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有这样的记载： “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

秦代白起、缭曾任国尉，即太尉。汉建立后，还置太尉官一职，例如高帝二年，卢绾为太尉；高帝十一年，绛侯周勃为太尉；惠帝六年置太尉，以周勃复为太尉；文帝元年十月，将军灌婴被任为太尉；景帝三年，周亚夫为太尉等。

汉武帝建元元年，曾以田蚡为太尉，次年罢免。“太尉，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 “至武帝罢太尉，始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非有印绶官属也。”可见大司马只是在将军名号一个称号，实际“非有印绶官属”,不能开府治事。

从建元二年省太尉以后，汉武帝时实际上没有管理军事方面的最高官员。武帝任命的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司马又冠以侍中头衔，成了武帝的左右亲信，他们就成了直接隶属于武帝的军事将领。武帝本人才是军事方面的决策者、指挥者和最高统帅。

汉武帝在任命军事将领方面，有唯才是举的一面，同时又十分注意这些将领与皇室的关系，以保证将领们忠诚可靠、无二心。从汉武帝选择重要将领上可以看出其特点。

卫青、霍去病先为侍中，侍从武帝左右，后任命为将军，战功显赫，有卓越的指挥才能，被授大司马称号。卫青为皇后弟、霍去病为皇后外甥，他们为皇帝忠心效力，这就是武帝信任他们的一个因素。

公孙贺被重用，除“贺少为骑士，从军数有功”,武帝为太子时，贺为太子“舍人”为武帝所了解等因素外，和他是卫皇后的姐夫有关。

公孙敖为骑将军、合骑侯，除别的条件外，也和他对卫青有救命之恩有关，《汉书》卷五十五《卫青传》载卫青姊卫子夫“入宫幸上”,遭陈皇后妒，陈皇后母大长公主(武帝姑姑)“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夺取)之，故不得死”, “公孙敖由此益显”。公孙敖一生，四为将军，与大将军卫青的提携是分不开的。这是武帝提拔起来的一类将领的情况。

李广、李蔡、苏建等几朝老臣，如李广文帝十四年时以陇西良家子“从军击胡”,先后为郎、骑常侍；景帝时为骑郎将，吴楚七国反时为骁骑都尉，屡立战功，后为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云中太守。

武帝即位，以广为汉玉镂雕螭龙出廓珮佩名将，任未央(宫)卫尉，后为骁骑将军、右北平太守、郎中令、将军，随从大将军多次出击匈奴。广三子曰：当户、椒、敢，皆为郎。李敢从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有功，赐爵关内侯，代广为郎中令。

武帝时，李广、李敢父子两代都为郎中令，是武帝的近臣。李蔡乃李广从弟，文帝时与广为郎，景帝时积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年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匈奴右贤王有功，封乐安侯。李蔡历文、景、武三帝，也是三朝老臣。

苏建在武帝时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后以卫尉为游击将军，后为代郡太守。三子为郎，尤以次子苏武最为有名。张次公也属这一类将领，从其父张武善骑射，为景帝近幸即可看出。这些多年仕汉、世受国思的老臣，一般德才俱佳、忠贞不贰。

还有一类将领，如张骞、韩说、路博德、赵破奴等人，没世受国恩的家世渊源，而是他们自己的战功、业绩被提拔起来的。在汉武帝提拔起来的将军中，这类将军很多。

汉武帝时军法极严，军官的升降看其军功，军功主要是看在战场上斩杀、俘虏敌军有生力量人员、牛马羊等物资以及杀俘匈奴贵族级别高低和人数而定。这一点是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

军事将领在这次战争中立功封侯，在下次战争中就因失败降为庶民。在军功面前人人平等的办法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将士奋勇杀敌。

汉武帝通过慎择将军、严明赏罚等措施，培养选拔了一批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忠心为国并能英勇作战的将领。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太史公曰： “苏建曾对我说： ‘我曾责备大将军至为尊贵，而天下的贤士大夫却不称赞，希望大将军能像古代名将一样招贤纳士，并以此来勉励自己。’大将军谢曰： ‘自魏其(窦婴)、武安(田蚡)之厚宾客(厚待宾客、培养私人势力),天子常切齿(痛恨),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必去招贤纳士!’骠骑将军亦仿此意，其为将如此。”

