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需要热情、友善和博爱。博爱既是无私的，又是广大的。既能把这种爱给予亲人，给予朋友，也能把这种爱给予陌生人。国学大师们不但在学问上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在平时的为人处世上，也显得十分博爱和友善。
人不能没有朋友
人的一生不能没有朋友。
阿拉伯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因为一件小事争吵起来，一个还给了另外一个一记耳光。被打的觉得受辱，一言不语，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
他们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一片绿洲，停下来饮水和洗澡。在河边，被打了一巴掌的那位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起来了。
被救起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
另一个笑着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把它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
朋友在相处过程中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与同怀视之。”这是鲁迅送给瞿秋白的一副对联，意思是：人的一生能有一个知己就足够了，今世应把他当作亲兄弟一样对待。
鲁迅和瞿秋白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他们的相识缘于鲁迅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瞿秋白对鲁迅那些文章的思想大加赞赏，而鲁迅对瞿秋白的学识和革命热情也十分钦佩。后来两人在革命同志冯雪峰的帮助下，开始了交往，直至1934年，瞿秋白被捕就义。他们从相识到死别，一起走过不到四年的光阴，但他们那份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高尚情谊一直为人传颂。
瞿秋白曾经四次避难到鲁迅家中，每一次，鲁迅都把自己的双人床让给他们夫妇睡。期间，鲁迅曾为有瞿秋白这样一位朋友而作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与同怀视之”这副对联送给瞿秋白；瞿秋白也曾把自己年轻时写过的一首诗送给鲁迅——那首诗是他在母亲自杀、家境破败后写的，情感十分消沉，正好和他如今处于被人排挤、受打击、忍辱负重这种处境的心情十分相似，于是以那首诗向自己极度信任的朋友鲁迅倾诉心情。
后来，瞿秋白牺牲，鲁迅异常悲痛，为了纪念这位难得的知己，鲁迅将瞿秋白一生译过的作品整理成上下两卷的《海上述林》。当时鲁迅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但他还是忍住病痛校对完六十多万字的译著，并写了序言。而且，还因为无法在国内印出，而自掏存款和借钱送到日本印。《海上述林》是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的，“诸夏”是中国的意思，而“霜”是瞿秋白原来的名字，结合起来就是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之意，如此可见鲁迅用情的深切。
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人人都会有朋友。的确，友情是一种最纯洁、最高尚、最朴素、最平凡的感情，也是最浪漫、最动人、最坚实、最永恒的情感。人人都离不开友情。
朋友是一种相遇。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朋友能够彼此遇到，能够走到一起，彼此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相互走近，实在是缘分。缘分不是时刻都会有的，应该珍惜得来不易的缘。
朋友是一种相知。朋友相处是一种相互认可，相互仰慕，相互欣赏、相互感知的过程。对方的优点、长处、亮点、美感，都会映在你脑海，尽收眼底，哪怕是朋友一点点的可贵，也会成为你向上的能量，成为你终身受益的动力和源泉。
朋友是一种相契。朋友就是彼此一种心灵的感应，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感悟。你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一言一行，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背影、一个回眸，朋友都会心领神会，不需要彼此的解释，不需要多言，不需要废话，不需要张扬，都会心心相印。
朋友是一种相助。风雨人生路，朋友可以为你挡风寒，为你分忧愁，为你解除痛苦和困难，朋友时时会伸出友谊之手。
朋友是一种相思。朋友是彼此的牵挂，彼此的思念，彼此的关心，彼此的依靠。思念就像是一条不尽的河流，像一片温柔轻拂的流云，像一朵幽香阵阵的花朵，像一曲余音袅袅的洞箫。它有时也是一种淡淡的回忆、淡淡的品茗、淡淡的共鸣。
朋友是一种相辉。朋友就像是夜空里的星星和月亮，彼此光照，彼此星辉，彼此鼓励、彼此相望。朋友也就是镶嵌在默默的关爱中，不一定要日日相见，永存的是心心相通；朋友不必虚意逢迎，点点头也许就会意了；有时候遥相辉映，不亦乐乎？
人生之中，应该懂得珍惜以下几种难能可贵的朋友：
（1）成就你的朋友。他们会不断激励你，让你看到自己的优点。这类朋友也可称之为导师型。他们不一定是你的师长，但他们一定会在某些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能经常在事业、家庭、人际交往等各方面给你提供许多建议。人生中拥有这种朋友会成为你最大的心理支柱，也常常会成为能够“左右”你的“偶像”。
（2）支持你的朋友。他们会一直维护你，并在别人面前称赞你。这类朋友可谓是“你帮我，我帮你”，相互打气，使得彼此成为对方成长的垫脚石。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是最珍贵的。当你遇到挫折时，这类朋友往往可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心理压力，他们的信任也恰恰是你的“强心剂”。
（3）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和你兴趣相近，也是你最有可能与之相处的人。与他们在一起，会让你有心灵感应，俗称“默契”。你会因为想的事、说的话都与他们相近，经常有被触摸心灵的感觉。和他们交往会帮助你不断地进行自我认同，你的兴趣、人生目标或是喜好，都可以与他们分享。这种稳固的感受“共享”会让你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因为有他们，你更容易实现理想，并可以快乐地成长。
（4）牵线搭桥的朋友。他们认识你之后，会很快把你介绍给志同道合者认识。这类朋友是“帮助型”的朋友。在你得意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可能并不多见；在你失意的时候，他们却会及时地出现在你面前。他们始终愿意给予你最现实的支持，让你看到希望和机会，帮助你不断地得到积极的心理暗示。
