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活是人的最现实最切近的存在。就哲学是被把握在它的思想中的时代而言，人生观比本体论、认识论中的哲学问题更接近自己的时代和现实生活。人生观问题都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对自己生活其中的生活感受的哲学概括，它表达的是人对自己生活中的道德和价值问题的看法。生活的意义、价值、目的问题，都是与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不可分的。满意不满意、应该不应该、有价值无价值，都是人的现实生活的折射。

当然，人的人生观，也必然要受哲学世界观、历史观的支配。但并不是绝对的必然一致，因为，人生观既有形而上方面的问题，也有道德规范问题。它不仅包括关于生活的意义、目的、价值这样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也包括人应该如何做人的问题，即人的行为准则、规范，以及面对具体境况应该如何作为的问题。因此，一个唯心主义者，可以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反之，一个唯物主义者也可能是贪婪之徒。这要取决于时代。因为处于民族存亡、国家危急之际，哲学家可能突破在纯哲学范围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界限，从而在现实中做出正确的人生的抉择。在一个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年代，人生观的是非问题的判断并不那样困难。因为社会矛盾就以其现实性帮助人们选择、迫使人们选择。是与非比较明确。是醉生梦死、花天酒地，还是共赴国难，孰是孰非，一清二楚。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向前追溯到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反对西方列强的战争，人们都赞扬舍死赴难的人，批判卖国求荣、发国难财的人。

可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究竟什么样的人生观是正确的？如何对待金钱、对待财富、对待个人名利？是非界限并不清楚，至少不十分清楚。在致富的口号下，在发展生产力的口号掩盖下的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是很难看穿看透的。都在这大旗底下活动，都接过了这个口号。当代英雄，已经不是战争和革命年代的英雄。现在的英雄是坐着奔驰、坐在转椅上发号施令的人物。在这些人中，有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人物，当然也会有一些是社会蠹虫。

就拿知识分子来说，古时称为士大夫，是要讲究气节、讲究安贫乐道的。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表现的就是这种精神。这是封建社会为知识分子即当时的士大夫所立下的标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个人处世、处人的态度，面对民族危机中的立场，甚至改朝换代中表现出的对新旧王朝的态度都被看成是个人人格的试金石。其实这个标准具有极其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特征。

人生观问题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可分的。在农业社会中道德的价值、德性、德行，都放在个人行为的首要地位。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颜回的“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为孔子所赞誉。历来孔颜乐处，成为品格高尚的完美人格的典范。在一个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在生活方式的简朴和少量需求即可生存的条件下，这种人生观可以存在和得到赞同。

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生产方式的扩大和产品的丰富，功利主义逐步会成为一种处于主导地位的人生观。满足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物质需要被认为是人生的合理的追求，单纯以道义与德行作为人生最高目标和尺度的人生价值观不会“行时”。

尽管某些功利主义原则，在古代，无论古希腊罗马还是中国的战国时代都可列举出某些代表性观点和人物。可严格说，近代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与古代功利主义思想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古代的功利主义是以个人建功立业，或以满足个人自然欲望的享乐和快乐为宗旨；而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以论证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合理性，反对封建社会那种以道德至上主义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阻碍的道德观念为宗旨。资本主义早期的功利主义具有进步性和合理性，它适应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的变革潮流。很显然，“存天理灭人欲”，不管怎样诠释，它是阻碍社会发展，也是违背人的基本需求的。人，如果为沉重的道德教条所束缚，就会变得萎缩而渺小，或者变得虚伪而缺乏个性和**。“五四”运动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思想家如此猛烈地抨击旧道德、张扬个性的原因正在于此。这种新的人生价值观，是为适应和催生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要求的回声。

随着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发展，功利主义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导致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无视道德原则，或者说把利己主义原则奉为至高的唯一的生活准则。这样利己主义就把功利与道德的矛盾推向极端，从而把功利主义具有的某些进步性蒸发殆尽。另一种把功利主义由个人的生活原则提升为社会的普遍原则，即以“福利社会”或以社会成员的普遍福利为目标，这应该是调节分配不公平的一种措施和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可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贫富两极对立为现实的社会，是不可能完善地、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解决的。在西方某些发达国家中，较好的社会福利与个人的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同时并存。而且后者的力量必然使得普遍的福利原则时时陷入困境。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的反消费主义和回归自然运动是对过度追求消费的一种反作用，但是这种力量是微弱的，是不能遏止人的消费欲望和追求的。人只要生存着，对物质需要的追求是不可能消失的。功利主义是不可能消灭的，问题是功利主义的性质及其实现的方式。

