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功过多争论

至于如何确立汉武帝在历史上的地位，换言之，就是如何评价汉武帝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历史上对汉武帝评价的争论、及武帝成就其事业的原因等问题，也牵涉到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方法问题。

武帝去世很长时间，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对武帝时盐铁酒专卖、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进行讨论，讨论分成了两派，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全面否定武帝时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

宣帝即位的第二年夏，围绕祭祀武帝要不要增加庙乐的问题，对武帝的功过进行了评议。

郡臣在朝廷上进行了讨论，后来认为武帝功业盛大，祭祀时应奏庙乐。但光禄大夫夏侯胜却说： “武帝虽然有攘四夷广士开拓境域之功，然而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侈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死)者半。又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蓄积至今未能恢复，无德泽于民。因此，不宜为武帝立庙乐。”

夏侯胜还说，宣帝所下“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议，宜直言正论，不能苟合阿意顺旨，议已出口，虽死不悔”。

其结果，夏侯胜等人被下狱。经朝臣廷议，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祭祀奏乐舞，以明威德。

《汉书·昭帝纪》赞中说武帝活动付出的代价是“天下虚耗，户口减半”。 “户口减半”表明当时农民流亡人口多，夏侯胜则把“户口减半”说成“物故(死)者半”显然有夸大之处。

元帝时期，贾捐之说： “至孝武皇帝，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专卖)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

“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自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一是强调武帝时期长期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二是否定武帝时期笼盐铁、酒类专卖、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又恰是武帝“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

按这一意见，最后必然导致否定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否定武帝的历史功绩。这是人们不能完全同意的。

汉元帝同成帝时朝廷几次讨论，功劳大的汉朝皇帝可单独立宗庙受祭祖，其他仍按中国古代的昭穆制度配祭祖庙。

朝臣在讨论中公认高祖、太宗(汉文帝)应立庙受祭，至于世宗(汉武帝)则持有不同意见。

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议后，朝臣再一次讨论，认为汉武帝过失太大，其庙“宜毁”。

在这种情况下，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详细地论述了汉武帝的历史功绩，这篇文献对如何评价武帝具有重要性，故此引证如下：

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又曰“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威(被威服)”,故称中兴。

及至幽王，大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

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故弃桓之过而录其功，以为伯(霸)首。

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粤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

孝文皇帝厦以货赂，与结和亲，犹暴无已。甚者，兴师十余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思久矣，非一世之渐也。

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掠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给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菇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慕北。

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抚可见。

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

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业，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为武世宗。孝宣皇帝举公卿之议，用众儒之谋，既以为世宗之庙，建之万世，宣布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而从之。制曰： “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

这是西汉时期从积极方面较为全面评价汉武帝的最有力的文字。它从历史角度出发，叙述了犬戎杀周幽王灭西周，东周时出现了“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的危急形热；至汉朝初年匈奴壮大、南越赵佗称帝；汉朝虽屈辱求和实行和亲政策，而匈奴却一再犯边不已，诸侯王又勾结匈奴、南越试图谋反，汉中央朝廷也处在统治不稳的状态之中。

汉武帝一改这种被动受凌辱侵欺的局面，外事四夷，取得辉煌胜利，令“百蛮服从”,继而采取一系列的“定制度” “定诸侯之制”“富实百姓”的措施，所以汉武帝是一位“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功至著”的皇帝，因此为他建的宗庙“不宜毁”,而应传之万世。汉哀帝接受这一奏议，保留了武帝的宗庙。

这就是西汉时期朝廷对武帝的最后一次定位。在刘歆等人的论议的影响下，终于保住了武帝的宗庙。

明清对武帝的评价仍在争论，认为从消极方面评价少有新意，从积极方面评价却有所发展。

李贽认为，汉武反击匈奴“虽民劳财伤，骚然称费，精力已几竭矣。

盖至于易姓更主，而百姓安堵如故者，然后知其为孝武之赐而不自知也。截长补短，其利百倍，有为之功业亦大矣”。

夏燮认为，汉武帝反击匈奴，外事四夷，虽当时给民众带来了灾难和痛苦，却换来了后世边境的安宁。这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汉武帝的活动给当时人民带来的痛苦而否定他给后世人民带来的好处。

呼韩邪单于臣服于汉后， “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因此，武帝对后世所建树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总之，只要把汉武帝外事四夷的活动放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汉武帝不仅对汉朝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

汉武帝一方面有巨大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因此，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但是，如果着眼于他给当时人民带来的痛苦，从“民为邦本”的观点出发，看消极方面多了，就会否定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若着眼于他建树的巨大历史功绩，又会忽略其消极方面。如何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给汉武帝一个正当的历史地位，就成了一个问题。

虽然汉武帝有严重失误，但是他在两千多年前就为现代中国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的功绩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功绩比较起来当然是次要的，因此汉武帝所建树的巨大历史功绩是应当肯定的。

从评价武帝的不同来看，虽意见各有不同，但在方法论却有共同之处，就是把武帝的一生分为功与过两个方面，即武帝历史作用的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

评价汉武帝还有一种方法。即把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划分为若干时期，看其每个时期事业的成败；若由于没有及时转变政策而导致失误，原因就应当从没有及时转变政策上去找寻。

有识之士评价说， “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此着手实行政策转折，应当说正是时候”。

“在元封年间改变政策以安抚百姓，也完全是形势所需要的。”这也就是说武帝后来的失误主要是由于没有及时转变政策而造成的。

下面探讨一下汉武帝应何时转变政策和未及时转变的原因。

汉武帝当政四十五年，他的事业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自建元元年(前140)到元鼎六年(前111)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是武帝取得辉煌胜利的时期，这表现在：尊儒术、重法制、悉延(引)百端之学的以儒家为统治思想而又兼用百家的格局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等等。

