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京师长安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一辆黄牛车，上面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只见他穿一件黄色的直裾禅衣，着黄帽，乘着黄牛车招摇过市，辗转来到未央宫的北阙之下。北阙是未央宫的北门楼，大臣们奏事、谒见皆诣北阙，它却是未央宫的正门。往日出入北阙的，不是皇亲国戚，即为达官显贵，寻常老百姓怎敢靠近。今天，这个如黄风一般乘车而来的壮年人究竟是何来路的呢?

只听壮年人大大方方地自称是“卫太子”。年方十三岁的汉昭帝听说自己的大哥来了，慌忙下令让京中的公卿将军们一起到北阙辨认真伪。真犹如同晴天里的一声霹雷，震得全城官吏和百姓兴奋异常：死人复活，真是旷古罕闻。

人们不顾什么禁令，潮水般涌向北阙，水泄不通地将“卫太子”围了起来，看起来足有好几万人。右将军害怕闹出乱子，急忙带兵至阙下，加强警备，以防不测。

文武众官望望“卫太子”,又面面相觑，场面一下僵了。这时，京兆尹隽不疑赶来，挤进人丛，叱令从吏将“卫太子”绑了。隽不疑很不满意同僚们的态度，对他们说： “诸君何患于卫太子!卫太子得罪了先帝(指汉武帝),逃跑而不死，如今自投罗网，他是罪人。”

可见隽不疑认为这个“卫太子”是真的，并认定了他是罪犯。后经廷尉验证，真相大白。 “卫太子”叫成方遂，以卜筮为业，听别人说自己的相貌与卫太子相像，便冒名顶替，到京城求取富贵，不想身陷囹圄，最终被腰斩东市。

真正的卫太子是何许人也呢?他怎样得罪武帝?为何逃离京城呢?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

所谓驰道，是专供天子巡游海内时行驰的御道，因此，驰道蜿蜒伸展之处，都是天子履经之地，不容侵犯，就是王侯将相皇亲国戚，甚至皇太子，如无皇帝诏令批准，也不得行于驰道中，甚至不得跨越驰道而过。被天子批准行于驰道者，在当时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汉武帝的乳母就曾获得这个殊荣。

汉武帝的姑母兼丈母娘窦太主(馆陶长公主)有一次与随从出行，突然，车队被皇帝陛下的直指绣衣使者拦截下来，绣衣使者毫不客气地指问窦太主为什么逾矩而行驰道。窦太主回答说是奉皇太后诏令行事。绣衣使者同意窦太主可以继续行走驰道，她的随从车骑却尽被斥令回宫。

绣衣使者的职责为督捕三辅地区的盗贼，禁查宗室臣民有无违反朝廷法令制度；官儿虽然不甚大，权力却不算小，照例由皇帝的亲信担任。

有一次，绣衣使者跟随汉武帝去甘泉宫，路上迎头撞见皇太子家使乘车在驰道上急奔。绣衣使者岂肯放过，当即毫不犹豫地连人带车全部扣下，扭交有关部门处理。皇太子闻讯以后，畏于朝廷法度，派人去向绣衣使者谢罪，请求他高抬贵手，不要再追究。

铁面无私的绣衣使者拒绝了皇太子的请求，还将此事向汉武帝做了详细汇报。忠心耿耿地维护皇帝权威的大臣，总是甚得皇帝喜欢。武帝感叹地说： “为人臣的，就应当像你这样啊。”

这个绣衣使者名唤江充，是赵国邯郸(河北邯郸市西南)人，原名齐。江齐的妹妹生就一副美姿容，擅长鼓琴歌舞，嫁给了赵王刘彭祖的太子刘丹。江齐因为这层关系，也甚得赵王亲信，成了王宫里的座上之客。

