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唐僧取经，非经磨难，难到西天，取回真经。可人一般都愿无风无雨，平平安安。不是有首歌叫“好人一生平安”吗，这反映了不少人的愿望。我们老祖宗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教导，知道的人多，愿实行的人少；也有“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说法，知道的人也多，愿实践的也少。谁愿意冒险、愿意折腾呢？

可世界上的事并不能“心想事成”，也并不像广告词中说的，思想有多远，你就可以走多远。尽管这句话现在很流行，从哲学上说实实在在是个错误的观念，最多如恭喜发财之类的话一样，只是应酬话，不能当真，只能当广告词用。广告本来就不是一定要人相信的东西。人生多艰，这并不决定于人乐意与否，而是人生规律。当然艰难的程度会不同，结果会不同。但人不可能一生都走顺风路，没有经历任何艰难的“福人”是少有的。尽是过五关斩六将、永不会走麦城的人也很少见。

人生多艰。因为人是自然存在物，也是社会存在物。他既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又不能越出社会规律制约的范围。它必须在规律范围内为自己寻求最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空间，而这往往不易做到。

就自然规律来说，人会生老病死。这个问题，几乎各种宗教特别是佛教都论之甚详。可以说，没有生死问题就没有宗教。宗教就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求生死的解脱。其实何止人，凡生命都有生老病死。再进一层，岂止生命，世界上的无生命的现象，小至沙砾，大至天体，无不有成有毁，有始有终。只不过天地万物之中唯独人有自我意识，才知其苦，才觉其苦。这一苦字，道尽了宗教对人生的全部看法。人生多艰不是表现在人必有死，这是人人难免的，也不是人不可能不生病。人也会由少及壮，由壮及老。“壮则老”，这是普遍规律。任凭您治国有方、位高爵显，任凭您统率千军万马、战功赫赫，都是会老的。到年老体弱、灯干油尽之时，照样是风华不再，不复当年气概，最后走向人生的终点。从“壮岁旌旗拥万夫”到“春风不染白发须”，这是必然规律。

从人的自然本性言，没有人能摆脱生老病死的定数，如果说这就是苦，那人人无一例外都一生一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痛苦中挣扎，还有什么活头？这只能是悲观主义、来世主义，人在现世永远没有快乐。其实，人生虽然短促，但人有可能和能够愉快地享受人生，问题是快乐人生要自己创造。

人生多艰，不是指人人都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的自然定数，而是不该死时死，即由于各种原因而英年早逝，未能尽天年；病与穷的结合，即贫病交加；老无所养，既老且穷，在凄凉寂寞中走向人生终点。这已经不单纯是自然规律的问题。对自然规律的作用，不乐意的拖着走，明智的顺着走，无所谓幸与不幸，只有智与不智。在自然规律作用的范围内由于社会因素的掺入，使人在完成自己的人生自然历程中会增加许多艰难困苦，使生老病死的自然历程变得更艰难。

至于人在社会中的遭遇，更可能充满曲折和不幸。社会是个复杂的有机体。在阶级社会中有阶级区别，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区别，有贫富区别，有各种合力所形成的巨大力量。在社会中，不仅普通人要为生存、为温饱、为发展而拼搏，在人生旅途中有种种挫折；即使是身居高位，忠不见信的事也是不少的。

人生的确多艰。人生道路并没铺满鲜花，而是荆棘丛生的曲折之路。人生多艰，对于人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有作为的、伟大的人都是在磨炼中生长的。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都是如此。有人说，没有人生的艰难，就没有诗人。可以统而言之，没有人生艰难就造就不了人才。玉汝于成的正是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可困难也可能压垮人。因此，一个人应该有正确的人生观，无论顺境逆境都能正确对待人生。人的生老病死、人的种种不幸遭遇是不由自主的、非自觉自愿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人的幸福、快乐、健康、家庭的和谐是可以自己去创造、去寻找的。人应该善待人生，使自己的一生充实而完善。尽管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非自愿的“飞来横祸”，也要想法化解。这就需要人生的智慧，即需要一个正确的人生哲学。

我们要正确对待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痛苦。人有生老病死，代代如此，人人如此，这不应认为是一种痛苦。如果把这看成痛苦，只能永远陷入痛苦而不能自拔。如果能参透人的自然规律，认识必然性就能达到自由。正如庄子说的，“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把死看成是人生的必然阶段，是终点，是安息，采取安时处顺的态度，就能解除对死的恐惧和死亡的痛苦。至于贫病交加、老无所养，这是社会问题。一个合理的、公正的社会应尽可能减少这种非自然因素的痛苦。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制度，当然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在提高效率时更着重公平，采取多种方式合理解决好养生送死的问题。我们当今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帮贫扶困，低保制，以及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原则。

