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的人自然不可能不读书。对于那些不愿意读书的人来说，读书几乎是一种精神酷刑。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大自然到处生气勃勃，难道还有比枯坐在书房里更痛苦的事情了吗？然而，对于那些嗜书如命、读书如沐春风的人来说，读书不啻一种精神上的追求，甚至一种情感上的享受。在世界上，难道还有谁比那个伴随着淡淡的墨香，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本企盼已久的新书的人更幸福了呢？正如张五常先生所说：“黄金我所欲也，美人亦我所欲也，但对我来说，两者之乐，皆不及读书。书可不是为了‘黄金屋’或‘颜如玉’而读的。”[1]这种超功利的读书感受，非书痴莫能体悟。下面是我断断续续写下的一些读书体会。

读书**

我小时候是很顽皮的，直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心才渐渐收拢，对所学的功课产生了兴趣。至于确立自觉读书的思想则是在高中二年级。那时候，我的家境并不好，全家7口人，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家庭负担比较重。但只要我口袋里有零钱，心里就痒痒的，就到福州路去逛旧书店。

记得当时对我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李致远先生所撰写的《马克思的学习方法》一书。读了这本书，我不但很钦佩马克思的博学，而且对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我从旧书店里“淘”到了一大批哲学书，似懂非懂地看了起来。这是我的第一次读书**。但那时候由于没有名师指点，看的书很杂，也没有明确的读书目的。

1968年秋进入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工作后，由于工作的流动性质，在全国各地建电站，单位里连个图书馆都没有，借不到任何书，我只能在工作之余“啃”汉语词典。有一次，我在工作中受了伤，右手手腕骨折，在家中休息了四个月。当时我住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离上海图书馆很近。我在那里读了四个月的书，期间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的第二次读书**。

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后，文科阅览室里丰富的藏书，特别是古典文学、哲学方面的藏书深深地吸引了我，真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味道。除了上课以外，我整天“泡”在阅览室里，从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和阿里斯托芬一直读到俄国的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和美国的德莱赛等现、当代的作家；还读了相当数量的古典哲学名著，从而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充实了思想。这是我的第三次读书**。

1988年，我作为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进修。在著名教授伊林·费切尔的指导下研读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当时我住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学生宿舍里，这里的环境非常幽静，也没有外人来干扰，确实是读书的好地方。我在这里“啃”了一些德文的原著，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也读了海德格尔的一些著作，因为我一度想以他的哲学思想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与此同时，我也阅读了一批中国古代的哲学典籍。这是我的第四次读书**。这个时期的“充电”为我以后的哲学思考奠定了基础。

1995年9月，我出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由于行政工作十分繁忙，很少有时间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直到1999年5月卸任后，我才重新获得安安静静地读书的机会，从而进入我的第五次读书**。我希望，这次读书**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为止。

我发现，在我的生活中，许多事情都可以将就，许多习惯都可以改变，但唯独不能改变的却是读书。在家里，每天我都要在书架前逗留一段时间，这里翻翻，那里看看，或把架子上的书调整一下，不这样做，就像丢掉了魂似的。我的书房四周都是书架，书架上的每一层都可以放两排书，我习惯把已经读过的书放在里面一排，把未读过的书放在外面；晚上，临睡前，总要坐在**看一会书。到外面去参加会议、出差或做任何一件事情，我的包里总是放着书。有时明明知道今天不会有空余时间读书，但不放上一本书，心里总觉得缺了什么东西，不踏实。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时不免感叹自己“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想到自己读过那么多的好书，想到读书时的那种快感，心理上也就渐渐地变得平衡了。当然，在读书中，绝不要相信“开卷有益”的鬼话，读书必须有选择，必须循序渐进，必须记住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告诫：“不要试图无所不知，否则你就一无所知。”[2]

与书结缘

谁都不会否认，我们这个时代已是电脑和光盘的时代。但对于文科教师，特别是博士生导师说来，与书结缘，仍然是人生道路上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文科导师们常常戏称书是“第一夫人”，尽管这种说法可能会伤害妻子们的自尊心，但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它说出了真理。就我自己的体验来说，买书、读书、搬书和写书几乎构成了我的日常生活。