这说明卫青、霍去病皆忠于皇帝、忠于国家，不贪图个人的权势。在这样两位最高将领的带领下，武帝建立起了一支忠诚可靠的军队。

“强干弱枝” “居重御轻”是汉王朝治军的传统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重视中央直接控制的京师及其周围精锐军队的建设，用来控制地方军队、巩固中央对各地的统治。汉武帝后强化这一方针，首先扩大、加强宫廷禁军。

汉代的宫廷禁军归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统领。 “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

其中， “议郎、中郎秩(禄)比六百石” “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 “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

可以看出，郎都是从秩比六百石到比三百石的官，种类有四种郎：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其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 “郎中”有车、户、骑三将。

郎职能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这“多至千人”的郎就是武帝之前的宫廷禁军，主要职责是守护宫廷内的门户和侍卫。

《续汉书·百官志二》记载： “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

汉武帝时期，又有两支军队加入到了郎中令所辖的宫廷禁军之中。

一支叫期门军， “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二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置中郎将，秩比二千石”。 “建元三年，八九月中，与侍中常情武骑及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

虽此可知期门军是武帝建元三年组建成的，其职能是“掌执兵(器)送从”,期门的成员地位与郎相似。期门也无固定的员额，人数“多至千人”。武帝时，期门的首领称仆射，秩比千石。期门组成人员是武帝身边的“侍中常侍武骑及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

还有一支称为羽林军，其所以称为羽林，一说是取驰骑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说羽乃王者羽翼也；等等。“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秩比二千石。

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关于羽林的人数，中郎将所属羽林郎为一百二十八人；羽林左骑主羽林九百人；与其相对称的羽林右骑应与此约相等。羽林军共约两千人。此外，尚有羽林孤儿，这些人由武帝时“从军死事”之子孙组成，官府教其使用弓矢、殳、矛、戈、戟五种兵器。《汉旧仪》说： “诸孤儿无数，父死子代，皆武帝时击胡死，子孙不能自治，养羽林宫。”这些孤儿长大又学会了各种兵器，自然就补充到羽林军内去了。

期门、羽林两支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六郡良家子。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注引师古曰： “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此六郡“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崇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正是这种备战练武的习俗，使其成为期门、羽林禁军的主要来源地。期门、羽林是从六郡“良家子选给”的，那么什么是“良家子”呢?一般应是世代务农、个人及家庭均无历史问题的“良家”子弟。期门、羽林就出身于这种“良家子”。这些人不一定是富豪或高官，一般的农民子弟也可以被称为“良家子”。

汉武帝时除保留由郎组成的千余人的宫廷禁军外，增加了期门、羽林两支宫廷禁军，其中期门千余人，羽林约两千人。在总数约四千的宫廷禁军中，有约三千是汉武帝时新增加的。由此可看出汉武帝时宫廷禁军的力量是大大增强了。

汉代归卫尉掌管的“宫门卫屯兵”,守卫未央宫的称南军。中尉所掌管的负责守卫京师的军队称北军。武帝对南军、北军进行了改革。

对卫尉所属南军的改革。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职略同，不常置。”

卫尉掌管着宫门卫屯兵，称卫士，未央宫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公车司马负责天下上书及阙下征召等事宜。未央宫卫尉所属卫屯兵，称南军， “因未央宫在京师长安城内的南面，故称”。

另外，还有长乐、建章、甘泉卫尉负责这三宫的宫门卫屯兵。这三宫的卫屯兵也是南军的一部分。这种卫士由各郡服兵役的卒轮流调充，一年更换一次。汉武帝在大力扩充宫廷禁军的同时，对宫门卫士(南军)却加以减少。建元元年秋七月，诏曰： “卫士转置送迎二万人，其省万人。”

这就是说，充当卫士的卒每年“去故置新，常二万人”,武帝即位的当年就减省一万人。汉武帝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卫士是轮流服兵役的农民，并不是皇帝的侍从禁军。所以在减少卫士之后，就逐渐扩大宫廷禁军。

中尉所主北军的改革与新增七校尉。“中尉，秦官，掌徼循(巡察)京师。”这就是说中尉原来负责京师治安和中央的有关治安问题。例如，临江王刘荣曾因坐侵宗庙之地为宫。诣中尉府对簿，中尉郅都簿责讯王， “王恐，自杀”。再如淮南王谋不轨，武帝“使汉中尉宏即讯验王”。再如“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宗世豪杰，皆人人惴恐”。

