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说史学批评的活力

一、比较——一个古老的批评方法

比较的方法，在中国史学上，不论是关于历史的比较，还是关于史学的比较，都有长久的渊源和广泛的运用。从史学批评来看，也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不著撰人之《春秋公羊穀梁二传评》三卷，魏犬长秋撰《春秋三传论》十卷，东晋博士胡讷撰《春秋三传评》十卷。这些，可能是较早而又较系统地通过比较对“三传”进行评论的著作。从《晋书·礼志中》和《礼志下》三处记胡讷的言论来看，他的《春秋三传评》，当着眼于礼制的讨论。

西晋张辅以班固跟司马迁比较，认为班固《汉书》在几个方面不如司马迁《史记》，故司马迁终不愧为“良史”。他论道：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1]

张辅从史文烦省、采撰得失、褒贬当否三个方面，明确指出班固不如司马迁。又从创造与因循有难易之别，以及司马迁在“述辩士”与“叙实录”的表述上有不同的处理而显示出鲜明的特色这两个方面，进一步强调司马迁堪称良史。

张辅对《史记》《汉书》的比较和批评，引起后人千年聚讼，见仁见智，历代多有。对于张辅来说，这种聚讼，实在是不幸多于有幸。这是因为，后人对张辅上述论点的争论，基本上只限于有关史文烦省的方面，而很少对他的上述比较和批评做全面的评价。比如，他提出的“良史述事”的原则，指出司马迁“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这种表述上的特色，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可惜的是，人们在“五十万言”与“八十万言”孰优孰劣上做了不少文章，好像张辅对《史记》《汉书》的比较和批评仅限于此，这不是张辅的不幸吗！尽管如此，后来《史记》《汉书》比较发展成为专门之学，张辅的方法和论点，终不曾湮没。

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采用比较的方法而做广泛的史学批评，当始于刘知幾的《史通》。刘知幾采用比较的方法而评论前史，渗透于《史通》全书。他虽然没有专门论到“比较”的问题，但他的比较的意识是极明确的。他论编年、纪传“二体”说：“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2]他综合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辨析了它们的所长、所短，结论是：“欲废其一，固亦难矣。”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各相矜尚”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辨其利害”。可以认为，“辨其利害”的过程，就是以“二家”互为参照进行比较的过程。他在《六家》篇中指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3]这是对以往主要史书在记事的历史时段上进行的比较，而强调于完整的皇朝史撰述，即所谓“包举一代”之史。刘知幾的这个认识，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即对于不断更迭的皇朝，应写出它的“首末”“废兴”的全过程，以便于人们“寻讨”、认识。但史家撰史，有社会的、史学的以至于史家本身的种种原因所促成，不可能、也不必要都来撰写“包举一代”之史。关于这方面的比较，刘知幾的结论多少有点偏颇。

刘知幾以比较的方法评论前史得失，有一个极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做到了纵横驰骋，通达自如，给人以开阔的视野和流畅的动感。如他评论历代史家的《论赞》说：

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偄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观过知仁，斯之谓矣。[4]

最后，他还严厉批评了唐修《晋书》的史论。这一段，把《史记》以下大部分重要史书的论赞都评论到了。他的每一个具体的结论未必都是中肯的，但他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以比较而展开评论的方法，却是许多史学批评家都难以做到的。

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增多了，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史学批评的人也多了起来。自宋以后，这方面的专书、专论日渐丰富。除有关司马迁、班固的比较和评论外，还有关于南北朝“八书”与《南史》《北史》的比较和评论，有关于《新唐书》《旧唐书》以及《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的比较和评论，有关于《唐史论断》与《唐鉴》的比较和评论，有关于历代正史与《资治通鉴》的比较和评论，等等。就有关正史之间的比较和评论来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可以认为是有代表性的著作。

二、在比较中发展史学批评理论

以比较而展开史学批评，这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其中还贯穿着史学批评在理论上的发展。

刘知幾因有高才博学、卓识独见，其运用比较方法纵横捭阖，娴熟自如，或以两两相比，或以诸家互较，往往不乏新见。尤为难者，是以时代相比，揭示史风的变化。他在《史通·摸拟》篇中写道：“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史通·摸拟》在这个比较中，他提出了怎样继承前人成果的理论：

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5]

刘知幾重视学习、继承前人成果，认为“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这表明他所注重的，是学习、继承前人的思想，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即所谓“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貌异而心同者”。这个道理，他讲得很深刻。刘知幾还从先秦历史条件和汉代以后历史条件的不同，来说明何以古人撰史简约，而近人撰史芜累。他认为：“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6]刘知幾主张史文“尚简”，但他关于“烦省”的批评理论，又是实事求是的。他的这些史学批评上的理论性认识，同他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是有关系的。

章学诚通过对《史记》《汉书》的比较，提出分史学为撰述、记注两大宗门的理论；通过对各家通史的比较，总结出四种通史的特色和功用；又以自己跟刘知幾相比较，提出“史法”“史意”两个史学范畴；他还通过对“史德”“心术”的分析，提出了“文士之识”与“史识”的不同，从而发展了刘知幾关于才、学、识的史学批评理论等。这说明，比较的方法，在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上，也占有重要位置。

