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显得肤浅，甚至连学术研究也染上了这种“肤浅病”。这种“肤浅病”经常陷入的一个幻觉是：印刷出来的铅字就是学问，而在这个年头，又有哪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没有编纂或撰写过几部著作呢？“著作等身”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恭维词，然而，遗憾的是，学术腐败却越演越烈。

在我们看来，要克服这种肤浅病，首先对学术研究和前贤应该有敬畏之心。众所周知，一个人即使要成为一个鞋匠，恐怕也需要三年见习期，难道学术研究就那么容易，浏览几本相关的导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撰写自己的著作？其次，学术研究一定要克服浮躁情绪。一方面，学者本身要耐得住寂寞，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另一方面，研究单位也要耐得住寂寞，不要投资一点科研经费下去，就立马向研究者索取成果，仿佛向自动售货机里塞进25个美分，就有权利向它索取一罐可口可乐一样！再次，学术研究一定要扬长避短，讲究方法，把有限的精力投入自己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中，切莫要滥用自己的聪明，否则，很难避免“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

走楼梯的启示

一般说来，住在楼上的人总是少不了要走楼梯的，而大凡走楼梯的人，又很少去关心楼梯的级数。有哪个人愿意去数楼梯的级数呢？除非他甘冒被人当作傻瓜的风险。正是这样的心理造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式和行为的定式，以致人们上上下下数十年，对从楼下到自己居住的层面的楼梯的级数仍然是不甚了了。然而，对于一个有心人来说，他只要数一次，就毕生不会忘记楼梯的级数了。

我们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实践方式：一种是盲目实践，即我们上面提到的“只走不数”；另一种是自觉的实践，即我们上面提到的“既走又数”。这就启示我们，光强调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把实践和自觉的认识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果实践活动和自觉认识处在分离的状态下，在实践时随波逐流，不动脑子；在认识时又脱离实践，沉湎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那就很难在思考和行动中取得有效的成果。

把实践活动和自觉的认识紧密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善于做“有心人”。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谓“有心”，也就是要对周围的一切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批判意识。如果研究者不处在这种“有心”的状态下，尽管他天天都在观察他所研究的对象，但他可能什么也看不见，这才是“视而不见”这个成语的深层含义；尽管他天天都在倾听各种不同的研究见解，但他可能什么也听不见，这才是“听而不闻”这个成语的深层含义。

无论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还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都向我们表明，在学术研究上要成为一个真正富有独创意识的人，就必须做这样的“有心人”。据说，牛顿从苹果落地受到启发，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瓦特通过对水沸腾时蒸汽能顶开壶盖的现象的深入思考，发明了蒸汽机；马克思从对司空见惯的商品的分析着手，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大多数人之所以对苹果落地、沸腾的水顶开壶盖、商品买卖等现象熟视无睹，不能做到有所思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和有所创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观察和实践活动通常是盲目的。正如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所说的：“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综上所述，在学术研究中，只有自觉地做一个“有心人”，事事处处保持新鲜的感受意识和批判意识，其创造性才不会衰退和钝化。

光线与精力

一般说来，太阳光线在散射的状态下发出的热量并不是很强烈的。然而，如果我们用一面聚光镜把散射的太阳光线集中在焦点上，那就能达到较高的温度，甚至能使纸片燃烧起来。人的精力也和太阳光线类似，如果处在“散射”的状态下，就很难达到一定的热量。只有把精力高度集中起来，深入钻研一方面的学问，才有可能取得原创性的成果。可是，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做学问却缺乏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性，相反，却盲目地跟着自己的兴趣转：今年忙着学外语，准备出国；明年又去学绘画，希望自己在艺术上有所造就；后年又去开公司，做生意等。结果是爱一行，干一行，丢一行。轻则事倍功半，浪费精力，重则蹉跎一生，一事无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人要在短暂的人生道路上有所造就，就一定要集中自己的精力，努力去做自己愿意做而又有能力做好的工作。

