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的方法论举例

一、三史是非和史学批评方法论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关于国史、野史、家史的评论，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关于它们在史学价值上的是是非非，存在着不少争论。这些看法和争论，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

明代史家王世贞针对本朝的史学，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阐述了精辟的见解。他说：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1]

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面及其终于“不可废”的方面，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上的确论。其中，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卓见。他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谀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的概念，尤其具有理论的意义。

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这是经过漫长的道路和反复的认识才达到的。

二、“人恣”与“蔽真”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明代史学。《史通·古今正史》关于唐初以前国史撰述的批评，颇涉及一些“人恣”而“蔽真”的现象。如此书借用班彪的话，批评扬雄、刘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批评曹魏王沈《魏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指出十六国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刘渊时史事及功臣传，“甚得良史之体”，但遭到他人诬陷，被刘聪“怒而诛之”。后赵石勒时，史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还有其他史臣“相次撰述”；而至石虎时，“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后燕董统撰国史“后书”三十卷，“但褒述过美，有惭董、史之直”。前秦史官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撰述国史，苻坚见书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北魏史官崔浩“叙述国事，无所隐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由此而致“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唐高宗、武则天时，史臣许敬宗所撰国史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从刘知幾的这些批评来看，可见王世贞所说的“人恣”这个“恣”字，真是入木三分。国史一般出于官修，因有权势作为后盾，故而有一些人得以对撰史工作采取恣意放纵的做法。上述诸例，概而言之，有两种恣意放纵的做法。一是出于史官本人，如许敬宗撰史，“曲希时旨”“猥饰私憾”。结果是“凡有毁誉，多非实录”。二是出于最高统治者，如刘聪之诛公师彧、石虎之刊削国史、苻坚之焚灭国史，以及拓跋焘之诛崔浩、夷三族、杀同作、废史官。其结果，都使历史真相被掩蔽起来。这两种情况，殊途同归，对历史撰述起了“蔽真”的作用。

唐初以后，这种“人恣”而“蔽真”的情况，还不断有所发生，而在历朝实录撰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晚唐时期，对于韩愈主持撰写的《顺宗实录》，“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2]。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宦官攻击《顺宗实录》，鼓噪之声不绝，终于导致了文宗朝对《顺宗实录》的修改，刊削了其中所书德宗、顺宗朝有关“禁中事”，掩盖了宦官的恶迹。其后，唐武宗会昌年间，又发生了对文宗大和年间撰成的《宪宗实录》进行“重修”的事情。[3]这跟当时的宦官集团同官僚集团的矛盾、斗争有一定的联系，而症结则是涉及实录所记“禁中之语”[4]。又如《明实录》，问题更多，揭其主要者有四点。第一，《太祖实录》撰于建文之时，而永乐年间竟然两次改修，以证朱棣确系受命之主。第二，《英宗实录》中记景泰朝史事多达八十七卷，但实录中不承认有景泰帝，而称其为郕戾王。第三，焦芳等所修《孝宗实录》、霍维华等改修之《光宗实录》，皆迎合权贵，颇多曲笔。第四，明世宗时，竟然命史臣为他的没有当过皇帝的父亲兴献王，也撰写了所谓《睿宗实录》，成为笑谈。王世贞在揭示明朝“国史之失职”的几种情况时说：“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5]

可见，在中国史学上，“人恣而善蔽真”的弊病的存在，是无可讳言的。问题在于史学批评家们如何估量这一弊病，进而如何估量历代国史撰述。以明代史学而论，有人针对上述《明实录》中存在的问题，便认为明代“无史”[6]。还有人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7]这样的批评，无疑是否定全部明代史学的成就，而首先否定《明实录》的史学价值，显然是片面的。史学批评中的这种片面认识，也反映在一些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有的“正史”的认识上。如李百药批评魏收“既缘史笔，多憾于人”，并渲染魏收时人攻击《魏书》为“秽史”的说法，对《魏书》采取否定的态度见。[8]萧颖士批评《史记》说：“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9]叶适未曾深考纪传体史书的优点，也对《史记》“史法遂大变，不复古人之旧”[10]，颇多微词。像这样的一些批评，在方法论上都是有悖于辩证认识所致。

刘知幾著《史通》，被人称为“心细而眼明，舌长而笔辣，虽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况其余”[11]。然而刘知幾之批评历代国史撰述，从总体上看，他在方法论上并未陷入片面性，反映出他的辩证的认识。而在具体论断上，他称赞王铨《晋书》“编次有序”、干宝《晋纪》“直而能婉”；称赞柳虬所撰北周国史，“直辞正色，事有可称”；称赞唐初史官李仁实所撰本朝人传记，“载言记事，见推直笔”，等等，他还肯定朱敬则、徐坚、吴兢等对国史的整理和撰述。从上文所引来看，他对前赵、后赵、前秦、北魏的一些史官的撰述，评价也是很高的。《古今正史》篇最后说：“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这是刘知幾对古今正史（包括国史撰述）做了总的考察之后得到的结论。

王世贞史学的批评是很激烈的，他认为：“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12]明朝最高统治集团不仅没有组织编撰纪传体的国史，就连起居注也付诸阙如。王世贞的这个批评虽然激烈，但他在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国史即历朝实录在“叙章典、述文献”方面的“不可废”。在这一点上，他跟刘知幾的史学批评在方法论上是相通的。