（5）给你打气的朋友。他们是好玩、能让你放松的朋友。有些朋友，当我们有了心事，有了苦恼时，第一个想要倾诉的对象就是他们。这样的朋友会是很好的倾听者，让你放松，在他们面前，你没有任何心理压力，总能让你发泄出自己的“郁闷”，让你重获平衡的心态。
（6）开阔眼界的朋友。他们能让你接触新观点、新机会。这类朋友对于人生也是必不可少。他们可谓是你的“大百科全书”。这类朋友的知识广、视野宽、人际脉络多，会帮助你获得许多不同的心理感受，使你成为站得高、看得远的人。
（7）给你引路的朋友。他们善于帮你理清思路，需要指导和建议时你去找他们。这类朋友是“指路灯”。每个人都有困难和需要，一旦靠自己力量难以化解时，这类朋友总能最及时、最认真地考虑你的问题，给你最适当的建议。在你面对选择而焦虑、困惑时，不妨找他们聊一聊，或许能帮助你更好的理顺情绪，了解自己，明确方向。
人生启示录
古往今来，千古称颂的那些不同生却愿同死的结拜兄弟，志趣相投又相见恨晚的知音，演绎出多少令人回肠**气的感慨篇章，或催人泪湿巾的不朽佳话，道其缘由，莫过于“朋友”二字。
平易近人
“平易近人”，原指政令平和易行，现指态度和蔼可亲，使人愿意接受。平易近人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有修养和德行的表现，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人们都尊重和喜欢亲近这种人，并喜欢听从于他。
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西周初年，周公旦的儿子伯禽被封在鲁国，这就是鲁公。伯禽到了封地鲁国三年后，才来向周公报告执政的情况。周公问他：“为什么这么迟呢？”伯禽说：“改变那里的习俗，变革那里的礼仪，三年后才能去除，所以来的这么晚。”
当时姜子牙被封于齐国，他五个月后就来向周公旦报告执政的情况。周公旦说：“为什么这么快呢？”姜子牙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间的礼节，遵从那里的习俗办事。”
姜子牙后来听说了伯禽报告政事迟缓一事，叹息道：“唉！鲁国的后代要向北方的齐国臣服了！政事不简化，百姓就不会亲近，能够平易近民，百姓必然会归附于他。”
其实不仅在治理国家方面，在为人处事和与人交往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假如像伯禽那样只想改变别人，只想让别人听命于自己，甚至一副盛气凌人、咄咄逼人、傲岸不群的样子，有谁会心甘情愿的接受和亲近你呢？这无疑将自己孤立了起来。反之，能够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尊重别人，谦逊温和，这样人们自然都会喜欢亲近和听从于你。
平易近人，人必亲之；盛气凌人，大摆架子，人必远之。这就是姜子牙敢断言鲁国将来必将臣服于齐国的原因。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文豪，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显赫名声的文化巨匠，在其冷峻的笔端背后，却有着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他十分关心生活在中下层的劳苦人民，尤其对他们中的文学爱好者更是有求必应，尽力提携，留下了佳话。
1932年，一位叫李平的年轻人慕名找到鲁迅先生。做过自我介绍后，李平恭敬地将一部书稿呈到鲁迅先生面前，然后说：“我是一名爱好文学的普通工人，1923年为了谋生流亡到法国，在巴黎的一家工厂座五金工。1929年法国爆发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我也丢了饭碗。法国是在待不下去了，为了生存，我辗转到苏联，进了莫斯科的一家电机制造厂。1931年因家中发生变故，我回到了祖国。这部书写的是我在苏联式的所见所闻，取名《苏联见闻录》今天冒昧而来，是想请先生在百忙中给审阅一下，并给做个序。
李平说罢，一边盯着鲁迅先生，以便忐忑不安的等着他的回答。
“好！我一定认真拜读，争取把序写好。”鲁迅先生望着年轻人诚恳的目光，点着手中沉甸甸的书稿，爽快的答应了李平的请求。李平听到鲁迅先生的回答，非常激动，赶忙起身，向鲁迅先生深深地鞠个躬，连声说：“谢谢！谢谢先生！”
送走李平，鲁迅先生抓紧时间处理了一下《三闲集》的编辑工作，腾出功夫后，马上开始校阅《苏联见闻录》。由于李平是一名工人作者，又是初出茅庐，因此书中很多词句、段落很不尽如人意，有的甚至词不达意，鲁迅先生就一字一句、一行一段地调整、修改；对于字迹潦草的地方，则反复阅读、揣摩，一连数日挑灯夜战，不辞辛劳的直至深夜才休息，很快就将树高校阅、修改完毕。鲁迅先生又奋笔疾书，给这部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在鲁迅的积极帮助下，该书于1932年11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能这样认真的对待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工人作者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做人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从事什么工那只是社会的分工不同而已，作为人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平等待人是处事的基本原则之一。只有交往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才可能有真正成功的交往。鲁迅堪称与人平等相处的典范。
高山离人们越近越显得雄峻，真正的成功者并没有这个近距离效应。真正的成功者一般都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真正的成功者深知怎样与普通人相处，绝不会轻蔑、压制普通人，在对待普通人的行为中照样也能显示出他的伟大之处。真正的成功者之所以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人物，主要的不是因为他的权力、地位、财富和虚名，而是因为他的品德和贡献。真正的成功者都有一个奉献给别人的共同礼物，那就是“无限的和蔼”。
里根是一个平民总统，人缘极好，幽默而且平易近人，人民都很喜欢他。有一次，记者山姆·唐纳逊在晚会上见到了他，随意地夸奖里根的新西服很漂亮，里根说：“这不是新西服，已经穿了4年。”回到白宫后，他又打电话给那位记者说：“我纠正一下，那件西服不是穿了4年，而应该是5年。”那位记者感到很惊奇，只是一句很随意的话，而作为总统的里根居然这么认真。他立刻就为里根平易近人的态度倾倒了。
很多人都觉得里根为了这样的小事打电话不好，但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正是这些小事让人们觉得他随和、平民化而且容易接近。里根竞选总统能够获胜所依靠的就是在群众面前树立的平民总统形象。
在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是谦虚和蔼、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对于一个领导者或身居高位者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平易近人。周总理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但平易近人却是他主要的性格特征之一。