先说买书。要买书就先得掌握书的信息，而要掌握书的信息，就必须经常阅读《读书》《中华读书周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了解出版的动态，甄别书的版本和内容的优劣。虽然这些资料是第二手的，但就早有定论的传统经典书系来说，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偏差，只要出版社可靠、文字校勘和印刷质量好就行了。但就当代人的专著和译著来说，变数很大，不得不在书店里实地进行考察。一般说来，专著要看其书名、目录是否蕴含新见，注释和参考书目是否有重大的遗漏；译著要看其是否是信得过的名家名译，等等。对于我来说，买书的真正的困难并不在这里，倒是在书的价格和体积上。目前书价之高，已成僵局，也没有什么可以议论的了。至于书的体积，对于住房并不宽敞的我来说，同样是一种威胁。我心里很清楚：每买进一本书，我的活动空间就要减去这本书的体积。但只要见到好书，还是会不顾一切地买下来。读书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阴雨绵绵的下午，独自伴着茶香，在书房里翻阅期盼已久的、刚买到手的好书。此情此景，非书痴莫能体会。有趣的是，书买得多了，我与书的距离反而变远了。由于地板上、过道里、顶柜上、卧室里到处都堆满了书，有时要找一本书得花九牛二虎之力。妻子爱干净，见到我的书不断地向书房外扩张，难免会抱怨几句。我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表示无论如何要扔掉一些书。但事到临头，新书是买进来了，旧书还是不舍得扔。有时狠下心来扔在废纸堆里，一会儿又捡了回来。妻子看着我这付割舍不下的模样，只好宽容地耸耸肩。

接着说读书。读书自然比买书要辛苦得多。特别是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类书，非下苦功夫不可。在有条件时，最好直接阅读原著，面对面地与大师交流。由于翻译中常常蕴含着误读，所以必须留意原著的各种版本和译本。比如，康德在世时，《纯粹理性批判》已出了两个德文版。他去世后，英语国家至少出版过四个有影响的英译本。深入地研究康德，就必须正视不同的版本和译本所存在的差异。对于博士生导师说来，读书的任务特别繁重。在一般的情况下，博士生读过的书，导师应该读过；博士生没有读过的书，导师也应该读过。不然的话，如何指导学生呢？当然，导师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这一点，但一个有责任心的导师一定会努力去做，以便与博士生进行深入的对话。

再说搬书。古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似乎还未把读书人的窘境充分地表达出来。我在这里至少还可以加上一句话“书到搬时方恨多”。搬家，既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害怕的。期盼的是更大的空间；害怕的是搬书，担心书会破损、遗失或散乱。随着书籍的不断增加，这种恐惧的心理也与日俱增。不久前的搬家（这是我进复旦后的第五次搬家）又一次弄得我狼狈不堪。由于新居离旧居很近，我决定自己先用自行车慢慢地搬。有一天晚上，我把四捆书放在书包架上，刚起步，书就倒到一边去了，我只好下车推。谁知推了一阵，连书带车都翻倒在地上，脚也扭伤了。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幸亏一位好心的路人帮忙，才挨到新居。搬家后，我在家中忙了差不多两个星期，才把这些书分门别类地安放到书架上。女儿以嘲讽的口气问我：“老爸，你还想再搬家吗？”“不”，我苦笑着摇摇头。

最后说写书。买书、读书、搬书当然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还是借助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成果来从事自己的研究。研究的结果除了论文就是书。与买书、读书和搬书比较，写书远为艰苦，但这种艰苦却会被出书时的喜悦所冲淡。记得我从1986出版处女作《思考与超越》以来，迄今已出版个人专著11部，其中的甘苦也只有自己知道了。自从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以来，我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今后要用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没有新见的著作和论文决不拿出去发表。”前两年，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抬举，把我和骆玉明教授确定为“签约作者”，意思是：我们写什么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就可以出什么书。这个消息在《文汇报》上发表后，其他出版社的朋友纷纷来电询问：“俞吾金，你还能给我们写书吗？”“当然能”，我说，“我完全是自由的。”事实上，复旦大学出版社也并没有正式与我们签约，但出版社的诚意使我很感动。在做系主任期间，我欠了一屁股书债，卸任后，总算有时间来偿还债务了。

唉，真是说不尽的书缘！

在德国逛书市

书呆子逛书店，当然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令我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是，这种书呆子习气在德国竟然达到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地步。[3]

歌德大学的所在地法兰克福是个商业性的城市，其商业活动的活跃气氛也在离市中心不远的歌德大学校园里反映出来。每天上午十点左右，许多书商在大学食堂周围的空地上摆起了流动书摊。一到中午休息的时间，这些书摊前便挤满了人，其中大多数是本科生、研究生，少数是教师。偶尔，也能见到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流连忘返于书摊之前。书摊上陈列着由各种不同的文字写成的书，如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甚至也有用中文写成的书。当然，大量的书还是用德文写成的。这里既有刚出版就流入旧书市场的新书，也有21世纪初，甚至20世纪出版的珍本。书商们大多有文化修养，有的甚至有很好的专业知识或懂几门外语。他们开出的书价一般都是比较合理的。当然，也有少数极有价值的书会滑过他们的眼皮。有时候，当我在书摊上发现一本卖得十分便宜而又极有价值的书时，那种突然袭来的惊喜的感觉似乎不亚于淘金者之骤然发现金砂。