三、“人臆”与“失真”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王世贞这里说的“野史”，是同“国史”相对而言的。在中国史学上，历来还有同“正史”相对而言的“野史”。南朝梁人阮孝绪著有《正史削繁》，其后《隋书·经籍志》史部有“正史篇”居群史之首，而刘知幾《史通》则有《古今正史》篇，于是“正史”说法相沿成习，其含义多据《隋志》，即指纪传体通史和皇朝史。至清代，则专指“二十四史”。唐人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13]，这说明此前已有“野史”之说。陆龟蒙同时代人沙仲穆撰有《大和野史》，“起自大和，终于龙纪”[14]。两宋以后，“野史”之说流行，至明代而大盛。

野史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一般限于闻见，且多委巷之说；四是记事较少忌讳。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四有“野史不可信”条，作者根据魏泰《东轩录》所记宋真宗朝事一条年代有误，沈括《梦溪笔谈》记真宗朝事一条年代不符，一条以玉带为“比玉”与事实不合，而做如下结论：“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虽前辈不能免，而士大夫颇信之。姑摭真宗朝三事于左。”洪迈的论断大致是正确的，但他把这一条“随笔”名之曰“野史不可信”，便在方法论上从正确走向了偏颇。

野史杂说的产生，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尽管历代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而其基本原因则是相通的。《隋书·经籍志》“杂史”小序说：

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15]

这些看法，虽是就“杂史”提出来的，然其论“史官失其常守”，而博达之士“各记闻见，以备遗亡”这一社会历史原因，其论“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这一评论的方法论要求，是可以用来认真对待“野史”的。刘知幾在《史通·杂述》篇的末了写道：“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这也是一种在相近的方法论要求指导下，对待种种“杂述”的态度，人们同样可以用这种态度来看待“野史”。

王世贞评论明代野史，是在批评“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的情况下展开的。他说：“史失求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二曰轻听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诞。”[16]他对于每一弊端，都举出了实例，很有说服力。他把“挟郄”“轻听”“好怪”概括为一个“臆”字，即出于臆想而非全凭事实，因而易于“失真”。但他还是肯定了野史的“征是非、削讳忌”，故“不可废也”。明末喻应益为谈迁《国榷》作序，他写道：西汉以后，“皆以异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国之才而参他国之志，然亦必稽当时稗官说家之言以为张本。孙盛以枋头受吓，崔浩以谤国罹祸，则亦秦之余猛矣，又安冀国有信史哉！史失则求诸野，则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他又认为：野史之作，“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如椽阙焉”[17]。他的这些话是要说明：西汉以后，国无信史；野史虽有“疏”“偏”“略”的缺憾，但并非根本性的弊端，这就把野史的地位提到国史之上。

要之，在关于杂史、野史的看法上，从《隋书·经籍志》《史通》到王世贞，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反映在批评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野史不可信”和西汉以后国无信史的说法，都不免失于片面。

四、“人谀”与“溢真”

所谓“家史人谀而善溢真”，王世贞是说“家乘铭状”不过是“谀枯骨谒金言”罢了，这就必然流于“溢真”。但他还是肯定了家史在“赞宗阀、表官绩”方面的作用，认为这也是“不可废”的。王世贞把家乘铭状完全视为“谀枯骨谒金言”的虚妄之词，虽然也有点过分，但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什么是“家史”？刘知幾说：“高门华胄，奕世戴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牒》、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18]根据刘知幾的看法，谱系是家史的一种形式。《隋书·经籍志》有“谱系”篇，其序着重指出了它们在反映社会面貌方面的作用，如说：“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这是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当时社会门阀化的重要情况。刘知幾认为，家史所记有两大局限，一是在内容上“事惟三族，言止一门”，二是在时间上倘若“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19]，所以他对家史的价值评价不高。

家史本有这样的局限，加之作者“纪其先烈”，往往自夸，故虽处门阀时代，亦不能免于人们的批评。如刘知幾本人曾撰《刘氏家史》和《谱考》二书，所论、所考，“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20]。严肃的家史著作尚且如此，更何况浅薄之作。家史如此，铭状尤然。中晚唐之际，史臣李翱有“论行状不实奏”。他指出：

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如此不唯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21]

他进而建议：“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王世贞说的家史铭状“人谀而善溢真”，“谀”“溢”二字，简直就是对李翱所论的绝妙的概括。当然，并非所有的铭状都是如此，但“人谀”而“溢真”，确是不少铭状的通病。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郑樵对属于“家史”范围的“谱系之书”，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指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22]郑樵的这些见解，揭示了谱系之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社会面貌。这样来看待谱系之书，则其史学价值是应当受到重视的。而从史学批评的方法论来看，郑樵的上述见解，跟当今以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文献和社会历史，似有一定的吻合之处，因而是值得格外重视的。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方法论方面的遗产，有不少需要发掘、清理和总结的地方。这里以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为例，扼要地阐述了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与片面认识的有关论点。从近代以来的史学批评来看，这两种认识都还有很大的影响。总结古代史学批评在这方面的遗产，对于科学地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丰富当今史学批评的思想和方法，都是有益的。

[1]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路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2页。

[3] 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86页。

[4]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九《国史部·议论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716页。

[5] 王世贞：《史乘考误》引言，《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6] 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7] 张岱：《石匮书·自序》，《瑯嬛文集》卷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8页。

[8] 参见李百药：《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95页。

[9]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10]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史记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4页。

[11] 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30页。

[12] 王世贞：《史乘考误》引言，《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61页。

[13] 陆龟蒙：《奉酬袭美苦雨见寄》，《全唐诗》卷六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28页。

[14]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6页。

[15]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2页。

[16] 王世贞：《史乘考误》引言，《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17] 谈迁：《国榷》喻序，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页。

[18]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4页。

[19]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2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21]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1页。

[22] 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