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全书。百科全书与手册、词典一样也属于资料性工具书。它是概述人类一切门类或某一门类知识的完备的工具书，有“工具书之王”之称。百科全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百科全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另一类是专业性的百科全书，如《教育百科全书》等。
二次文献
每年出版的一次文献数不胜数。在这文献的海洋中，仅靠一本一本地翻阅不可能使你快速、有效地查找到你所要找的信息，因此信息工作者为研究者提供了二次文献，即书目、索引和检索性文摘等。从这些二次文献中，你能快速地达到查找资料的目的。
书目。书目是统计和反映某一时期内全国出版的图书、期刊及其他文献的目录资料。例如《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中国出版年鉴》等工具书。
索引。索引是将书籍或报刊中的内容或项目摘记下来，编成简括的条目，按一定顺序排列，并注明其出处。按检索内容和途径，索引可分为篇目索引、字词句索引、专名索引（按人名、地名、书名等编排）、主题索引等形式。
检索性文摘。检索性文摘是把一定范围内的文献进行浓缩，简明扼要地摘述其主要内容，著录文献的标题、著者、出处，并按一定方向编排的检索工具。这种文摘一般以原文节录为多，包括主要论点、论据、结论。检索性文摘述而不评，陈而不议，真实地反映学术观点的本来面目，如美国出版的在世界上享有权威声誉的《化学文摘》。
三次文献
三次文献主要是一些综述和述评类的文献，是作者经过对一次文献和二次文献的整理后得到的包含自己观点在内的文献资料。从三次文献中可以大致了解到某一主题（或议题）的总体情况。以信息载体的不同对信息资源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成印刷品、录像带、光盘数据库、因特网等。
21世纪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这个世纪借助因特网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交流“迫使”我们必须更好地学习英语和掌握网络信息检索技能，这是在信息化社会中生存的必备的技能。
人生启示录
文献资料是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或理解为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也可以理解为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文献是记录、积累、传播和继承知识的最有效手段，是人类社会活动中获取情报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
做学问要专注
所谓专注，就是专心致志，全神贯注，不受任何内心欲望和外界**的干扰，对既定的方向和目标不离不弃，执著如一、不懈努力。
许多成功人士都十分肯定专注的力量。日本教育家本村久一说：“所谓天才人物，就是指具有毅力的人，勤奋忘我和入迷的人。”德国科学家、现代航天学奠基人之一的布劳恩说：“专心致志的人，往往是有伟大发现的人。而人类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发现。”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所说：“人的思维是了不起的，只要专注于某项事业，那么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成就来。”
冯友兰，字芝生，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认为，“父亲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有理想，有他的事业，而且非常专心地去做。”
她说：“在文革里，我们的房子多被人占了，大家都挤在一个小屋子里。当时我在城里工作，有一天回家，我母亲就说来包饺子，改善生活。煮饺子的时候，这盘饺子就找不到了,后来找了半天，我的父亲坐在这盘饺子上。他一点都不觉得，因为他满脑子都在思考哲学的问题。”
在冯友兰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他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这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一次，因心脏病发作，家人叫来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女儿宗璞听到这句话，大恸不已，她说：“现在想来，如丝已尽，泪已干，即使勉强治疗也是支撑不下去的。而丝未尽，泪未干，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那生命的灵气绝不肯离去。”
冯友兰一生专注于哲学的研究和创作，可以说，他最后的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就是用他整个生命说出来的。
古今中外，平庸者的成功和聪明人的失败一直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人们疑惑不解，为什么许多成功者大都资质平平，却取得了远远超过他们实际能力的成就？其原因很简单，那些看似愚钝的人有一种顽强的毅力，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如磐石的决心，他们没有太多奢望，有一种从不受任何**、不偏离自己既定目标的能力；能专注于某一个领域，集中精力，耕耘不辍，想方设法不甘落后，一步一步地积累自己的优势。而那些所谓智力超群、才华横溢的人却仍在四处涉猎，毫无目标，最终两手空空。
