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击匈奴战大漠

渭水北岸的陕西省兴平县境内，汉武帝茂陵东侧约一公里处，在参天古柏的掩映之中，一座巍峨的巨冢像祁连山形的古墓葬拔地而起。冢上立石，安放着石人石兽，格外引人注目。

整个墓葬有马、牛、羊、猪、鱼、虎、象等石刻十六座，风格浑厚沉雄，手法简洁传神，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精品，彰显了西汉王朝强盛的国力和博大的胸襟。

最吸引人们注意的是“马踏匈奴”石刻：一匹石马神采飞扬，昂首而立，一个匈奴武士手持利刀，在马腹下仰面做挣扎状。

“马踏匈奴”十分形象地赞颂了墓主一生的不朽功绩，是立体的盖棺论定。这座墓葬现在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中外游客常常沐浴在微风中，静静地站在巨大的墓葬前，风吹田野，簇簇有声，似在诉说悠远绵长的沧桑史话。

墓葬里长眠的是骠骑将军霍去病。即使在当代中国，这个名字也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提起匈奴，人们就不由自主地要想到霍去病，想象这位当年叱咤风云威风八面的青年将军的矫健身姿，想起他那句流传千古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

霍去病是汉武帝是后卫子夫以及卫青的二姊卫少儿同霍仲孺的私生子。同卫青的父亲郑季一样，霍仲孺也是河东(山西夏县泉北)平阳县的县吏，在平阳侯家当差时同卫少儿成就了露水姻缘。

元朔五年(前124)秋季，匈奴为了报复，入寇代郡，都尉朱英为国捐躯。汉武帝在前几次胜利的鼓舞下，决意大发精锐，出逐匈奴。

第二年二月，汉武帝派遣卫青统率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沮等六军十余万兵马俱出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上城子),斩杀匈奴数千人。四月，汉武帝再遣卫青等出定襄，斩杀匈奴万余人。汉武帝眼看北边安定有望，不由得又兴奋起来，颁诏天下，罪犯得免、减罪。

卫青两出定襄，深入漠北七八百里，大获全胜，按照以往的惯例，汉武帝又要给大将军增封了，然而结果并非如此，因为汉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赵信同苏建并军开入漠北，与匈奴单于统领的兵马相遇，汉军寡不敌众，全军覆灭。

赵信原本是匈奴降将，危急时刻，带残兵八百余人投降了匈奴；苏建单身逃归汉营。被汉武帝器重、受其“报忿除害，损残去杀”殷殷至嘱的“飞将军”李广也无功而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封侯裂土。

这两件事肯定使汉武帝不痛快；不过，青年霍去病在此役中的上佳表现却使他精神大振。

因为有卫皇后这条“线”,霍去病十八岁起任侍中。虽然地位不甚高，但因亲近天颜，出入宫廷，侍从武帝，却是一个令人十分眼馋的差事。霍去病善于骑射，负气敢任。汉武帝倾全国物力财力北逐匈奴，更需要人才，见霍去病有些本事，便派他跟随其舅卫青出征，为壮士、骠姚校尉，在行伍间效力。

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次参加实战的霍去病竟然只率领八百骑兵，远离主力汉军，长驱数百里，斩敌二千余，杀死了单于祖父辈的一员久经沙场的老将，活捉了单于的叔父罗姑比，使匈奴士气严重受挫。

从此，霍去病声名大振，勇武雄鸷冠于全军，汉武帝特以二千五百户封他为冠军候。

认真分析起来，霍去病的胜利实在有几分侥幸：倘若匈奴单于王庭稍加注意防范，没有后援的八百汉军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霍去病的胜利又有几分必然性：匈奴大队人马只注意同大队汉军苦苦缠斗，疏忽了对后方特别是对统治中枢的保护。

这次战役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在地旷草深车马稀的塞外，最好同时出动两个方面军，并保持极高的奔袭速率，既可以在**中互相策应，使匈奴难顾首尾，又能在各自的战场上保持相对的优势兵力，围歼顽敌。

在现存的汉史典籍中，没有关于汉武帝已经总结出这个经验的记载，但是，从后来几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战过程来看，汉武帝不但真的总结出了这个经验，而且将其运用到战争实践中了。

要组织两个方面军出征，除了需要更多的兵源、财源以外，更重要的还必须要有两个能征惯战、经验丰富的统帅。卫青算一个，另一个还没着落。

汉武帝手下有名战将十数人，可是，像公孙敖、公孙贺、苏建等人至多为偏师之将，跟在汉军主力的屁股后头耀武扬威，不失为一把好手；欲其独当一面，指挥三军长途奔袭敌后，未免强人所难了。

