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战终于结束，局势开始安定。然而，昔日繁华的汉家帝京已是一片腥红。

汉武帝做梦也想不到，一向懦弱的儿子竟然同自己鏖战了五天，最后撞破了遮天的网罗，逃了出去，不由大发雷霆。群臣看到皇帝这个样子，一个个忧惧不已，彷徨无计。

汉以孝治天下，若要平息汉武帝的怒火，使其冷静下来，只有用父慈子孝的道理打动他。

壶关县(山西潞城县西)三老令狐茂壮着胆给武帝上书说： “臣听说父为天，母为地，子为万物。故此，父慈母爱，儿子就会孝顺。虞舜堪为孝子，却不中他父亲的意。”

“皇太子是汉家嫡嗣，乃陛下之宗子。江充不过一介布衣，闾阁中的贱民罢了。他打着秉承陛下之命的幌子迫害皇太子，使太子既见不到陛下，又身困于乱臣之中，有冤无处诉，不得已而杀江充，因恐惧而逃亡。子盗父兵，不过为解救自己。臣以为皇太子绝无二心。臣希望陛下宽心开恩，不要专挑太子的不是，快快收兵，别让太子在外面东躲西藏的。臣对陛下的一片忠心，故冒死而言。”

汉武帝听了触动心弦，觉得令狐茂说得有些道理，火气消了一些；不过，他还得顾着九五之尊的脸面，不能轻易认错。

太子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亲生骨肉被逼得走投无路，自缢而死，汉武帝既已风烛残年，更觉凄惶伤感。

过了一段时间，巫蛊大狱的调查审理也有了眉目。征和三年(前90),有关官员报告说，吏民以巫蛊相告发者，多为不实之词。汉武帝终于明白了太子是受江充的诬陷，无以自明，只得起兵诛杀江充，并非真心谋反，为惠国家杜稷。

当汉武帝心境凄凉寂寞之际，高寝郎田千秋上书，为太子鸣冤叫屈。他写道： “臣曾梦见一位白发老者对我说： ‘子弄父兵，罪当笞责；天子的儿子过误杀人，当如何定罪?’”

汉武帝岂听不出个中三昧?乃大感悟。很快召见了田千秋，见他身高八尺开外，仪表堂堂，十分喜欢。

武帝对他说：“父子之间的事儿，外人很难说得楚，你却看准了太子衔冤含屈。这一定是高祖皇帝的在天之灵派你来开导朕的。你应当在朝为官，辅佐我治理国政。”管理汉高祖庙堂的田千秋比令狐茂幸运多了，一下被武帝任命为大鸿胪。

汉武帝既伤太子之亡，下令族诛江充一家；在渭桥上，一把火烧死了苏文；泉鸠里曾加兵于太子者亦被族灭。又造思子宫，并于湖县营建归来望思之台，慰藉自己悲痛而孤寂的情怀。

太子之死对君权也带来了威胁，这就是预立新储君的问题。

由于汉武帝年迈多病，解决这个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和急切；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对储君人选非常关心，其程度超过了汉武帝。

于是，还在太子尸骨未寒之际，围绕储君问题所展开的一轮新的争斗。

正当汉朝内乱之际，匈奴骑兵乘机南下攻袭上谷和五原两郡，杀掠汉朝官吏人民。汉武帝同匈奴打了一辈子仗，虽然给予匈奴以沉重打击，终未能将其彻底制伏。

如今边衅又起，眼看交给儿孙一个太平天下的愿望要落空，汉武帝喟然长叹满怀焦虑之情。

征和三年(前90),六十七岁的汉武帝不顾年老体衰，顶着早春还十分寒冷的北风，巡视安定(宁夏固原)和北地两郡。

稍后不久，匈奴又攻掠了五原和酒泉，杀掉汉朝两个都尉，给河西之地的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面对这个严峻局势，汉武帝顾不得内部元气大伤，在三月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七万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率兵二万出西河，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出酒泉，分击匈奴。

李广利是汉武帝中、后期最重要的军事将领，清人赵瓯北将卫青、霍去病与之并称为“汉武三大将”。

李广利的外甥刘膊是汉武帝的五子，天汉四年(前97)六月被立为昌邑王。在将要预立太子紧要关头上领兵离朝，远征塞外，李广利自然为外甥，也是为自己的前途而忧心忡忡。

丞相刘屈鼇是宗室子弟，他的父亲就是中山靖王刘胜。刘屈鼇同李广利也是儿女亲家。

李广利统兵出征，刘屈整以丞相的身份送行到渭桥，李广利向他托付道： “盼望您尽早向天子立建昌邑王为太子；如果昌邑王能龙登九五，您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将、相二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刘屈氅满口答应下来。