一个专注的人，往往能够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凝聚到所要做的事情上，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牛顿每天除抽出少量的时间锻炼身体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在书房中，他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在煮鸡蛋。苦苦地思索，简直使他痴呆。突然，锅里的水沸腾了，赶忙掀锅一看，“啊！”他惊叫起来，锅里煮的却是一块怀表。原来他考虑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当做鸡蛋放在锅里了。
还有一次，牛顿邀请一位朋友到他家吃午饭。他研究科学入了迷，把这件事忘掉了。他的佣人照例只准备了牛顿个人吃的午饭。临近中午，客人应邀而来。客人看见牛顿正在埋头计算问题，桌上、**摆着稿纸、书籍。看到这种情形，客人没有打搅牛顿，见桌上摆着饭菜，以为是给他准备的，便坐下吃了起来。吃完后就悄悄地走了。当牛顿把题计算完了，走到餐桌旁准备吃午饭时，看见盘子里吃过的鸡骨头，恍然大悟地说：“我以为我没有吃饭呢，我还是吃了。”
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并不关重要，不过表明了牛顿是一个怎样沉思默想，不修边幅，虚己敛容的人，他对科学极度的专心，总是想着星辰的旋转，宇宙的变化，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难事也专注，成事也专注。专注于某一事业，不受其他欲望**的摆布，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意味着有可能放弃很多机会，意味着遭遇困难不能退缩，但是只能这样才能够成就某一个天地。在失去某些潜在机会的同时，专注也规避了某些来自不确定市场的风险；再好的机会，如果此种方法不适合自己，就只会白白浪费资源和精力；再大的困难，只要专注面对总会有办法解决。
阿基米德，古希腊文明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数学家及科学家之一，公元前约287年生于西西里岛叙拉古（今意大利锡拉库萨）；公元前约212年卒于叙拉古。阿基米德在诸多科学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为他赢得同时代人的高度尊敬，并用他的智慧颠覆人类历史，直到两千年后出现的牛顿才能与他相提并论。
阿基米德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就连他健忘的故事也为人们到处传颂不已。据说当他集中精力思考时，连是否吃过饭都想不起来。
公元前240年，阿基米德当了赫农王的顾问，帮助国王解决生产实践、军事技术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在阿基米德晚年时，罗马人派出一舰队入侵叙拉古，从此开始了一场罗马舰队对阿基米德一人的三年奇怪战争。据传说，如果没有这位伟大科学家发明的巧妙器械工具来对付罗马舰队的话，罗马人会迅速攻下此城。
传说阿基米德制造了大型透镜使舰队着火，用起重器把船只吊起；使船底朝天等等，不一而足。传说最后罗马人都不敢靠近城墙，只要有一根绳子在上方出现的话，他们就会被吓跑，因为他们相信那个可怕的阿基米德一定在用一种什么新奇的怪物会使他们一命呜呼。无疑，关于这传说中的相当部分是夸大的，但它们都说明了阿基米德的智慧在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公元前212年，叙拉古被罗马人攻陷。当该城被劫时，阿基米德对现实采取了学者的超然漠视态度，专心致力于数学问题的研究，俯身于他在沙滩上画出的几何图形。一个罗马士兵命令阿基米德离开，他傲慢地做手势说：“别把我的圆弄坏了！”这位罗马士兵显然是个没有足够耐心的人，他立刻杀死了阿基米德又继续往前。
对阿基米德的去世，罗马军队统帅马塞拉斯将军深表哀悼，并指示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他曾下令要活捉阿基米德，并加以区别对待，这在古代可谓之一种异乎寻常的宽大为怀的精神。阿基米德的亲属还受到他的特别关照。
阿基米德的故事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的基本素质，就是对事业充满热爱，对工作十分专注。只有深深的迷恋和高度的专注才能让一个人坚持自己的道路，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成就。
那么该怎样专心致志，全身心投入呢？
专注就要有一种超乎常人的痴迷。有一位数学家，当陷入哥德巴赫猜想时，竟然不知左右，只知猜想，以致走路撞在了树上，还无不抱歉地说：“对不起”；有一位气象学家，当追逐一片云彩仔细观察时，竟然掉进了脚下的一个坑里，而他自己竟然高兴得如同孩子一般，因为他发现了气象中的一个奥秘……正是靠着这种对事业的执着和痴迷，才使得他们进入一种忘我境界，在苦苦探索中有所发明，有所发现，采摘到成功的果实。
专注就要有一种特别认真的精神。日本著名的帝国酒店在吸收年轻人时，都要进行一段全方位的培训再分配工作。有位接受贵族教育的女孩初到酒店，被分配去打扫厕所。当她第一次伸手洗马桶时几乎呕吐，勉强干了两周便再也无法忍受这份在她看来是卑贱而低俗的工作。正当她打算离开时，却看到一位在酒店干了23年的老清洁工洗完马桶从中盛满一杯水一饮而尽，并且自豪地说，经他洗过的马桶干净得连里面的水都可以喝！这个细节令她目瞪口呆，深受启迪。在结束培训考核时，她也从亲手清洗的马桶中取出一杯水仰头喝下。37岁时，她怀着“敢喝马桶水”的精神步入政界，成为日本内阁邮政大臣。
专注还要心有定力，排除各种干扰。现代社会，五光十色的**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让很多人为其他一些事情所动，最后难以达到预定的奋斗目标。因此，在各种**面前，必须心有定力，要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要有一种不事张扬、力戒浮躁的风格，要有一种排除干扰、战胜自我的毅力。
南宋思想家陈亮在《耕斋铭》中说：“工贵其久，业贵其专。”其中，“久”、“专”二字，便道出了成功的真谛。无论做学问也好，干事业也罢，都需要这种持之以恒的韧劲和执着认真的钻劲，只有这样，才能告别平庸，走向成功。
人生启示录
