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套 掌控人生36计———人生价值计(1)(1 / 1)

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追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生的价值究竟应该是什么呢?国学大师季羡林认为,这在于一个人在社会传承发展中所担当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国学大师们的铮铮话语,无时无刻不在感染和激励着我们。

月是故乡明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诗道出了每一个漂泊在外的中国人的思乡情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乡愁,也许是一个永远都说不完的话题。

的确,生活中常会看到很多人在独自感叹着:我在漂泊,我在流浪,流浪在异乡的土地上,遥望故土,故土在远方。这样的感叹中有一个代表,那就是余光中。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方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如今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这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语言简短易懂,描写出了作者那种痛彻心扉的思乡之情。这样的乡愁有其历史背景及长久时间的沉淀。在我们身边,这样一群来自各地的人,无处不充满乡思情,随之相伴的,便是无边的寂寞。

其实,这样的漂泊与感叹已经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人们一边收拾行装准备离家,一边就开始萌发思乡之情,走得越远,乡愁越深;走得越久,乡愁越浓。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这是鲁迅在《故乡》中的开篇。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故乡的感情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一般的感情,同时还是带有个人色彩的特殊感情。在对故乡没有任何理性的思考之前,一个人就已经与它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精神联系。童年、少年与“故乡”建立起的这种精神联系是一个人一生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的。后来的印象不论多么强烈都只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发生的,而不可能完全摆脱开这种感情的藤蔓。

鲁迅对故乡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他像所有的游子一样,深深眷恋着那片生养他的土地,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对故乡投去深情的一瞥。鲁迅的这种情感,通过《故乡》鲜明地体现了出来。这种情感是一种忧郁的美,忧郁是悠长的,这种美也是悠长的。

“人是故乡亲,月是故乡明”,故乡的万水千山总是烙印在每一个游子的心中。

故乡是月。杜甫的“月是故乡明”、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每个离家游子都有的人生体验。的确,月亮是我国诗歌中尤其是唐代诗歌中常常提到的一个意象,其描写各具风韵。诗人常常借明月抒发作者浓浓的乡愁,悠悠的离愁和深深的情愁,以致明月成了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情感寄托物。

故乡是土。土地是生活的保障,春种秋收,夏耕冬藏,几乎所有食物的生产都离不开泥土。故乡的泥土,浸透着故乡人的心血和汗水,长久的养育着他们;故乡的泥土,包裹着一棵棵树木的根和茎,永远是落叶的归宿。故乡的土,永远是游子心中最热的土。

故乡是根。少年也好,成人也好,凡夫俗子也罢,天才伟人也罢,无不记得自己的生养之所。尤其是那些功成名就者,人们更少不了对其原籍根脉的追踪稽考。这根脉,就是他的故乡。所谓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便是一个最具共性的故土情结的妙喻。封建士大夫的衣锦还乡,蒋介石的祭母,许世友的尸骨还家,毛泽东的回韶山,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一拨又一拨的海外华裔不远万里的省亲热,从某一视角上讲,同属故土寻根,或曰心系故根。地旺人杰,根深叶茂。这根脉,即是故乡。

故乡是站。如果说人的一生是一次漫长而传奇的旅行,那故乡则是这人生之旅的第一站,出航的第一港。无论战功赫赫的将军,著述等身的文豪,还是庸庸碌碌的众生,若没有故乡的第一站,他无法成行。故乡第一站对一个人的禀赋、性格和最朴素的情感,都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因此,故乡对每个人也都是刻骨铭心的。

路有多远,也走不出对故乡的思念;心有多宽,也总不会被乡愁填满。古往今来,许多人都无法割舍对故乡的情谊。

班超,公元32年生,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和外交家。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也是著名的史学家。班超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但内心孝敬恭谨,审察事理。他曾出使西域,为平定西域,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

永平十六年(73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随从北征,在军中任假司马(代理司马)之职。班超初到军旅之中,便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自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在西域屡立战功,并于汉和帝永元七年(95年)被朝廷封为定远侯,后人称之为“班定远”。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西域久安无事,班超派他的儿子班勇回到洛阳,带回他给皇帝的奏章:“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谨遣子勇,随安西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其目见故土。”表达出了一种浓郁的思乡归里之情。