周总理在工作之余，经常和秘书一起去海边散步，路上看到有人打乒乓球，他就会接过球拍打几下，然后很愉快地离去。每逢过节，周总理也经常和机关的同志欢聚一堂，谈笑风生，一片欢乐气氛。周总理平易近人的风度，使机关干部无不尊敬他，热爱他，亲近他。
1960年元旦，对于33岁的杜修贤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他接到新华社的通知，让他出任新华社驻中南海摄影组副组长，并担任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记者。
这年一月的一天，杜修贤如约来到安宁而温暖的西花厅———中南海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住处。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电影、电视记者。虽然16年的摄影生涯已经让杜修贤积累了丰富的摄影经验，可是那天，他的心情还是既紧张又兴奋，这可不是一般的约见，而是一个深受万众景仰的总理的邀约。杜修贤握着相机的手竟然有些出汗。
不多时，身着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走了进来，大家站起身，周总理的手握住了电影记者的手。出于职业习惯，杜修贤举起了相机，拍下了他们握手寒暄的照片。
这时，周恩来看到了正在拍摄的杜修贤，便朝他走过来。杜修贤赶紧向前迈了一大步，紧紧地握住了周总理的手。与周总理的目光相碰，杜修贤似乎感受到了威严、睿智、慈爱，还有更多更多……
正当杜修贤发愣的时候，只听周恩来总理说道：“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人照相？”原来相机还在杜修贤的手中。
“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们给照一下。”周恩来又朝另一个记者招招手说。
也许是被周恩来的情绪所感染，杜修贤紧张的情绪一扫而光。照片上，杜修贤笑得合不拢嘴。
和总理握手的照片拍完了，可杜修贤的心里却有些过意不去。这一年，周恩来已经年逾六十，对一个三十几岁的晚辈却以“老”字相称，这让杜修贤犯了难：“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
“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都一样，没那么多规矩。”周恩来的平易近人使杜修贤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气氛顿时轻松起来，西花厅里充满了笑声。
杜修贤与周恩来第一次握手的照片至今仍挂在杜家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每有客人来访，问及此张照片，杜老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述他和周恩来总理初次见面的情景，那语气、那神情无不流露出对周总理的敬佩，更表达出曾经有幸在这样的伟人身边工作过的自豪。
就在这一天，他们还在有着几株高大海棠的西花厅后院见到了笑容可掬的邓大姐。那天邓颖超身穿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并非美丽，但却温婉而沉稳。当她在与大家的聊天中得知杜修贤有两个女儿时，记者的本能使得杜修贤从邓颖超的眼神中捕捉到了母性的渴望，直到临走出西花厅，邓大姐还不停地嘱咐杜修贤，有时间一定要带女儿来家里玩。
其实，无论是身居高位的人还是普通人，和别人谈话，尤其是和陌生人沟通交往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营造一个舒适、愉快、友好的谈话氛围，对别人的表情应该是友好微笑的，而非一副桀骜不驯的冷漠样子，那样让人不敢上前与你攀谈。面对对方询问的目光，其实他也是在征求你的一件“我能和您说话么？”也应该很友好地用目光回答“我很愿意和您说话”而非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对方，这样才是正确的待人之道。在这方面，鲁迅先生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人生启示录
一般在工作或者生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不会对别人冷淡，他们总是态度和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地位的优势不是凭借自己的舌根、自以为是来表现的，他们越是位高权重，越会对周围的人表现的友善，因为那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大家风范”。
君子之交淡若水
国学大师季羡林常说，他生平有一个弱点，便是不喜欢拜访别人，即使是他最尊敬的老师和老友，也难得一访。并不是他不重视交友，他交友奉行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交的是真正的朋友。
季羡林与胡乔木是清华的同学，对于一般人来说，有胡乔木这样掌大权的同学，是很自豪的，而且会主动与他联系，这好像是人之常情，然而，季羡林对胡乔木往往怀着敬而远之的心情。
季羡林绝不拜访胡乔木，而是胡乔木要拜访季羡林。有一次，胡乔木去北大参观展览会，活动完后，季羡林陪他去燕南园，看清华老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庚先生。在林庚家，胡乔木又给吴组缃打电话，想见见他，但电话总是没有人接。胡乔木这次没见到吴组缃，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吴组缃已先他而去了。胡乔木的怀旧之情愈加浓烈，几次对季羡林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
正像人们常说的，季羡林是铁皮暖瓶，外面冰冷而内心极热，他心中始终没有忘记老友们。他想着胡乔木的那一句话：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所以1993年他出面邀请了六七位有五六十年友谊的老朋友聚了一次，吴组缃、林庚、邓恭三（广铭）、周一良都在其中。老友们的兴致都很高，难得浮生一夕乐。
季羡林一生阅历极为丰富，到过三十多个国家，在国内，足迹也遍及大江南北，像这样的阅历，本应广交天下朋友，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确实交了一些朋友，一些素心人，但数目不是太多。他自己检查，是天生一个内向的人，因此自谓是性情中人。季羡林道出其中的玄机，说：“我因此悟到：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相对茫然。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
由此可以看出，季羡林交朋友，绝不追求表面的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他是用心去交朋友。
《庄子·外篇·山木》中有言：“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淡以亲”，指淡泊但心地亲近。“甘以绝”，指小人之交过于甜蜜因而往往断绝。