李广几十年征戍边陲，经验丰富，勇悍绝伦，威震敌胆， “飞将军”美名传遍天下。他也像卫青一样，在滴水贵如油的大漠戈壁，士卒不尽饮，他就不喝水；士卒不尽餐，他就不吃饭，受到士卒们的衷心拥戴，甚得军心。

更难得的是他那临危不乱、沉着坚毅的大将气质和风度，在诸请将中堪称魁首，独领**，一代元戎不过如此尔。过去汉武帝一直很看重他，看来李广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李广没有被汉武帝最后选中，这倒不是因为他嗜杀，汉武帝认为那正是将帅者的本分；也不是因李广没有任何背景，没有声名显赫、富甲一方的家族作为依托。自从这次大战以后，汉武帝隐隐约约感到李广的身上有一种令人心惊不安的东西，一种难以名状的倾向。汉武帝暂时还无法把自己模模糊糊的感觉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来，他还需要在流逝的时光中慢慢地清理思路，找到那隐藏得很深的症结。

后来，他果然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他发现那正是使他惊恐不安、心惊肉跳的原因所在。他没有告诉别人，他担心对稳定军心不利；他又不敢不告诉别人，因为安边北逐匈奴是关乎国脉之事。金戈铁马，瀚海雄风，逞一世之雄，创万代之业，梦寐以求，朝思暮想，宛如乘桴泛海，大浪如山，马虎不得。

几年后，汉武帝将自己的忧思告诉了大将军卫青。

严格地说，汉武帝此时没有急于确定人选。但是，他那渴望的、忧虑的而又热烈的目光，更多地落在了冠军侯霍去病的身上。汉武帝开始让他单独统兵直捣匈奴腹地。

元朔二年的河南之战，迫使匈奴楼烦王、白羊王退处荒凉寒冷的漠北。然而，战略要地河西走廊还在匈奴浑邪王和体屠王的控制之下。汉军如果能够夺占这条走廊，向南，可以斩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向西，可以兵进西域，威慑西域各民族和城邦诸国，匈奴从西北方向对长安的威胁也会因此得到解除。汉武帝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出击河西走廊，挫败匈奴右贤王，孤立单于王庭，为再次同匈奴展开全面决战铺平道路。

元狩元年(前122)五月，匈奴在东翼战场向汉军发动进攻，万余铁骑入侵上谷。第二年春三月，汉武帝下达了出击命令，在西线开辟了新战场，并未派汉军从上谷出击。汉武帝起用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汉家万余骑铁军跃出陇西，宛如矫健的游龙，沿着岩石**、砾石堆积的祁连山峡谷迅速向西北挺进，长途奔袭。

一路上翻越了险峻的乌戾山，跨过了奔腾的狐奴水，转战六日，厉兵匈奴五部，势不可当，差一点儿活捉了单于的儿子。

按照汉武帝的精心谋划，汉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突然挥戈北上，甩开了匈奴右贤王的主力，越过焉支山(甘肃永昌县西，山丹县东南),挺进一千余里，直插匈奴休屠王领地之腹心，在皋兰山(甘肃兰州市南)下同匈奴展开恶战。鼙鼓咚咚，矢镝乱鸣，血雨横飞。汉军轨杀匈奴折兰和卢侯两个部落的首领，活捉了浑邪王的儿子以及相国、都尉，杀死匈奴人众八千九百六十人，还缴获了休屠王祭天用的金人。这在精神上对匈奴也是沉重的打击。汉军虽然战果辉煌，损失也很惨重，班师还朝的只有千余人，与匈奴伤亡相差无几。尽管如此，汉武帝对自己的亲戚仍然褒扬有加，增封霍去病二千二百二十户。将休屠王的金人像陈列在甘泉宫，作为胜利的纪念。

此次战役并没有实现汉武帝的战略目标。当年夏季，匈奴又出兵袭扰雁门和代郡。汉武帝决定兵分两路，在东翼委派李广和张骞两军自北平出击匈奴，在西翼派霍去病同合骑侯领兵数万从北地(甘肃庆阳西北)发动进攻。

东翼战场，动作神速的“飞将军”首先深入匈奴左贤王领地。看来汉武帝对李广的担忧越来越深了，只拨给他四千骑兵；博望侯张骞通西域有功，军事上却全然是个门外汉，汉武帝反而拨出万余兵马归他指挥。这等于埋下了东翼战场汉军受挫的祸根。

