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与知人论世

一、从马端临评论《通典》《通鉴》说起

史学批评是严肃的事情，没有严肃的态度，自亦难得有严肃的批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精华之一，是许多史学家、史学批评家在撰写历史和评论史学时，都具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史记》《汉书》孰高孰低的争论，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以及关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聚讼，其中凡见解精当者，大抵都离不开知人论世这个道理。上文说到马端临在评论杜佑《通典》和司马光《通鉴》时，提出了时有古今、述有体要的思想，可以看作史学批评中之自觉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论。马端临评论杜佑《通典》说：

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1]

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一书，是继承了杜佑《通典》的事业。这两部书，都是典制体通史巨著。《通典》分为九门叙历代典制；《文献通考》在此基础上分厘、增益为二十四门，卷帙也比《通典》增加了四分之三。在这种情况下，马端临怎样看待《通典》，无疑是对他的史学批评之见识的一个检验，马端临是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他说的“时有古今，述有详略”，一方面看到古今的不同，即历史条件的变化；另一方面指出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史家的撰述在内容上自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因而有详略的差别。这是从客观历史和主观意识两个方面来评价前人的成果、看待自身的撰述。因此，在他看来，《通典》一书“节目之间未为明备”“去取之际颇欠精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他继承、发展前人的成果，正由此而起步。

马端临的治史兴趣、志向在于典制体通史，那么，他对于编年体通史《通鉴》做何种评价，这同样是对他的史学批评之见识的一种检验。马端临的高明，是他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这样写道：

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2]

这里，他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的。一方面指出“编简浩如烟埃”，史家资以撰写历史的文献是那样的浩繁、丰富，可以采之不绝。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著述自有体要”，即史家只能按照一定的体裁、要求，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地来利用这“浩如烟埃”的“编简”，撰写出新的著作，这就叫作“其势不能以两得也”。值得注意的是，他这里说的“势”，实质上指出了历史撰述本有自身的规律。因此，在他看来，《通鉴》一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是理所当然的；而他说的“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的话，就显得越发诚恳、越发有分量，没有溢美、过誉之嫌。

马端临联系自己的撰述对杜佑《通典》和司马光《通鉴》的评论，包含着历史地看待前人成果的理论和方法，是古代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因素的比较明显的反映。

二、王圻对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评论

明代史家王圻撰《续文献通考》，以接续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王著254卷，也是一部典制体史书的巨制、名作。它分为三十门，比《文献通考》增多六门；记事上起南宋宁宗时期，下迄当世。王圻自谓在内容、体例、时限几个方面，都是马书的续作。同时他也指出，《文献通考》“详于‘文’而‘献’则略”[3]。他说的“文”，是指历代典籍；“献”，是指“上下数千年忠臣、孝子、节义之流及理学名儒”的言论。这本是马端临的思想，但他认为马端临并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学术主张，因而要弥补这一点。这是续作中包含着的发展。

王圻对《文献通考》的发展，最有意义之处是补叙了辽、金典制。而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也反映出他在史学批评上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凡例》第二条中做了这样的说明：

宋真以后，辽、金事迹十居六七。旧《考》削而不入，岂贵与（按马端临字贵与）乃宋相廷鸾子，故不乐叙其事？抑宋末播迁之际，二国文献不足，故偶缺耶？然舆图之沿革，祥异之昭垂，及政事美恶之可为戒法者，恶可尽弃弗录。余故摭其大节，补入各目下，事则取之史乘，序则附之宋末。[4]

尽管处在元、明大一统政治局面之下，王圻如此重视辽、金事迹，仍是难能可贵的。从这里也可看出他对《文献通考》的评价，是有独立见解的。但他对《文献通考》不载辽、金事迹并未采取严厉批评的做法，而是设身处地地分析了其之所以如此的两种原因。一是马端临是宋朝丞相马廷鸾之子，不愿涉及辽、金史事；二是宋、元之际，天下未定，文献难得，欲记而不能。这里，究竟他说的哪一种情况更符合马端临的亲身实际，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评论此事时所反映出来的方法论。一则，他注意到了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时的历史环境，即“宋末播迁之际”，辽、金典籍搜求困难。二则，他体察到马端临的父亲马廷鸾曾任宋相这一特殊的身份，可能会影响到马端临在撰述上的取舍。这两点，不论属于何种情况，都是能够被人们所理解的。

可以认为，王圻不仅继续了马端临的事业，也继承了马端临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

三、客观“时势”和前人“苦心”

清代考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以“实事求是”为考史的宗旨，这个宗旨也贯穿于他的史学批评之中：他不赞成“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的学风；他以“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5]为追求的目标。从史学批评来说，这里所强调的考察“时势”和探究前人撰述之“苦心”，同样是要把握所认识的对象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意图这两个方面。从表象上看，清代考史学派诸大家，所考之事、之书、之人，似乎是就事论事，没有什么理论。如果真持此种看法，则不免陷于肤浅。其实，考史学派是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的。他们把“实事求是”，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以顾及所论对象的“时势”及“苦心”，不是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史学批评的方法论了吗！