荒**无度、暴虐无道是位高权贵者的一个通病，江齐在这个圈子里混，有什么能瞒过他的?燕太子刘丹看见江齐在王宫出出进进的，怀疑他会将自己见不得人的隐私向赵王告发，派人去抓江齐，没有抓到，便将他的父亲、兄长绑走砍头。江齐慌慌张张地西逃函谷，改名江充，到长安向朝廷告发了刘丹做下的一大堆丑事、恶事，什么与亲姐姐奸乱啦、同其父后宫**啦。

汉武帝平生最忌讳诸侯不法，藐视朝廷法度和天子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看了江充的上书以后不由大怒，下诏包围赵王王宫，逮捕了赵太子刘丹。

赵王刘彭祖上书为儿子讼冤，说江充不过是无耻小臣，利用万乘之君报自己之私仇，请求武帝允许他在赵国招募勇士，随汉军北征匈奴，以赎刘丹之罪。汉武帝时时刻刻都在防诸侯王在军事上发展势力，如何会批准刘彭祖的请求?

刘丹免死，被废去太子之位。后刘彭祖入朝，请平阳长公主和隆虑公主(武帝嫡妹)向武帝说情，让刘丹赵太子之位，武帝不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汉武帝一生恪守的原则之一。

汉武帝在犬台宫召见江充。江充为了这次召见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身穿轻柔的禅衣，曲裾后垂交输，头上的俪步摇冠、款款行姿像一盘肉皮冻，抖抖颤颤的。这副奇怪的打扮，配上江充魁梧的身材，显得容貌十分威武，又有一丝神仙气概。汉武帝见惯了大臣们整齐而刻板的朝服，一见到江充这身装扮，感到很新奇，对左右人说： “燕赵国多奇士。”对江充先就喜欢了三分，不久即拜为绣衣使者。

汉武帝和别的皇帝一样，忌讳自己的神圣地位被别人削弱。他需要正式的国家机构维护九五之尊的利益，还需要一批死心塌地的奴才，尽心竭力地为他卖命。

江充正是这样的人，他非常清楚，要取得武帝的信任，他必须全力以赴才成；他没有别的资本。

在邯郸，江充可以拉着妹妹的裙带为自己架设登云之梯。而在京师，他唯一可以借助的梯子就是他对皇帝的一片忠心。他不是将军，没有行兵布阵之才；他也不是政治家，能够以缜密的分析和出众的谋略辅佐天子治理万机。他只能在被人们忽视了的，甚至也被法令法规忽视了的，但对维护天子尊严十分重要的地方出手，闯出一条路来。

当时汉武帝正派遣大量军队北征匈奴，草原、戈壁、沙漠等作战环境需要大量的车辆和马匹。京师那些奢侈无度的贵戚近臣们大多僭越礼制，多备车马，江充上书武帝弹劾他们，经武帝批准，将他们的车马都没入官府，令他们加入北军准备出击匈奴。这一来，贵戚子弟们坐卧不宁了，纷纷陛见汉武帝，叩头不已，请求哀怜，愿意出钱赎罪。

军兴之际，正是用钱之时，汉武帝很高兴，命他们将钱缴送北军，一下得了数千万钱。汉武帝感激江充，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对他也更加信任。弹劾太子家使行驰驰道一事发生后，江充由此名震京师，贵威近臣都对他怀有几分忌惮。汉武帝提升江充做了水衡都尉。

中国的皇帝，即位后有两件最重要的大事要急着办：一件是为自己营建陵寝，安排下在阴间的好去处；汉武帝的陵寝，在他上台的第二年就动工营建了。还有一件，皇帝如果还没有儿子，就得赶紧生儿子，生得越快、越多越好，否则，自己手里这花一般的世界和天一般大的权力由谁来继承呢?那些宗室甚至外姓大臣们为争夺嗣君之位，还不闹翻了天?这大好的江山还能由着自己的性儿坐下去吗?