李广的四千骑兵被匈奴左贤王四万铁骑团团包围，鼓角齐鸣，胡笳乱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汉军士气摇动，面露惧色。李广临危不乱，当机立断，派儿子李敢率几十骑汉军冲入匈奴阵中。

匈奴兵势浩大，处绝对优势，没有想到汉军竟敢主动出击，一时间措手不及，任李敢等从其左右两翼杀出，回归本阵。通过这次出其不意的小规模进击，以及李敢“匈奴兵好对付”的报告，军卒们才逐渐安下心来，严阵以待。

匈奴发动了猛攻，矢下如雨。汉军寡不敌众，死亡过半，箭矢也快射光了。当此危急时刻，久经沙场的“飞将军”命令士卒将弓箭持满勿发，自己则以大黄硬弩射杀匈奴裨将数人，匈奴兵将胆寒，攻势稍缓。

天渐渐黑下来，汉军整日厮杀，水米未打牙，面对着四周黑压压的匈奴骑兵，失去了生还的希望，恐怖得面无人色，而李广仍意气自如，加紧调整阵伍，苦苦撑持危局，盼望着张骞的部队赶快到来。

军事上百无一能的张骞动作迟缓，没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同李广会合，第二天才开到战场。李广、张骞两军合力奋战，匈奴退兵。汉军人困马乏，李广所部几乎全军覆灭，无力也无心追击，遂原路退回。

按汉法，张骞应受斩刑，大概汉武帝念他出使西域有功，允许他赎为庶人。李广呢?汉武帝认为他先败于匈奴，后战胜匈奴，功过相抵，又是劳而无功，不罚亦不赏。

这又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若没有李广所部在东线拼死作战，西翼战场能够得到强有力的策应吗?如果不是李广坚韧不拔，沉着顽强，终于等来了张骞，打退了匈奴兵将，而是相反，在张骞到来之前即全军覆灭，那时，后至的张骞所部也很难以少胜多，挡住左贤王骑兵的疯狂进攻，汉朝东线防务就可能被匈奴撕开一个大口子，不但对汉军在西线的作战不利，而且其兵锋所及将会严重威胁京畿的安全。

大丈夫一刀一枪，一弓一箭，驰骋边关，饮马漠北，为的是裂土封候、耀祖光宗、青史留名。

李广堂弟李蔡，庸庸碌碌，人品、道德、才气皆为下中之品，同李广相比乃是萤火之对皓月，然而爵封乐安，官拜丞相，位极人臣，甚至李广麾下有些小军官和士卒都被封侯。

李广为皇帝跃马横刀，在疆场上啸傲风月，纵横驰骋，已历三朝。如今已经年逾花甲，仍然在剑树刀丛中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然而爵不得封侯，官不过九卿。

李广眼前天低云暗，心境茫然若失、空虚凄凉。他去找“望气”的先生求救，答曰： “祸莫大于杀死降兵降将，这就是您不得封侯的原因了。”

再说西线战场，公孙敖同霍去病出北地分兵北上，公孙敖稀里糊涂地迷了路，没有按汉武帝预订计划同霍去病会师。霍去病在不利的形势下，率数万精选出来的骁锐之卒，涉过钧耆河，渡越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深入小月氏地区(指祁连山地区，没有西迁的月氏人在此同羌人杂居),向祁连山匈奴发起猛攻。

在甘肃张掖西北同右贤王主力浑邪王、休屠王所部展开激战，俘获了匈奴单桓王、酋涂王和单于阏氏、王子以及相国、都尉等官兵二千五百人，斩杀敌兵三万零二百人，汉军只伤亡士卒十分之三。

这是一次异常辉煌的胜利。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勇猛剽悍，为汉武帝争得了无上荣光。汉武帝增封霍去病五千四百户，他手下的将佐赵破奴、高不识、仆多等也在同日受封为候。从此，二十岁的霍去病日益尊贵，获得了同大将军卫青同样的尊荣。

通过祁连山一场恶战，匈奴在西线战场遭到沉重打击，士气低落，军心不稳。右贤王的领地里广泛传唱着这样一支悲伤不已的民歌： “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匈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矛盾，伊稚斜单于恼恨浑邪王和体屠王屡战屡败，丧失了大片赖以生存的水草丰美的草场，欲杀掉浑邪王和休屠王。浑邪王和休屠王遂计划向汉朝投降，并秘密地同汉朝取得了联系。