赵翼在讲到陈寿《三国志·魏书》为司马氏回护、范晔《后汉书》则直书其事而“犹有《春秋》遗法”时说：“虽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然史法究应如是也。”[6]这里，赵翼称赞了范晔“据事直书”的书法，即不认为陈寿书法是可取的。但是赞扬并不是高昂的，批评也不是严厉的，这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及他们二人“所值之时不同”：在陈寿，“不能无所讳”；在范晔，“可以据事直书”。他们所处的“时势”即客观环境不一样，自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其间孰是孰非，还是不应模糊的，所以他说“然史法究应如是也”，这样评论前人，避免了不少偏颇。

关于两《唐书》的优劣得失，自宋以下，争论颇多。赵翼是推重“《春秋》遗法”的，但他并不附和“《新书》过《旧书》远甚”一派的看法，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从客观“时势”和前人“苦心”着眼的。他在详细考察了唐代实录、国史凡两次散失后，指出：“五代修《唐书》时，因会昌以后事迹无存，屡诏购访。”他还引用《旧唐书·宣宗纪》后论中的话说，关于宣宗朝史事，“惜乎简藉遗落，十无三四”。又引用《五代会要》所云，指出：五代时，唐史“有纪传者惟代宗以前，德宗亦只存实录，武宗并只实录一卷，则虽有诏购访，而所得无几。此五代时修《唐书》之难也”。同时，他也指出，《新唐书》卷一三二后论也承认唐代“国典焚逸，大中以后，史录不存”[7]。所以他充分肯定《旧唐书》作者“当缺漏支诎中，仍能补缀完善”的“苦心”。

从钱大昕、赵翼所论，可以看出清代考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上所持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论及其具体运用的形式。

四、“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处”

从理论上对史学批评之知人论世的方法论做比较全面阐述的，是史学批评家章学诚。他的《文史通义·史德》篇，着重讲了撰述历史的原则；而其《文德》篇，则着重于讲史学批评的原则。他论史学批评的原则是：“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概而言之，一则要知“古人之世”，一则要知“古人之身处”，才可批评前人的得失，否则便是无根据的“妄论”，或是轻率的“遽论”。章学诚举例说：“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他在这里转述了一种流行的说法，即对《三国志》《通鉴》以魏为正统而叙三国史事的批评。事情竟如此巧合，这同上文所述赵翼的举例几乎近于一致。可以想见此说流行的广泛及影响之大。章学诚完全理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道理，但是作为严肃的史学批评家，仅有“人皆有之”的“是非之心”是不够的，而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

因此，章学诚进而认为：

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耶？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原注：此说前人已言）；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8]

这段话，是具体地讲到了“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处”了。在西晋之世写三国史，怎能公然斥责曹魏“禅让”于司马氏呢？而在北宋撰《通鉴》，也不能不考虑赵宋皇权是因后周的“禅让”而来这一事实。而习氏、朱子所当之世不同，其“身处”与陈氏、司马也有异，所以他们可以提出另外的看法。章学诚甚至认为：“诸贤易地则皆然。”这一句话，道出了不同的客观环境，必然会对处于特定位置的史家之历史撰述产生影响的规律性认识。

章学诚把他的这种见解概括为：“论古必恕”；“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联系上文，马端临说的时有古今、述有体要，钱大昕说的度古人之“时势”、察古人之“苦心”，以及赵翼对不同史家“所值之时不同”的分析等，是史学批评之知人论世方法论的不同表述形式。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些理论上的认识，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因素。这里说的历史主义，指的是人们在观察历史的时候，要有一种历史的态度，即历史地看待历史。具体说来，就是要把所认识、研究的对象提到与之相应的历史范围之内去加以考察，以判断其得失或价值。在这里，重要的是：第一，不只是说明认识、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而且要说明这个对象为什么是这样的；第二，在判断认识、研究的对象之得失或价值时，应着重考察其在历史上提供了什么新的思想、成果、业绩，以及其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因素之所以值得总结和称道，首先，是因为注重评论对象“所值之时”，即其所处的“时势”，或谓之“古人之世”。其次，是因为注意到，即使处在同一“时势”即“所值之时”相同的人，其各人之“身处”亦不尽相同。章学诚说：“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9]这是反复论说了“知古人之身处”的重要。他说的在史学批评（不限于史学批评）中，要避免“妄论”和“遽论”，可谓至理名言。

[1]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2]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3] 王圻：《续文献通考》，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年，第1页。

[4] 王圻：《续文献通考》凡例，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年，第1页。

[5]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

[6]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9页。

[7]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唐实录、国史凡两次散失”，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5页。

[8]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4～325页。

[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