我们更要正确对待自己个人的机遇。与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有某些相同之处，人在社会领域中也有自己无法掌握的社会需要与个人机遇。从需要来说，人们常说生当其时，或说生不逢时，这都说明社会状况对个人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汉武帝时有个人一辈子在宫中服务，须眉皆白，始终是个执戟郎中，随辇而行。武帝很奇怪问他何以如此？他回答说，陛下喜欢老臣时，臣正年少；陛下喜欢用年轻人时，臣已年老。这就是社会条件。时代造就人，时代需要人。恰逢其时的人，当然有最大的发展机会。中国革命把一大批放牛娃培养成将军、培养成政治家，现在正是我们的时代需要把一大批人培养成企业家、培养成杰出的管理人才的时候。没有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任何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

大的社会背景相同，对个人来说还有个机遇问题。在同样的时代条件下个人的微观处境，即每个人的机遇可以是不同的。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如果可以比喻的话，我们可以说未成年时生活在家庭的庇护之中，犹如船在风平浪静的避风港尚未进入生活的大海，而进入社会好像进入由人群汇成的大江大河，由于各种合力的作用，有顺水，有逆流，有漩涡，也可能是通畅的河道。顺利时“千里江陵一日还”，不顺时也可能“涛似连山喷雪来”，船毁人亡。

机遇，对人来说是重要的。别的不说，就我所知的高校评职称来说，就有机遇的问题，而不是水平绝对的高下优劣。我有个朋友业务水平是公认的，为人也很厚道，能诗能文，讲课也很受学生欢迎。开始是因为名额少，后来又因为年龄快过线要为中青年让路，左一等右一等，结果到后来弄个退休教授，心中郁郁，第二年死于心梗。我深有感触，当时写过一首小诗：

痛哭兄台叹士穷，才高命蹇古今同。

笔走龙蛇堪传世，温和谦恭长者风。

晚清史论具慧眼，诗可佐酒磨剑功。

最令朋辈伤心绝，纸贵京城身已空。

作为个人，当然应该通达些，不必耿耿于怀。“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一个人真实的学术价值在于他的水平，水平高自然会得到同行大多数人的尊重，并不在于是否有教授这顶帽子。帽子对于非同行可能有作用，可对于同一个圈子里知根知底的同行，未见能提高多少身价。相反名不副实更容易使同行戳背和议论，有实无名反能得到同情和尊敬。

▲ 与桑咸之（前排左一）等合影，后排左一为作者。我们四人均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同学。前排已故，后排健在。1954年摄于人民大学学习期间。

照此看来，人应该有进有退，知进知退，进退有度。有进，是指人处于逆境，目标不能实现，甚至受到打击和排斥时，应该想到人生多艰，要有毅力、有韧性，朝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匍匐前进。只有不怕曲折才能达到山顶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山峰越高弯路越多，险路也越多。孟老夫子那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如何如何的话，至今仍有极大的鼓舞力。历史上和现实中不少政治家、科学家和企业家屡经挫折而后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可在生活中也得有退。正因为人生多艰，并非人人都事业有成、事事都能成功。因此已尽力而为，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成功大可不必自责过深。窃以为可以来个酸葡萄理论，虽然有点阿Q，对于保存自己，以待来日还是有好处的。何必遗恨乌江，把老本全输光了，自杀非智者所为。

▲ “时间真正坏，姑娘变奶奶。有人已溜号，千万别加塞。”在人民大学、北大、清华学习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同班同学，后排右一为桑咸之，后排左一为作者。1954年摄于人民大学校园。

可是，自杀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具有明显的社会特征。自杀是人生多艰最强烈最尖锐的表现形式，是矛盾激化到难以解决时的一种极端解决，一了百了。自杀的社会意义和作用不一样。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越发展自杀率越高，包括日本每年的自杀人数也很惊人。它可以是贫困和事业不遂的恶果，也可能是由市场经济中奋斗失败引发的。在中国，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与老舍投太平湖不同。同样，因疾病折磨难以忍受而结束生命与因被迫害含恨而死也不同。感到人生渺茫、生活空虚与衣食无着生活困顿而自杀原因不同，但都表现了人生多艰这个事实。我们不赞成自杀，更不赞美自杀。但是我必须承认，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一个人的死可能对历史产生巨大的震撼力，例如，屈原的死作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象征，具有历史的和文化的价值。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以死抗争的悲剧，当然不能与一般自杀等同起来。

可是一般说来，人还是应该活着，在生存中寻求问题的解决。如果问题不能解决怎么办？我说，让它去吧。船到桥头自然直。如果是误会、失败、挫折，可能有变化，可能有转机，实在无望，也只好罢手。有个哲学家说，太阳底下的所有痛苦，有的能解救，有的则不能。若能，就去寻找；若不能，就忘掉它。人生既然多艰，就应该允许有进有退。不能只进不退，也不能只退不进。借用一句电影中的话：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收手时就收手。要能当英雄，必要时也能当阿Q。我说的不是什么“韬晦之计”，我说的是，人，应该有各种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