跟“中道”应是同一含义。柳宗元在这封信中针对韩愈的“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说法，进而指出：“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他反复从唯物的观点阐述了刑祸之说的不能成立，为史家坚守“中道”即“居其位而直其道”排除思想上的障碍。可以认为，柳宗元是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史家的德行的，这是他在史学认识论上高于一般史家的地方。

如前所述，章学诚以史德补“三长”说，对史家素养做了全面的讨论。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是对德、才、学、识本身及其相互关系，均有理论的分析，比之于刘知幾以比喻来说明“三长”更加深入。他在这方面的论述，除已经举出的以外，主要还有：

——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2]

——族子廷枫曰：“论史才史学，而不论史德，论文情文心，而不论文性，前人自有缺义。此与《史德篇》，俱足发前人之覆。”[3]

——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4]

在章学诚看来，学，反映史家的功力；才与识，反映史家的思想和创造性；德，反映史家的治史态度。这种认识，在刘知幾那里也是有的，章学诚把它进一步发展了，更加理论化了。

二、史家的职责

先秦史官的职责是记言、记事，同时还承担着祭祀和庆赏等活动的不少事务，兼有神职和人事两个方面的内容。秦汉以下，记言、记事仍是史官的主要职责之一，而人们对史家的职责也有了比较广泛的认识和要求。大抵说来，这种认识和要求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保存信史，以明鉴戒；二是从现实中提出问题，以史经世。孟子和司马迁都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从现实着眼的。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5]司马迁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6]他还说：“《春秋》，辩是非。”“《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他们的这些评论，十分强调《春秋》的社会作用，高度评价孔子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从以史经世的观点来认识孔子作《春秋》的。章学诚在评论浙东之学时也指出：“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7]从这些评论来看，中国古代史家的经世之旨，当溯源于孔子作《春秋》。

刘向、扬雄、班固评论司马迁著《史记》，是从保存信史方面着眼的。班固援引刘向、扬雄之说并结合自己的见解写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8]把《史记》看作“实录”，是对司马迁作史态度及其成果的极高评价。自孔子以下，人们多称道董狐、南史的秉笔直书精神和他们对历史负责的神圣责任感，可惜他们没有专书传世。刘向、扬雄等对《史记》的评价，当是这一思想传统的延续。联想到司马迁父亲司马谈临终前，他们父子间的发自肺腑的对话，[9]可以说，这个评价是对他们所具有的崇高的历史责任感的肯定。当然，司马迁著《史记》是要“述往事，思来者”，也是有明确的现实考虑的。

此后，关于对史家这两个方面的职责的评论，代有所出，并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入。评论深入的标志，是问题提得更加明确，也更带有自觉性。西魏柳虬针对汉魏以来史官“密书善恶，未足惩劝”的情况，曾上疏说：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鉴）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而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也。且著述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10]

从评论家的职责来看，这里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史官的职责不只是记事，而且要以所记之事作为鉴诫，是闻于后世、有益当时二者的结合。第二，史官记事存真，才能以为鉴诫，故“直笔于朝，其来久矣”，这是史家的优良传统。柳虬认为，史官“密书善恶”，有碍于全面履行上述职责。他建议：“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据说，西魏文帝采纳了他的这些建议。当然，史家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是会有种种障碍的。这需要史家本身有崇高的职责感，也需要统治集团各方面的共识和配合，才可能消除或减少这些障碍。从刘知幾《史通》的《直书》《曲笔》《忤时》等篇所揭露出武则天、唐中宗时史馆的情况来看，此种障碍之大，竞使他对“勒成国典”有五“不可”之叹。唐代实录直至明代实录都曾发生过恣意“改修”的情况，这说明这些障碍是很顽固的。尽管如此，古代许多正直的史家还是努力恪尽职责，从唐代吴兢撰国史到明代王世贞作《史乘考误》，依然贯穿着秉笔直书、追求信史的优良传统。

