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作为教练和领队率领复旦大学辩论队赴新加坡参加首届国际大专华语辩论赛,复旦大学辩论队获得团体冠军,其中一位队员获得“最佳辩手奖”。这是自新加坡华语辩论赛举办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至今无出其右。由于这个缘故,总是有人约我写有关辩论的文字,我只好姑妄写之。
想象力的作用
众所周知,辩论是讲逻辑的,而想象力则是跳跃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超逻辑的。在辩论中用得到想象力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凡是对辩论稍有涉足的人都会明白,逻辑和想象力是辩论的双翼。不讲逻辑,辩论就会杂乱无章;而缺乏想象,辩论又会索然无味。想象力在辩论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辩论是在对立的双方之间展开的。一般说来,正方在辩论前并不一定了解反方的立场。于是,就有一个想象对方可能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比如,就“人性本善”的辩题来说,反方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式来立论:第一,“人性本恶”;第二,“人性有善有恶”;第三,“人性无善无恶”。正方要是不善于想象反方可能采取哪种立场,换言之,不能做到“知己知彼”,就有可能在辩论中措手不及。
其二,在自由辩论中,想象力的作用更为重要。比如,在“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正方)和“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反方)的辩论中,正方队员提出:“艾滋病是在医院里发现的,所以它是医学问题。”反方马上驳斥道:“如果我们在医院里发现一把钥匙,难道钥匙是医学问题吗?”从“艾滋病”突然跳跃到“钥匙”,在这里起作用的正是想象力。从表面上看起来,“艾滋病”和“钥匙”毫无关系,似乎反方队员不应该把这两者扯在一起,但从听众的角度来看,反方的反驳却非常机智、非常自然,也非常到位,因为它以归谬的方式揭示出正方的逻辑困境。当然,正方也毫不示弱,又反驳道:“反方辩友,难道医生在医院里都在找钥匙吗?”这一反驳也以归谬的方式把听众的想象力引向另一个极端。由此可见,精彩的辩词总会显示出想象力的美丽的光环。反之,缺乏想象力的自由辩论归根到底是不自由的。
其三,在对辩题的内容作价值上的定位时,想象力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在“人性本恶”的辩题中,可以想象出三种不同的价值导向:第一,因为人性本恶,所以人人都可以去作恶;第二,因为人性本恶,所以我们更要做好惩恶扬善的工作;第三,因为人性本恶,惩恶扬善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如听之任之。
由此看来,只有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作用,辩论才能错落有致,精彩纷呈,赢得听众的掌声。有人也许会问,既然想象力如此重要,在准备辩论时,能否对辩论队员的想象力进行训练呢?我们认为,想象力是可以通过训练而得到提高的。在1993年赴新加坡参加首届华语大专辩论赛之前,我们曾经设计了下面这些问题来训练队员的想象力:如果埃及女皇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一点,世界历史会发生哪些变化?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一个小时后就会死亡,他会想什么?如果南北极的冰山都融化了,人类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如果有一个女孩站在街头哭泣,你认为有哪些可能性?……我们要求每个队员在回答问题时必须说出十种可能性,再让其他队员进行评论和补充。实践表明,这种训练方式确实能使队员们的想象力得到一定的提高,从而在辩论赛中有比较出色的表现。
灵活的应对
毋庸讳言,辩论赛中最精彩的表现是辩论队员的机敏的临场应对。在唇枪舌剑的交锋过程中,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各种意想不到的辩词都会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辩论队员如果能够从容不迫地进行应对,一定会使整个辩论赛增色不少。辩论中的临场应对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除了正方第一辩手外,其他所有的辩手在陈述自己的观点前,先要对对方的观点进行驳斥。由于在辩论前并不知道对方的观点,所以,一方的辩手在场上陈述自己的观点后,对方辩手至多只有数分钟的时间可以考虑如何进行有效的,甚至是精彩的回应。比如,在题为“女人比男人更需要关怀”的辩论中,正方第一辩手在陈述自己的见解时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男人再能干也养不出小孩来。”这句话在场上引起了听众的笑声。也就是说,这句话已经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按道理说,当反方第一辩手站起来发言时,应当对这句话进行有力的驳斥和回应,可惜的是,反方第一辩手却轻易地把这句话放过去了。这样做,对于反方来说,显然是很失分的。其实,反方第一辩手完全可以以下面的方式做出灵活的回应:“对方辩友说,‘男人再能干也养不出小孩来’,请问,如果没有男人,单凭女人的能干,就能把小孩生下来吗,对方辩友是不是太相信圣母玛利亚未婚先孕的传说了?”这样的临场应对必定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
第二种情况是:自由辩论。在自由辩论中,由于双方都可以自由发言,灵活的、有效的临场应对就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样是在“女人比男人更需要关怀”的辩论中,正方第四辩手在发言中指出:“中国语言中的‘娶’字和‘嫁’字表明,男子总是比较主动的,而女子则是被动的。因此,女子比男子更需要受到关怀。”反方第四辩手马上站起来反驳:“那为什么汉语中的‘好’字和‘妙’字要以‘女’字为偏旁呢?”这个反驳试图表明,‘好’字和‘妙’字都是常用的褒义词,既然在这两个常用的褒义词中都蕴含着‘女’字,这就启示我们,在中国社会中,女子并不是被动的和受歧视的。显然,这个反驳是比较机敏的,于是,本来想通过“咬文嚼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困境的正方辩手自己反而陷入了困境。实际上,只要仔细地考量一下,正方就会发现,自己的优势并没有失去,完全还有机会把整个辩论沿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式继续向前推进。正方辩手可以这样说:“请对方辩手不要忘记了,‘好’字可以拆为‘女’和‘子’,表明‘女’以‘子’为贵,说明‘好’字真正看重的是‘男子’而不是‘女子’。同样地,‘妙’字可以拆为‘女’和‘少’,说明‘女’‘少’方为‘妙’,可见这个‘妙’字反映的正是男子中心主义的情结。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子始终是被动的、受压抑的,因而需要更多的关怀。”当然,这样的拆字法并不一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但它作为一种灵活的临场应对,却是有效的,完全可能使对方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总之,辩论需要灵活的临场应对,但一个辩论队员要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应该在平时努力学习,积累丰富的知识。正如纸币必须以黄金储备作为自己的基础一样,一个辩论队员的机智的临场应对也是以丰厚的知识积累作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的辩论赛不是在场上发生的,而是在场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