汉武帝结婚很早，在他尚未即位，就娶了陈阿娇做媳妇，即位后又顺理成章地立她做了皇后。可是陈阿娇不生育，最后被能歌善舞的卫子夫取而代之，在朝中由此形成了卫氏外戚集团。

元朔元年(前128),汉武帝二十九岁，卫子夫为其生了长子，即史称“卫太子”的刘据。

元狩元年(前122),六岁的刘据被武帝立为皇太子。汉武帝十分重视对太子的培养，让他学习当时《公羊春秋》和《榖梁春秋》,接受名文经学的熏陶。皇太子十六岁之时，武帝做主，给他娶了媳妇，史称史良娣。汉武帝为让皇太子增长社会阅历和治国统民之术，为他建了一座博望苑，要他多交给宾客，接触天下智能之士。

汉武帝外出巡视天下之时，往往将朝中事托付给皇太子刘据，将宫中事托付给皇后卫子夫。他们处理的国事、家事，武帝回来后也常常不加检查，真是子孝父明、妻慧夫贤的美满家庭。

渐渐地，汉武帝同皇太子却疏远起来。皇太子的性格仁淑温谨、宽厚和平，同武帝的用法深刻、好大喜功相反。皇太子审理案件多所平反，颇得老百姓的拥护。他常向汉武帝劝谏，不要频繁征伐四夷，武帝笑而答曰： “辛苦的事儿我来干，将来送给你一个太太平平的天下，有何不好呢?”

如此一来，汉武帝的心里结了个大疙瘩，觉得皇太子的本事太少，不像自己。这期间，他宠幸的王夫人、李姬和李夫人又给他生了刘闳、刘旦、刘胥、刘膊四个儿子，武帝因此对皇后和太子越发冷淡了。皇后、皇太子觉着宫里的气氛挺不妙，总是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汉武帝是何等精明，皇后母子的神态早被他看在眼里。他不喜欢皇太子，可并未盘算着要废掉他。这母子二人在宫里老是这样疑心生暗鬼的可不成，闹出事来不好收拾。武帝就把皇太子的舅舅、大将军卫青找来，对他说：“汉家的内政尚在草创阶段，而外有四夷，经常侵袭中原。朕不变更制度，后世即无法可循；朕不出师征伐，天下就会动**不安。为此，朕不得不征发民力、财力而用之。如果后世天子还像朕这般作为，那就是蹈暴秦的覆辙了。太子为人敦重好静，一定能够安定天下，朕对此十分放心。欲求守文安邦之主，哪儿还有比太子更贤德的哪!朕听说皇后和太子有些不安心，真是这样吗?你把我的这个意思告诉他们吧。”

卫皇后听了卫青的转达，即向汉武帝脱簪请罪。汉武帝此举，是要安定卫氏集团成员的心。

但是，汉武帝同皇太子的关系仍和先前一样，卫皇后也依然独守空房，难得见皇帝一面。朝内大臣中的忠厚长者皆喜欢皇太子，那些用法深刻的酷吏们却经常向武帝说他的坏话。

皇太子之所以得立，是他的背后有两股支持的力量。一股力量来自汉武帝，这股力量如今有些变幻莫测；另一股力量来自卫氏外戚集团。

虽然卫青不像田蚡那样飞扬跋扈，一贯循规蹈矩， “奉法遵职”,但大将军、骠骑将军的崇高地位不由人不畏惧几分。

当时除汲黯外，有哪个大臣见了卫青不拜上几拜呢?可惜的是，卫氏集团的两根台柱子——卫青和霍去病年寿不永，英年早逝，霍去病的终年只有二十四岁。卫氏集团自此一蹶不振。

太初二年(前103),皇太子的姨夫公孙贺拜相，为卫氏集团带来一丝生气，但要想恢复昔日气势已经不可能了。

有学者断言后来公孙贺被族诛，是一场政治清洗的开始，是武帝打击卫氏外戚集团，为废长立幼扫清道路的信号。

这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一切科学的任务都当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汉武帝多年来处心积虑地压抑外戚，削夺相权，将丞相剔剥得几乎只剩一副空架子，搞得丞相接连死于非命，吓得公孙贺向汉武帝叩头不止，不敢接受任命，分明是强大的皇权已经压扁了外戚势力。

