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历史事实

一、采撰的得与失

中国史学历来推重信史。史学批评家往往从史家或史书对历史文献处理的得当与否、对历史事实和非历史事实的认识与抉择，来考察历史撰述是否符合信史的要求。

刘勰认为，史家“述远”难免“诬矫”，“记近”易生“回邪”，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他在《文心雕龙》卷四《史传》篇中阐述了这个见解：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1]

这一段话表明：前人提出的小心地对待“传闻”而慎于“录远”，都是遵循“文疑则阙”的原则而看重信史的。反之，出于好奇而产生轻率的做法，即“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必然导致历史记载的“讹滥”而脱离“信史”的要求。刘勰还指出，至于“记近”，则常为“世情利害”所影响，以致“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这又使同时代的人受到冤枉，实在令人叹息。

“录远”而生出“爱奇”之心，“记近”而囿于“世情利害”，这都不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是史家之大忌。因此，刘勰尖锐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说道：即使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博通古今的严肃史家，还不断受到后人的批评；“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发展中也产生了新的弊端。刘勰所尖锐批评的“录远”以至“诬矫”，“记近”而生“回邪”的史学现象，正是这种弊端的反映。

刘勰的批评，推动了史学自身的反省。刘知幾在《史通·采撰》中，把这个批评更加理论化了，同时也更加具体化了。刘知幾首先引证孔子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2]的话，说明“史文有阙，其来尚矣”，只有“博雅君子”，才能“补其遗逸”，指出“采撰”是史家应当慎重对待的问题。同时他又指出：自古以来，“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这是优秀史家的必经之途。如左丘明的“博”而“洽闻”，司马迁、班固的“雅”能“取信”，正是他们采撰的成功之处。这里，包含着刘知幾对采撰的辩证认识。

自魏晋南北朝以下，文献渐多，史籍繁富，好处是“寸有所长，实广闻见”；流弊是“苟出异端，虚益新事”。刘知幾举出“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又列举实例批评范晔《后汉书》“朱紫不分”、沈约《宋书》“好诬先代”、魏收《魏书》“党附北朝，尤苦南国”、唐修《晋书》以“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入史。这些，都是就具体的史书分别提出批评的。若从比较普遍的情况来看，刘知幾认为造成采撰失误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这是狭隘的地方观念和门阀观念的反映，史家未能“明其真伪”而“定为实录”。第二，是轻信“讹言”和“传闻”，或事同说异，“是非无定”。第三，是时间因素的影响：“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而后来穿鉴，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这是从地域的因素、门第的因素、传闻异说的因素和时间的因素，说明史家应当慎于采撰。刘知幾的结论是：“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这比刘勰提出的“述远则诬矫”“记近则回邪”的批评思想更丰富了，在批评的原则上也更明确了。而《史通·曲笔》所论，可以说是对“记近则回邪”之批评原则的直接的发展，这里不再赘述。

刘勰的史学批评论归结为一种忧虑：“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史通·采撰》的史学批评论归结为一种忠告：摒弃“违理”“损实”之说而“善思”于“异辞疑事”。这是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史家采撰，必须重事实而贵信史。

中国古代史家是怎样认识历史事实的呢？

二、“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

什么是历史事实？古代史家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韩非子·制分》：“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这里说的“事实”，都是指事情的真实情况，还不是专指历史事实。

《孟子·梁惠王上》：“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离娄下》：“孟子曰：‘……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里说的“事”，按其本意当指历史事实而言，但并未把“事”与“实”连用。《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后序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这里讲的“事实”，是十分明确地指历史事实了，它比“齐桓、晋文之事”所包含的历史事实的范围要宽一些，即春秋时期的“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之事。但是，这都是就一定范围的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说的，还不能看作对历史事实所做的理论概括。

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宋人吴缜是较早从理论上对历史事实做出明确概括的史学批评家。他认为：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3]

这一段话，阐述了“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之于史书的相互关系，而尤其强调了事实的重要。

首先，吴缜给“事实”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意思是说，客观发生的事情，被人们“如是”地即按其本身的面貌记载下来，这就是“事实”，或者说这就是历史事实。他说的事实或历史事实，不是单指客观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单指人们主观的记载，而是指客观过程和主观记载的统一，这是很有特色的见解。

其次，吴缜认为，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对于史家撰写史书来说，不仅有逻辑上的联系，而且也有主次的顺序。这就是：“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有了事实和褒贬，即有了事实和史家对事实的评价，“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吴缜说的事实、褒贬、文采，可能得益于刘知幾说的史学、史识、史才“史家三长”论。它们的区别是：在理论范畴上，后者要比前者内涵丰富和恢廓；在概念的界定上，前者要比后者更明确。