在统一国家方面，反击匈奴战争获胜，尤其是元朔二年取河南地之战、元朔五年大败右贤王高阙之战、元狩二年河西之战、元狩四年漠北之战，取得重大胜利，使汉朝军事力量的压倒优势不可逆转。

在打击分封割据势力与豪强方面，元朔二年行推恩分封，元狩元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被诛，元鼎五年坐酎金律列侯夺爵者一百零六人。

在打击豪强和高赀富人方面，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资三百万以上者于茂陵，元狩四年“摧浮**并兼之徒”,酷吏义纵、王温舒等人严厉打击豪强。在经济方面一些主要措施也基本出台。

在第一阶段武帝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对内在思想文化、打击分封势力、豪强、富商大贾等方面是如此，在统一国家方面也是如此，不仅平定了南越、东越，西南夷的问题基本解决。

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胜利，汉朝从匈奴方面取得了河南地和河西，给了匈奴以沉重打击，漠南无王庭，匈奴对汉朝已构不成重大威胁，说明对匈奴的战争也基本告一段落。

自元封元年(前110)到太初四年(前101)为第二阶段。历经了元封、太初两个年号，这两个年号都有标志政策转变的含义。

元封以举行封禅大典而得名，其意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既然如此接下来实行政策转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太初以颁布太初历而得名，实行改正朔、易服色等方面的改制，标志着要除旧布新、改弦更张之义，也是政策转变的好时机。

这十年中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已相当尖锐，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就说明了这一点。但农民起义与战争的失败还未发生，故此，这正是转变政策的大好时机。

这时武帝为什么没有能实行政策转变呢?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下诏说： “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和)睦，朕将巡边陲，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率师焉。”

接着又遣使告单于说： “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关。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这就是说武帝要求匈奴“臣服”汉朝，单于震慑于汉武帝的威势，没有前来接战，也没有“臣服”。

自此之后，汉武帝想通过和谈让匈奴“臣服”,这时政策上的一个调整，这一点可从元封二年(前109)武帝派汲仁、郭昌率数万人堵塞瓠子决口看出，因此事朝臣争言水利，若顺其发展，就会走上重农、富民为中心的路线上去。但是，汉武帝又因两方面的事情又促成了他继续出兵：

一是边境不断发生事情，有发兵的需求，如西南夷方面，侵犯汉使吏卒，元封二年派郭昌击滇，滇王降，置益州郡。这年朝鲜派兵击辽东，杀辽东都尉，武帝派杨仆等击之，次年朝鲜降，置四郡。元封六年，益州郡昆明地区反，武帝又派郭昌击昆明。

二是“西蛮北夷，颇未辑睦”。西域各国原为匈奴属国，汉朝使者通西域后，有的国家阻拦、攻掠汉使，于是有元封三年(前108)赵破奴破楼兰、车师之事。

自元封六年(前105)汉朝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乌孙，武帝想通过和平争取西域，此时却发生了大宛不与汉使买卖天马，并设法杀汉使取其财物的事件。导致了从太初元年(前104)秋开始至太初四年(前101)春李广利的两次伐大宛，两次伐大宛虽取得胜利，但耗费巨大，激化了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

自天汉元年(前100)至后元二年(前87)为第三阶段。此阶段共十三年，经历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四个年号。武帝开始用年号为一个年号六年，太初改制后一个年号四年。

太初四年(前101)春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西域各国臣服，武帝没有抓紧时机转变政策。

天汉元年(前100),汉朝和匈奴和谈失败，汉使被匈奴扣留。继而，武帝就想通过军事征伐使匈奴臣服。

征和二年(前91),武帝派李广利、李陵统兵讨伐匈奴失败而告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小股农民起义频频发生。

武帝就立即又转而镇压农民起义，这次农民起义经几年才镇压下去。

天汉四年(前97)李广利等四将讨伐匈奴又无功而归。

征和元年(前92)发生了丞相公孙贺家因巫蛊被族。巫蛊之祸刚告一段落，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率七万大军败降匈奴。

征和四年(前89)武帝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颁轮台诏，表示从此不复出军，才下决定实行政策转变。

自汉武帝三个阶段的情况看出，元封以后未能及时实行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低估了匈奴的综合国力，因此制定了要匈奴“臣服”这一当时汉朝还无力达到的高指标所造成的。

从汉武帝为达到这一目标先是和谈后又用兵，对此可以说是孜孜以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还是以达不到目的而告终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武帝给自己定下的上述指标是个自己一代无法实现的高指标。这个高指标就是武帝没有及时转变政策的根本原因。

高指标是源于低估了匈奴的综合实力，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对方造成的。这一点并不始于武帝，贾谊在《治安策》中就说：汉朝与匈奴的关系颠倒了，本应汉为君、匈奴为臣，而汉天子岁贡金帛以奉之，是臣下之礼也，匈奴反而成了君主。

“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云云，就反映过低估计匈奴综合实力的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武帝元封元年提出让匈奴臣服于汉朝的要求自然是不奇怪的，但匈奴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怎么能屈居人下呢?所以，无法接受。

在汉朝方面看匈奴人数少，地处漠北苦寒，再打几个胜仗，就会使匈奴臣服；在匈奴方面则有广大的回旋余地，虽地处寒苦，然汉人得地不能久留，这正是自己的有利条件，汉朝又能奈何?因此双方谈判达不成协议。

若武帝不坚持让匈奴臣服，标准低一点儿，双方仍可以以兄弟相称，以达成个互不侵犯、开关市公平交易的协定则是有可能的。如此武帝也可提高转变政策，改弦更张，利国利民。

汉武帝转变政策延误了约十到二十年，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个教训是值得后人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