德国诗人歌德认为，他生活的时代乃是一个“片面性的时代”。他这样写道：“有人说得很对，人的才能最好是得到全面发展，不过这不是人生来就可以办得到的。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培养成某一种人，然后才设法去理解人类各种才能的总和。”[1]在他看来，一个人希望自己全面发展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在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个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的。个人应该钻研一方面的学问，先成为“某一种人”，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去扩充自己的知识，了解更多的东西。在歌德的秘书爱克曼看来，歌德在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时，非常重视集中精力的问题。歌德说过：“说到究竟，最大的艺术本领在于懂得限制自己的范围，不驰心旁骛。”有一天他对爱克曼说，“我自己在许多不属于我本行的事物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一想到维迦写了多少剧本，就觉得自己写的诗作实在太少了。我本来应该更专心地搞自己的本行才对”。另一回，他又说，“假如我没有在石头上费过那么多的工夫，把时间用得节省些，我就很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2]

歌德在年轻的时候确实浪费过许多时间，他因为不同意牛顿的看法，而对颜色理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也对人的颅骨的结构做过认真的探索，也参与主办过一些刊物，而这些活动花去了他大量的时间。所以，晚年的歌德总是不断地告诫爱克曼：“你得随时当心不要分散精力，要设法集中精力。三十年前我如果懂得这个道理，我的创作成就会完全不同。我和席勒在他主编的《时神》和《诗神年鉴》两个刊物上破费了多少时间呀！现在我正在翻阅席勒和我的通信，一切往事都栩栩如生在眼前，我不能不追悔当时那些工作惹世人责骂，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有才能的人看到旁人做的事总是自信也能做，这其实不然，他总有一天会追悔浪费精力。你卷起头发，只能管一个夜晚，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过是把一些卷发纸放在你的头发里，等到第二个夜晚，头发又竖直了。”[3]

在歌德看来，从事研究工作的人，特别是有才能的研究者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滥用自己的聪明，自信别人会做的事情，自己一定也能做好。于是，把自己的精力分散地使用在各种不同的活动中，却忘记了一个最浅显的真理，即自己的生命和精力都是有限的。等到上了年纪，明白这个真理时，无论是自己的精力，还是原创性的意识都已经衰退了，甚至枯竭了。这难道不是对天才本身的一种杀戮吗？

无独有偶，哲学家黑格尔在治学中也抱有与歌德同样的见解，他在《小逻辑》一书中这样写道：“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世界上有趣味的东西异常之多：西班牙诗、化学、政治、音乐都很有趣味，如果有人对这些东西感觉兴趣，我们决不能说他不对。但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他必然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4]在黑格尔看来，分散精力乃是治学之大敌。只有把自己有限的精力集中起来，用到最必要的地方去，才有可能做出辉煌的事业。

歌德和黑格尔的话都是深得三昧的经验之谈，在我们这个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强调集中精力，钻研一方面的学问，并不等于对面上的知识都可以弃之不顾。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就像金字塔，只有塔基宽大，塔尖才能高耸入云。在这里，重要的是把自己决心钻研的领域和仅限于一般了解的领域严格地区分开来；重要的是，不迷失在所谓“知识渊博”的丛林中。其实，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早就告诫我们：“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5]只有由博返约，才可能在某个领域里有创造性的发现。

马克思早就告诉我们，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性上的节约。记得鲁迅先生也说过，浪费他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集中精力也就是节约时间。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节约时间，不驰心旁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单纯的理性存在物，本能、情感、欲望和情绪不断地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每一分钟都在**我们，试图把我们引向感性享受的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我们的精力数年、数十年地集中在对一门学问或一个问题的研究上，那就需要一种特殊的精神聚光镜——意志。历史和实践都告诉我们，事实上，只有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力的人，才有可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伟大的成就。

[1]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7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 黑格尔：《小逻辑》，17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 北大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2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