然而,班超的奏章送上去之后,三年后朝廷仍不加理会。班超之妹班昭想到死去的哥哥班固,对年已七十,客居异乡的哥哥班超产生一股强烈的依恋、怜悯心情,于是不顾一切地给皇帝上书。

班昭字惠班,又名姬,古代史学家,文学家,尤擅文采,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是我国古代德才俱优的杰出女性。

班昭代兄上书,说得合情合理,丝丝入扣。汉和帝览奏,也为之戚然动容。特别是文中最后引用周文王徐灵台,掘地得死人之骨,而更葬之;魏文侯之师田子方,见君弃其老马,以为少尽其力,老而弃之,非仁也,于是收而养之。两则故事明讽暗示,汉和帝认为不再有所决定,实在愧对老臣,于是下旨召回班超。

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他离开西域疏勒时本已有病,来不及和妹妹好好地聊聊,加以旅途劳顿,回家一个月就病逝了。

班超在西域31年,平定了城郭诸国的内乱,对外抵御了强敌。他为政宽简,吏士团结。自汉置西域都护以来,前后担任此职者,无人能与他的功绩相比。朝廷感其功绩,深为怜惜,派人吊祭,赐赠大量办丧财物。儿子班雄继承侯位。

班超不以请奏之难,不以年事已高,不以路途艰辛,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班超对故乡如此深切的思念和难以割舍的情怀,一方面说明他已将落叶归根视为人生目标和理想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深厚的人文情怀和朴素的人生价值观。

诗人席慕容先生写过这样一首诗:“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望,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的确,不管如何,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断一个人对故乡的情思。飞得再高、再远,也会有累的时候。故乡则是每一位游子最终的归宿。

人生启示录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家乡,有着说不完的家乡故事,道不尽的故乡情。真正的乡愁属于那种真正历经生活坎坷的人,他们奋斗过,他们欢喜过、哭泣过,他们有发自骨髓里的深情。相比那些不痛不痒的无病呻吟,沉淀出的,便是一种文化。

社会公德心

公德,指与组织、集体、民族、社会有关的道德。社会公德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根据共同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如遵守公共秩序、讲文明、讲礼貌、诚实守信、救死扶伤等。它对维系社会公共生活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公德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群体,在历史长河中,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淀下来的道德准则,文化观念和思想传统。它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约束着我们的行为。一个人只有具备了社会公德心,才会被人们所尊重。

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论公德》一文中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

梁启超考察中国历来政治,得出“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功德殆阙如。”遍览古时做官而必读之孔孟诸子之言,多是教人修身养性,偏重私德,而如何执公器做官的公德之教,十无一二。这样行事的结果,自然是行政原则和伦理道德混同而导致整个体系的低效。所以他认为,中国人虽很早就开始注重道德说教,但是偏重于私德,疏于公德。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一个人道德的好坏,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影响着一个民族事业的兴衰。一个人的言行,往往表现出个人素质的高低,进而影响整个集体的总体素质状况。一个人是否爱护公共设施,自觉守法从小处讲可以反映出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一个城市风气的好坏;从大处讲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及民族素质的高低。

我国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了“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按这个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其实文明行为做起来也很简单,只要拥有一颗公德心,从我做,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带头遵守礼仪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自觉践行诚实守信、文明服务、文明用语等文明行为,自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坚决抵制社会不文明风气和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用文明之语言,行文明之事,养文明习惯,树文明形象,让微笑的脸庞、问好的声音,文明的举止充满我们的生活。

克己自制

社会生活是以多数人的活动为表现形态的,因此,它强调的是行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它最少考虑个人的因素,而最多考虑整体的因素。对于个人而言,需要的就是克己、自制,服从公共生活的规则。这种自律精神恰恰是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

社会生活的众多内容往往是超出我们的具体经验之外,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初次涉足,很多地方我们是第一次去,很多场面我们是第一次见,很多人我们是第一次结识,我们以往的道德知识和社会伦理要求不可能揽尽无余,对这些新鲜经历我们有什么共通的行为准则吗?有,那就是克己自制。

当仁不让

在公共生活中我们通常是以普通一员的身份进行活动的,但做为道德主体,我们还有更高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履行既定的社会公德惯例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将自己的公共生活中的角色、责任做到位,例如做一个积极的职业工作者、做一名合格的公民等。特别是对公共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或遇到他人的不幸时要尽己所能地应付,如报警、劝架、干预,千万不能冷眼相观甚至起哄、火上浇油。

