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与内容的审视到思想的剖析

一、“史法”和“史意”

刘知幾和章学诚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是没有人可以与之相比的。他们的史学批判精神及其著述——《史通》和《文史通义》，都是具有总结性和开创性的成果；他们各自的学术经历，也有不少相似之处；而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又在许多地方论及刘知幾和他的“史家三长”的思想。由于这些原因，在章学诚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人把他比作刘知幾。针对人们的这种比拟，章学诚极其认真地做了这样的“表白”：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1]

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同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章学诚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史法”和“史意”两个史学范畴的区别。而这两个史学范畴，并非只用于说明他跟刘知幾的异趣，而是反映了唐宋迄清史学批评之发展上的主要特点。章学诚对此曾做这样的概括：“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2]章学诚对于这一发展是看得很重的。

“史法”和“史意”这两个范畴的含义，在中国史学上都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

“史法”，按其初意，当指史家的“书法”而言。孔子是较早提出“书法”这个概念的人。他针对晋国史官董狐所书“赵盾弑其君”一事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3]这里讲的“书法”，是指古代史官据实直书的记事原则。从当时的制度、礼仪、是非观念来看，董狐所书“弑其君”，显然也包含了对所记事件的评论和有关人物的褒贬。这是当时史官记事的一种成例，在春秋时期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孔子修《春秋》，“发凡言例”，“属辞比事”，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见解，一方面也是对这种书法传统的总结。西晋杜预做《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归纳《春秋》有五例，《左传》有三体。“五例”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这本是《左传》称赞《春秋》的几句话。[4]“三体”是从“五例”推演而来，即“旧例”“变例”“非例”。杜预认为：史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5]。这些看法，不免穿凿。朱熹指出：“《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为也。”又说：“《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6]但从史学上看，杜预所论，是从“体”“例”方面来阐述《春秋》《左传》书法之较早的文字。

刘知幾著《史通》，极大地丰富了史家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思想，也扩大了“史法”的内涵。他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7]刘知幾说的“史例”，是指史书在外部形式上的规范和内部结构上的秩序，这种规范和秩序也反映着史家对史事之是非、人物之褒贬的看法。他对史家记事的原则和要求，也有专篇论述，并揭示了史家“书事”中“直书”与“曲笔”的对立。[8]刘知幾还论到史家撰述中所取史事的真伪、详略以及语言、文字表达上的要求。[9]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史道”“史笔”的重要问题。《史通》一书涉及史学的很多方面，但它主要是从史书的形式、书事的原则、内容的求真、史事的处理和文字表述的要求等几个方面，展开对以往史学的批评的。他讲的“史例”“书事”“史道”“史笔”，丰富、发展了前人关于史家“书法”的思想。他说的“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其实就是说“史法”。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刘知幾论史例、书事、史道、史笔，已经完全摆脱了经学家对《春秋》《左传》“书法”的解释，也超越了文学评论家刘勰把史书作为一种文体来看待的行为，这是从史学的独立品格来讨论这些问题的。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的重要贡献。在他之后，讨论“史法”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如韩愈、郑樵、叶适等。

“史意”这个范畴的含义，可以追溯到孟子论春秋时期各国国史时所说的“事”“文”“义”中的“义”。这个“义”，按孟子所说，是产生于西周时期的《诗》中所蕴含的褒贬之义，孔子自谓其所修《春秋》就继承了此“义”[10]。这也是《左传》评论《春秋》时指出的“惩恶而劝善”之义。秦汉以下，不少史家都重视对“义”的讨论和贯彻。

司马迁著《史记》而与上大夫壶遂发生论难，乃反复申述孔子《春秋》之义，认为：《春秋》以道义，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他还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11]对此，司马迁明确表示：“小子何敢让焉。”“义”与“意”本相近，但从《春秋》的“义”到司马氏父子的“意”，已有很大的发展。司马迁的为史之意，在《报任安书》中做了这样的概括：“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同《春秋》的“辨是非”、明“道义”“惩恶而劝善”之义，实不可同日而语。

荀悦《汉纪·高祖皇帝》序称：“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备矣。”显然，他认为“五志”的综合，方是史家为史之意，这无疑是受了司马迁的影响而提出来的。范晔评论司马迁父子、班固父子的言论和著述，说是“大义粲然著矣”，并自称所撰《后汉书》中“诸细意甚多”[12]，反映了他对“史义”（史意）的重视。

刘知幾以论史例、史道、史笔见称，但他也强调为史之“义”与为史之“志”。他因“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他撰《史通》之志是：“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13]刘知幾对史义、史志的追求，进而发展到对“史识”的提出，除了论述才、学、识的相互关系外，他还指出：“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14]他推崇孔子、司马迁、班固、陈寿这些“深识之士”，都能“成其一家”[15]。这里，他已经触及历史认识中的主、客体的关系了。刘知幾把“史义”发展到“史识”，这是他在理论上的又一贡献，可惜的是，他没有像探讨史例、史笔那样，充分地对史识展开阐述，以致章学诚才可以自信地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

二、叶适的“史法”论及其史学批评

南宋思想家、史学批评家叶适在他的读书札记《习学记言序目》中，有许多关于“史法”的议论，并对《春秋》《左传》《史记》及以后，至《唐书》《五代史》，均有所评论。叶适反复论说，董狐书赵盾弑君事、齐太史书崔杼弑君事，是孔子作《春秋》前的“当时史法”，或称“旧史法”，但孔子也有所发展。他认为：

古者载事之史，皆名“春秋”，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以功罪为赏罚者，人主也，以善恶为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尝不并行，其来久矣。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16]