唐贞观年间，薛仁贵尚未得志之前，与妻子住在一个破窑洞中，衣食无着落，全靠王茂生夫妇经常接济。
后来，薛仁贵参军，在跟随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东征时，因薛仁贵平辽功劳特别大，被封为“平辽王”。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前来王府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可都被薛仁贵婉言谢绝了。他惟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两坛”。
一打开酒坛，负责启封的执事官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
“启禀王爷，此人如此大胆戏弄王爷，请王爷重重地惩罚他！”
岂料薛仁贵听了，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命令执事官取来大碗，当众饮下三大碗王茂生送来的清水。在场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薛仁贵喝完三大碗清水之后说：“我过去落难时，全靠王兄弟夫妇经常资助，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的荣华富贵。如今我美酒不沾，厚礼不收，却偏偏要收下王兄弟送来的清水，因为我知道王兄弟贫寒，送清水也是王兄的一番美意，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此后，薛仁贵与王茂生一家关系甚密，“君子之交淡若水”的佳话也就流传了下来。
的确，朋友的交往，应该平淡如水，不为名利，不尚虚华。这里的“淡若水”，不是说君子之间的感情淡的像水一样，而是指君子之间的交往不含任何功利之心，他们的交往纯属友谊，却长久而亲切。
因此，君子之交应该以诚相待。真诚是成为朋友的基石。真诚是沟通的必经之路。不管在网络中还是在现实中，朋友之间都需要有一颗真诚之心。能将心比心，相互理解，以感情和原则为重。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想朋友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朋友。谁又愿意“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呢？
君子之交应该志同道合。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谓“知我者谓我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志同道合的友谊当属马克思与恩格斯。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革命活动的艰苦日子里，相互关心，亲密合作的动人事迹，深深感动着我们。由于有着共同志趣和理想，能从思想上得到启发、精神上带来愉悦、并能与之推心置腹交流，是既默契至极，又遥相呼应的相知。两人从内心互相支持、互相激励，共勉奋进，成就了一段伟大的友谊。在蒙蒙浮世中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知己，不仅是一种幸福，更是一种机缘。
君子之交也要心有灵犀。有些人即使朝夕相处，也不一定懂你。有些人一个眼神，便会让你心领神会。当俞伯牙依水将瑟瑟琴声幽绕山谷的时候，于江之上的钟子期听得如痴如醉。那么深奥而又玄妙的琴声，竟被钟子期如此巧妙地领悟。依山临江的感受让钟子期感叹世间竟有如此一位能与之交流的知己。所以当钟子期去世后，俞伯牙断琴而誓，不再弹琴。这个故事曾在千百万华夏子孙的内心泛起波澜，它让人懂得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正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鸿雁飞书，双鲤传音，尺牍叙情，彩箴寄意。与志同者灵犀一点，虽是相逢鹊桥也能有青鸟连理。
君子之交应该不为名利。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谓之：“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之间“见利而争先，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所以“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同心而共济。此君子之朋也”。
北宋宰相司马光推荐刘元城到集贤院供职。有一天，司马光向刘元城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推荐你吗？”刘元城说：“是因为我和先生往来已久吧！”原来，刘元城中了进士后，没有马上进入仕途，而是跟着司马光学习了一段时间。司马光说：“不对。是因为我赋闲在家的时候，每到时令节日，你都会来信或者亲自来看我，问候不断。可是我当宰相以后，你却没有一封书信来问候我，这才是我推荐你的缘故。”
君子之交应是雪中送炭，患难与共。而不应该是锦上添花、人走茶凉。交友不以财色相取，只为知己而交心。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君子之交也应保持距离。《论语》云：“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是古人对人际关系的精辟论述。现代人也说“距离产生美感”。什么才是人与人相处之中适当的距离？既不远又不近，最佳的距离，既能互相尊重又能互相理解、友好相处。这在实践中真是知易行难。为了获得理解和友爱，我们主动亲近，缩短距离。而一不小心，又太过接近，以为什么都可以代言，忘记了对方是另一个人，渐渐我们觉得失去个人的空间，失去自由，讨厌被束缚或被烦腻，于是磨擦越多，日生嫌隙。那就是太近了，近得让人不自在。这样的关系也很难长久维持，只会亲昵一时。
所以，君子之交，应该淡淡如水。惟其平淡，才能长久。惟其真诚，才能动人。惟其无利，才更珍醇。惟其难得，才令人寻觅。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和鲍叔牙是非常好的朋友。管仲年轻时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赚了钱之后，鲍叔牙知道管仲家里十分贫困，总是多分给管仲一些，绝不认为管仲贪心；管仲帮助鲍叔牙做事时，不一定件件做得很好，鲍叔牙不认为管仲愚蠢，而理解那是受客观条件所限；管仲做官，曾三次被逐，鲍叔牙深知并非管仲人品不好，或是干得不出色，而是时机和运气问题。管仲常常感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
二人同在齐国朝内为官，齐国的国君薨逝，大儿子诸当上了国君，每天吃喝玩乐不理国事，鲍叔牙预感齐国要发生内乱，就带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管仲则带着公子纠逃到鲁国。