可见中尉职责是维护京师三辅地区和与中央有关的治安问题。因为中尉所辖屯兵在未央宫以北，与南军相对，所以称为北军。中尉“武帝大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属官有中垒、寺互(管宦官的官府)、武库、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库有三丞，中垒两尉”。“吾者，御也，掌执金者以御非常。”师古曰： “天子出行，职主先导，从御非常。”

可见执金吾是管理治安和皇帝在长安出行时的保卫官员。武帝太初年把中尉改为执金吾后，属官有中垒。“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

太初元年改中尉为执金吾时，把寺互(原属少府),也列在执金吾属下，寺互是与宦官有关的机构，可能负责处理皇帝在长安三辅行走时宦者服务的有关事情。

此外，汉武帝还设立了主管兵器的武库令和管理治水的都船令。从中尉改为执金吾后，执金吾的职责就是在京城长安负责皇帝的安全，不统领北军，北军专由中垒校尉统领。 “执金吾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斯最壮矣。世祖(刘秀)叹曰： ‘仕官当作执金吾’。”

汉武帝时对北军的另一改革，就是设中垒校尉统领北军外，又增设了七校尉：其一，屯骑校尉掌骑士。其二，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屯兵。其三，越骑校尉掌越骑。其四，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其五，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其六，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其七，虎贲校尉，掌轻车。如果连中垒校尉， “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马”。这些校尉的“秩皆两千石”,也就是说与郡守同级。

汉武帝时新设七校尉，不仅是增置校尉扩充军队的问题，而且在改革军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汉代的北军，包括汉高帝所置“掌京师城门屯兵”的城门校尉所属北军是由三辅地区农民充当正卒，服兵役一年，轮换更替。

武帝时新增的七校尉兵则属常备兵。 “武帝增置七校。盖选募精勇及胡越内附之人，比之期门、羽林，无复更代。而京师始有长从坐食之兵矣。” “武帝时有诸校尉，则常屯矣。”

这就是说这七校尉的兵不是从农民中征发的轮流服兵役的义务兵，而是精选招募来的常备兵。

“至武帝平百越，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习),修武备云。”这段记载对了解武帝增置七校尉的时间提供了依据。元鼎五年南越相吕嘉反，武帝令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击南越，元鼎六年(前111)平定南越，置南海九郡。

“武帝平百越”后才“内增七校，外有楼船”,时间应在元鼎六年以后的元封年间。至于新增七校尉的统兵人数，各校尉所属员吏为最少七十三人，最多一百五十七人，所领士卒一般为七百人，则七校尉共领士卒约五千余人。

汉武帝时期频频用兵，直接隶属中央的军队不多，因此总是不断征发地方军、谪戍与少数民族武装。

汉代中央常备军数量不大，但地方上郡、县有常备兵。边郡和大郡拥有军队可达万人。“边郡太守各将万骑。”小的郡有兵只有几千或更少。

地方郡国的军队，因各地地势不同，所以兵种不同。 “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三者之兵种，各随其地势所宜。”这些兵种分为四种：轻车(车兵)、骑士(骑兵)、材官(步兵)、楼船士(水兵)。

“大抵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党、上郡多骑士；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多材官；江淮以南多楼船士。”这些军队演兵习武，供郡国地方政府有事时用， “材官。骑士，岁时讲肄(学习),然其给事郡国”。

虽然如此，这些地方军队要随时听从中央政府的调遣。征发、调发时用的凭证有羽檄、虎符、节。高帝曾说： “吾以羽檄征天下兵。” “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文帝前元二年(前178), “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 “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受之”。

可以看出高帝是用羽檄征调天下军队的，文帝二年(前178)才开始与“郡国守相”用铜虎符征调天下军队。到武帝时，又开始用“节”征调军队。如武帝建元三年，闽越攻东匝，东瓯求救， “上(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严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拒法，不为法。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旨，遂发兵”。这可能是第一次用“节”发兵，不合用虎符发兵的惯例，所以几乎被拒绝。

武帝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征发地方士卒频繁是一特点。如建元三年， “河水决淮阳，汜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元光五年， “发巴蜀治西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险阻”。元鼎六年冬十月， “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征西羌，平之”,等等。

武帝时期边境战事频仍，在征兵制基础上又实行募兵。此外，还用种种其他办法扩大兵员，征发谪戍即其办法之一。所谓谪戍，就是国家征发有罪的吏、亡命、赘婿、贾人、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这些有特殊身份的人，担任战争和戍边任务。 “谪，罚也”。故此，谪戍是带有惩罚性，强制性的措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发谪戍实边，可见征发谪戍不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武帝时期，由于边境多战事，中期以后农民逃亡者多，所以一而再地发谪兴修工程和远征、戍边。主要有：