庄重谨慎

在公共生活中要庄重,不失体面,要谨慎,要有一种“众目睽睽”之下的警觉,如履薄冰,要经常意识到如此做他人会怎么看,要考虑自己的言行给他人造成的可能影响。

从根本上说,社会公德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伦理面貌。就一个人而言,他的公德水平也反映了他的道德素养程度,是他一贯的道德行为的表现。但是公德和私德仍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一个在私德方面十分检点的人,在公德方面却可能因缺乏训练而显得不够成熟。例如一个人随地吐痰、随意违反交通规则、攀折草木、加塞不排队等,他这样做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是不道德的,也没有想到这样做可能给他人带来不便,但这些都正说明一个人的公德水平与他的明确公德意识是相关的。因此,在强调一个人自身道德修养、事业追求、人生价值的同时有必要突出对人们的公德观教育。

人生启示录

公德心的建设重在自律,在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也要规范自己的举止,因为我们一直在标榜自己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既是文明当道,我们自然也是文明人了,那么我们就应做点文明人该做的事,要知道我们与茹毛饮血的古人是有差异的。

两个母亲

爱国,就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历朝历代,许多仁人志士都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国事为己任,前仆后继,临难不屈,保卫祖国,关怀民生,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衰。

季羡林的爱国之心令人敬仰。他羡林说:“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季羡林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母亲,同样也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在他看来,国家和母亲同样重要。季羡林时常感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爱国情绪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几千年皆然。

爱国,是《木兰辞》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英雄气概,是陆游笔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临终嘱托,是岳飞“精忠报国,直捣黄龙,还我河山”的铮铮誓言,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雄心壮志,是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视死如归,是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舍身取义……

文天祥本是小小的知府文官,为了响应国家抗蒙的号召,毅然集结了很多民间志士,投入军旅。他满腹将才,藐视纸上谈兵,示身投入沙场奋勇杀敌。公元1277年3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元意志,使元朝统治者大为惊慌。元朝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五万追击文天祥。文部不过五千余人,这年八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当时文天祥的部下赵时尝在紧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文天祥才得以乘隙逃脱。

公元1278年11月,文天祥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12月20日兵败五坡岭。他自知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随带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义死而不求苟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他被扣押北营时,便明白地告诉对手:“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不久,元朝的平章阿合马来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长揖就座,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

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的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摆威风,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绝,左右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凛然说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正是由于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勤劳智慧的中华儿女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我们,要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积极维护祖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祖国的领土寸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要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创造更加辉煌的民族文化而尽心尽力。

有些人认为,古代很多民族英雄的不屈不挠精神不应称之为“爱国精神”,因为他们在当时所抵御的敌人如今是中华的某个民族,因此沾不上“爱国”的边,只有那些抵抗过现今被我们称作外国的国家侵略的,才叫“爱国主义”。季羡林认为季羡林认为这是形而上的说法,它是抹杀古人爱国精神的片面误论。

季羡林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历数千年而未衰。原因是中国历代都有外敌窥伺,屠我人民,占吾土地,从而激起了我们民族的爱国义愤,奋起抵抗,前赴后继,保存了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护了我们人民的生命安全,一直到了今天。”而且他认为,虽然如今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但仍有必要大力提倡爱国教育,而且要比以往更迫切。

的确,如今我国已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密切,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更需要我们不断弘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重振雄风,为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人生启示录

华夏五千年悠悠历史,积淀了多少文明与沧桑;川流不息的黄河之水,传承了多少信念与希望。中华民族面对挫折而不倒,历经劫难而不衰,原因正是凝聚在人们的心中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季羡林那样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

不要迷失在爱情里

爱情是人生是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爱情能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激励、情绪上的欢愉、生活上的充实,给人创造出工作上、学习上的良好条件和有利环境,从而不断推动事业的顺利发展。

那么,爱情究竟是什么呢?没有人能给“爱情”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即便是有,恐怕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季羡林说爱情可以分为现实主义一派与理想主义一派。现实主义者说:“爱情没有永恒的,爱情是靠不住的感情。”理想主义者说:“爱情是纯洁而高尚的,真爱是永恒的。”彼此争论,难分难解,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

