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评论的评论

一、丰富的历史评论遗产

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史书就十分重视史论。这里说的史论，是指史家对自己或他人记述的历史所发表的评论，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汉书》中的“赞曰”等。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书、志、表、类传的序，也是史论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后来所产生的许多历史撰述中，史论多占有重要的位置，成为史家表达历史见识的主要方式之一。杜佑《通典》的史论，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史论，是唐宋时期史论的杰作。中国古代的史论，还有专文和专书的形式：前者如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后者如范祖禹的《唐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及《宋论》，都是名作。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史论包含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表明了古代史家从来不是把自己置身于历史之外、对历史做“纯客观”的描述，而是通过史论表达对历史的看法，使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这是一种积极的历史撰述思想和态度。有一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即认为中国史学只有对历史的描述而没有对历史的解释和分析，解释和分析历史是西方史学的特点，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其实，中国古代史论对历史的解释和分析，不论在关于历史进程方面，还是在关于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都有广泛的涉及，也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对于这一部分史学遗产，尚待做综合的整理和研究。

二、“精意深旨”与“笔势纵放”

史家对历史评论的重视和评论，自汉代以后，反映得越来越突出。司马迁是重视历史评论的，他的《史记》的史论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史学价值。不过，由于历史见解的迥异，他的历史评论也遭到后人的激烈批评。班彪批评司马迁“论议浅而不笃”，他说：“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1]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所说大致与此相同。这表明，班氏父子在评论《史记》时，是很重视司马迁的史论的。这也从根本上显示出了马、班的异趣。

《后汉书》著者范晔对史论格外重视，这反映出史家历史评论之自觉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这从他《狱中与诸甥侄书》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写道：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2]

从史学批评的理论来看，这段话是很重要的。第一，范晔首次提出了“评论”这个范畴。联系上下文来看，他说的“评论”指的就是历史评论。第二，范晔认真研究和比较了前人的史论，认为班固虽然“最有高名”，实则“于理近无所得”，而对于贾谊《过秦论》则甚为仰慕。第三，他对于自己所撰的史论有充分的自信，尤其是杂传论和类传论，甚至不比《过秦论》减色，更无愧于《汉书》的后赞。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史论提出了“精意深旨”“笔势纵放”两条标准，前者指史家的思想，后者指史家的文采；二者结合，才称得上是杰出的史论。第四，他认为史家“因事就卷内发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可以起到“正一代得失”即对历史做出恰当评价的作用。这一认识，反映出史家崇高的历史责任感。

范晔对自己史论的评价，尽管多少带着一定的感情色彩，难免有言过其实之处，如“天下之奇作”“奇变不穷”等说，似未必允当。但从主要的方面来看，范晔的史论确有不少饱含精意深旨而又笔势纵放的名篇。《后汉书》卷二二“中兴二十八将”论、卷七八《宦者列传》后论、卷八三《逸民列传》序，是历来为后人所称道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共四百八十多字，主要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然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这是明确表明他不同意“二十八将”上应“二十八宿”的说法，而是把他们放到特定的时势即“感会风云”中来评价他们，显示了他的朴素唯物史观的倾向。第二层意思是对“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勋，委而勿用”的说法进行辨析，认为：秦、汉以前，尚可“授受惟庸，勋贤皆序”；西汉时期就不是这样了，一方面是“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菹戮”，另一方面又是“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汉光武帝正是“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对功臣既不裂土分封，又不广泛委以重任，故“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这充分肯定了汉光武帝在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上之做法的成功。范晔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认识是：“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他所谓“精意深旨”者，于此可见其大概。

《宦者列传》后论，首先概括了历史上“丧大业绝宗禋”的四种原因：“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接着从宦官共同的生理与社会特点说明他们极易获得皇家的信任；而他们品质、个性上的特征，总会出现“真邪并行，情貌相越”“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的现象，兼之“诈利既滋，朋徒日广”，对朝廷有极大的腐蚀、破坏作用，以至于“社稷故其为墟”，这是把宦官置于总的历史得失之中加以考察的，故在分析上超脱了就事论事的个别性说明，而上升到理论认识方面。这或许就是范晔所说的“笔势纵放”。《逸民列传》序开始分析了“逸民”之产生的不同原因：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3]

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优秀的历史撰述一定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史家精辟的历史评论，也自然会成为人们传诵、研究的对象。