匈奴狐鹿姑单于听说汉军大举北征，来势汹汹，急将辎重向北迁徙至郅居水；左贤王驱赶部众涉过余吾水，居于兜衔山中；单于则亲率精兵渡姑且水严阵以待。

御史大夫商丘成兵进神速，从疾道追之。饶是如此，不见匈奴踪影，无功而还。单于即派大将以及降将李陵等三万骑追击，双方在浚稽山一带转战九日。商丘成指挥有方，大败匈奴，追至蒲奴水，班师回朝。

重合侯马通麾军至天山，匈奴不敢与之战，马通无所得失。

汉武帝老谋深算，唯恐车师找汉军的麻烦，先派楼兰等六国之兵共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

李广利军出塞后，击败右大都尉和卫律统率的五千匈奴骑兵，乘胜追至范夫人城，匈奴狼狈逃窜，不敢接战。正当此际，朝中风云突变的消息传至塞外军中。

内者令郭穰向汉武帝报告：丞相夫人因丞相数被陛下斥责而祝诅陛下；丞相还和贰师将军共祷祠，欲拥昌邑王为帝。刚刚平息下来的巫蛊之祸又掀起了一个小**。

六月，汉武帝诏令刘屈楚游街示众，后腰斩于长安东市，其妻及子并枭首于长安八街之一的华阳街；李广利的家小也被收于狱中。

李广利在军中忧惧不已，属下胡亚夫劝他投降匈奴。李广利虽然动心，却未采纳，打算深入漠北，再建奇勋，希图回后以此保护自己和家小平安。

李广利遂遣二万骑过邻居水，与左贤王左大将的二万精骑展开激战，杀死左大将以下甚众。

李广利的长史认为他怀有异心，欲执之，李广利遂杀掉长史，指挥兵马撤至杭爱山，依然不愿投降匈奴。

单于乘汉军千里转战，人困马乏，亲自率领五万骑进攻汉军，互有杀伤。

匈奴在夜间挖堑壕深达数尺，直至汉军背后，突然发起进攻，汉军大败。

李广利见此情景，知道自己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即使没有那场祸事，自己这个败军之将回朝也难逃性命，遂投降了匈奴。

这是汉武帝最后一次派兵北征匈奴。此役汉朝损失士卒数万人，再加上内部元气未复，一时无力再行出击。但匈奴在前此二十多年中连受汉军重创，已无力再同汉军正面对垒，双方于是再议和亲。

汉武帝处置李、刘集团，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昌邑王刘醇，而是因为不能容忍密行巫蛊祝祠诅上的叛逆行为。

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花甲。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辈子祭神求仙，虔诚祈祷，求取长生不死之药，耗资金钱无数。

但是仙踪不至，只见了些公孙卿指点的“天人之迹”。派到海上的方士千以计数，谁都没有找到那三座仙山。年复一年，无多喜乐，换了华颜。

孤寂、感伤的情怀，在其他雄杰之主的身上也许是不多见的，可是在汉武帝身上却表现得特别缠绵，甚至在他四十四岁的时候已经忧愁得不知所措了。

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于初冬的十月行幸河东郡的汾阴。他乘楼船而济汾河，在箫鼓齐奏、棹歌悠扬之中，近观浪花似雪，似银，如百道白练；远望万木萧疏，北雁南归，感时，感物，突然兴尽悲来，哭泣不已，揖苍穹而歌曰：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模中流兮杨素波，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首《秋风辞》质朴无华，是情感的真切流露， “《离骚》遗响”的评价绝非过誉之词。

四十四岁即有此哀叹，六十八岁的汉武帝更为急切了。

春正月，武帝行幸东莱郡(山东掖县),到达波浪滔滔的大海边，欲浮海上寻找仙山，拜谒风姿绰约的仙人。

但见大风在大海之间怒啸，一片昏暗；海水像开了锅，大浪如山，一道接一道，连续不断地向岸边压过来，神仙亦难飞渡。

汉武帝在海边等了十多天，也没盼来一个好天气，徒自叹息。

最后一次求仙活动就这样失败了。汉武帝断定自己已同仙人“永诀”,他从观念上抛弃了神山仙人，对长生不老等已经绝望。

三月，汉武帝亲耕于巨定，以示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其时，泰山上叶绿花红，生机盎然。汉武帝第六次修封泰山、祀明堂、禅石闾。他在接见群臣的时候痛心疾首地自责道：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百姓愁苦，朕悔之无及。自今日始，凡有伤害百姓、糜费民脂民膏者，尽皆罢之!