我差不多天天去大学听课或到哲学系的图书馆里去看书。中午，在大学食堂里吃完午饭，照例是在书摊前消磨一段时间。我留心的当然主要是哲学书。德国不仅是诗和音乐的王国，也是哲学的王国。从康德以来，德国哲学的天空一直是群星璀璨的。当那些平时在国内几乎见不到的哲学大师们的著作映入眼帘时，那种强烈的**是可想而知的。起先，考虑到囊中羞涩，我的收书计划是很小的，后来实在敌不过那些书籍的**力，收书计划膨胀得越来越大，像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谢林、尼采、叔本华、布洛赫、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几乎都收了全集。比如，《黑格尔全集》有20卷，新书售价380马克。我一本一本地“淘”，终于花150马克收齐了全集。有一次，我见到了一本寻觅已久的法依欣格的名作《仿佛哲学》（PHILOSOPHIE ALS OB），是1924年出版的，标价贵了一些，要25马克。我爱不释手，但身边只有13马克50芬尼。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那书商知道我是学生，破例地把书卖给了我。那天，虽然倾囊而出，步行回家，心里却甜滋滋的。

由于经常逛书市，渐渐地和这些书商建立了友谊。他们了解我“淘”书的目标和兴趣后，经常会事先把我感兴趣的哲学方面的一些好书给我留下，价钱上也给我一些优惠。他们还为我介绍了分布在法兰克福市各区的旧书店，特别是离歌德大学不远的“卡尔·马克思书店”。这家书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里，我只花20马克就买了一套1990年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德文版），还买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不少成员的重要著作。每次我到其他城市去旅游或开会的时候，也总要光顾那些地方的书市，但其他城市的书市和规模似乎都不如法兰克福。由于不断地逛书店，我的藏书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增加着。桌子上、床铺上、柜子上、地上都堆满了书，这就使我住的、本来就很小的单人学生宿舍变得更加局促了。偶尔想起《新概念英语》一书中那个把书全部铺在地上当地毯、并经常趴在地上“读地毯”的年轻人，不禁哑然失笑。到1990年秋回国时，我几乎望书兴叹了，足足忙了一个多星期，才把不知不觉间买下的700多本书搬到邮局里装箱寄出。5千克一箱，竟装了39箱！以致邮局里的一位工作人员和我开玩笑说：“您把德国文化都运到中国去了。”

现在，每当我凝视着书柜里这些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的德文书的时候，总会回忆起在法兰克福逛书市时的情形，这些书也为我的研究工作打开了新的视野。

读书要讲究方法

记得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跛足而不迷路能够赶过虽健步如飞但误入歧途的人。这句话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读书方法的重要性。方法对头，虽形同“跛足”，实际进度并不慢。反之，如误入歧途，尽管看上去“健步如飞”，实际上却慢如蜗牛。由此可见，读书方法是不容轻视的。

首先，读书要有选择。世界上无限丰富的书籍和个人有限的精力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一个人即使倾其一生的精力，所读之书在数量上也必定是十分有限的。《基度山伯爵》中的法利亚长老曾经对爱德蒙·邓蒂斯说：一个人只要有150本精选的书，则对人类一切的知识就各门各类都可齐备了。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却说出了读书一定要有选择的道理。如果“乱点鸳鸯谱”，见一本就读一本，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当然，要做到有选择地读书，就必须先确定读书的主攻方向。方向一旦确定，可读可不读的书就坚决不读，把精力全部集中到自己的研究方向上。只要持之以恒，便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次，读书要勤做笔记。渊博的知识就像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不是一天就能建造起来的，而是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正如荀子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4]荀子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康德一边读书，一边随时写下自己的读书心得，有时甚至写在商品的提货单或发票上；黑格尔从小喜欢读书，每读一本书，都做卡片摘录，经过数十年积累，知识十分渊博，写出了包罗万象的《哲学全书》，其常识之广博，至今令后人惊叹不已；马克思读书也十分重视做笔记，《资本论》的写作旁征博引，言必有据。有人形容马克思的思想就像一艘升火待发的军舰，只要一接到命令，就能驶向任何港口。毋庸讳言，这都是大量读书笔记积累的结果。有些人书读得不少，但却怕做读书笔记，时间一长也就忘了，或至少是记不全了。一到使用，往往连资料的出处也找不到，只好作罢。以这样的方式读书，也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书一定要勤做笔记。

最后，读书还要从良师。常有这样的事情：你在读书中冥思苦想无法解决的问题，求教于知音，往往一席话，甚至三五句话就会使你茅塞顿开。学问，学问，一学二问。“问”者，就教于人也。韩愈曾著《师说》，专门阐述从师的重要性。虽然有些天赋高的人在学习时能够做到“无师自通”，但在通常的情况下，从良师毕竟能使人们少走许多弯路。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只要勤奋学习，讲究方法，功夫是不会有负于苦心的人。

[1] 张五常：《随意集》，3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 北大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1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3] 由于歌德大学是法兰克福市的最重要的大学，所以人们也常常把它称作“法兰克福大学”。在哲学上闻名遐迩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在歌德大学的社会研究所的基础上形成的学派。

[4] 《荀子·劝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