史论艺术的价值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它曾被作为一种文体看待，其杰出者则被作为范文广为流传。南朝梁人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年）所辑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文选》，其中专立“史论”一目。卷四九《史论上》，收入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干宝《晋武帝革命论》、《晋纪·总论》、范晔《后汉书·皇后纪》论共四首史论；卷五○《史论下》，收入范晔《后汉书》二十八将论、《宦者列传》论、《逸民列传》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与《恩幸传》论共五首史论。两卷计收入史论九首，而范晔《后汉书》占了四首，这也可证明范晔对于自己的历史评论的评价并非吹嘘之词。

《文选》为什么要收入史论文字？萧统在《文选·序》中特意讲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4]

这里指出了史论与一般文学作品、各类文章的不同，而辑者之所以要收入这类文字，是着眼于“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尤其考虑到大凡杰出的史论，都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萧统看重史家对“事”即史事的沉思，对“义”即史识的表达，着重这二者的结合，这是他的卓见。《文选·序》末了说：“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史分途的情况下，史论能够作为一种文体而受到重视，这充分反映了史家在史论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之高。萧统说的“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同范晔提出的“精意深旨”，“笔势纵放”，虽语出文、史两途，而其义实则一致，这不是偶然的。《文选》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它对于史论的重视，在推动人们关注和探讨史论的发展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文与史都获得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史论仍被作为一种文体看待而受到重视。宋人编纂的《文苑英华》一千卷，从卷七三九至卷七六○共二十二卷为各种“论”，其中有三分之二属于史论，而它明确标明“史论”的有四卷（卷754—757）。《文苑英华》上续《文选》，故所辑大多为唐人作品，其中史论亦颇多精彩篇章，而以魏徵、朱敬则、杜佑、柳宗元的史论最为知名。

《文选》和《文苑英华》皆以“史论”立目辑入有关的史论，这一方面说明史论自有它的魅力，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学家、文章家的修养，是不能没有历史思想的熏陶的。这两个方面，都反映出史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

四、“于序事中寓论断”

唐宋以下，对史论发表评论者，代有其人，刘知幾、朱熹、顾炎武、王夫之、章学诚等，皆为名家。文短不能尽载，这里只就顾炎武说略做介绍。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六中写了一则《（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文不长，照录如下：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5]

顾炎武这里说的，既不是如同《左传》篇中的“君子曰”，也不是如同《史记》《汉书》纪传卷末的论和志表卷首的序，而是指在卷末处史家借他人之语用以表示自己对所记史事的看法，他把这种表述方法概括为“于序事中寓论断”，这是不以史家见解直接形诸文字的“论断”，是史论中的又一种艺术境界。顾炎武列举了《史记》中的五个例子，来证明他的这一理论概括。其中，《平准书》末载卜式语是这样写的：“是时，岁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按：指皇帝）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亨（烹）弘羊，天乃雨。’”这是司马迁借卜式的话，批评了汉武帝、桑弘羊与工商业者争利的政策。《刺客列传》末鲁句践语是这样写的：“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这是叹惜荆轲刺秦王的失败，而借鲁句践的自责越发衬托出荆轲在人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这反映了史家的认识，但又不是史家直接说出来的。

在顾炎武以前，刘知幾《史通·叙事》篇有关于“用晦”的论述，主要着眼于史事，跟顾炎武所论主要着眼于论断不同。明初撰修《元史》，其“凡例”最后一条是：“历代史书，纪、志、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示意。”[6]今《元史》各卷之末，皆无“论曰”“赞曰”“史臣曰”，这或许是受《史通·论赞》篇的影响。不过，它所谓“不作论赞”是从形式上讲的，《元史》帝纪各卷之末，多有史家直接出面评论的文字；诸志与类传，亦多有序，这些都是史论。可见《元史》所订“凡例”，对于“据事直书，具文见意”的理解，似还停留在外部形式上，远不如顾炎武所论来得深刻。

其实，顾炎武所论“《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并不限于他所举出的数例，而是有广泛的运用。[7]顾炎武提出这个问题，对于人们从理论上认识、研究中国古代史论的艺术，有很大的启发。

[1]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2] 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1831页。

[3]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55页。

[4] 萧统：《文选·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5]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29页。

[6] 《元史》附录《纂修元史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676页。

[7] 参见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