果然，过了一段时间，齐国君诸被人杀死，国内大乱。管仲想杀掉小白，让纠顺利当上国君，然而在暗算小白的时候，把箭射偏了，未能成功。结果，鲍叔牙和小白比管仲和纠早回到齐国，小白就当上了齐国的国君，史称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鲍叔牙又力荐管仲为相，而甘愿位在管仲之下。管仲果然是个治国奇才，上任后把国事料理得有声有色。几年下来，齐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日益强大，乃至雄踞天下，其余诸侯国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各国之间的战争因此平息，天下安定达四十多年之久。
但是管仲在临死前为齐君推荐继任者，却并未推荐鲍叔牙。管仲说，鲍叔牙疾恶如仇，性刚而为相，于国于己皆不利。而鲍叔牙也欣然接受了这一评价，叹曰：“知我者管仲也！”
后来的事实证明管仲是对的，他这辈子能报答鲍叔牙的，就是不让鲍叔牙继任相位。因为他深知，只要他一死，齐桓公必完，而鲍叔牙也会随之死于非命。
果然，管仲死后的第二年，齐桓公也死了。他的五个儿子开始争夺王位，相互残杀。齐桓公的尸体在**躺了六十七天，蛆虫遍体也无人过问。而鲍叔牙则幸免于难，得以全身而退。
君子之交，相亲相知，这种交往是高尚、有益之交，它形淡如水，情浓如血，味轻如雾，义重如山。薄伽丘说：“友谊真是一样最神圣的东西，不光是值得特别推崇，而是值得永远赞扬。它是慷慨和荣誉的最贤惠的母亲，是感激和仁慈的姊妹，是憎恨和贪婪的死敌；它时时刻刻都准备舍己为人，而且完全出于自愿，不用他人恳求。”这般圣洁的友谊，谁人不想获得呢？我们所能做到的恐怕只有对朋友更加敬爱和真诚，才能沾得少许友谊的圣洁之光吧。
人生启示录
崇尚君子之交，就是崇尚一份宁静，崇尚一份淡泊，崇尚一份至美，崇尚一份高远；疏远小人，就是远离虚伪，远离罪恶，远离欺诈，远离污浊。亲君子远小人，自古皆然。
敬爱师长
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师是伦理道德、知识、价值观念的传授者，教人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是道德的表率。
《礼记·学记》中说：“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维护师道尊严，不仅要求学生的言行举止体现出对老师的尊敬和礼貌，更要从内心里敬重老师。
远在北宋时期，福建将东县有个叫杨时的进士，他特别喜好钻研学问，到处寻师访友，曾就学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程颢去世前，又将杨时推荐到其弟程颐门下，在洛阳伊川所建的伊川书院中求学。
杨时那时已四十多岁，学问也相当高，但他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尊师敬友，深得程颐的喜爱，被程颐视为得意门生，得其真传。
一天，杨时同一起学习的游酢向程颐请求学问，却不巧赶上老师正在屋中打盹儿。杨时便劝告游酢不要惊醒老师，于是两人静立门口，等老师醒来。一会儿，天飘起鹅毛大雪，越下越急，杨时和游酢却还立在雪中，游酢实在冻得受不了，几次想叫醒程颐，都被杨时阻拦住了。
直到程颐一觉醒来，才赫然发现门外的两个雪人！从此，程颐深受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杨时，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到了老师的全部学问。
之后，杨时回到南方传播程氏理学，且形成独家学派，世称“龟山先生”。后人便用“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来赞扬那些求学师门，诚心专志，尊师重道的学子。
鲁迅先生是尊师的楷模。他12岁时进三味书屋，在寿镜吾先生身边学习了四年多。寿先生是当地有名的宿儒，品德高尚，学问渊博，对学生要求很严。鲁迅对寿先生十分敬重，上课用心听讲，课后虚心向先生请教。有一次，鲁迅因事迟到，先生批评了他，他虚心接受了批评，在课桌上刻了“早”字来监督自己。鲁迅去日本留学后，还经常给寿先生写信问安，归国后又多次去三味书屋看望寿先生。
17岁的鲁迅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求学。该校校长俞明震（字恪士）先生是一位拥护新政、主张维新的开明人士，很欣赏鲁迅的才华，对鲁迅很器重。鲁迅赴日本留学时，俞先生亲自陪送他到日本。鲁迅从未间断过与先生的往来，在教育部任职时，俞先生也在京城，就常常抽空去看望先生。在鲁迅日记中，每提到俞明震先生，总以“俞师”或“俞恪士师”相称。1918年11月22日，俞明震在杭州西湖病逝，鲁迅得知后，特从北京寄去祭幛以表示哀悼。
鲁迅留学日本仙台医专时，有一位藤野先生给了他不倦的教诲。鲁迅离开仙台时，藤野先生送他一张写有“惜别”的照片。鲁迅一直珍藏这张照片，回国后把它挂在北京寓所的东壁上以激励自己。后来，他专门撰文纪念藤野先生，称他是“最使我感激，使我鼓励”的一位老师。日本为出版鲁迅选集征求他的意见时，鲁迅惟一要求的是将《藤野先生》一文选入该集中。
鲁迅在日本时，曾向章太炎先生学习文字学。在此后的30年里，尽管见面的机会不很多，但鲁迅对章太炎始终保持深厚的感情，他的日记中多次出现“章师”的记载。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被囚禁于北京，鲁迅常冒着危险前往探视慰问。章太炎逝世后，鲁迅卧在病榻上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的纪念文章，它们表达了鲁迅对太炎先生的深深敬意，不仅是对太炎先生盖棺定论的力作，也是鲁迅先生一生的绝笔。
古往今来，尊师重道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人们代代相传。它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
古语有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师者，人之模范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有三尊，君父师是也”等等。这便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师”的道德观念。同时，古代也流传下来许许多多这方面的故事。如《子贡尊师》、《魏照尊师》、《李世民教子尊师》、《张良拜师》、《陆佃千里求师》、《程门立雪》等等。
古人非常注重品行修养，学师德，谢师恩，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现代人继承了古人的这种优良传统，也留下了许多尊师敬师的佳话。
华罗庚，世界著名数学家，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华氏算子”等。
华罗庚出生于1910年，12岁上初中，从初一开始，华罗庚便深深地爱上了数学。1931年去清华大学工作后，华罗庚每年寒暑假都会回乡，总要登门看望他的老师韩大受、王维克、李跃波等人以及他的同学、朋友。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46年夏，华罗庚刚从苏联访问回国，又即将赴美访问。这一去尚不知何日归来，他特地回乡一行，这时，他的恩师韩大受与李月波也在金坛，他立即登门请安。当时金坛各界特别举行了欢迎韩大受与华罗庚大会，会前有人专程前来邀请华罗庚参加大会并讲话，华罗庚第一句话就说：“韩大受先生、李月波先生都在金坛，理当请他们两位讲话，否则哪有我说话的余地！”进入会场时，华罗庚坚持要两位老师走在前面，还用了一句数学语言：“百分之百应该是老师走在前面。”华罗庚搀扶着他的老师们进入会场，并安排他们坐在中间，自己坐在侧位。那天连窗台上都挤满了人，大家都要看看家乡出的这位数学天才，当有人称赞他是一个数学天才时，他连忙站起来摇摇手说：“我不是什么天才，我是慢慢学出来的，在座的老师都知道。”