大鸿胪田千秋体恤时艰，适时建议武帝罢斥并遣散方士。武帝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称赞道： “大鸿胪说得对。”此后，汉武帝常在群臣面前进行深刻反省：

朕过去愚昧困惑，被方士们欺骗。天底下哪有什么长生的仙人，尽皆妖妄之言!节食服药，也不过能强身健体、少得病而已。

长期寻仙求药的“实践”,使汉武帝认识到这种“实践”的荒诞性。他毕竟是个务实的臣民的君主，且有大略雄才，在事实面前，他无法背过脸去，特别是在大难刚过清醒之后。

汉武帝这番自我批评，态度诚恳，自责深刻，总结精当，足以使后世那无数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罪己诏”黯然失色。

同前几次封禅比较起来，汉武帝在这最后一次封禅中收获最大。

汉武帝的悔悟看似突然，实质上也必定是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应当在太子死后就已经开始了。

汉武帝承汉初五朝积富，士马强盛。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设酒池肉林，作角抵百戏。至于赂遗赠送者万里相奉，及军旅频出之费等不可胜计。

用度不足，乃有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而土地兼并之风渐起，民之力也屈，国之用也渴，水、旱、蝗、雹，频繁间作。

加之任用酷吏，严行苛法，使百姓流离失所，人皆相食，由是揭竿而起，横行州郡，怨声布满寰宇。

特别是太子之死，深深地触动了汉武帝，使他深刻地反省自己几十年的政治生涯和生命历程。

皇后、太子、史良娣、史皇孙、皇孙夫人以及另外两个皇孙之死，皆与自己的行为直接相关，甚至那个还在襁褓中的皇曾孙至今都无处找寻。

皇家子孙竟至如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百姓，命运岂不更为悲惨?自己标榜仁义孝道， “推恩策”使自己的仁爱美名传扬天下。

但是，连皇太子都被迫起兵，浴血帝京，命赴九泉，岂不令天下士庶耻笑!

在表面来看，汉武帝将罪责一股脑儿地推到江充等人身上。但在内心深处，他却将自己摆到被告的位置上，否则，他就不会有所悔悟了。

在郁闷、焦虑和愧悔之中，汉武帝对自己进行了解剖。在他的生涯中，也许这是一段最为艰难的路程。

他的思绪可能会时断时续，意象可能或暗或明。武帝通过这番艰苦地努力，使自己的人生走向成熟。继而对求仙活动的反省后，终于作出了对自己一生比较全面的解剖结果。这个结果是以所谓“罪己诏”的形式向天下披露的。

在这一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以及丞相、御史大夫向武帝奏请在西域轮台以东屯田。桑弘羊认为，这一地区水草丰美，地域广阔，可灌溉田亩达五千顷。应派士卒至此屯田，置校尉三人分护，图画地形，兴修水利，务必使其按农时耕种五谷。然后再招募老百姓去开荒灌田，并修筑亭障，使之连城而西去，震慑西域诸国，保护马孙。汉武帝闻奏后即下诏曰：

此前有司奏请增民赋每人三十钱，作为边防费用。这样做加重了老弱孤独者的负担。而今又有人请求派士卒到轮台屯田开荒。而轮台在车师以西一千多里。前不久攻打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等六国亦发兵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马疲惫，无力再于千里征途上接济补给汉军。汉军攻破车师，得到许多食品，然而在归途中就都吃光了。

身强力壮的杀牲畜充饥，羸弱病伤的倒毙于路，达数千人。

朕急派人以驴、驼载负粮食，出玉门迎军。不想送粮队伍自张掖出发不远，就有了掉队的。何况轮台还在车师更西面呢!