这是自马邑开战以来，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请降活动，它预示着汉匈双方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汉武帝在建元对策中表示要“德润四海，泽臻草木”,现在，经过多年的辛苦筹划，拼死作战，终于在北边看到了蓝图即将实现的曙光，汉武帝感到精神十分振奋；不过，汉武帝虽然头脑容易发热，古怪离奇的想法层出不穷，但他很少得意忘形。

汉武帝自即位以来至今几近二十年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使他不能沉醉在胜利的骄矜中；浮华轻率往往导致功亏一篑。为了防止匈奴诈降偷袭边廷，汉武帝派他的心腹爱将霍去病领兵入河西受降，这是他的审慎细心之处。后来的事实表明如果没有这个决策，汉朝的受降就会成为泡影。

在霍去病的部队还未到达约定地点时，浑邪王同休屠王发生内讧，体屠王改变主意，不欲降汉，被杀。霍去病麾师渡过黄河，与浑邪王营地遥遥相望。浑邪王麾下裨王等一些不愿降汉的兵将见到汉军，四散逃亡，浑邪王营地内混乱不堪，眼看就要一哄而散。

霍去病见势不妙，立即驱赶虎狼之兵冲入浑邪王营地中，如砍瓜切菜一般，杀死了欲逃跑的八千匈奴兵，然后派军兵护送浑邪王治驿道直奔京师，自己和大队汉军押着四万降众回渡黄河。

到此时为止，霍去病的从戎史上还没有过失败的记录。他仿佛天生就是一位军事统帅，汉武帝曾要求霍去病学习兵法，被他拒绝了，他仿佛似有神助，临战总能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百战百胜。太史公司马迁对皇帝和卫氏集团侧目而视，没有好感，但也承认霍去病有“天幸”。

其实，认真检阅霍去病的作战记录，不难发现霍去病还从未同单于率领的匈奴主力交过手，他打败的都是匈奴的侧翼偏师，尽管他们也很凶悍，战斗力非同小可，终究比单于王庭的兵马略逊一筹。而霍去病率领的汉军却是汉朝最精锐的部队，汉武帝允许他选取骁锐健卒补充兵员，这是一个特许。

战争的实践证明了开辟西线战场、砍断单于王庭右臂这个战略决策的正确性。汉武帝以自己的行动为中国的统一和安边以及民族之间的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个贡献面前，霍去病的冲冲杀杀就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

汉武帝将几万匈奴降兵和部落民安置在陇西、上郡、北地、朔方和云中，委派属国都尉进行管理。由此，这些匈奴民众开始学习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汉族人民友好相处，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在边塞地区开垦建设了大批农田和水利设施，他们同样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匈奴的势力被汉军逐出了河西走廊，汉武帝下令减陇西、上郡、北地汉朝戍卒之半，让他们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同时也使人民团军兴而增加的摇役赋税负担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

为了确保河西走廊的安宁，汉武帝先后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一方面切断了匈奴单于王庭与西域诸国的联系，防止他们串联起来对抗汉朝；另一方面打开了沟通西域各国的重要信道。

如今，当你旅行在这条丝绸古道，南望绵亘千里、巅雪如花的祁连山的时候；当你从酒泉向玉门，由敦煌直向变幻无常的罗布泊，寻找二千多年前那一路亭障、千里烽燧的影踪的时候，你是否将汉武帝的军事战略与之相联系了呢?他们是否还认为汉武帝北征匈奴是“好大喜功”,搞得民穷国伤，得不偿失呢?总不能一边骂汉武帝“好大喜功”,一面全身心陶醉在对强汉盛唐的思古幽情中吧?

在汉军的严厉打击下，匈奴的右翼力量被大大削弱，被迫退处干旱苦寒的漠北。然而，伊稚斜单于等奴隶主贵族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南侵中原的既定方针， “天之骄子”依然指挥着力挽强弩、尽为甲骑的匈奴兵将，从定襄和右北平进攻和掳掠内地。

根据汉军已经控制了河西，匈奴回旋余地明显缩小的新形势，汉武帝清醒地认识到，若欲重创或消灭伊稚斜单于所率主力，必须集中精兵强将，敢于深入漠北作战。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在军事会议上做出了大举出击、深入漠北的大胆决策。汉武帝组织了两个方面军。

大将军卫青为一支方面军的主帅，统五万骑兵自代郡北上深入漠北，向左贤王的匈奴军队发起进攻，策应另一支方面军长途奔袭匈奴单于的精锐之师。李广、公孙贺、赵食其、曹襄等皆在卫青麾下听从调遣。