清代史家在文献考订方面有卓越的成就。比较，也是文献考订、史实考证者常用的方法之一。以赵翼所撰《廿二史札记》为例，自《史记》《汉书》以下，至《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便广泛采用了比较的方法。他跟刘知幾、章学诚的不同之处，是重在做具体的、微观的比较。这种比较所得到的结论，一般不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这是史学上的理论家和考据家的不同之处。这是从他们各自的总的面貌来说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考据家没有理论，或者轻视理论。《廿二史札记》对《史记》《汉书》做了比较，对《宋书》《齐书》《梁书》《陈书》与《南史》做了比较，对《魏书》《齐书》《周书》《隋书》与《北史》做了比较，对《新唐书》《旧唐书》和《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做了比较，在文献和史实的考订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同时赵翼在史学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从史学批评理论发展来看，这是不可忽视的。如他肯定《旧唐书》记事，“即于本纪详之，不待翻阅各传已一览了如，迁、固本有此体，非必纪内只摘事目也”。又认为：“其余列传虽事迹稍略，而文笔极为简净，以《新书》比较，转逊其老成。则五代修史诸人，如张昭远、贾纬等，亦皆精于史学，当缺漏支诎中，仍能补缀完善，具见撰次之艰，文字之老。今人动谓《新书》过《旧书》远甚，此耳食之论也。”[7]他还称赞唐代史官的“老于文学”。这些见解，是为了批评两《唐书》评论中的“耳食之论”而发，但事实上涉及如何评论正史本纪和史家“文笔”的问题。又如赵翼以《后汉书》同《史记》《汉书》比较，指出前者在“编次订正”方面有许多优长，而所议又“立论持平，褒贬允当，足见蔚宗之有学有识，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8]。《后汉书》问世后的1300多年中，能够得到如同赵翼这样经过认真比较而做出的评论，还不多见。范晔高才、博学、卓识，身后终究有知音。赵翼又以《汉书》与《史记》所记汉事“比对”，发现：“武帝以前，如《高祖纪》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这里，既包含了对《史记》所记汉事之“实录”性质的确认，也包含了对班固尊重《史记》之“实录”的实事求是态度的肯定。由此，赵翼提出“正史之未可轻议”[9]的理论性认识。他说的“未可轻议”，不是“全不可议”，他的《廿二史札记》就是专议正史的著作。问题在于：所“议”是否有根据，而这种根据是否又经得起推敲。赵翼作为一个以考史见长的学者，提出这个史学批评上的理论认识问题，更觉意味深长。

史学批评的理论，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史学的发展而发展的。比较方法之用于史学批评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三、史学批评的活力

史学的进步、发展，或隐或显，总伴随着史学批评。而史学批评的活力，首先来自社会的启动。孟子之评论《春秋》，汉高祖之评论《新语》，李大师、李延寿之评论南北朝诸史，唐太宗之评论诸家晋史和《汉纪》，以及《贞观政要》《通典》《资治通鉴》所获得的当时和后世的许多评论，都或多或少反映了社会从各个方面对史学的批评、要求和期望。历代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和官修史书工作中所包含的史学批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社会的史学批评。史家以外的各种私人撰述中包含的史学批评，数量要大得多，它们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反映了来自社会的史学批评。

其次，史学批评的活力也来自史学自身发展要求的启动。司马迁、班固、范晔、郑樵、马端临、王世贞、赵翼、钱大昕、王鸣盛等对前人历史撰述的批评，都深刻地反映了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并且产生了一大批在史学上有重大影响的成果。而刘知幾、章学诚分别在8世纪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写出的《史通》《文史通义》，对以往史学所做的理论、方法论方面的总结性批判，则是从更高的理性层次上反映出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活力。当然，归根结底，这种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能提出来的。史学发展总是以历史发展为前提的。

最后，说到史学批评的活力，不能不考虑到人们对比较方法的运用所产生的作用。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史学批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比较方法的自觉认识和广泛运用，亦不失为史学批评的活力之一。《史记》《汉书》比较，论者辈出，未可遏止，所论竟成专门之学。其间，高论深旨，代有所出，对史学批评潮流的发展，推波助澜。恰如胡应麟所说：

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于子长者以其剪裁也。执前说可与概诸史之是非，通后说可与较二史之优劣。[10]

这说的是史文的繁与简，然而所谓驰骋与剪裁却又超乎繁简而涉及历史思想了；这说的是《史记》《汉书》的优劣，然而其批评原则却又超乎于《史记》《汉书》适用于诸史了。又如关于编年、纪传二体优劣的比较和争论，在晋、唐之际持续了几百年，终于引发了唐人皇甫湜撰出《编年纪传论》一文。他认为：“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11]此论为编年、纪传而发，其意却又超乎于二体之外，对继出的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等，亦可作如是观。与此相联系的，还有马端临的评论编年、典制二体，他认为：“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12]这几句话，道出了不同体裁的历史撰述承担着反映历史之不同方面的任务这一客观事实。这些评论，多是通过比较、鉴别、辩难提出来的，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再如自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考异》，直至清代的考史学派，对大量的历史文献做了比较、考订，其有关是非、得失的评论，足以形成史学批评的一代风气，即在一件件具体史实、一条条个别史料的考察方面，亦应高扬实事求是的旗帜，这风气之优良方面的历史影响，培育出了一批史学名家。

史学批评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史学发展的活力，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启示。

[1] 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十《张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0页。

[2]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3]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21页。

[4] 刘知幾：《史通》卷四《论赞》，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5] 刘知幾：《史通》卷八《摸拟》，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6、208页。

[6] 刘知幾：《史通》卷九《烦省》，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

[7]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初录、国史旧本”，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8页。

[8]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后汉书》编次订正”，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2页。

[9]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页。

[10]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史书占毕》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11]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6页。

[12]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