华罗庚对他的母校与家乡怀有深深的感情。他常说：“我的最高学历就是金坛初中毕业。”这句话饱含着他对母校与老师的怀念与深情。
华罗庚非常感谢他的老师王维克，1961年，在南京的一次数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华罗庚亲热的指着王维克的女儿王振亚说：“她父亲王维克先生还是我数学成绩的第一个赏识者哩！我这位中学老师，他不仅数学好而且在物理学、天文学方面造诣也很深，并且是一个有成就的翻译家，他还是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夫人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哩！”
正是这种尊师重教的优良品质和对数学坚韧不拔的追求与迷恋，才使华罗庚有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才使他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大师。
尊敬师长，谦恭礼让，不仅仅是一种智者的行为，是一种处世的态度，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品德修养。
在我们求学的道路上，老师永远是奉献的代名词。老师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教师把整颗心都掏给了学生们，他们默默的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光辉的事业———教书育人，润物无声，如此伟大的老师，难道不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吗？孔子学徒三千，每一个都对老师倍加尊敬，为了感恩，他们四处奔波，传播孔子的仁政。老子说：“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说的也是学生尊重老师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都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由衷地敬爱我们的师长，对他们怀有一个感恩之心。
人生启示录
人生能获一明师的教诲，绝对是一生最幸运事。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可以古人为师，以圣贤为师。圣贤就是最高明的教师，读圣贤书就是接受明师的教诲。古人说：“为官心存天下，读书志在圣贤”，确是大智者言，值得我们当代人好好品味，好好学习。
与妻子不离不弃
夫妻的结合是从“相遇、相识、相交，相知、相爱、结婚”，然后组成一个家庭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每个人一生都无法独自生活，总要有人相伴。
从相遇到相爱，有的人可以在瞬间完成。可是夫妻生活相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经年累月的辛劳。夫妻相处，则是相濡以沫，举案齐眉，与油盐酱醋柴打交道一辈子了，遇到了都是现实问题。为此，要爱一个人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1929年，季羡林18岁，父叔之命，媒妁之言，季羡林结婚了。
季羡林的妻子名叫彭德华，是季羡林叔父家的一个邻居，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一开始，季羡林对彭德华并没有多少感情，虽然婚后他们还生育了一子一女。最终，季羡林都不得不承认彭德华是一个好妻子。
季羡林说过，自己家庭生活的黄金时期是夫人彭德华1962年从济南来到北京，一直到1994年她永远离开。我们家和睦相处，你尊我让，从来没有吵过嘴。他说：“夫人彭德华年长我4岁，她一辈子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也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她对我一辈子搞的这套玩意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她似乎从来也没想知道过。在这方面我们俩毫无共同语言。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德华应当榜上有名。”
季羡林青年时期即开始的这段包办婚姻，风雨沧桑的一路走来，历经了半个多世纪之久，在当时尤其是旧社会时期，这是十分难得的。尽管他和妻子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但他们还是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夫妻感情从一片空白到日益增进，相处得十分和睦。
季羡林的学生钱文忠说：“季羡林先生的夫人和他，是过去包办婚姻的，师母比先生大四岁，而且根本就不认字。师母在世时，季羡林先生每次回来，第一个到的地方就是师母的那张床前，季羡林先生会站在那里，跟师母说一些家常话，非常感人，一生不离不弃。”
的确，季羡林对这桩包办婚姻做到了从一而终。他在《寸草心》一文中说：“我在极端的快乐中，往往心头闪过一丝暗影：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我们家这一出十分美满的戏，早晚会有煞戏的时候。果然，老祖先走了。去年德华又走了。她也活到超过米寿，她可以瞑目了。”最后，他说道：“德华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表达了对妻子的深切怀念。
在爱河里漂泊了很久的情侣，总想找个靠岸的地方。家是爱情的停泊地，是一种稳定的象征。和谐社会来自和谐家庭。然而，相爱是浪漫主义，而相处则是现实主义。“相爱容易相处难，相守难上加难”，看看著名的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就知道季羡林的婚姻是多么的弥足珍贵了。
司马相如，西汉有名的辞赋家，音乐家。早年家贫，并不得志，父母双亡后寄住在好友临邛县县令王吉家里。
临邛县有一富豪卓王孙，其女卓文君，容貌秀丽，素爱音乐又善于击鼓弹琴，而且很有文才。司马相如早已听说卓王孙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他趁一次到卓家做客的机会，借琴表达了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以一曲《凤求凰》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十七岁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夜奔，回到司马相如的家乡成都。
