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译文】

古时候所说的自得自适的人，不是指高官厚禄地位尊显，说的是出自本然的快意而没有必要再添加什么罢了。现在人们所说的快意自适，是指高官厚禄地位显赫。荣华富贵在身，并不出自本然，犹如外物偶然到来，是临时寄托的东西。外物寄托，它们到来不必加以阻挡，它们离去也不必加以劝止。所以不可为了富贵荣华而姿意放纵，不可因为穷困贫乏而趋附流俗，身处富贵荣华与穷困贫乏，其间的快意相同，因而没有忧愁罢了。如今寄托之物离去便觉不能快意，由此观之，即使真正有过快意也未尝不是迷乱了真性。所以说，由于外物而丧失自身，由于流俗而失却本性，就叫做颠倒了本末的人。

【庄子的大智慧】

当今人们所说的“得志”，主要是指成就荣华富贵，也即是庄子所讲的“轩冕”，轩，就是车子，冕是帽子，有好车子、又有好的乌纱帽，自然就既贵且富；既贵且富了，自然志得意满，不可一世。这是普通人所向往的，也是普通人所终生孜孜以追求的。

而在古代的庄子看来，其所谓得志，并不是将肆情轩冕作为标准，而是以是否悦乐于身心作为必要条件。那些经历“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奋斗所得到的轩冕，也许就是离得志的要求相距甚远，甚至南辕而北辙，是走到了反面的。因为轩冕并不真正代表身心的悦乐，而求得轩冕的过程也许要牺牲各自的真性情，将各本性自然的东西都要压抑或抛弃以达成取媚他人的目的。没有真性情的荣华富贵，对于心灵来说，只会成为阻碍悦乐的障蔽，成为身心自由的赘疣。

庄子是反对“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他把得失看得非常简单，“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无非外物的寄托，暂时快意于前，总有一天，要物归原主，这时一并连暂时之快意归都还于不可知的命运了。

所以说，人生的目标倘若不合其本然之性状，那是很容易成为倒置之民的，自然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庄子大智慧的解读】

庄子所说的“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在物欲面前，保持自己的本性。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其中有一些人更是有着永无止境的贪欲，他们的动机、行为被他们内心贪婪的本性左右着。贫贱时，他们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欲望和野心，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富贵时，他们往往也鲜有仁者，心志漂浮乖张，甚至目空一切，为富不仁。

孔子说：“兰芝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上子修道立德，不以穷困而败节。”这即是告诫我们，无论贫富，人都应该保持自己的本性。

陶渊明是东晋后期的大诗人、文学家，他的曾祖父陶侃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开国功臣；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但到了东晋末期，朝政日益腐败，官场黑暗。陶渊明生性淡泊，在家境贫困、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读书作诗。他关心百姓疾苦，有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向，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那一套恶劣作风，不久就辞职回家了，随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后来，他陆续做过一些官职，但由于淡泊功名，为官清正，不愿与腐败官场同流合污，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来检查公务，浔阳郡的督邮刘云，以凶狠贪婪远近闻名，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否则栽赃陷害。县吏说：“当束带迎之。”就是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意思是我怎能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小人贿赂献殷勤。说完，挂冠而去，辞职归乡。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躬耕陇亩。

陶渊明妻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守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尽管生活贫困，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他对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他原本可以活得舒适，荣华富贵，至少衣食不愁，但那要以人格和气节为代价，于是他选择了艰苦但宁静而自由的田园生活。有得必有失，陶渊明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获得了人格的尊严，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并流传百世的诗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他的一生，充满了对人生真谛的渴望与追求。他的诗歌如《饮酒》、《杂诗》等，质朴无华，清丽自然，寓绚于素，韵味隽永，或者咏史抒怀关心时局，或者充满“性本爱丘山”的生活志趣。他的辞赋如《归去来兮辞》，表达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他的散文如《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表现了返朴归真、高远脱俗的意境，对美好未来充满了向往。后人有“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之誉。他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更是勉励后人以天下苍生为重，以节义贞操为重，折腰时心已愧，不趋炎附势，保持善良纯真的本性，不为世上任何名利浮华所改变。