此时，汉武帝自认为他已经把握了李广问题的症结，为此，他秘密召见了大将军卫青，告诉他，李广这个人“数奇”,命中注定屡战屡败，授意卫青将李广放在侧翼，不要安排开正面战场，否则将动摇全局。一幕令人无限叹惋惆怅的悲剧即将发生。

另一支方面军是万人自定襄出发，向北攻击单于王庭，是这次决战漠北的主要作战力量。军中战将官职虽不甚高，却都是能征惯战久经考验的雄才，如路博德、邢山、李敢等人。五万士卒都是特意挑选出来的汉军精锐，个个生龙活虎，斗志昂扬。

汉武帝选中了敢于力战深入的霍去病做主帅，他觉得深入千里茫茫的漠北，远离内地，唯有只愿前瞻不肯后顾的将领才能取得胜利。司马迁说霍去病有“天幸”,汉武帝信神信鬼拜仙人，是西汉迷信活动的健将和中坚，怎会没有类似的看法?如此百战百胜、一身都是胆的大将，必当一举歼灭匈奴主力，擒获伊稚斜单于，献于未央宫北阙之下。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快。霍去病兵出定襄，抓到一名匈奴人，说单于不在这个方向，向东去了。汉武帝闻报，立刻急令霍去病回师，改从东面的代郡(河北蔚县西南)出击，与卫青对调。看来汉武帝是认定了只有霍去病才能打败单于了。

再说卫青出师后也抓到了俘虏，得知单于并未向东去，并搞清了单于的驻地。卫青果断决定亲率精骑直捣王庭，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飞将军”李广是前将军，理应随卫青前往。卫青牢记汉武帝的密嘱，同时因自己的好友公孙敖新近失了爵位，若参与前军作战，容易立功，重得封爵。所以令李广同赵食其合兵，向东绕路包抄单于。东路水草缺乏，自古以来寂寂少人行，不适合千军万马做长距离的奔袭。

李广看得清清楚楚，明摆着是不让自己同单于对垒，一争雌雄。李广愤愤不已，据理力争，一定要在前队同单于决一死战。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李广愠怒形之于色，无可奈何地领兵向东路去了。

无边无沿的大漠，没有多姿的花草，也没有清澈的流水，只有蜿蜒起伏的沙丘、沙梁，沙丘好像海浪一样，一道接一道，一直推向天边。夕阳慵懒地俯瞰着死一般沉寂的沙海，余晖映红了西天的片片云霞。

大将军卫青领兵疾驰千余里，恰在此时到达中央大漠，同伊稚斜单于的精兵强将迎头相撞。卫青立刻命令以武刚战车自环为营，保护全军的中枢，同时命令五千余汉军出击；伊稚斜单于也驱动万余骑兵冲杀过来。

人与人相拼，马与马相搏，寂静的大漠突然间人声鼎沸，兵戈铿锵。沙梁上和沙丘上到处都有双方士卒残损的尸体。

渐渐地，沉沉的暮蔼包裹了千里大漠，突如其来的沙暴使这场拼杀更为残酷。狂风像贴紧地面的蛇，一边狂舞着，一边尖利地呼啸着，粗大的沙砾打到双方士卒的脸上、手上，打到溅满鲜血和脑浆的铠甲和盾牌上，噼噼啪啪地发出阵阵急响。

没有一丝月光和一丝星光，天色黑得像一池浓墨。汉军主帅卫青见时机已到，指挥两翼汉军向匈奴兵迂回包抄，中央大股汉军奋勇杀上，伊稚斜单于见势不妙，急忙带领数百骑匈奴兵突围，向西北方向逃窜。

当黎明终于来临，卫青率领军马已经追出二百余里，一直推进到真颜山(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纳拉特山)的赵信城(赵信降匈奴后所筑，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缴获了匈奴屯积在此的大批粮草。是役汉军斩敌万余，基本上全歼了单于的主力骑兵，卫青为汉军取得此次决战漠北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与卫青兵出定襄的同时，作为决战主力的东路汉军道经河东，兵出代郡。公私兼顾，霍去病不管急如星火的军情，顺访了他的故乡平阳县。说

是故乡，其实他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河东太守毕恭毕敬地将他接过驿站，霍仲孺急起而入，向上叩头。霍去病

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生身父亲，也急忙跪下，悔恨万分地说： “去病是您的儿子，我知道得太晚了!"