卓文君也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过着贫困的生活。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一天，她对司马相如说：“我们回临邛去吧。”司马相如同意了。二人就一同来到了临邛。卓王孙对卓文君私奔十分恼火，不肯周济他们。一来为了生计，二来为了出卓王孙的丑，他们便开起了一个夫妻酒店，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故意当众洗涤碗筷杯盘，提壶送酒，像个酒保。时间长了，卓王孙耐不住了，加之朋友相劝，只好给文君一笔可观的钱财。得到钱后，文君乃与相如回成都，买田置宅，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不久，汉武帝在看到《子虚赋》后大为赞赏，并且以为是古人的文章，经人奏报才知道出于司马相如之手，惊喜之余马上召他进京。司马相如见武帝时又做了一篇《上林赋》，凭该文章被封为侍从郎。
在官场呆久了，司马相如难免不受身边朋友的影响。时年，司马相如在长安，被封为中郎将的时，由于自己觉得身份不凡，便起休妻纳妾的念头。有一天，他派人送给卓文君一封信，信上写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十三个大字，并要卓文君立刻回信。
卓文君看了信，文君反复看信，明白丈夫的意思，数字中无“亿”，表明已对她无“意”。丈夫有意为难自己，她十分伤心。想着自己如此深爱对方，对方竟然忘了昔日月夜琴挑的美丽往事，就提笔写道：
“一别之后，两地相思，说的是三四月，却谁知是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般怨，千般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道不尽，百无聊赖十凭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黄，我欲对镜心意乱，三月桃花随流水，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司马相如收信心惊叹不已，文君的才思敏捷和对自己的一往情深，都使他心弦受到很大的震撼，于是很快地打消了休妻的念头，夫妻恩爱如初。
此后，尽管司马相如在官场一直沉沉浮浮，但他与卓文君感情一直很稳定。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司马相如抱病而终。司马相如死后，卓文君备受打击，思恋之余作《司马相如诔》追悼丈夫。不久，卓文君也离开了人世间，只留下一段旷世奇缘传颂千古。
古往今来，有许多浪漫的爱情故事，一直经久颂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像梁山伯和祝英台。然而，浪漫主义是理想化，只能是一种精神上的良好愿望，一到现实中，就灰飞烟灭了。这都是因为相爱易，相处难。苏东坡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秦少游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都从侧面说明了这个道理。
那么，对于今人来说，如何才能增进夫妻感情，长久地拥有一个像季羡林那样日久弥珍的成功的婚姻呢？
（1）经常回忆热恋。热恋是婚姻的前导，热恋中的男女，那种两情依依、片刻难离的情景，实在是非常美妙的。结婚以后，经常回忆婚前的热恋情景，就能唤起夫妻的感情共鸣，并在回忆中增加浪漫情感，更加向往未来，从而增进夫妻感情。
（2）安排再度“蜜月”。结婚时的蜜月，是夫妻俩感情最浓的时期。那时，两人抛开一切纷扰，完全进入赛过蜜糖的爱情天地，享受“伊甸园”之乐。婚后，如果能利用节假日，每年安排时间不等的“蜜月”，如来个异地旅游，再造两人的爱情小天地，重温昔日的美梦，定能不断掀起爱河波澜，使夫妻感情越来越浓。
（3）庆祝纪念节日。结婚纪念日、对方生日、定情纪念日等等，是夫妻双方爱情史上的重要日子。届时，采取适当形式，予以纪念，使双方都感到对方对自己怀有很深的爱意，这对于巩固夫妻感情作用甚大。
（4）补偿往昔情债。不少夫妻结婚时由于条件所限，未能采取理想的形式来回报对方的爱意，如未能度蜜月，未能给爱人买一件像样的礼品等等。若干年后，当条件具备时，记着完成这些当初未尽事宜，以偿还过去欠下的情债，就会使对方觉得你是个很重情、多情的人，爱你之情便会倍增，如不少男同志婚后给爱人买首饰，许多已过而立之年的夫妇补拍结婚彩照等等。
（5）学会取悦爱人。有些男女，婚前与对方约会时，总要想方设法取悦对方，但结婚以后便不再在意对方对自己的感受。这种做法是会损伤夫妻感情的。所以，婚后，女性还要一如既往地温柔贤淑，对丈夫呵护关心；而男同志则应细心体味妻子的内心感受，不但要处处体贴爱护妻子，而且还要学习一些取悦妻子的技艺，如当她购买服装的高参，帮她制定美容计划，不时来点幽默等等。
（6）创点意外惊喜。出乎意料地使对方惊喜，常会起到感情“兴奋剂”的作用。因此，创造一点意外惊喜，对于增进夫妻双方感情很有好处。如瞒着对方，将他（她）在远方的亲人接来会晤，为对方买一样很想得到的物品，为夫妻俩创造一个对方没有准备但却非常喜欢的活动等等，都可使意外惊喜油然而生，从而在惊喜中迸发出强烈的感情之花，掀起欢腾的爱情热浪。
（7）适当来点小别。“小别胜新婚”。在过了一段平静的夫妻生活后，有意识地离开对方一段时间，故意培养双方对爱人的思念，再欢快地相聚。这时，就能使夫妻俩思念的感情热浪交织成愉悦的重逢狂欢，把平静的夫妻感情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8）注意自身形象。有些人，婚后衣着、容颜等不再讲究，不修边幅。特别是男同志，这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其实，无论夫妻哪一方，都不希望对方在别人的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形象。因此，注意自身形象，不但可以取悦对方，而且也是在公众场合下为对方争面子的需要。否则，就有可能影响双方的感情。
人生启示录
夫妻间的爱情生活，要像恋人般的浪漫，要像朋友般的相处，这样的夫妻爱情之花才能常开不衰。无论岁月如何的流逝，爱情都不会衰老。情因爱而生，而永恒；爱因情而纯，而热烈。相爱的人在对方的心里始终崭新如初，迷人如始，倾善如故，白发如新。
家书抵亿金
家书，即古时一个远在相当于现在外地或外国的地方时，给家中写的信。信中包括了自己在外的事等等。较多是平安信。
家书是一个特殊的载体，它包含了离愁、倾诉、沉思等诸多情绪，是一种最为真挚、随意却又松弛的表白，在信息传递手段不发达的年代，它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游子与家人、朋友沟通的惟一手段，因此，古往今来，薄薄的信笺上凝聚了人们太多的情愫与牵挂。
国学大师季羡林幼年即在外求学，家书是他和亲人联络感情的重要方式。尤其是留德期间，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来说，远隔万里，对于家，对于亲人，是异常思念的。
季羡林留德期间，世界战争日趋激烈，他说：“随着形势的日益险恶，我的怀乡之情也日益腾涌。这比刚到哥廷根时的怀念母亲之情，其剧烈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了。”