马克思主义把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的道德和人生追求，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映。马克思说过，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盘剥关系。当然，功利主义反映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具有反对封建制度的进步性，可是由于它的资产阶级的功利性质，所以局限性是很明显的。正如马克思说的，功利论对现存世界的批判也具有局限性。它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条件，因此它所能批判的仅仅是那些从以往的时代遗留下来的阻碍资产阶级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思想。

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但并不抽象反对功利主义，正如它反对利己主义，但并不抽象提倡自我牺牲一样。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做过精辟的论述，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最广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狭隘利益的功利主义者。因此正确处理功利问题，特别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人生观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但是由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具有不同性质的阶段，因而人们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处理具有时代特色。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过程中提倡的革命人生观，是把一切甚至整个生命献给革命事业。在当时，革命者的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完全是融合的，个人利益就包括在整体利益之中。革命的失败，也是个人理想的失败和个人利益的丧失；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个人社会理想的实现和生存条件的改善，两者休戚与共，荣辱一体。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中所倡导的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那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精神，高度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本质，也体现了革命与战争年代的时代特征。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战场上、在刑场上为革命事业、为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革命的年代，是不讲个人利益的年代。这并不是说，革命者没有个人利益，而是当时的整个民族和劳动者处于水深火热的状况，使得任何有觉悟的革命者和追求进步的青年都把强调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利益视为可耻的。国尚如此，何以为家？时代决定人们的人生追求。

全国胜利以后，人们处于革命激发的热情和对新生活的憧憬之中。尽管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但解放的喜悦和比较平等的分配方式，使人们对自己并不高的生活仍然抱有一种满足感。人们并没有把目光转向注视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的区分，相反，采取一种模糊的方法，不作区分。人们并不着力追求个人利益，认为党组织和单位领导会为自己安排好一切，为个人利益而努力是可耻的。以我自己为例。1960年我升讲师时，我自己不知道，是领导通知我说，你提为讲师。当时的讲师似乎不像现在这样掉价，可也没有争不争的问题。提级也是如此。通知一声，就算告诉你了。一切都那样简单，那样单纯。当时自己的一切都交由组织，该有的就会有，用不着自己去争去夺。这时对个人利益的关注仍处于“休眠”之中。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人生的理想追求，在一段时期仍然保持着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时的特点。应该说，这种热情是可贵的。可是后来在“**”中，在“左”的政策和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忽视甚至否定个人利益，把个人利益等同于个人主义，鼓吹“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走向“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这一切都举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旗，实在荒唐。人人都非常革命、非常革命化，没有一点个人利益的要求，更没有一点私心。其实，这是“红色海洋”弥漫全国的“革命气氛”掩盖下的一种假象。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的出现，人们的观念发生和继续发生重大变化。利益观念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以一种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力度冲击人们的头脑。与利益观念伴生的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蔓延和泛滥。人们仍然不能区分个人主义与个人利益。不同的是现在倒转过来，把一切个人主义的东西都视为正当的个人利益，正如以前把正当的个人利益混同于个人主义一样。历史转了一个大圈子，似乎在发生“价值重估”。

有些人对人们萌发的对利益的正当追求采取排斥态度，忧心忡忡；可有人对革命道德和具有高尚道德的模范人物采取肆意嘲笑的恶搞态度，大力张扬利己主义并为利己主义寻找人性的证明。义利之辩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普遍性的问题，但在不同时期内容意义是不同的。在我们国家，义利之辩既是道德问题，也是人生观问题，它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经济转型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使人们有可能而且关注到个人利益从而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的深处，都包含着利益问题。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和经济成分的多重存在，必然产生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有可能引发价值观念混乱与道德滑坡，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否定革命人生观、嘲笑英雄人物、诋毁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文章时有出现。事实证明，时代虽然不同，人生观问题，即人生的意义和目的问题并没因此而消失，反而更为凸显。因为对个人利益追求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使得如何看待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获取个人利益的方式和手段问题、生活的目的问题更为重要。在当前社会，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人生观沉渣泛起，很值得重视。在确立市场经济的同时持久地、认真地、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人生观教育，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丝毫也不能放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