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在统一经学的同时，又广求逸书，并组织学者对经籍图书进行了大规模编纂整理，亦是一大文化盛事。

隋以前的长期分裂战乱给学术文化载体的图书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破坏，隋建立后，广求遗书，整理图籍当然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

隋主持图书整理事业的国家机构是秘书省，秘书省在南朝时即专“掌国之典籍图书”,在北朝也“典司经籍”。隋文帝时秘书省置“监、丞各一人，郎四人，校书郎十二人，正字四人，录事二人。领有著作、太史二曹。著作曹，置郎二人，佐郎八人，校书郎、正字各二人。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司历二人，监候四人。其历、天文、漏刻、视侵，各有博士及生员”。博士是专家，生员是学生兼助手，其他则是官员和办事人员。作为朝廷主管文化事业的机构，秘书省除管理图书外，还主管修史、天文、历法等，国家既有专门修史的机构，开皇十三年(593)五月癸亥(二十四日),隋文帝下诏： “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禁绝民间修史及广求天下遗书，并由官方统一整理，都是旨在加强思想文化统一的重大措施。

隋炀帝即位后，继续执行其父文帝时的各项思想文化政策，继续搜寻逸书，图书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大业三年(607),官制改革，隋炀帝调整扩大了秘书省人员编制，原来的二十八人增加为一百二十人。由于隋炀帝崇尚南朝文化，秘书监一职长期选南人担任，大业初先拜藩邸亲信柳普(顾言)为秘书监，柳普死后，以著名学者虞世南主持秘书省事务。

大业年间，长安嘉则殿藏书已达三十七万卷，经挑选、配补，其正御本(标准本)也已达三万七千卷，比牛弘上表时已有大幅度增加。隋炀帝对国家藏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以便传布。为便于保存，图书按质量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用红琉璃做轴，中品用黑紫色琉璃做轴，下品用黑漆圆木做轴，以区别分藏，另将副本藏于东都观文殿，并按内容分库管理。

与此同时，隋炀帝还广集人才从事各类图书的编纂工作，共成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卷，他“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蒲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其中有大型类书《长洲玉镜》和《区宇图志》。《长洲玉镜》四百卷，由原晋王府文学虞绰、柳髻、虞世南、庾自直等参与编撰，以南朝梁武帝时所编《华林遍略》为底本。《华林遍略》有七百卷，北齐后主高纬曾依据此书加上北朝著作，编成《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隋炀帝令人重新编纂，除去芜杂重复部分，并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故所记多于《遍略》,而卷帙却有减少，堪称精洽。可惜此书至宋代不传。据《隋书·经籍志二》载， “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隋炀帝据此组织编纂了《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分类记叙了地理情况，另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郎蔚之的《诸州图经集》一百卷。隋炀帝还倡导编纂大型类书，时有杜台卿撰《玉烛宝典》十二卷，杜公瞻撰《编珠》四卷，其类目有音乐、器玩、酒膳、忝稷、车马、舟楫等，很有实用性，可惜都不传于世。隋代类书《北堂书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类书，作者虞世南是隋炀帝的宠臣，在其任秘书郎时，抄集经史百家之事以备用，撰成一百七十三卷，所取材料皆注有出处，并加解释和案语。隋炀帝本人也有文集编辑成书，并流传于世。大业年间，在隋炀帝倡导下，从事编纂的学者很多，隋炀帝以宝橱收藏臣下新编的书，可惜的是真正流传下来的著作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