专注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精神，是通向成功的神奇之匙。从专注到成功，我们要永远保持着一份冷静、理性的思考。从昨天找到明天，发光的一瞬总在我们执着的理念之间，要找到我们美好的明天，一定要专注地对待一切事情并且冷静的处理。
吾爱老师，吾尤爱真理
韩愈在《师说》中说：“古人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即，古人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传授学业，解释疑难的人。
通常来看，老师既然扮演的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所具备的知识，掌握的真理当然要比学生多。但同时也应客观地认识到，老师也不是“百科全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必定也有疏漏之处，甚至有诸多谬误。所以，我们不但要努力学习老师传授的知识和学问，也要敢于怀疑老师。
正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完全相信老师所说的，被老师的言论、观点牵着鼻子走，在学问上是难以有所成就的。只有抱着尊重知识，追求真理的客观态度去求学问道，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
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后师弟二人在政治思想上逐渐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比如，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而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虽然由于思想主张不同，康梁二人最终分道扬镳，但梁启超对乃师仍怀着无限深情，他在日后的《公祭康南海先生文》中，高度评价了康有为：“桓桓德宗，帝中之英。发愤国耻，旁求贤良。吾师受特达之知，奋草茅以陟庙堂。上书痛哭，前席慷慨，谓瓜分迫于目睫，非维新无以自强……”师生留下了春天般葱茏的佳话。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古希腊名言，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在亚里士多德长达数十年的求学治学的道路上，他对老师的敬重，对真理的渴求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非凡成就的取得与此是密不可分的。
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是马其顿王阿明塔斯的御医的儿子，师从柏拉图近20年，担任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3年。站在两位巨人之间，成为古希腊文明的另一座高峰是不可避免的。
在62年的生命历程中，亚里士多德留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著述，内容遍及哲学、神学、诗学、美学、法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诸多领域。黑格尔誉之为“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物”，恩格斯誉之为古希腊“最博学的人物”。本·琼斯称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直到十九世纪依然有人说：“每一个人天生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就是亚里士多德派。”
亚里士多德最引人注目的逸事，莫过于他与老师柏拉图20年的师生情缘。
公元前367年，刚满17岁的亚里士多德进入柏拉图学园，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求学生涯。此时的雅典有两大学派，一是注重修辞学和政治学的伊苏格拉底学派，一是注重纯理论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仰慕柏拉图的人格和学识，倾心投入柏拉图的精神世界。他举止文雅，才思敏捷，善于机辩。在学园与伊苏格拉底学校的一场辩论中，他话锋机敏，力挫群雄，有力地批驳了伊苏格拉底学校过分注重实用，理论建树贫乏的弱点，深得柏拉图的赏识，赢得了“学园之心”的雅称，并被提升为学园教师。
亚里士多德在感怀师恩的同时，却对柏拉图的理念说，即现实世界之外的理念世界是唯一真实的哲学观点产生了异议。他广泛阅读，做了大量的笔记，开始向世界本原问题伸出稚嫩的触角。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理念说的最大弱点，在于不承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理念属于人的思维抽象，客观上并无理念世界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肯定客观世界是真实的存在，而且是人类认识的来源，认识产生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这一观点为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提供了源泉。
亚里士多德陶醉在世界本原的探究中，甚至在柏拉图考核、确定学园继承人的关键时期，亦坚持己见，反驳老师。他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一语道破古希腊人文精神的实质，成为一切不为权威所囿，敢于追求真理的人们的精神动力。
柏拉图对这位具有个性的弟子亦喜亦恼，有时善意地称其为吃足了奶就会乱踢母亲的“小马驹”，有时又对其拒不接受自己的学说而大发雷霆。但是柏拉图毕竟是一代圣哲，他说：“我们毕竟不能将对一个人的感情看得高于真理。”亚里士多德也对恩师保持终生的敬仰，他在悼念柏拉图的诗文中写道：“对于这样一个奇特的人，坏人连赞扬他的权利也没有，他们的嘴里道不出他的名字。正是他，第一次用语言和行动证明，有德性的人就是幸福的人，我们之中无人能与他媲美。”