季羡林在《爱情》一文中,引用了蒙田的一段话:“我承认,爱情之火更活跃,更激烈,更灼热……但爱情是一种朝三暮四、变化无常的感情,它狂热冲动,时高时低,忽冷忽热,把我们系于一发之上。而友谊是一种普遍和通用的热情……再者,爱情不过是一种疯狂的欲望,越是躲避的东西越要追求……爱情一旦进入友谊阶段,也就是说,进人愿意相投的阶段,它就会衰弱和消逝。爱情是以身体的快感为目的,一旦享有了,就不复存在。”

蒙田和季羡林在爱情这个问题上都属于“现实主义”这一派,他们没有将爱情的功效过分夸大。不过季羡林说自己并不是要大家对爱情感到绝望,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因此可以说真正的爱情或许到了最后都归于平淡,**热烈的爱不能相守一生,或者说不可能一生都拥有**洋溢的爱。

季羡林曾在《留德十年》里写过一段自己在哥廷根大学读书时的经历。他的学生钱文忠说:“季羡林先生留洋十一年,但在情感上非常传统,他不会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他留学时,正好是二战时期,德国很多年轻男子都被征军,留下了很多女孩子。虽然是留学生,但是季羡林先生不会打字,而在德国,博士论文必须打印,当时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德国姑娘叫伊姆加德,一直给季羡林先生打博士论文,两人日久生情,女孩爱上了季羡林先生,季羡林先生自己也知道。但是季羡林先生回国后,跟伊姆加德就没有联系了,季羡林先生想,可能伊姆加德已经不在人世。”

后来,北大德语系有位教师到了哥廷根,去追寻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的生活踪迹,他到了哥廷根的市政局,一查伊姆加德还健在,还住在当年的地方。这位教师去找到了伊姆加德,问她是否还记得六十年前,有个中国留学生叫季羡林的,“伊姆加德一脸茫然,因为季羡林先生当时的名字拼法和今天不一样,当时叫羡林季。教师一看伊姆加德没反应,想是不是因为岁数大了,就再把季羡林先生当年的拼法写出来,老太太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话也没说,就回到里屋捧出一台旧打字机放在教授面前,正是当年她给季羡林先生打字的打印机。教师告诉伊姆加德,季羡林先生在中国已经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学者,伊姆加德毫不惊讶,她说当初自己就知道他的才华。教师还帮伊姆加德照了张相,我也见过,一身红衣服一头银发,季羡林先生后来把照片放在书房里,这是非常纯洁的一段感情。”

关于这段故事,季羡林老当时的日记也有记载:

“吃过晚饭,七点半到Meyer家去,同l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数天后,季羡林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L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季羡林后来写文章回忆说:“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讯。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一九八三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季羡林的这段经历,读来颇令人感怀。他说,青年人最好不要一切为了爱,以爱的名义耽误了学业、事业,到头来还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季羡林为什么要单独给青年人“寄语”呢?这是由青年人的年龄特性所决定的,时有耳闻青年人双双殉情之事,这样的事情在中年人中几乎不曾听闻。

莫扎特年轻时,倾慕爱恋过好多位秀丽、美貌的姑娘,但时间都不太长。当他21岁时,与母亲一起外出演奏旅行。在去巴黎的途中,路经曼汗城时,莫扎特邂逅了一个芳名阿蕾霞的德国少女。

这位少女有着银铃般优美的歌喉,莫扎特整个心都被她迷住了。他就以教阿蕾霞的声乐为借口,说服母亲在曼汗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少女为了报答莫扎特的盛情,曾把芳心默许给他,莫扎特为此大为感激,表示愿意娶阿蕾霞为妻,帮助她成为歌剧明星,并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父亲。

母亲目睹这一切,感到如此下去,势必影响巴黎之行,就在儿子的信后,悄悄加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补白:“这位姑娘很会唱歌是真的,可是我们不能忘记自身的利害。”父亲来信,对莫扎特婉转警告:“你想要成为将来被世人淡忘的平凡的音乐家呢,还是做一位留名青史、受人祝福的第一流音乐家?你愿意做时常被美貌所迷、不多几时死于床铺上、让妻儿流浪街头的人,还是做一名基督徒,过幸福的生活,重视名誉与自主,给予家族以安乐?”接着父亲又以强烈的语气追加道:“必须前往巴黎,不得迟延。然后加入伟大人物的行列。若是不能成为恺撒,就不必做人。”在父亲的忠告下,莫扎特强忍感情,终于向阿蕾霞告别,和母亲踏上巴黎之途。