自唐代起，史家以史经世的思想和实践有了相当明显的发展，史家批评论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性认识也越来越多了。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杜佑和司马光。杜佑撰《通典》，自谓“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11]，把撰史跟施政直接结合起来。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12]入史。这两部巨著，一为典制体通史，一为编年体通史，相继问世后，评家蜂起，竞相称颂。唐人李翰反复申说《通典》的“致用”“经邦”之旨，认为这书有警醒“学者之群迷”的作用。[13]权德舆称赞杜佑“阅天下之义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诞章宏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14]。宋人朱熹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15]清帝乾隆《重刻〈通典〉序》称：“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从这些评论中不难看出，古代的史家批评论是何等推崇史家的以史经世之旨。在这方面，王夫之评论《资治通鉴》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对资、治、通、鉴做了精辟的阐释，并大为感叹地说：“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16]他认为，《资治通鉴》具有“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的社会作用。对一个史家及其撰述的评价，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呢？清人龚自珍撰有《尊史》一文，认为：“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他说的“心”，是指史家的知识和思想。史家的知识和思想为什么值得尊崇呢？一是“能入”，即通晓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有“实录”的价值；二是“能出”，即可发“高情至论”，裨益于世。这样的史家，无疑是值得尊重的。他进而认为，史学与治道可以构成“大出入”，即：“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17]他从史家与社会的关系说到史学同治道的关系，这就把自古以来史家以史经世的旨趣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了。

史家批评论在这两个方面提出的见解，反映了古代史家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反映了古代史学批评对于史家追求信史和注重经世的推重。

三、史家的成就

评论史家，最终还是要以其成就大小、影响广狭来确定高低和异同。《史通·辨职》篇指出：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18]

刘知幾盛赞董狐、南史的“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的精神，这同《史通·直书》篇的思想是一致的。相传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他同司马迁都有“编次勒成，郁为不朽”的名著，他们被评为“其次”。以上四人，是史学上经常提到的人物。刘知幾把“高才博学，名重一时”的史佚、倚相，列为第三个等第。这两个人，在秦汉以后很少被提到。据说史佚是周文王、武王时的太史尹佚，《国语·周语下》记晋国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四句话；即：“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恣。”这说明直到春秋时期史佚还是很有历史影响的史官。倚相是春秋时期楚国著名史官，《国语·楚语》记载了他的一些事迹和言论，以及别人对他的评论。《楚语上》记他说公子申直谏司马子期的谈话，表明他是一个历史知识丰富而又具有政治见识的史官。《国语·楚语下》记楚国大夫王孙圉聘于晋同赵简子的谈话，说楚国不以白珩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刘知幾说倚相“高才博学，名重一时”，是有根据的。刘知幾把“史之为务”分为上、其次、下“三途”，反映了他的史家价值观。他推重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也顾及史家在当时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这是他的卓见。但他对史家的批评，缺乏全面的分析。刘知幾首倡“史才须有三长”，可是他没有运用这个标准对历史上的史家做具体的评论，这给他的史家价值观留下了缺憾。尽管如此，他的“史之为务，厥有三途”之说，在史家批评的方法论上，还是有启发性的。

宋人曾巩的《南齐书目录序》，也是一篇关于史家批评论的文章。他认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19]这是主张以明、道、智、文四条标准来衡量史家成就，其言甚高，然其意则不如才、学、识来得深刻、全面，因为他没有强调史家的直书精神和历史器识，脱离了这两条而讲“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也是没有根底的。在曾巩看来，司马迁都没有达到这四条标准，何况他人？

唐修《晋书》卷八二为两晋史家立传，反映了唐人对史家群体的历史地位的重视，在史家批评论的发展上是有意义的。《晋书》作者评论史家的总的原则是：“若夫原始要终，纪情括性，其言微而显，其义皎而明，然后可以茵蔼缇油，作程遐世者也。”[20]他们推崇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认为两晋史家中陈寿是唯一“可以继明先典者”，对虞溥、司马彪、干宝、孙盛、习凿齿、徐广等人的成就，各有不同的评价。他们还指出：“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取。”这是从史家德行上画出一条界线。《晋书》卷八二在史家批评方面，重在做具体分析，也大致采用综合的方法，但在理论上提出的问题不多。后来有的正史加以仿效，评论上各有异同。

在评论史家成就方面，章学诚提出的理论问题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他首倡撰述与记注的区别，“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21]；认为“神以知来”反映史家的才识，“知以藏往”[22]反映史家的记诵，这是把史家的工作划分为两个方面而考察他们各自的成就，也从比较中来论其高下。这些，是需要有专文来讨论的。

[1]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与韩愈论史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9页。

[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5页。

[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质性》，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86页。

[4]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妇学》，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21页。

[5] 《孟子·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0页。

[7]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浙东学术》，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06页。

[8]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9]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页。

[10]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1页。

[11] 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12]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13] 参见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14] 权德舆：《唐丞相金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赠太傅岐国公杜公墓志铭》，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36页。

[15]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50页。

[16]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3页。

[17]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18] 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19] 曾巩：《曾巩集》卷十一《南齐书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7页。

[20]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9页。

[2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22]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六《杂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