20年的学园生活，使亚里士多德积淀了深厚的哲学底蕴，也修养了独立的人格品质，他没有亦步亦趋地成长为柏拉图的应声虫，也没有我行我素地发展为柏拉图的叛逆者，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张开了自我飞翔的翅膀。
如果说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哲学注重的是学说的“述而不作”和思想的接受、继承，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希腊哲学便注入了批判、怀疑和超越精神，这种精神作为西方哲学的主流意识代代相传，演绎了师生之情与真理之辨诸多动人的佳话。如黑格尔与康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等，无不在情谊与真理之间撞击出光耀千秋的爱智火花。
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名言，留给后人的启迪是，热爱一个人并不意味着对他盲目崇拜，而反对和赞同一样，都是表达爱师之情的方式，当爱真理和师友不能两全时，宁舍友情而保全真理。这是所有为学者应该持有的态度和操守。
人生启示录
马克思对他女儿说过：“我在追求真理的时候，哪怕撞到头破血流，我也不回头。”弗洛伊德在他的书上划了古代奥古斯丁的一句名言：“如果有怀疑，马上去求证。”这些话都透出了追求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的**，正是这种求真精神和**，成就了一个个伟大的人物。
学海无涯苦作舟
我国唐代著名诗人韩愈的一句治学名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话意在告诉人们，在读书、学习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没有顺风船可驶，想要在广博的书山、学海中汲取更多更广的知识，刻苦学习是唯一的方法。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李嘉图也曾说过：“学问是苦根上长出来的甜果。”那么学习的旅程就是这苦根，而学问又是从这苦根上长出来的，所以说是无捷径的。
所谓学习无捷径，言下之意当然是学习是无捷径可走的，得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慢慢向学问高峰爬上去。
国学大师钱钟书出生于书香门第。以周岁抓“周”抓到书而取名“钟书”。幼年过继伯父后由其开蒙读书。后来伯父去世，回到父亲钱基博身边。
钱基博是一位极其保守的儒家学者，不顾时代潮流，对于20世纪排山倒海的西学东渐新思潮视若无睹。可是时代变了，在钱钟书出生前五年，清廷已停考乡试、会试。科举废除，一切士子都要从新式学堂出身。但钱基博仍希望他的子弟也像他一样能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
据钱钟韩（钱钟书弟弟）回忆说，当他们两人在东林小学读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钱基博（时在无锡第三师范任教）就要他们去他办公室自修或教读古文，等到在校学生晚餐后，才带钟书和钟韩两兄弟回家。钱钟书除学校规定的作业外，还得读古文名著。
钱基博管教极严。他不许女儿用舶来品化妆，不许儿子穿西装。他常用体罚来管教子弟。据杨绛说，那年（1925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有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他父亲回家第一件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了一顿。
这次“痛打一顿”，虽然没有使钱钟书“豁然开通”，但激发了他发愤用功。不过一两年功夫便判若两人。1927年，因桃坞中学停办，他们返回无锡故里上辅仁中学，此时一因他父亲耳提面命朝夕教诲，二因自己用功，作文大有进步。常为他父亲口授代书，稍后代笔写信，到最后为他父亲捉刀写文章。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杨绛文中所称“钱穆的一本书”是指钱穆的《国学概论》。
钱钟书为钱穆写的序文写得相当老到，文字畅达壮丽。这篇序文撰于1930年7月，那时钱钟书已进清华，才念完大一，还不到20岁。他父亲与钱穆是饱读古书的大学问家，而钱基博请他未及弱冠的儿子来捉刀，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他已看出他儿子的才华，认为钱钟书的古文会比他写得好；二、命钱钟书来代书，对钱钟书来说也是一种训练。不管出于哪一种动机，钱钟书不负乃父托付而优为之，很快把序文写就，钱基博一字不改交付钱穆。这种捷才不是天生的，据杨绛说，他看见钱钟书写应酬信时，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在八行信笺上。几次抬头，写来刚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钱钟书对她说，那都是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头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换句话说，钱钟书的八行书是被打出来的。
钱钟书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学海无涯苦作舟。像他这样极具天赋的人尚且需要经历一番苦读才能有所成就，更何况是普通人呢？