公孙贺后来被族诛，纯粹是他自取其咎。汉武帝要想剪除他，用不着费心劳神搞什么政治清洗，公孙贺的头没有那么难剃。

卫氏集团的势力衰弱到这样的地步，皇太子就像汪洋大海里的一叶扁舟，摇摇晃晃，颠颠簸簸，随便哪一滴水都敢于撞一撞脆弱的船体。

一次，皇太子去谒见皇后，好半天才出来。黄门苏文向武帝诬陷皇太子与宫女胡闹。汉武帝不动声色，只是给皇太子拨了二百名宫女去。

这一着十分厉害，既是嘲讽，也是警告，皇太子接受与否都不合适。弄明白是苏文搞的鬼，皇太子在心里对他恨之入骨。

从此以后，苏文尝到了欺负皇太子的甜头，常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人在暗中找皇太子的碴儿，向天子进谗言。

卫皇后被他们气得咬牙切齿，要皇太子向武帝把问题说开，请求杀掉苏文。皇太子倒是挺相信他的父亲，说： “身正不怕影子歪，苏文等人没什么可怕的!皇上洞察秋毫，不信邪佞，用不着担忧!"

汉武帝有一次病倒在床，想看看儿子，叫常融把是太子找来。常融对他说： “皇太子一副挺高兴的模样。”武帝听了叹气不语。

皇太子来到后，武帝打量儿子的脸，发现有泪痕，却又掩饰着同自己谈笑。武帝追问儿子，知道了儿子对自己怀着纯真的父子之情，就将常融处死了。

黄门是负责宫门守卫的宦官，地位卑微，连他们都可以将皇太子欺负到赴诉无门的地步，皇太子的日子真是不好过呀。

卫皇后从此对宦官们加着小心，寡言少语，不越雷池一步。虽然早已失宠，然妇德不亏，未失天下母仪风范，故此汉武对她还比较尊敬。

若生活就这样延续下去，权力的交接最终还是要在武帝和皇太子刘据之间进行。然而，从太始三年(前94)起，凶险开始朝着皇太子扑来，最终导致一幕历史悲剧的发生。

汉武帝已经年逾花甲，人老了，格外喜欢儿童，喜欢和天真无邪的孩子一起嬉戏玩耍，给自己干涸的心田带来几分慰藉，几分快乐，仿佛自己也年轻了几岁。

汉武帝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他具有常人的性情。他喜欢那些活泼的小生命，把他们当玩意儿一样哄着玩儿。

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砷的儿子顽皮可爱，抱着汉武帝的脖子嬉戏。武帝很高兴，金日砷惶恐，在一旁怒目视儿，孩子吓得哭着跑掉了。汉武帝很不满意，责备金日砷对孩子过于严厉。

对大臣的孩子尚且如此，对自己的小儿子就不消说了。

太始三年，六十三岁的汉武帝兴致勃勃地跑到沿海的东海、琅琊两郡巡视。回到长安不久，备受他宠爱的钩弋夫人赵婕妤为他生了小儿子刘弗陵。

据说钩弋夫人孕十四个月才分娩，汉武帝以为神异，说： “听说尧母也是孕十四个月才生下尧，如今钩弋也和尧母一样。”就将钩弋宫门改名为“尧母门”。

古今论者皆认为汉武帝从此就产生了要废长立幼的念头，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司马光就认为汉武帝太不慎重，轻易地将自己的心思泄露出去，致使奸人从“尧母门”中嗅出味道，加以利用，酿成巫蛊大祸。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答案是否定的。汉武帝自己“多欲”,好大喜功，他始终认为未来的君主应是继体守文之君。武帝公开宣称“太子为人敦重好静，一定能够安定天下”,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安抚之语，而是真实心态的表露，尽管他不喜欢好静儒雅的性格。