武帝元狩三年(前120), “发谪吏穿昆明池”。“谪吏，吏有罪者，罚而役之”。昆明池“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遂乃大修昆明池”, “以习水战”。

元鼎五年(前112),南越王相吕嘉反，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越人归汉者归义越候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越人归汉者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 “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又越人归汉者称“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蚡柯江，咸会番禺(广州)”。

元封二年(前109),因“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又“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

元封六年(前105), “赦京师亡命令从军”, “亡命”即“脱名籍而逃”的没有户籍的人口。

太初元年(前104), “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谪民， “庶人之有罪谪者也”。“太初元年，以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

天汉元年(前100), “发谪戍屯五原”。

天汉四年(前97), “发天下七科谪”等出朔方。

可以看出，武帝时发天下谪戍，是汉代各帝中发谪戍最多的一位皇帝。谪戍中在七科谪之外，又增加了恶少年，实际成了八科。而七科中吏有罪。亡命、赘婿为三科；其他四科是：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这四科都是针对着商贾去的，说明汉武帝对商贾的打击是非常严酷的。

汉武帝不但通过告缗令剥夺商人的财产和经济地位，而且通过发七科谪剥夺商贾的政治地位，让人们把商贾视为一种下贱的职业。在汉代各皇帝中，汉武帝可以说是把抑商措施发展到了极致，但同时又允许商人做官，让商人加入封建官僚集团。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用少数民族当兵先秦就已有之。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就曾使用北方的“楼烦兵”、东南的“百越兵”等。

汉武帝时期，由于开疆拓土的胜利，管理。统辖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在长期对匈奴战争中，匈奴贵族降汉的事件频频出现。在这种情形之下，汉武帝使用的少数民族将领和少数民族兵勇也就越来越多。

在与匈奴作战中，卫青统领的汉军中，就有少数民族将领，如公孙贺、公孙敖就是义渠胡人。匈奴相国赵信降汉，曾被封为翕侯，元朔六年(前123)为前将军，出击匈奴，战败，又降匈奴。

武帝在增置七校尉，其中有“越骑校尉掌越骑”, “越人内附，以为骑也”。又有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师古曰“长水，胡名也。胡骑之屯于宣曲者。”“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师古曰“胡骑之屯池阳者也。”

在新置七校尉中，有三个校尉都是掌胡骑的，可见少数民族武装之重要。

在南方，武帝曾用越族将领领兵打仗。比如，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吕嘉反时，武帝遣五路大军击南越，其中三路是由归汉的越人统领的。即： “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 “严故越人，降为归义侯”; “甲为下濑将军”, “甲，故越人归汉者”; “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驰义侯遗， “亦越人也”。

五路大军中，有三路是由归汉的越人将领统领的。这些将领所统士卒除有夜郎兵之外，至少应有部分是越人组成的军队。“越人于水中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此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

“濑，湍也，吴越谓之濑’,因此“甲”被称为下濑将军。这也就是说“甲”所率的楼船军要从湍急的江水中行船，所以“甲”才被称为下濑(湍)将军。

从这些解释可以看出“严”和“甲”两位将军，一位船下置戈，一位要从湍急江水中行船，这都是越人之长技，所以他们的部下至少应有部分人是惯于行船的越人。

元狩三年，浑邪王降汉置五属国后，汉政权常征发属国骑兵从事军事征伐。管理属国的官职，称典属国。“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浑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这一记载说明“典(掌管)属国”,秦代就设有此官，掌管归降的蛮夷。

从武帝元狩三年浑邪王降汉，才又增设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等官职；属官有“九译令”,负责翻译。

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此后，汉曾不断遣属国骑兵征伐。元狩四年漠北大战后武帝曾说“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允(匈奴)之士，绝大幕”等，说明这次大战霍去病曾率属国骑兵出征。

元封二年(前109),武帝“遣从票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以击胡，胡皆去。明年击破车师，虏楼兰王”。太初元年(前104), “以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征伐大宛，等等。

可以看出汉武帝时期使用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南方主要使用越族的楼船兵(水军)、北方主要使用匈奴等族的骑兵。这对加强汉中央政权的军事力量无疑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