最后，吴缜认为，“为史之意”的根本在于“事得其实”，褒贬和文采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反之，如“事实未明”，则“失为史之意”，褒贬、文采也就毫无意义了。他认为《新唐书》的弊病正在于此。

吴缜对《新唐书》的“纠谬”究竟如何，另当别论，而他关于事实、褒贬、文采和对于史书关系的认识，乃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新发展。这个认识，极其明确地把史学批评的理论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这是格外值得重视的。

三、“指事说实”和“事得其实”

在史学批评的实践上，中国古代史家很早就注重从对历史事实的要求上去评论史家、史书的优劣、得失。

班彪、班固父子从自己的历史见解出发，对《史记》都有尖锐的批评，但他们对于司马迁对待历史事实的严谨精神，不得不给予肯定。班彪论司马迁说：“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4]班固则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5]这个评论不仅对《史记》是重要的，而且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文直而事核的“实录”境界，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崇高的标准，这就是刘勰概括的“实录无隐之旨”[6]。

诚然，“实录”是以“事实”为前提的。严肃的史学家和史学评论家，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个前提，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刘知幾《史通》中的《采撰》《直书》《曲笔》等篇，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批评的。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许多史家，不论撰史、评史、注史、考史，都是把尊重历史事实置于首位看待的。杜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7]。李翰评论《通典》，说它“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弃无益也”，又说它“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8]。足见“事”在《通典》中所占位置的重要，而这样的“事”又是经过作者谨慎地加以选择过的。《通典》成为千古名著，绝非偶然。

中晚唐时期，史家之重视事实的自觉性日渐强烈。李肇撰《唐国史补》，他在序中表明：“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他把“纪事实”放在撰述的第一位。曾经担任过皇家史馆修撰的思想家李翱写过一篇《百官行状奏》，指出人们写作行状应当“指事说实”，以存信史。他尖锐地批评说：“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以致“善恶混然不可明”，以此入史，则“芜秽简册，不可取信”。他强调说，史氏记录，须得本末；主张行状之作，“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9]。行状，是记述死者世系、郡望、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的文章，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以下。“国史”中的列传，往往多据行状而作；行状失实，则“国史”难以取信。李翱提出的批评和“指事说实”的命题，在历史撰述的实践上和史学批评的理论上，都是有价值的。唐武宗时，朝廷大臣还就修史体例上奏皇帝，提出，“实录”中多载“禁中之语”和大臣“密疏”，实为不妥。认为：“君上与宰臣及公卿言，皆须众所闻见，方合书于史策。禁中之语，向外何由得知？或得于传闻，多出邪佞，便载史笔，实累鸿猷。”至于大臣“密疏”，“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建议：今后实录撰写，“所载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须朝廷共知者，方可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10]。这里讲的言论“须众所闻见”，章奏“须朝廷共知”，是强调了史家撰史所依据此类史料的公开性，即可考察性，以避免历史撰述中“事多纰缪”的弊病。李翱和李德裕所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在行状和实录备受重视的时代，是有重要意义的。

吴缜《新唐书纠谬》一书，“摘举”《新唐书》“谬误”四百余条，“取其相类者，略加整比”，分为“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事有可疑”等二十门，旨在证明《新唐书》“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论证“为史之意”首先在于“事得其实”。诚然，《新唐书纠谬》所“纠”之“谬”，颇有不当，清人钱大昕已有辨析。[11]但吴缜认为，“事得其实”是作史的基本要求，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无疑是对的。

史注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一方面肯定《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另一方面又着眼于事实而为其作注：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辩其失。[12]这种以事实作为注史要旨的传统，后来由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考异》发展到极致。“考异”，可以认为是以考订历史事实为主旨的一种自注。至于中国古代的考史家，在考订和辨析历史事实方面取得辉煌成绩者，当以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最享有盛名。他们各自撰写的《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这三部书，是清代乾嘉时期考史学派的代表作。王鸣盛卒于1797年，钱大昕卒于1804年，赵翼卒于1814年，早卒于德国“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1795—1886年）70—90年。钱大昕所谓“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13]的史学批评思想，则多少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意识。

[1]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1～172页。

[2] 《论语·卫灵公》，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7页。

[3]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4]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5]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6]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0页。

[7] 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8] 杜佑：《通典》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9]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00页。

[10]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4～1315页。参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十六，李德裕《论修史体例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50页。

[11] 参见钱大昕：吴缜的《新唐书纠谬》跋及书中有关按语，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2] 参见陈寿：《上三国志注表》，《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1页。

[13]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