这是因为实际上远在“轮台悔过”以前，武帝就已经初步认识到，自己的“多欲”虽属不得已而为之，却造成了社会的动**，后世的君主再不偃武修文，依然“多欲”下去，就会很快像暴秦那样，被百姓推翻。

在刘弗陵虚岁已满三岁，公孙贺案还未发作的时候，他还在明确表示： “多欲的人不宜做国家君主统治百姓。”

汉武帝喜爱刘弗陵是实，但他怎会在其初生之时就认定他在长大后于各方面都更像自己呢?如果他这样认定的话，根据他一贯主张，尽管他喜欢小儿子，也不会立其为储君的。

而且，即使汉武帝横下心要废长立幼，以他那样绝顶的聪明和精明，以及丰富的统治经验，怎么可能如此粗心地泄露心机，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呢?

汉武帝十五周岁即皇帝位，在一段时间内，吃够了长辈和权臣压抑自己的苦头，又怎会让一个各方面都非常稚嫩的孩子做他的继承人，使汉家政权的正统性受到外姓人的威胁呢?

如果说他从未有过如此考虑，那么，当他在后来不得已而立幼子时，为什么要把最佳伴侣钩弋夫人杀掉不可呢?

所以，尽管武帝对皇太子的支持不强大，不热情，但很坚定，何况他已知道皇太子是个孝顺儿子呢!

江充也是在刘弗陵的生年当上了绣衣使者、水衡都尉，并扣了皇太子家使，同卫氏发生矛盾的。汉武帝被这个奸人所利用的，不是什么“爱少子，欲以为嗣之心”,而是惧怕和痛恨巫蛊之心；也正是江充的活动，最终使皇太子刘据身败名裂。

这以后的一年里，六十四岁的汉武帝在春天兴致勃勃地跑到东方修封泰山；夏季又到东莱祠祭仙人，还仿佛见到了仙人的形象；在大雪纷飞的腊月，武帝又顶着严寒北上朔方巡视边庭。看起来，不但身子骨挺结实，精气神儿也很健旺。

征和元年(前92),汉武帝觉得一切都不对劲儿了。十一月，他住在富丽堂皇的建章宫。一天，他亲眼看见一个大汉带着利剑闯进中龙华门，急命卫士去收捕，那大汉扔下剑就跑出去，没了影儿。

汉武帝不禁大怒，宰了看守宫门的卫士。他琢磨着，这个大汉的剑锋所向是朝自己来的，不拿住这个家伙，自己寝食难安。

于是，武帝诏令三辅骑士们在方圆数百里的上林苑像篦头发似的“篦”了好几遍，又令紧闭京师各门，严加搜捕，闹得鸡飞狗跳，行动进行十一天，连那大汉的影子也没找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太仆公孙敬声又银铛入狱，这个年关是甭想太平了。果然，审了二三十天，到了第二年，即征和二年(前91)的春正月，连公孙贺也被关进大狱。

事情是这样的，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在朝中官居太仆，父子并居公卿之位。公孙敬声仗恃卫子夫皇后是自己的姨母，骄奢不法，竟贪污了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钱，被汉武帝拿入狱中。

当时京师有个大使客，名叫朱安世，专好杀富济贫，与天子作对。汉武帝对他恨入骨髓，四下里派出人去捉拿他。

朱安世诡计多端，狡猾无比，就是捉不住他。公孙贺见儿子犯法入狱，忙上书天子，请求天子允许自己捉拿京师大侠，以赎儿子之罪。

汉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公孙贺果然手段高明，短期内就捉到了朱安世，献给天子。

朱安世当然非等闲之辈，知道必死无疑，临死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遂于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声与天子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还在通往甘泉的驰道上埋下了木头人，使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诅咒天子不得好死。

朱安世既然专事杀富济贫，对当朝官僚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自然有所掌握。

汉武帝命令有司案验公孙贺，究治所犯，审问得实，公孙贺父子死在狱中，族诛。

汉武帝还处死了自己的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长安东市上又一次血流成河。

从事情的发生过程来看，并非如某些人所说，汉武帝是利用此次事件对卫氏集团进行严厉制裁，搞“政治清洗”。若是这样的话，汉武帝就不会允许公孙贺逐捕朱安世为儿子赎罪了，衰败不堪的卫氏家族根本不可能对天子构成威胁，甚至卫青活着的时候也从未有过非分之想。