当年霍仲孺在平阳侯家当完差，即回到老家娶妻生子，早将卫少儿丢到脑后，忘了昔日的缱绻缠绵。

也许霍仲孺正在担心霍去病会惩罚自己这个无情无义的父亲；孰料霍去病并不怪罪，霍仲孺激动万分，急忙叩头道： “老臣得托命将军，这是天命啊。”为了报答这个陌生人将自己带到人世间的恩情，霍去病买了很多田宅奴婢送给他，霍仲孺一下成了富甲平阳的阔佬。

霍去病的仗打得还是那么漂亮，也非常顺利，深入漠北二千余里，斩获匈奴左贤王手下七万余级。为了庆祝胜利，霍去病模仿古代的封禅大典，在狼居胥山祭了天，在姑衍山(蒙古乌兰巴托东)祭了地，远远望见了镜子一般平滑的瀚海(内蒙古的呼伦湖和贝尔湖)。

骠骑将军的士卒都是汉武帝拨给他的“敢力战深入之士”,同李广、卫青的部下一样，他们也都愿意追随自己的主帅效命疆场。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出于对主帅的衷心爱戴，而是因为他们知道霍骠骑是常胜将军，跟着他，只要不吝惜血汗，得胜还朝后肯定能得到皇帝大笔的赏赐；不过，代价也是巨大的，除了流血流汗，还要挨饿。

霍去病自十八岁任侍中，出入辉煌的宫殿，扈从至尊的皇帝，眼睛习惯了向上看。他的理想、志愿和他的根基一样，都落实在社会的上层，对士卒的疾病冻馁不屑一顾。

每次出征，汉武帝都派专人为他随军运送几十车上好的肉食稻粟，及至班师，一面是“余弃梁肉”,一面是“士有饥者”。士卒们饥肠辘辘，无法可想，霍去病却在营中画地为球场，兴致勃勃地踢起球来，发泄他过剩的精力。

回到内地，士卒们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赏赐。霍去病再过平阳，将同父异母弟霍光带到了京师，送入政界。在官本位的封建中国，此乃正途，可谓大发利市的红道。

大将军卫青率领士卒欲回师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震动天下的事情。

前将军李广同右将军赵食其合兵，向东绕路而行，水草缺乏，道路曲曲折折，迷失方向，及至卫青大获全胜，两将军方到达已经平静下来的战场。卫青一面派人送干粮酒肉给李广，表示慰问；一面调查迷路贻误军机的原因，要上书天子，详细报告这件案子的始末缘由。李广独自承担了迷路误期的责任，横刀仰面，自刭北国。后来，这件事情传遍海内，老百姓都为李广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而痛哭失声。

右将军赵食其按律当斩，赎为庶人，标志着这场风波的结束。汉武帝亲自筹划的漠北大战，挟风雨雷霆之势，震撼寰宇，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空前的战果。汉武帝由衷地感激霍去病。上次接应浑邪王投降，增封其一千七百户，此番又增封五千八百户，霍去病共食封一点七六万户，远远超出了大将军卫青。

对霍去病的部下，汉武帝也褒崇有加，大授封爵。李广的小儿子李敢也受封关内侯，食封二百户，并接替了父亲郎中令的职务。也许，这是汉武帝对李氏门宗的一点儿安慰吧。

身先士卒、同伊稚斜单于血战大漠、瓦解了匈奴主力的大将军卫青却没有增封，其部下也没有受封的。卫青白白替公孙敖操心，让他驾马先驱，冀复侯爵，这下算泡了汤。连卫青都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何况李广呢?

李广的长子和次子早已辞世，小儿子李敢继承了乃父遗风，刚烈勇猛，疾恶如仇。他不知道害死父亲的是至尊至贵的皇帝陛下，把满腔怒火都发泄到卫青身上，击伤了卫青。卫青悄悄地将此事接下，没有张扬。他的外甥霍去病却愤愤不已，在甘泉宫附近的猎场上，当着汉武帝的面，杀死了李敢。

李敢是九卿之一，又是名将之后，他怎么死的，皇上总要向大臣有个交代，汉武帝就谎称李敢是被鹿角挑死的，将霍去病的罪过轻轻掩过了。可是，凭李敢那副身手，朝中没有几个能比得上的，说是被鹿挑死的，谁能相信呢?司马迁就不相信，勇敢地在《史记》中揭露了真相。