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当时的季羡林已与家里中断了书信往来。对于当时国内抗日战争的情况，季羡林也几乎完全不清楚，即使偶尔从德国方面听到一些消息，也因德国和日本的盟国关系而充满了蒙蔽性和欺骗性。在这种艰难的情景下，季羡林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是何其的深切。他说：“杜甫的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想把它改为‘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这样才真能符合我的情况。日日夜夜，不知道有多少事情揪住了我的心。祖国是什么样子了？家里又怎样了？叔父年事已高，家里的经济来源何在？婶母操持这样一个家，也真够她受的。德华带着两个孩子，日子不知是怎样过的？‘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我想，他们是能够忆长安的。”
家乡的一人一物，一草一木，都勾起了季羡林的无限思念。他时刻想起家里的那条狗。季羡林说：“在国内时，我每次从北京回家，一进门就听到汪汪的吠声；但一看到是我，立即摇起了尾巴，憨态可掬。”即使是院子里的那两颗海棠花，也时常进入季羡林的梦乡，在抑制不住的离愁别恨里，伴随着他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
虽然遥远的时空和险恶的环境隔断了季羡林同家人的联系，连写家书都没有机会，但这并没有淡化他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的感情，相反，却愈加强烈，也使后来的他愈加珍惜。2005年12月，年逾九旬的季羡林为民间家书系列图书写推荐语时说道：“抢救民间家书，就是传承家书文化，守护亲情家园，用亲情的力量维系家庭的和谐，共建和谐社会。”
季羡林一句“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不但是他多年在外求学的真实写照，更是浓缩着他对亲人的无尽牵挂。
古往今来，征夫远足，游子浪迹，同胞异处，骨肉分离，家是不同的梦里同样的主题。见字如面，家书成为传递亲情的使者。
我国家书历史源远流长，大概从文字产生以后，家书就出现了。迄今发现的古代最早的两封家书是战国末期的木简。从汉代开始，随着文学发展和纸张的出现，家书应用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留下不少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如曹操的《戒子植》、孙权的《让孙皎书》、诸葛亮的《诫子书》、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骆宾王的《与情亲书》、司马光的《训俭示康》、文天祥的《狱中家书》等。明清两代是古代家书发展的高峰时期，许多文人学士的文集中都收有家书，其中郑板桥、纪晓岚、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家书流传甚广。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的著作和思想影响深远。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影响之大。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李鸿章曰：“曾以一生的睿智和圆通之道，全在其家书中耳，若能深读之，必可实现人生之砺志”。《曾国藩家书》被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推崇为“牢不可破的人生十三经”。
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尽管曾氏著作留传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30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类、旅行类、杂务类，共10大类。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他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诸如在教子弟读书、做学问、勤劳、俭朴、自立、有恒、修身、作官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了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
曾国藩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曾国藩的家书，上自祖父母至父辈，中对诸弟，下及儿辈，无不饱含着他对亲人的深情。这个故事说明，家书并不应局限于常见的报平安的类型，写给祖辈，写给父辈，写给子侄，写给兄弟姐妹等等，都是联络亲情的家书，就具有“家书抵万金”的价值。
汶川地震中坍塌的民宅上，一位罹难的母亲以跪姿护着三、四个月大的孩子，手机屏幕上留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是用生命来写，写在生死的边缘瞬间的特殊家书，让我们从中看到大爱亲情。宋代大诗人陆游有一首“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并没有说教，而是以这种至死不衰的爱国精神，为后辈树立起身教的榜样。许多革命烈士例如江姐写给遗孤的书信，也一样感人。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他入主白宫时，给两个女儿写了不长的一封信，实际上是他的政治理想的宣言。
还有很多的家书是长辈毕生经验与理想的总结，和盘托付给后人，分量非常沉重。南北朝的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涉及修身、为人、治学的家训式学术史书著作，他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有许多是符合教育基本规律的，至今仍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现实价值。至于现代，广为人知并备受推崇的莫如《傅雷家书》。
傅雷是著名翻译家，评论家，他与子女———钢琴家傅聪和英语特级教师傅敏的来往书信，贯穿着他期望儿女知国家的荣辱兴衰，重艺术的尊严博大，严肃、勤勉地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的心愿，同时也显露了他“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冰心世界”，所以此书也成了青年学艺为人的修养读物，曾荣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之称。
家书表达出作者的人生价值取向，代代相传。有的影响已超出了家庭、家族，而被视为具有普适性家庭教育乃至社会教育的教材。
中国是个重视家庭的国家，也重视家庭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家庭教育是一大块，家长被公认为“第一任教师”，对青少年的耳濡目染，影响可及终生。
现今社会的家庭结构和作用发生很大变化，或父母外出，留守儿童增多，或功课过重，网络电视盛行，挤占了沟通时间，往往呈现为“物质不缺教育缺”；教育的目标与内容又重在应考、应聘，人格修养、情感熏陶让位于才艺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教育的缺失、走偏就成为难免之憾。看看前人写的优秀家书，学着前人写一些家书，不论对青少年还是长辈，都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