公孙贺被族诛，不是因为儿子贪污军费，也不是因为儿子同公主私通，而是因为他们竟敢巫蛊神圣的天子。

神学和迷信，在汉代可谓蔚为大国。占卜、打卦、相面、招鬼祠巫等玩艺儿，被满脚牛屎的乡下人和珠光宝气的命妇们一致遵奉着。

其中刻木为偶咒人以死的巫蛊最为人们惧恨。

人们普遍认为巫蛊可以杀人，同社会伦理背道而驰，是导致一切灾难的根源。唯其因为如此，才被人们广泛使用着。极端迷信偏执的汉武帝，对此当然深信不疑。

汉武帝孩提之时，就同巫蛊这玩意儿发生了联系。正是由于栗姬被馆陶长公主告发她“狭邪媚道” “祝唾”其他贵妇，才使栗姬失宠，并成为汉武帝直上青云的转折点。

那次事件成为汉武帝在祝诅蛊人方面的启蒙教育，因此他对操此术者恨入骨髓，一旦发现，必定严厉惩办，决不稍加宽贷。

当年陈阿娇向卫子夫展开争宠大战，曾使女巫楚服等人祠祭祝诅，蛊毒国色天香的情敌。汉武帝发觉后怒不可遏，究治其狱。幸亏西汉没有砍皇后脑袋的制度，否则，别说什么“金房子”,连冷冷清清的长门宫，陈阿娇也甭指望住上。

汉律，为巫蛊者要受族诛。这个规定，可能就是在汉武帝手里制定的。

太原人赵破奴，多年来效命疆场，屡建奇勋。他曾被匈奴俘虏，在漠北若飘十年，最终逃归天子。不知何因，搅进公孙资贺一案，他亦干起了巫蛊祝诅的“营生”。汉武帝早将赵将军的功勋和对自己的忠心赤胆抛之九霄云外，毫不心慈地族诛了赵破奴。

将军公孙敖，多年来也为武帝在塞外拼杀，虽然是个酒囊饭袋，没有赵破奴那样显赫之功，到底还有一些鞍马征伐的苦劳和对天子的愚忠。

不知谁惹恼了公孙敖夫人，她便大行巫蛊，作为报复；被人告发。

可怜公孙敖国攻击匈奴不力，汉军伤亡过多，正受牢狱之苦，并不知情。

汉武帝不管这些，复开杀戒，长安东市上刽子手的呼喝声又一次响彻了全城。

可见，清洗为巫蛊者(而不是外戚)是汉武帝坚定不移的一贯政策，难道不是这样吗?

汉武帝认为，巫蛊祝诅是在暗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致人死命的邪术，防不胜防。

对那些不知隐藏在哪个角落的木偶诅咒，汉武帝生平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无知的小民一样软弱无力。

巫蛊风行海内，应当责备谁呢?汉武帝祀神求仙，招揽方士，大搞迷信活动，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在汉武帝的影响下，方士、巫婆、神汉争先恐后地朝京师跑，利用歪门邪道迷惑善良的百姓。

汉武帝纳宠藏娇，美人们掀起醋海大波，各请女巫入宫，每间屋内都埋个木头人，诅杀情敌，闹得皇宫里一片乌烟瘴气。

汉武帝刚处理完公孙贺父子，不料想自己的后宫竟是巫蛊祝诅的大本营!一怒之下，武帝又杀了几百人。

这样，汉武帝的心就再也放不下来了：他看看左右侍从，人人都像在背后为巫蛊祝诅自己的模样，真有草木皆兵之感。

一次午睡，汉武帝梦见几千个木头人手持木杖蜂拥而上，欲打自己，一下被吓醒了。从此他惊吓成疾，记忆力明显减退。

水衡都尉江充看准这是个好机会。他因为扣住太子家使而得罪了皇太子和卫氏外威，害怕武帝死后太子会杀他，想乘机先发制人，除掉太子。江充对武帝说：您的病根是巫蛊祝诅，应严打胆大妄为的为巫蛊者。此话正中武帝下怀，就命江充做自己的使者，穷治巫蛊狱。