李广案件的风波最后平息了。在这场悲剧中恶战胜了善，丑压倒了美，不但震撼了当时人心，也震撼着后代人的心。一个人那样轻易地毁掉了另一个人，而后者几十年征战的艰苦实践也因此而被否定，造成了人们对那个社会以及主宰它的皇帝的畏惧，造成了人们对李广坎坷生平由衷的悲悯。经过二千年的苦苦求索，人们终于认识到那场悲剧的本质冲突不单纯源于汉武帝个人的谬误，而源于那个亲亲尊尊的封建专制的社会。

然而，就汉武帝个人在北逐匈奴中的历史作用而言，他绝不只是悲剧中的丑角，一个上蹿下跳的三花脸。

通过这次漠北大战，单于王庭受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伊稚斜单于若惊弓之鸟、漏网之鱼，逃得不知去向。匈奴内部群龙无首，混乱不堪，右贤王便自立为单于；十几天以后，单于才回来，右贤王方去掉自己的单于封号。匈奴从此一蹶不振，远遁漠北，形成了漠南无王廷的局面。汉朝收复了漠南广阔的土地，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区域，恢复了边塞的安宁。

近一个世纪以来，匈奴奴隶主贵族不断南下，劫掠内地，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如今终于受到了正义的严厉惩罚。边塞的安定，有利于开发边塞，发展农牧生产；有利于各族人民和平往来，加深了解，友好相处；有利于内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昌盛。

汉武帝北征匈奴符合了这个历史发展趋势，他自身的行动在客观上体现了相对于匈奴奴隶主而言的汉朝先进社会力量的巨大潜力和崇高的精神。

这个先进力量的主体是千千万万勒紧裤带支持北征的老百姓，也包括像卫青、霍去病、李广这样的优秀将领。而作为这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的总导演，汉武帝的历史功勋是不能简简单单以“好大喜功”四个字抹杀的，尽管他的言行举止透着几分荒诞，几分凶残。在当时的社会，毕竟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甘美清冽的胜利酒浆。

胜利来之不易，汉武帝没有放松警惕。雄伟的秦长城，西起临洮，北傍阴山，东至辽东。对这条农业和游牧两大文明的分界线，汉人称之为“塞”。在几十年的皇帝生涯中，汉武帝几乎都在充当工程总指挥的角色，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有力地保卫了内地的安全。

汉武帝元封元年提出要匈奴臣服汉朝的目标，然而他终其一生并未达到这一目的。他死后三十六年，即宣帝甘露三年(前51),呼韩单于才到长安称臣，表示臣服汉朝。又过了十五年，即元帝建昭三年(前36),郅支单于才被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率西域诸国兵斩于康居。又过了三年，即元帝竟宁元年(前33),呼韩邪单于来朝，元帝以宫女王昭君嫁单于为阏氏，汉、匈两大民族才实现了边境的和平与安宁。

汉武帝生前虽未达到使匈奴臣服于汉朝的目的，但自此后汉强、匈奴弱之势已不可逆转。宣帝本始三年(前71),汉与乌孙联军共击匈奴，汉令五将军共统十六万大军分五路击胡，匈奴远逃，斩获均少。

但乌孙昆弥与校尉常惠率乌孙军五万大破匈奴，得四万级，虏马牛羊驴等牲畜七十余万头。这年，单于自统万骑击乌孙，回军时遇大雨雪，一日深丈余，还者不能十分之一。

这年，丁令、乌桓、乌孙从北、东、西三面攻击匈奴，三国所杀人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 “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兹欲乡(响)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匈奴在衰弱困难的情况下，发生了内讧。宣帝五凤元年(前57),匈奴五单于争立，互相混战。宣帝五凤四年(前54),郅支单于击败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都单于庭，呼韩邪单于南迁。匈奴始分南北。

呼韩邪单于战败之后，在宣帝甘露元年(前53),左伊秩訾王建议呼韩邪单于“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单于征询诸大臣的意见，皆曰“不可”。并认为“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

左伊秩皆王说：“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呼韩邪单于遂从其计，引众南迁近塞，遣子人侍汉朝。郅支单于也遣子入侍汉朝。

宣帝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按事先商定的礼仪， “称藩臣而不名。赐予玺绶、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缮絮”。宣帝赐予呼韩邪单于的黄金玺绶，按颜师古的注释“亦诸侯王之制”。除赠送用器与金、钱外，还赠赐“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举行仪式时，匈奴“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

单于留月余，归国时， “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将军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辅，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城(前光禄勋徐自为所筑城，在今内蒙包头市西北)。此前，西域诸国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轻汉，及呼韩邪单于朝汉以后，都尊汉矣。

