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活是生命的客观化。人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是各不相同的。人们活着，也就是生活着。也许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不断重复。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并没有考虑过生活的意义和目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会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就不存在，实际上几乎与每个人都不可分。可只有两种人会考虑这个问题，一种人是哲学家，可以说这是他们的专业。不思考这个问题的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即使他们的研究重点在其他哲学问题上，可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不可能不思考这个问题，不可能对这个问题没有自己的看法。另一种人是碰到生活难题，感到活着没劲、感到失望、感到空虚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提出或思考这个问题。春风满面，正处在权力中心，或者，衣食无虑，小日子过得舒舒坦坦的人，是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可是，这个问题并不会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就不存在，实际上与每个人都不可分，除了小孩与白痴。

▲ “自知才疏最畏懒，老马依然不用鞭。”20世纪80年代摄于家中。

每个人都有头，但每个人都不会想到自己有头，正如每个人都有牙但不会想到自己有牙一样。只有头痛时才会想到有头，牙痛时才会强烈感到牙的存在。人生观的问题也一样。只有当人面临生存危机，人的价值观念混乱、理想和信仰丧失，这个问题才凸显出来。但与头痛和牙痛不一样的是，即使这时人们也往往认识不到这是人生观的问题。要使这种认识成为自觉就需要哲学。哲学就是把社会存在的人生观问题由隐性变为显性的问题，由不自觉变为自觉问题。这就是哲学对时代问题的思考。

六十多年前，约翰·杜威说过，人生，无论是从个人讲来，还是从集体讲来，是纷扰的、混乱的和冲突的。的确，人生充满矛盾和曲折。人的一生要经历不同的阶段：青少年、中年、老年。几乎不同的年龄段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生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发生危机。青少年时的游移不定，人到中年面对的各种压力导致的心力交瘁，老年时的失落感和对临近死亡的恐惧，都有可能导致人生观危机。我们经常见到，有的人身无分文，心怀天下，有的人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有的人积极上进，有的感到空虚无聊；有的乐观，有的悲观；有的充满信心，有的焦虑浮躁。这种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中都存在人生观问题。

自杀，几乎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极其常见的。自杀就是人生危机的顶点，就是生存意义和目的的绝对丧失。有些人可以说是功成名就，在常人看来是顶尖人物，为千千万万的人敬仰，可就是活不下去。著名文学家海明威、川端康成、杰克·伦敦、海子、顾城、三毛，最近又有当红艺人张国荣，这个自杀名单可以列一大串。至于普通人物自杀的几乎时刻都在发生，分析起来，自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投机失败的、破产的、失恋的，也有的是抑郁症等。这些我们暂且不论，最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那些功成名就锦衣玉食的人，同样会与无衣无食走投无路的人一样去自杀。是拥有成功后的空虚？是享受过度后的失落？还是身在其中看透一切？不管哪种都是人生意义的失落。他们的死与破产者被迫而死不同。他们是自愿走向死亡、迎接死亡。两者都是人生观危机的不同表现。

人生观危机是深层的不易觉察到和理解的危机。人们直接感受到的是生活的种种不适应和痛苦，以及引起这种痛苦的直接可以觉察到的原因，例如，失恋、失业、疾病、贫困，以及各种各样的挫折。可是许多人没有想过，同样的原因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和不同的结局。所有的社会问题对人的作用都会通过人的不同的人生态度而发生不同的效应。至于那些所谓得意的人，手中有权或银行有钱的人，似乎没有人生观问题。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如何对待权力、对待金钱本身就表现着一种人生态度，只是他们没有发生人生观危机。可是有朝一日，他们手中无权，囊中无钱，就会感到失落，甚至由失望而绝望。

哲学应该解决人生问题。人对世界的认识可以有两种性质的认识。一种是具体知识性的认识。这就是各种具体科学知识，它为我们提供关于对象的规律性知识，它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对象和改变对象；而另一种是哲学知识，它告诉我们如何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普遍原则和人类自身不断完善的途径。没有对人自身的认识的哲学是不完善的。