征和二年(前91)七月，江充在汉武帝的全力支持下兴起了巫蛊大狱。

江充先带着胡巫在长安城内到处掘地，寻找木头人，抓了许多为巫蛊的罪犯和嫌疑犯，烧铁钳灼，强迫他们承认犯了罪。

后来又波及三辅并扩展到全国，前后杀了好几万人。

与此同时，江充唆使胡巫对武帝说： “宫中也有蛊气升腾，如不除掉，您的病没个好。”

汉武帝深信不疑，派江充入宫严查，并派韩说等人协助江充。江充像狗一样，这儿嗅嗅，那儿闻闻，搜查得特别仔细。

不要说那些早已失宠的夫人们的住所了，就连武帝的御座也被推开，掘地求蛊；皇后寝宫更是掘得满地都是深坑，连张床都没办法放。

最后终于在皇太子宫中掘出了巫蛊用的桐木人，还有写着“不道”之词的帛书。其实，这是江充预先派人偷偷埋下的。

京师里闹得天翻地覆，汉武帝正在甘泉宫避暑养病，皇后和皇太子曾多次派人去请问，皆被人拦着不让见武帝。

皇太子惶急无措，他明白，无论什么人，一旦和巫蛊牵连上，决不会得到宽恕，何况在自己宫中还掘出了木偶。

少傅石德也认为皇太子无以自明，建议他逮捕江充，查明真相，并提醒他勿忘扶苏被废的教训。

皇太子起初不肯，想亲往甘泉谢罪，表明真相，但江充紧咬着他不放，只好先发制人。

太子与皇后商量妥当，逮捕了江充。又遣人发中厩车马以载射士，尽出武库兵器，发长乐宫卫卒，向百官宣布江充背叛天子。

皇太子亲自临斩江充，咬牙切齿地骂道： “你这个赵国小人!前次你蛊乱赵国王父子，犹嫌不足，如今又来离间我们父子!”江充身首异处，为虎作怅的胡巫也被炙死。这一天是七月壬午日。

苏文逃至甘泉宫，向汉武帝报告了皇太子捉拿江充的情形。汉武帝说： “掘出了桐木人，太子必然恐惧，又痛恨江充，故有此变。”遂派使者去长安召皇太子。那使者不敢去，出宫徘徊许久，回报说太子已经造反。武帝闻言龙颜震怒。

此时，皇太子一面兵发丞相府，一面向长安官民声称皇帝在甘泉宫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

汉武帝则针锋相对，一面急令新上任不久的左丞相刘屈鼇坚闭城门，铺轨造反的叛逆，有功者赏；一面赶到城西的建章宫调兵遣将，归刘屈楚指挥。皇太子也矫制赦免城中囚犯，命石德等人率领，又派人持赤红的汉节召长水及宣曲明骑前来助战。汉军则急告胡人曰汉节有诈，并下令在节上加黄旄以示区别。

繁华帝王都转瞬间变成血肉横飞的战场，困兽犹斗的刘据强迫长安城的老百姓同汉军厮杀，双方杀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

五天以后，长安城内留下了几万具残缺不全的尸体，路边的排水沟变成了排血河。街头、巷尾、屋宇、树木，到处一片腥红，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城里老百姓无辜而受屠戮，到处传言看“太子造反”,不肯稀里糊涂地为他当炮灰，汉军却越来越多，杀向城中的各个角落。

庚寅日，皇太子兵败，率残部向南逃去。守城的司直田仁动了恻隐之心，放走了皇太子。丞相刘屈楚要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则认为田仁是二千石官，要杀也须经皇上批准。