凡爱学习的人皆是爱吃苦的人。世人都爱吃甜头，若换成苦头，莫说看着，就是远远地听着，也觉有黄连在喉，唯恐避之不及，哪里会有人主动请“吃”呢？但世事无绝对，偏偏就有那么一种人会视之如蜜，食之若醴。这种人胸有宏图乾坤大，志存高远天地宽。故而在他们眼中苦头虽苦，却是磨练意志的磨刀石、试练信念的试金石。他们在学习中的吃苦精神也就少了一份勉强与无奈，多了一份信念与执著。韦编三绝者意欲天下大同；悬梁刺股者意欲闻达诸侯；闻鸡起舞者意欲收复山河；鲁迅把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学习上是为了唤醒铁屋中的人们麻木的灵魂。他们皆是为了心中的信念与胸中的理想，把学习上的苦头吃得甘愿，吃得欣然，吃得无怨无悔！我们可以相信，真正有理想，爱学习的人，是懂得吃苦之趣的人。
学习上的吃苦精神不仅是一份矢志不渝的信念，也是一种大智若愚的明悟。
会学习的人总是那些会吃苦的人。学习从来没有终南捷径可走。王羲之练就绝世书法是从涮黑一池清水开始；陈景润证明“哥特巴赫猜想”是从写完几麻袋草稿纸开始；菲尔普斯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8块金牌是从2500多个日子中仅有5天没有下过水开始。成功的背后没有哪个人不是费尽了心血，吃尽了苦楚。在通往成功的万千道路中，但凡有一条可以不用吃苦的路，绝不会有人去选择其他的道路。正因如此，吃苦之路才是必经之路，也是最有保障之路。学习中选择吃苦之路的人非但不愚笨，反倒是最最明智的人，是有大智慧的人。反观那些投机取巧者、偷奸耍滑者，貌似聪明伶俐，学习起来不用功，做起事来不努力，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真正聪明之人永远是那些默默无语、埋头苦干、懂得吃苦的人，这样的人也才是真正会学习的人。
学习立足于吃苦精神，就好比树苗扎住了根。但树苗长成参天大树，只扎住根是够的，还需气候适宜，风调雨顺；同样的，吃苦精神对于学习固然不可或缺，但却不是取得好成绩的唯一因素。先天的禀赋与外界的帮助对于取得好的成绩、获得成功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假如郎朗没有相当的音乐天赋，他不可能成为世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假如刘翔没有遇到孙海平，他不可能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但是后天的努力，即吃苦精神，却无疑是具有决定力量的因素。正所谓“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其实，学习中的吃苦精神，也不全是在吃苦头，当你将心灵沉浸其中之后，会发现吃苦有时就像吃臭豆腐一样，闻起来其臭无比，吃到嘴里却是芳香溢口，美味无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学习中做一个爱吃苦、会吃苦的人，才能获得成功，实现人生的价值。
张淑仪，声学家，中国科学院士。195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1960年该校研究生毕业。南京大学信息物理系教授。南京大学电子科学和工程系教授、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声学学会副理事长。
张淑仪教授出身于浙江温州的一个书香门第。童年朝代，张淑仪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而且多才多艺。中学时代，张淑仪在杭州求学，1952年9月入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56年7月毕业后，张淑仪继续在该系攻读研究生，1960年7月毕业并留校任教，历任物理系助教、讲师、副教授，信息物理系副教授。1986年至今为信息物理系教授。1991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由于张淑仪在专业上刻苦学习钻研，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获得了当时在华专家的极大认可。
文革期间，张淑仪受到冲击，教学研究被迫中断了八年。但张教授是事业心极强的科学家，她没有浸沉在个人不幸的苦水中，当形势稍有好转，便决心将后半生献给壮丽的科学事业，发誓要把荒废的八年时间追回来。
逝者如斯，光阴不会倒流，怎么追？她给自己立下了三条苦行僧的法规：一不听音乐，二不看电视，三不看小说，挤出晚上的时间来工作。她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起步，当时，中国科坛百废待举，文革十年，是世界科坛巨变的十年，国际上科学水平突飞猛进的十年。不少知识分子，刚刚走出牢笼，想看看再说。人们冷眼旁观张淑仪选择什么道路？谁也没有想到，张淑仪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把焦点对准国际上新崛起的热点课题———光声学。
没有想到短短的一年之后，中国第一台光声显微镜，便在南京大学声学所诞生。但是，张淑仪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而是一鼓作气研制出二型扫描光声显微镜。它的质量不仅可以和美国产品相媲美，而且在光声成象理论和方法上均有新的突破。张教授利用相位调节法，实现对集成电路的分层成象。这一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高度评价。1985年，蒙特利尔第四届国际光声光热会议上，张教授关于此项工作的报告，引起广泛的关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门德列斯教授立即邀请张教授为他主编的专著撰写文章。从此确立了张教授在光声领域的国际地位。从第五届国际光声光热会议开始，张教授均被聘为国际顾问委员并担任执行主席。张教授为祖国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
走进碧树掩映的南京大学声学大楼，很难找到声学研究所所长张淑仪教授的办公室。因为她的办公室在长廊的尽头，是用纤维板隔着的一小间狭长的斗室。就是在这样的斗室中，张教授主持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光声声谱仪、扫描光电显微镜、激光扫描显微镜等一系列设备。这些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张教授对这间斗室有深厚的感情。每天从清晨八时许急匆匆赶来上班，一直熬到深夜12时回家。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有时迎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有时冒着狂风暴雨；有时踏着泥泞……
