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拜孔子，失意读《庄子》。这是旧中国封建社会不少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至今少数人犹有遗风，只是儒家的崇拜者在当今世界上不见得人人得意，但失意者依然喜欢庄子的人还是为数不少。这里面既有儒道的学术差异性问题，也有接受者的处境和人生观的问题。

其实孔子本人生前并不得意。东奔西走，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他自己都说如“丧家之犬”。虽声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也没有实行，还是设帐授徒，以当教员收束脩为生。孔子得意是死后，帽子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有许多好东西，其中不少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影响深远而长久。可孔子学说中也有不少有利于稳定既成的封建秩序而不利于变革的东西。他说，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无改父道，可谓孝矣。一切要率由旧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点都乱不得。以孝悌为本，不准犯上作乱。凡起来犯上的都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这一套，您看谁喜欢，谁举手赞成？谁不喜欢，谁举手反对？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压在下面想翻过来的反孔；站在上面的想维持现状的尊孔。造反时反孔，当权时又可能尊孔。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封建社会王朝的兴废，只是政权的更替，改朝换代，政权的本质没有变，仍然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因而一旦处于统治地位，必然照样以儒学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

在封建社会中得意者除帝王以外，还有金榜题名的儒生。所谓“学而优则仕”中的“学”，不是学其他知识或什么其他别的学问，学的就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仕”，就是做官。这是通过应试而跻身上层、加入统治集团的可靠之路。孔子是主张为政的，读书而不做官是不孝，是要打屁股的。孔子自己就说，“如能富贵，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得意拜孔之说是有道理和事实根据的。一部中国的历史，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不熟读孔孟经书是不可能为官从政的。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培养了不少治国人才和人文学说方面的大家，不少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临刑前说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话突出了儒家学说在培养民族精神中的积极作用。

孔子的儒家学说确实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因为《论语》中论述的正名和修齐治平的一套学说，对当权者确有可用之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实质正在于此。问题是孔子还说过另外一些约束统治者的话，说过一些对为君、为父具有规范性的原则，说过一些爱护被统治者，例如，治国应该庶之、富之、教之、使民以时、节用爱民之类的话。所以，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贤者各得其长，不肖者各误其所”。是不是得其长者是贤者，否则为不肖，这不去管它，各家观点不同，难求统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各长其所长，各短其所短，势必有各种孔夫子，真假莫辨。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作《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也是与历代尊孔者心目中的孔夫子分开的。他说，孔夫子到死了以后，可以说运气是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化装，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可以比较有条件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及其儒学。这当然是一个繁重的艰巨的任务，需要众多学者不具门户之见进行通力合作。这个工作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复兴事业中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

庄学与孔学不同。一部《庄子》全部是要人远离官场，视相位如腐鼠，与其留骨庙堂，不如曳尾泥途。说是酸葡萄哲学可以，说是阿Q精神可以，说是旷达洞明参透世事也可以。总而言之，人要役物而不役于物，要洒脱、逍遥、看透。这样，就可外生死、全生、养亲、尽年。这一高论，对于因各种原因处于困境中的人是有作用的。

我这个人本来读书不多，对庄子也只是道听途说的一点东西，没有好好读过。有次在我人生中发生了一件不小的事，算是补了《庄子》的课。“**”中，我既非当权派又不是学术权威，风平浪静、平平稳稳。我没有斗过人，也没有被斗过。幸免我的好友李秀林那样的遭遇。在北京大学学习结束后，回到原单位。开始坐了一段时间的冷板凳。我有的是时间，坐下来读点书。我读的最多的就是《庄子》，反复读，反正有的是时间。读上了瘾，确是手不释卷。我当时笼在心头的是一股消极情绪。我从《庄子》看到的是“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莫知无用之用之类的说教。我是用一个“失意者”的眼光来读的，越读越灰。无怪，鲁迅先生当年劝青年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是有感而发的。如果钻在故纸堆中，“食古不化”，的确是有害的。我学过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对我发生作用，很快发现了自己的错误。由消极转为积极，正视自己的错误和经验教训，全力投入新的学习，弥补失去的时间。记得当时写过一首诗：