刘屈麓报告了汉武帝，武帝大怒，派人责问罪暴胜之说： “田仁放纵谋反者，丞相当斩之，此正合汉法，您为什么要擅自阻拦?”暴胜之原先也是个直指绣衣使者，穿一身漂亮的绣衣，持一把雪亮的大斧，逐捕镇压各地起义的老百姓， “威振州郡”,了不得，如今在武帝的责问下却吓得不得了，惶恐地自杀了。

皇太子逃走，汉武帝大怒。田仁和按兵不动的任安被腰斩，皇太子的宾客们全被砍头，随皇太子造反的一律被族诛，被挟迫谋反者皆流放到荒凉的敦煌郡。

汉武帝也没有忘记卫皇后，命令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到宫中收缴了皇后的玺绶。

做了三十八年皇后的卫子夫，已年近花甲，人老珠黄，失去了昔日艳丽照人的风采，眼角、眉梢已经留下了岁月刻就的年轮，好色的汉武帝早就对她不感兴趣了。

多年来，她在宫中默默与孤灯相伴，打发那熬煎人心的光阴。如今，自己也和当年的陈阿娇一样被废。陈阿娇被废尚能退居长门宫，她还有一个有钱有势的母亲；自己呢?母亲早亡，父亲呢?更不知是何许人也。

两个大女儿，诸邑公主和阳五公主皆因公孙贺父子巫蛊案被处死。如今，唯一的儿子被人陷害，起兵失败，想来亦凶多吉少；亲骨肉就只剩下一个小女儿，自己苟且偷生还有什么意思!卫子夫念及至此绝望地自杀了。

卫氏一门就这样灰飞烟灭了。曾几何时，封侯封地，钟鸣鼎食，如今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汉武帝令苏文领人用一口又小又薄的棺材盛殓了卫子夫，草草地埋在了长安城南的桐柏。

同时，皇太子慌慌如丧家之犬，急急若漏网之鱼，向东逃至湖县的泉鸠里(河南堰师故县境内),一个卖草鞋的收留了他。

皇太子有一个富有的朋友在县城，派人去找他，故被人发觉，吏卒围捕之，皇太子见逃走无望，遂入室自缢。

吏卒张富昌一脚踹开房门，新安令史李寿急步上前抱解太子；卖草鞋的和皇太子的两个小儿子都被杀死。

史良娣、皇太子长子刘进、皇孙妃王夫人、皇太子女儿(号皇女孙)都在长安遇害。皇太子的孙子刘病已刚出生几个月，也被收系在狱中。

这场规模空前、惨烈非常的巫蛊之祸，自京师波及三辅，再蔓延全国，前后累计，诛杀了大约万万人之多!人民并不知道汉武帝父子为什么要骨肉相残，也不想知道，人民却成为这场动乱的最大受害者。

皇太子也好，皇帝也好，他们的表现都毫无正义可言。

比较起来，汉武帝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正是他的愈演愈烈的祀神求仙的活动，推动了迷信活动的泛滥，泯灭了人的理性，践踏了人的尊严，歪曲了人的美好情感，导致了巫蛊祝诅像水银泻地一般无隙不入，危害了整个社会。

这一切罪恶之源就是封建专制制度。这个制度被汉武帝身不由己地极力巩固和强化，越是如此，他对臣民行使永久统治的欲望就愈加强烈，对朝野上下的风吹草动越异常敏感。

尽管有所谓绝伦之力和高世之智，汉武帝也不得不使用江充这样的鹰犬，为他防范可能出现的威胁，处罚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藐视和危害了君权的臣民。

可以说，巫蛊之祸乃是专制之树结下的一颗苦涩的浆果。时光又匆匆过去了十七年，皇太子的孙子即皇帝位，为汉宣帝。

即位初始，汉宣帝就下诏改葬自己的祖父母和父母，谥祖父刘据为“戾”,所以“卫太子”又被称作“戾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