呼韩邪单于归汉后，北边的郅支单于还有一定的实力，宣帝黄龙元年(前49),郅支单于击破乌孙、乌揭、丁令、坚昆，并都于坚昆。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斩郅支单于于康居。至此，匈奴全境又统一于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称臣。匈奴成了汉朝藩属。

不仅呼韩邪单于朝汉时，汉朝要赠大量的帛、絮等，而且在呼韩邪单于因灾荒等提出要求时还要赐予大量粮食。两个民族终于以长期战争的沉重代价，换来了边境的和平与安定，换来了和平共处。

历史地全面地考察汉武帝时期的汉匈关系，以下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据中国古籍记载，匈奴族是黄帝、夏后氏的苗裔，据黄文弼先生考证，匈奴族在人种与外貌方面与“蒙古人相同”。所以，汉、匈两族是中国境内的兄弟民族。如果两个民族能和平共处、优势互补、和衷共济，双方可获得很大发展。如果关系不好，处在战争状态，就会给双方造成重大损失。

景帝中元四年(前146),汉朝规定：马高五尺九寸，齿未平(十岁以下),弩(用弩机发射的弓)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

这条律令是针对诸侯王的，但也适用于匈奴。应劭曾说： “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浑邪王降汉至长安，汉贾人与匈奴人市易违犯上述法律，当死者五百余人。

对降汉的匈奴人尚且如此，这条法律执行之严由此可见。按汉朝的法令，出入关的通行证叫“传”“符”,如果没有通行证“传”“符”而携带财物出关叫“阑(妄)出财物于边关”,要处死刑。另外，按汉朝法律对“买塞外禁物”者也要治罪。

所以，汉朝通过这些法律，就可以控制“胡市”的交易，给匈奴造成困难。 “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这一记载说明匈奴对汉朝的物资是多么需要，是多么希望与汉朝互通关市了。所以，和平共处对双方有利，尤其对需要汉朝物质财富的匈奴有利。战争对双方都不利，不是最佳选择。

战争是双方的实力较量，汉族可以统一中国，匈奴族也可以统一中国，历史在这方面给予双方的权力是平等的。然而，这决不是说双方进行的这种战争是没有是非的。

从经济方面来讲，匈奴在武帝之前通过和亲要从汉朝勒索大量财富，并常常入塞劫掠，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在文化方面，匈奴对“礼仪之邦”汉朝的礼仪、文化、习俗竟然毫不尊重，并要把匈奴的一些习俗强加给汉朝最高统治者，这使汉朝感到受侮辱而无法接受，这说明二者在这方面的矛盾无法调和；在政治方面，贾谊认为匈奴人口与汉一个大县相当，汉朝却像匈奴的附属国，要向匈奴上贡，实际上成了匈奴的臣下，这就把君臣关系颠倒了，汉朝对此不能容忍。

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即位后在处理汉、匈关系的第一阶段，积极准备与反击匈奴，并取得重大胜利，这就保卫了汉族的农业文明与先进的经济、文化传统及尊严，这在当时完全是正义的行动，应予肯定。

汉武帝在处理汉匈关系的第二阶段，双方休战，进行和谈。汉朝要匈奴称臣，匈奴拒不答应，谈不成功是双方条件差距大。这完全是两大民族交往中的正常现象。

汉武帝在汉、匈关系上的真正失误是在第三阶段。由第二阶段议和不成，武帝遂想通过军事征付使匈奴臣服，结果损兵折将，未达目的。如果仅从这一阶段看，说汉武帝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无疑是正确的。

从全局和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考察，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虽未达到使匈奴臣服的目的，然而在战略上却仍然是胜利的。武帝晚年，汉朝不仅在综合国力上，而且从军事实力上都远远强于匈奴就说明了这一点。

武帝去世后，在军事实力上汉强匈奴弱已成不可移易之势，而呼韩邪单于的归汉和郅支单于被击毙于西域就宣告了武帝所追求的臣服匈奴目的的最终实现。这就说明汉武帝在汉、匈强弱转化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从元光二年(前133)马邑之谋到宣帝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称臣，共经历了八十二年。而从马邑之谋到元帝建昭三年(前36)郅支单于被击毙，则用了九十七年。而从马邑之谋到元帝竟宁元年(前33)嫁王昭君为单于阏氏则过了整整一百年。

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提出让单于向汉称臣到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称臣，历时五十九年，经三代皇帝才达此目的。而汉武帝却想在他有生之年达此目的，他壮志未酬，奈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