与陶渊明相反的是，那些从贫贱者一跃而成为富贵者的人，往往很少能保存自己的本性。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韩信是秦汉之际的军事家，在秦亡汉兴的过程中，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汗马功劳，被称为汉初“三杰”之一。但韩信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未能寿终正寝，而在汉高祖十一年（前196）被吕后、萧何诱杀于长乐宫钟室。

汉高祖五年（前202），韩信恃功致书刘邦，请封假王。当时刘邦被楚军围困于荥阳，日夜盼望韩信率军来援。得此书信后，知是韩信故意借机要挟争权，震怒异常。张良、陈平认为，汉军形势不利，并无能力禁止韩信自立为王，不如顺水推舟，封他王爵，以收军心。刘邦领悟，便改口说：“大丈夫能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遂封韩信为齐王。

刘邦同意封韩信为王，实属不得已，故楚汉战争一结束就夺其兵权，并徙封为楚王。其间，齐人蒯通曾劝韩信自立为王，并向他指出继续听命于刘邦的危险性。韩信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高，刘邦不会狠下毒手，遂不听。

刘邦对韩信的戒心，并未因将其改封楚地而稍减。果然，不久刘邦就发现：项羽故将钟离昧与韩信交往密切，项羽败亡后，钟离昧竟亡归韩信。于是，刘邦命令捕昧归案。此时，韩信初至楚地，出入都以重兵保护，更加引起刘邦怀疑。恰值高祖六年（前201）又有人告其谋反，这就更坚定了刘邦诛锄韩信的决心。

刘邦采用陈平之计，借口游楚之云梦，欲趁韩信不备擒拿。刘邦发使告诸侯会于楚国西界的陈。韩信闻讯，已猜出刘邦此行意图，欲发兵反，又自度无罪，欲见刘邦，又怕被擒，就这样犹、豫了多时。最后，他听从左右进言，于十二月刘邦至陈时，持钟离昧之首级前去朝会，岂料刘邦还是逮捕了他，载于后车。到洛阳后赦之，降封淮阻侯，使居长安。

从此，韩信常称病不朝，日夜怨望，居常怏怏。他后来与握有重兵的边将陈稀约定，里应外合，准备叛乱。及陈稀反于代，刘邦亲率兵征伐，韩信托病不从，依原计划准备响应陈稀。他与家臣谋，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兵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却被手下一个舍人的弟弟告发。吕后遂与萧何设计，称陈稀叛乱已息，令朝臣入宫庆贺；韩信惊悉此讯，勉强入宫。哪里想到，一入长乐官，就被斩于钟室。年仅三十余岁。

刘邦在夺取天下后，封七名功臣为王，史称“异姓诸王”。他们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是统一的隐患，是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为了帝位永固和刘氏天下的安全，刘邦必须为子孙后代扫清道路，那些功臣必然成为“家天下”的牺牲品。难怪韩信会叹道：“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一个人无论贫穷富贵，都应该保存自己的本性。

贫富，常能使恶德呈现。古人说：“饱暖思**欲”，“饥寒起盗心”。人性是有缺陷的，制度和道德的防线，在财富面前，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和不堪一击。当一个人腰缠万贯，就很容易生出骄横之气，为富不仁、恃强凌弱、不可一世。而当一个人陷入贫困境地，难免会自卑曲膝、自甘沉沦，或怨天尤人，心怀不满，甚而至于进行偷盗、攻击和破坏。所以先贤教导我们说：“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我们应该笃行之。

【家长里短说庄子的大智慧】

贫富，能对人产生正面的影响。它能够唤起和激发人性中的积极因素，能够让美德呈现、让美德强化。对于贫穷者来说，穷则思变，贫困，激发着人们改变现状的积极性、使他们改变现状的行为更具坚韧品性。对于富裕者来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有了富裕，就能更好地产生对德行的尊奉、就能更有力地践行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