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的体裁体例和文字表述

一、史学也讲究审美吗

是的，史学也讲究审美。

《左传》评论《春秋》，说它“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成公十四年），就包含着明显的审美意识。

古希腊的唯物思想家卢奇安（又译作琉善，约125—约192年）在一篇题为《论撰史》的长文中，讲到了史学审美的一些原则，在史学批评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中有几条主要原则，一是“真实的美”，二是“秩序之美”，三是文字表述之美。

关于“真实的美”，他这样写道：

如果历史家认为加上一些修饰是绝对必要的话，他应该只求风格本身之美；只有这种美是华而实，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这种真实的美，却舍本求末，鱼目混珠，贩卖无中生有的浮词。[1]

只有“华而实”才称得上“真实的美”。他认为，“历史是可以歌颂的，但是歌颂要安于本分，要用得恰当，不要使读者讨厌”。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可见，卢奇安说的“真实的美”，是史学的“任务或目的”所决定、所要求的。

关于“秩序之美”，卢奇安认为：史学家的艺术在于给复杂错综的现实事件赋予条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后以尽可能流畅的笔调把这些事件记载下来。客观历史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史学家的艰巨任务，是首先使自己对历史的认识达到“条理分明”的程度，然后才能写出“条理分明”的历史著作；这种著作如果属于上品的话，那就会给人以“秩序之美”的感受。当然，按照卢奇安的观点，“秩序之美”是建立在“真实的美”的基础上的。在历史撰述上，失去了真实，任何“秩序”都是徒劳的。

关于文字表述之美，卢奇安提出“平易流畅”的原则。他说：“我们既然认为历史精神的目的在于坦率诚实，从而历史风格也应该相应地力求平易流畅，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奥奇僻的词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隐语，我们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赏。辞藻应该雅而不滥，毫无雕琢的痕迹，才不使人有浓羹烈酒之感。”这一段话，跟班彪评论《史记》中的几句话很相似：“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2]班彪约早于卢奇安120年。

卢奇安讲的真实之美和文字表达之美，在上引语中已包含了这两方面的思想；而《春秋》是讲例的，例就是“秩序之美”。可见中西古代史家在史学的审美意识上，是有很多极相似的地方的。

晚于卢奇安约300年，中国南朝刘勰在所著《文心雕龙》中写了《史传》篇，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讨论“史传”，文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史学审美思想。他评论：《春秋》“存亡幽隐，经文婉约”；《左传》“原始要终，创为传体”，“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史记》“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汉书》“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等等。《史传》篇的赞语说：“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这里讲到了体裁问题，讲到直书即真实的问题，讲到文辞问题，也讲到了史学的作用。这同卢奇安提出的真实之美、秩序之美和文字表述之美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卢奇安是散文讽刺家，刘勰是文学评论家，他们的史学审美思想在史学批评史上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在《直书与曲笔》《采撰的得失》中，已经讨论过历史记载的直书和历史撰述的真实问题；这里要继续讨论的，是关于史书的秩序之美和文字表述之美。

二、史书的“秩序之美”和结构之美

卢奇安所说的“秩序之美”，还只是史学批评上的原则和要求。在中国古代史家和史学批评家这里，所谓“秩序之美”，都获得了一些具体的形式和相应的理论上的含义。刘知幾在《史通·二体》篇中比较了编年体、纪传体的长短。他论编年体的长处是：“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各种史事，皆按时间先后编次，这是一种以时序为中心的“秩序之美”。刘知幾论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这个概括，不如上文所引刘勰以“皇王”“侯伯”“政体”“年爵”对纪传体的概括，后者更明显地反映了各阶层人物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秩序之美”，这是纪传体之表现形式的核心。当然，刘知幾把历史看作由许多史事交织起来的复杂过程，他以“大端”“细事”“年爵”“遗漏”这些方面，说明纪传体在综合复杂史事上的优长，以肯定其错落有致的“秩序之美”。他的这一见解还是可取的。刘知幾还评论了编年、纪传二体的短处。这些短处，应是有关体裁本身所决定的，并非史家才能不及所致，所以刘知幾认为：“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中国古代史书在表现形式上反映出来的“秩序之美”，除了编年、纪传二体外，还有两种重要形式，一是典制体，二是纪事本末体。杜佑创制的典制体通史《通典》，以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反映出历史（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的井然秩序。杜佑《通典》说：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3]

这个逻辑体系，从纵向上看，是把自传说中的黄帝直至唐代天宝之历代典章制度的创制沿革、得失损益的秩序之美反映出来；从横向上看，是通过对国家政权职能的一些基本设施的认识反映出社会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秩序之美”。当时人评论《通典》，说它“诞章闳议，错综古今”，“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就反映了它在这两个方面的特点。