后世之人能知道莫扎特,有莫扎特父亲的功劳。年少时你也许会对爱情充满各种各样的幻想,一旦幻灭就如遭遇“灭顶之灾”,其实大可不必。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生,也许你只要转个弯就能与他邂逅。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会渐渐懂得什么叫“真爱”,那一切不过是平平淡淡,这样才不会在其中迷失。

爱情与事业,是人的一生中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方面。爱情给人以美好的生活,事业给人以前途和光明。如果把人生比作搏击风浪的航行,那么事业则是只船,爱情则是船上的帆,二者将合力把你推向事业胜利的彼岸。

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当代青年应把事业当作生命的寄托,以事业当作人生的最大乐趣。爱情只有同事业联系起来,才能放射出夺目的光彩。爱情的真谛决不是花前月下长板凳上的叹息,决不是双双漫步于林间小路上的浪漫。更主要的是,在共同理想、共同事业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只有建立在事业上的爱情才是牢固的。

真正的爱情是摧人奋进的。只有当一个人觉得爱情能使他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与学习中去时,他才会体会到爱情的幸福。而且,“爱情至上”会导致人生迷航,爱情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有句格言说得好,“有爱情的生活是幸福的,为爱情而生活是危险的”。如果说爱情是一朵鲜花,那么它只有扎根在事业的沃土里才能竞相开放,鲜艳夺目。若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那不仅会破坏爱情,而且很容易葬送人生及事业。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伟大诗人普希金,就是为了追求莫斯科第一夫人娜塔利亚,与一贵族决斗最终而饮弹身亡,毁灭了辉煌的事业与人生。真正的爱情是能够唤起双双冲锋出击的号角和战鼓,可以凝聚成战胜人生各种困难的无穷力量。

人生启示录

人生除了爱情外,还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事业。事业重于爱情,事业高于爱情。如果把他们的位置颠倒了,将爱情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把爱情看成人生唯一的追求,那么爱情就会抑制事业的发展,而失去事业支撑的爱情肯定结不出人生的硕果。事业与爱情,本质上就是人生的主旋律和第二主旋律,只有这二者配合得当,才能有美好的意趣。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使命是个沉甸甸的字眼:因为使命更多的是指一个人的理想融入社会共同理想而形成的神圣的责任感。它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国家和民族对个人的希望,体现了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关爱。

使命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你要为社会做些什么事情。

通过对世界上百位最富有的人的经历的了解,不难看出他们最初的动机也许是为了钱,但当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为的却是一种使命,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换句话说,想做成一件前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就像华人首富李嘉诚所说的:“我每天只需要穿一身衣服,住一间房子,坐一部车子,一日三餐,无论我如何富有。”金钱多到某种程度时,它的意义就不再是个人私欲,而是要造福民族、造福社会了。

当你已不再为生活所迫时,再让你为金钱去奋斗,你遇到挫败可能会后退,可能会放弃;而当你为了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一个社会而背负起一份责任,带着一种使命去真正创一番伟业时,你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内驱力。想到你要成就的事情,想到你所要服务的大众,你会为之振奋。不知疲倦,无视挫败,忘我地工作,直到成功。

蔡元培出生在绍兴城里,早年的科举道路可以说一帆风顺: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成为翰林院编修,用中国过去的一首诗来讲,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从17岁到28岁的11年间,蔡元培走完了科举考试的整个过程,功名富贵已是囊中之物。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在仕途上非常顺利地走下去,可他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读书人,他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蔡元培点翰林的那一年即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年,泱泱大国被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击败了,蔡元培的内心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几年之后,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戊戌变法,这次变法很快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扼杀了。蔡元培本人虽然没有遭到什么处置,但面对这样的刺激,他难以忍受,便挂职南下,毅然告别官场,告别朝廷,回到南方,致力于办教育。

蔡元培的人生也就完全改变了,这一年他32岁。以后他曾长期在德国柏林、莱比锡等地学习、研究。他吸收了西方包括大学精神、现代化的精神,而不仅仅是西方的语言、技术,所以他最终没有回到旧的中国传统的怀抱,而是保有完全开放的、向世界看齐的眼光。

36岁以后,蔡元培看到清朝已不可救药,决意参加革命,他在上海一边办学、办报、办刊物,一边参加革命。由于蔡元培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他先后被推为第一任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主盟人。辛亥革命之后,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那个时候叫教育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