冯友兰先生就特别看重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人生观意义，把哲学直接看成是关于人生的智慧。冯先生反复强调哲学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哲学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所谓境界就是人生境界，即人生观问题。冯先生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即所谓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属于普通的人生境界，道德境界是贤人的境界，天地境界是圣人的境界。说哲学就是人生观当然只能算一家之言，道德境界与功利境界的截然分离，尚有可议之处。但人生观是哲学中的重要部分，任何关于世界的哲学观点必然要返回到认识和支配人对自身的认识；人的识见与行为囿于功利肯定难以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这都是毫无疑义的。

人生是可能发生危机的。化解危机需要哲学特别是人生哲学。但哲学是各种各样的，因而化解危机的办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大体上有三类：乐观主义、悲观主义、自然主义。

乐观主义是积极进取的。我们老祖宗在《周易大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一种无所畏惧的顽强拼搏精神。这是一种支撑我们民族面对任何困难都不气馁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屡经磨难都能生存下来的一种民族精神。我们民族有许多杰出人物，就具有这种不畏艰险、临危不惧的精神，或者像孟子说的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任何困难都能坦然面对。

悲观主义是消极退让的。不仅有困难时的悲观，在没有困难时也悲观。这种哲学就是戴着有色的悲观眼镜观察世界、观察事物，无人不可悲、无物不可悲、无事不可悲。叔本华这样，尼采这样，克尔凯郭尔也是这样。当代的存在主义关于人的观点，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存在本身就是一切烦恼、焦虑、痛苦的根源。存在对于存在者就是一种负担。尽管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利希倡导存在的勇气，实际上仍然是没有勇气。他在《存在的勇气》中就论述了当代人存在的困境。说由于非存在对存在即人的威胁，人处于病理性焦虑和存在性焦虑之中，有对自己的生命和死亡的焦虑，有对罪过和道德谴责的焦虑，有对生活空虚和生活意义的焦虑。所有这些焦虑造成的结局是绝望。因此人生存要有勇气，否则难以生存。人的生存勇气来自何处？来自所谓“绝对信仰”。作者把这种“绝对信仰”称为“超越上帝的上帝”，实际上是指人的自我。只要自我具有敢于承担起对无意义的焦虑的勇气，就是上帝力量的重建。实际上，绝望的勇气就是以勇气的名义表现的上帝的力量。这仍然是对人自身力量的悲观。

无为主义即顺其自然，是我们的老祖宗庄子使用的方法。宠辱不惊，哀乐不入，顺其自然，安之若素，什么是非得失、功名利禄、生死富贵、寿长寿短都　一样。天下万物，“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不过这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双遗、物我两忘的不承认主义在心灵上虽然能得到暂时解脱，但可能从一种人生危机走入另一种人生危机，即跌入追求绝对自由的太虚幻境。

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乐观主义者，但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乐观主义，而是以客观规律为依据、有理想、有斗志、坚忍不拔、能忍受失败和痛苦的乐观主义。毛泽东说过，不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人世间任何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乐观主义。

毛泽东屡经排斥旋即再起，靠的就是这种乐观主义。毛泽东诗词中洋溢的是这种乐观主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这种精神；“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也是这种精神。放眼量，就是坚信未来。邓小平三落三起最后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靠这种精神。1935年方志敏写了一首诗：“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想到1935年正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方志敏个人处境最危险的时期，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气度尤其感人。

革命者无论是在事关革命前景还是个人境遇的问题上，都是抱革命乐观主义的。中国古话说，天无绝人之路。不过是不是绝路不取决于天，而是取决于人民。逆潮流而动，违背人民的意愿，就是穷途末路；相反，可以峰回路转，绝处逢生。路是人走出来的。社会发展是这样，个人前途也是这样。这就是革命者乐观主义的根据。树立这种乐观主义人生观，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终身的修养。要说哲学人生，这就是其中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