南宋袁枢据《资治通鉴》内容，改成以事件为中心，因事而命篇，共厘为二百三十九事，略按时闻顺序编次，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创立了纪事本末体。这反映出所记每一个重大事件之始末原委、完整过程的“秩序之美”，同时也反映出所记这一个个重大事件之内在联系上的“秩序之美”，因此，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历史的双重“秩序”的结合。文学家、诗人杨万里序其书曰：“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这是称道它尽事之本末、说远而意近的“秩序之美”。

以上这几种主要体裁，分别反映出历史内容在时间序列上、人物阶层上、制度沿革上、事件原委上的各自的“秩序”。而如果从中国古代史学的整体来看，就可以认为，它们又从很高的层次上反映出了中国历史进程中有关时间、空间、人物、事件、制度等诸多方面所构成的综合的“秩序之美”。同这种外部形态上的“秩序之美”相结合，中国古代史书也讲求内部结构上的“秩序之美”。这种史书的内部结构，中国史学上习惯地称为体例。刘知幾《史通·序例》篇指出：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4]

他把史书的体例提高到同历史评价之“是非”相关的高度上来看待，这或多或少跟“名教”观念的传统有关，是不难理解的。同时，体例也规定着一种“秩序”。他称赞《春秋》“始发凡例”，而《左传》“显其区域”，扩大了记事的容量。他认为，干宝《晋纪》、范晔《后汉书》的史例“理切而多功”，萧子显《南齐书》的例“义甚优长”；这些，“皆序例之美者”。刘知幾也批评了一些史书在体例上的失当，他的批评，有的是很有见地的。如批评《汉书》等纪传体史书，“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5]。批评有些史书机械地因习前史，以致“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6]。批评有的史书记人“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甚至对“虚引他邦，冒为己邑”的流俗也不加以辨析，等等。[7]但刘知幾的批评，也有些过分强调体例的“整齐”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历史本身的“秩序之美”，他批评《史记》为项羽立“本纪”、为陈胜立“世家”等，就属于这种情形。

三、史书的文字表述之美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历来把史家的“善序事”（即“善叙事”）视为“良史之才”的一条重要标准。善序事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而文字表述上的造诣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在刘知幾以前，人们评论《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多已提出不少这方面的见解。而刘知幾《史通·叙事》篇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这是从理论上明确了“叙事”对撰写史书的重要性。宋人吴缜在史学批评上强调以“事实”为基础，但也提出史书“必资文采以行之”[9]，这是直接讲到了史书的文采问题。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篇对于如何发挥“文字之佳胜”的问题，更有精辟的分析。

综观古代史家、史学批评家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思想、实践，史书的文字表述之美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真实之美。这是指史家的文字表述反映出历史之真实的本质之美。离开了历史的真实，史学的审美就失去了根本，也失去了任何意义。班固评论《史记》，把“其文直，其事核”放在首要位置，是很有见地的。“文直”“事核”是对史家尽力反映历史真实的具体要求，它们的结合，乃是史家走向历史撰述真实之美的必经之途。

质朴之美。用刘知幾的话来说，这是史书之文字表述对于社会的语言文字“体质素美”“本质”之美的反映。他举例说：“战国以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10]他赞成以“方言世语”如“童竖之谣”“时俗之谚”“城者之讴”“舆人之诵”等写入史书；不赞成史家“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文风。在刘知幾看来，这种语言的“体质素美”，于官方、于民间，虽有不同，但史家都应表述出它们的“本质”。

简洁之美。卢奇安认为，对于历史撰述来说，文笔简洁不仅是“修辞”的问题，而且是“本质”的问题。史家撰史，不应流连于“不重要的细节”和“琐屑的事情”。刘知幾极力提倡史文“尚简”，认为史家“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为此，史家撰述应从“省句”“省字”做起。[11]当然，从审美的观点看，史文亦非愈简愈美。顾炎武讲了这个道理，他的《日知录》有《修辞》《文章繁简》两篇，提出“辞主乎达，不主乎简”的论点，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的看法。

含蓄之美。这是隐喻、寄寓、含义深沉之美，刘知幾称之为“用晦”。“用晦”的第一个要求，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是跟史文的简洁相关联的。“用晦”的第二个要求，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12]，这说到了含蓄之美的较高层次。

中国古代史书在文字表述上的生动之美，多为论者所关注。文学史上的所谓传记文学、战争文学，大都与史书相关，尤其与史书的文字表述相关。关于它们的审美价值，也有不少论述。

关于史学审美的思考和研究，是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在史学批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 〔古希腊〕卢奇安：《论撰史》，见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

[2]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3] 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4] 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5] 刘知幾：《史通》卷四《论赞》，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6] 刘知幾：《史通》卷五《因习》，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7]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五《邑里》，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

[8] 参见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9]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10] 刘知幾：《史通》卷六《言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11]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12] 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