他根据这个认识，提出跟孟子不同的见解，认为“《春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叶适的这个见解趋于平实，不像儒家后学或经学家们赋予《春秋》那么崇高而又沉重的神圣性。

叶适“史法”论的另一个要点，是批评司马迁著《史记》而破坏了“古之史法”，并殃及后代史家。通观他对司马迁的批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司马迁述五帝、三代事“勇不自制”，“史法遂大变”。第二，司马迁“不知古人之治，未尝崇长不义之人”，故其记项羽“以畏异之意加嗟惜之辞，史法散矣”[17]。第三，司马迁“述高祖神怪相术，太烦而妄，岂以起闾巷为天子必当有异耶”，这是“史笔之未精”；至《隋书》述杨坚“始生时‘头上角出，遍体鳞起’”，足见“史法之坏始于司马迁，甚矣！”[18]第四，以往《诗》《书》之作都有叙，为的是“系事纪变，明取去也”，至司马迁著《史记》，“变古法，惟序己意”，而班固效之，“浅近复重”，“其后史官则又甚矣”，可见“非复古史法不可也”[19]。第五，“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而司马迁“变史”，“各因其人以著其事”[20]，像这样的批评，还可以列举一些出来。

叶适的“史法”论及其所展开的史学批评，可以说是是非得失两存之。他论《春秋》存古之史法，大抵是对的。他批评司马迁破坏古之史法，主张“非复古史法不可”，显然是不足取的。因限于篇幅，不一一剖析。但叶适指出，史书述天子往往有异相实未可取，这还是对的。

要之，叶适的“史法”论，大致涉及史学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史家的史笔或曰书法，二是史书的内容之真伪，三是史书的体裁，四是史家褒贬的尺度，五是史家是否应有独立的见解。这些，在结合史学批评方面，有的论述较多，有的论述较少；而对于批评本身，都是要做具体分析才能判定其价值的。但这并不影响叶适在史学批评之理论上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他对“史法”这个范畴给予突出的重视，并做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在这个问题上，叶适是从刘知幾到章学诚之间架设了理论上的桥梁。

三、章学诚的“史意”论及其史学批评

叶适评史，也讲史义或史意。他说过：“史家立义，必守向上关捩，庶几有补于世论。”[21]这是主张史家当立意高远，有补于世。他还认为，“品第人材以示劝戒，古人之本意，史氏之常职也”，而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失本意矣”[22]。他批评司马迁“别立新意”而成《史记》，是“书完而义鲜”[23]。显然，叶适论史意，也是得失两存，但失多得少，与章学诚相去甚远。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评论文史而以史为主。审其书，顾名思义，其意在于“通”与“义”。刘知幾和章学诚在史学批评上都主张“通”，但章学诚更重视“义”，这是他们的同异所在。

章学诚重视史意的思想，贯穿于《文史通义》全书之中，然也有比较集中的论述。他在《言公上》中说：

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24]

他在《申郑》篇中进而指出：“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由此可以看出，章学诚所说的“史意”，上承于孔子重视的“义”。在上引两段文字中，章学诚强调了“事”与“文”都是被用来表现“义”的，即事实（史事）与文采乃是反映一定的思想的途径和形式的。因此，“史家著述之道”，当以“义意所归”，即以一定的思想境界为追求的目标。

诚然，章学诚所说的“史意”虽本于孔子《春秋》之义，但其内涵却远远超出了后者。他在《答客问》上篇中说道：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25]

他说的“家学”，是他阐述的《春秋》以来的史学家法的传统；他对于“义”的发挥，实际上已包含着对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袁枢等史家之撰述思想的总结。[26]据此，可以把章学诚所强调的史学之“义意所归”的思想，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明大道，二是主通变，三是贵独创，四是重家学。其中贯穿着尊重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创造精神，而“别识心裁”“独断一心”正是这个思想的核心。章学诚所说的“史意”，大致可做这样的理解。

《文史通义》所展开的史学批评，自以“史意”为基本着眼点。章学诚评论《左传》《史记》《汉书》这三部书的关系，指出：“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但“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这是因为：“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27]只有不仅从形式上判断，而且从思想上分析，才能得到这样的认识。他评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由此，他进而认为：“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28]这就不仅指出史书作者的创旨。而且讲到了批评家从中窥见的深意，从而使作者的创旨在理论层次上提高了。章学诚对《通志》的评论中，其所谓“史意”的主旨，更是清晰可见。他说：郑樵“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29]，这是对“史意”的一个极好的注脚。

“史法”和“史意”，是古代史学批评中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侧面，也是两个相互渗透的不同的层次。章学诚的“刘言史法，吾言史意”的说法，并不是绝对的。但他明确地提出这两个范畴，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史，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2]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外编《和州志一·志隅自序》，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52页。

[3]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4] 参见《左传》成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0页。

[5] 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702页。

[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47页。

[7] 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8] 参见刘知幾：《史通》中的《直书》《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9] 参见刘知幾：《史通》中的《采撰》《烦省》《杂述》《叙事》《书事》《言语》等篇，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0] 参见《孟子·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1]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6页。

[12] 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1页。

[13]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14] 刘知幾：《史通》卷七《鉴识》，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15] 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4页。

[16]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九《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7页。

[17] 以上均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史记一》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4、266页。

[18]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史记一》本纪，卷三十六《隋书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7、533页。

[19]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汉书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33页。

[20]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八《唐书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59页。

[21]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九《唐书二》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76页。

[22]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一《汉书一》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04页。

[23]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史记二》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96页。

[24]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言公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01～202页。

[25]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45～546页。

[26]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32～438页。

[27]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9页。

[28]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1页。

[2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申郑》，叶瑛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37～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