风光岂独艳色好，霜染枫林亦醉人。

休怨上天增白发，脱尽牙齿舌犹存。

往事不宜频回首，荒园勤锄尚可春。

况复柳媚山川绿，十年贻误日兼程。

由此我想到近年来不断争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两不相容的，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一个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各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说它们没有任何矛盾也是不对的。这两种思想体系，就它们的时代性、阶级性和功能说，是有不同的。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上的意识形态，它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可它与马克思主义仍然可以相容，因为它所要维护的封建制度已经灭亡，它为封建制度效力的意识形态功能已经消失，而现在可以凸显出其中包含的中国人民实践经验的精华，如不语怪力乱神，倡导仁爱、和谐，以及其他如以民为本的人文主义的思想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结合的。我说的是结合而不是融合。融合是各自停留在原来的思想框架之内，彼此排斥；而结合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传统文化进行吸收、改造或再创造。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我们不是以儒治国论者。我们尊敬孔子，因为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不是尊敬他是历代王者师，我们也不是依靠儒家学说来稳定社会。我们可以从儒家学说吸收有用的东西，但我们建立和谐社会靠的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靠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正确处理社会矛盾。

事实上，任何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都是受自己时代制约的，都是站在自己的时代，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有选择的继承。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抱有不同目的的人，对传统文化继承的着眼点和重点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明确，我们是站在坚持先进文化的立场，继承那些有利于繁荣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的东西。我读《庄子》的路子开始有点歪，就是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

而且，我们是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不是无原则地颂扬，不能顶礼膜拜，更不能把当代人才能达到的思想和认识挂在古人的账上。无区别地把“天人合一”解释成当代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把当代信息论、系统论观点挂在《易经》、《道德经》上，甚至认为魏晋门阀制度符合当代优生学，风水先生是生态学家，看相算命、预卜流年是信息学家，如此等等，这种拔高，这种粉饰，实为荒唐可笑。

可见读古书并非开卷有益，还有个批判继承的问题。一些人不同意批判继承，以为批判二字不妥，应改为积极继承。其实批判继承也罢，积极继承也罢，都说明不能全盘接受，其中有个选择、思考、为我所用的问题。选择，既有科学标准，又有价值标准。就科学标准说，凡是包含对宇宙、社会、人生发展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和智慧都可以算是精华，而宣扬天命、等级、特权，以及反科学、反理性的东西都应该是糟粕；从价值标准看，凡有利于人类进步、社会进步、增加人类知识和智慧的东西都是精华，反之，宣扬压迫有理、剥削有理、官贵民贱、压抑个性、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东西都是糟粕。

根据我自己的体验，体会到阅读古书接受什么、如何理解，不仅不可能离开我们自己的时代和需要，也不可能离开个人此时此刻的处境和心情，因此，很容易各取所需，歪读，读歪，犯片面性。其实无论是孔子或庄子，都是个包含各种成分甚至自相矛盾的思想整体。孔子的《论语》中，既有尊君的东西，也有爱民的东西，既有无友不如己者的“势利眼”，又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谦虚态度，既有“富贵于我如浮云”的超脱，又有“如能富贵，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实用态度，如此等等。《庄子》也是如此。既有外生死、生死齐一、乐死的一面，又有讲养生、尽年的一面；既讲安命，又讲逍遥游；既有讲安时处顺、不与人争的一面，又有傲视权贵、针锋相对的一面。庄子的不为物役、淡泊名利，仍不失为一种对待权力和财富的较好的可供选择的处世态度。如果加以改造，可对我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和地位观有一定的作用。

读庄有读庄的读法。把它作为一种自外于社会，对社会不承担任何责任，自以为逍遥、洒脱、通达，追求绝对自由是一种读法；把它作为一种个人的身心修养、对待生死和功名利禄的一种思维方法和态度又是一种读法。江泽民说，“功名利禄的思想太重了，没有好处，使自己不得自由。人应该有一种高尚的灵魂”。陈云也说，“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于山”。可见共产党人并非不能从《庄子》中学点东西，问题是怎样学怎样用。如果读庄是在这些问题上用点功夫，而不是学如何避世、免祸、求全，不是讲一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今天天气哈哈哈的方法，还是蛮有用的。

我们不能任意肢解古人。如果进行思想史的研究，我们要求全面、科学地研究他们的思想，探讨他们的思想背景、实质和尽可能接近理解原意。可如果我们是为自己吸收营养，完全可以抛弃一部分，取其一部分。通过自己的咀嚼、吸收，可以变为对自己有用的营养。这也就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法。我通过自己的体验，深感这个方法还是非常有效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读点儒家的书，同样可以读《庄子》。如果从哲学上说，《庄子》可能启发更多，只要不是抱着“酸葡萄”的心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