过去，朕昏昧糊涂，因为有人上书说： “匈奴自缚马之前后足，置我边城下，驰言： ‘秦人，送给你们这匹马。’”再加上汉使被匈奴扣押，所以朕将此事问于群臣，群臣皆言“奴虏自缚其马，对他们来说甚为不祥”,或认为是奴虏欲以此显示强盛，然夸张的成分过大。

朕以《易》筮之，得《大过》之卦，其九五之爻辞主匈奴必然困败。那些待诏公车的方士以及太史也都观星象望云气，太卜亦着其中吉凶，都认为此主匈奴必败，良机不可再得。

朕卜筮朝中诸将，以贰师将军最为吉利，所以朕亲遣贰师将军统兵出塞攻虏。结果全军败绩，军卒战死，被俘及失散者甚众，朕一直悲痛在心。

如今请求募民远赴轮台屯田，欲修筑亭隧，开通道路，是扰劳天下，不是优恤百姓之举。朕不忍闻。大鸿胪等人建议：欲以封侯之赏招募囚徒，随匈奴使者至匈奴刺杀单于。

此事五霸尚耻之而不为，更何况堂堂大汉朝!而且匈奴对投降的汉人严加搜查盘问。方今我边塞防卫不严，听任亡命者逃亡出关。障侯长吏贪婪，多使士卒猎兽，故使烽火缺乏，士卒不耐劳苦而逃亡。这些情况竟无人汇报，朕从俘虏口中才得知了边塞情形。

当今要务乃在于：严禁酷刑苛法，停止擅征赋税，鼓励农业耕作，百姓养马者免征摇赋，只要使国家费用不乏，边塞武备足用也就够了。

各郡、国的二千石官都要条上畜马以助边塞防卫之方略，与上计者回来赴对。

这就是所谓“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对自己进行比较认真的解剖，除了前述林林种种的客观原因以外，其主观因素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事实上， “多欲”而有为的汉武帝将自己看作是开万世之基的君主，认为汉朝内政都在草创阶段，故而如此“多欲”。

然而，汉武帝不主张后继者效仿自己这般作为，所以曾强调敦重好静的太子一定能够安定天下，对此十分放心云云。这表明汉武帝已经比较早地认识到自己的“多欲”造成了社会的动**混乱。不过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后世君主再“多欲”下去，就会成为第二个暴秦。

以巫蛊之祸和太子之死为契机，通过反省、认知、总结，汉武帝在上述主观因素的基础上，意识到当朝即有成为暴秦的危险。除了毋乏武备以外，其他新措施均为儒家民本主义之固有主张，汉武帝从思想路线上的尊崇儒术出发，最终复归于经济、政治上的全面尊儒，画了一个螺旋向上的圆。

汉武帝不久任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食邑于蕲县。

田千秋是武帝朝最后一任丞相，也是最后受封的侯爵，其爵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意义：以“求富”代替“求强”。

田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称职。任相不久，与御史大夫及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共上寿颂之辞，以此劝武帝施恩惠、缓刑罚，并希望武帝听听音乐，养养精神，为天下万民保重御体，万寿无疆。汉武帝对此立刻作出了反应，他颁诏再次向群臣昭示了自己对弊政的痛恨之情和进行改革的决心。

然而这些还都只是口头文章，除了停止用兵，汉武帝还有哪些实际行动呢?

汉武帝不仅任用为人敦厚智能、居位称职的田千秋为相，还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负责具体贯彻“富民”政策。

赵过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将古代的轮耕方法改进为“代田法”,在汉武帝的大力支持下向全国推行。

“代田法”即整地为圳、垄，圳宽、深各一尺，垄宽一尺，圳、垄相间。当时不仅使用二牛三人耦犁，还发明了用活动式犁箭控制深浅的二牛一人犁，装有不同的犁铧和犁壁，可开荒、深翻、中耕培土。还有庞大的开沟犁，用于水利建设。配上栽培和施肥等方面的发明创造，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精耕细作的传统。

这些农业技术相当进步，在整个古代都处于世界的前列。

“代田法”推行以后，与合理施肥和灌溉相配合，使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很大增加，亩产量可增加一斛至三斛，用力少而得谷多。

更因为停止用兵过塞，减轻了人民沉重的负担，去掉了干扰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又由于几十年边塞征战，使匈奴受到重创，不敢深入内地劫掠，保障了经济在新政策指导下正常发展，因此“民皆便之”。

汉武帝通过对自己行为的解剖和反省，在大政方针上实现了由求强到求富的转变。汉武帝还为后世提供了这样一条无比珍贵且颇为辩证的历史经验：欲求强，必先求富；欲求富，必重武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