人们奇怪地问道：“下班以后，你在办公室也是看书写文章，在家也是看书写文章。家中条件比这里好，何苦赶来加班呢？”张淑仪教授解释道：“在家有电视，对我有**力。看完电视就昏昏欲睡，无法控制时间，如何能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在光声学领域中还有许多奥秘有待我们去探索，学海无涯苦作舟嘛。国际竞争十分激烈，发展日新月异，稍有松懈，便会落伍，科学领域是没有铁交椅可坐的。”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要想在求学治学的道路上有所成就，就要有一种刻苦钻研的精神。中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倡导过“三重学风”：严肃、谦虚、刻苦钻研。还有伟大的物理家爱因斯坦，他成功的“三大秘诀”：做刻苦的工作，有正确的方法，少说空话。美国化学家戴布劳离利学有“三原则”：广见闻，多阅读，勤实验。
总之，学习无捷径。学海无涯，只有乘坐刻苦之舟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人生启示录
在奋斗的道路上，我们是需要付出汗水的。上天是很公平的，你付出了多少，获得的成果也就有多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一自古流传至今的名言，激励了无数有志之士，潜心书海，发奋攻读，为人类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做学问也要讲道德
做人要讲究伦理道德，做学问同样要讲究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国学大师季羡林认为，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他说：“通过个人努力或者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
在季羡林看来，这样的骗子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的骗局不会隐瞒很久，终归会大白于天下。而一旦真相暴露，不齿于士林，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自杀。他认为，我们国内也有不少这样的骗子，学坛和文坛上屡有所闻，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相对于这些明目张胆的大骗，对于那些学术上的小偷小摸行为，季羡林也进行了批判。“小骗局花样颇为繁多，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下诸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在公开学术报告中听报告人讲演，平常阅读书刊时读到别人的见解，认为有用或有趣，于是就自己写成文章，不提老师的或者讲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创者，用以欺世盗名，这种例子也不是稀见的。还有，有人在谈话中告诉了他一个观点，他也据为己有，这都是没有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的行为。”
季羡林在批判学术欺骗，弘扬学术道德的同时，自己一直是身体力行的。他说：“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上面这些大骗或者小骗，我都从来没有干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干。”真不愧为一代大师风范。
季羡林先生关于学术道德的观点，对学术环境的改善和净化有着显著的引导作用，对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也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很多人对国内学术界当前的道德状况，非常不满意，学术道德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其实，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学术界的大部分学者，还是严守学术道德，兢兢业业地从事学术研究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的科研队伍中，确实存在着学术道德低下的现象，这种现象如果不从根本上予以解决，不仅会影响学者自身的发展，而且会对整个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
具体地说，目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道德失范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低水平重复现象。有些人不去关注当前学术界在某一学科的进展状况，或不愿意去关注进展状况，对于一些已经取得突破的问题，仍然局限于原有的层次上，简单地重复前人所做过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这种现象在各类教材的编写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2）粗制滥造现象。有些人把严肃的学术研究当成像商品生产一样的操作过程，只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就随便找上一帮人，不管是否胜任这项研究，采用剪刀加糨糊的操作方式，制造毫无学术价值的垃圾文本。
（3）泡沫学术。所谓泡沫学术，就是一个学者在自己已有的成果基础上，简单地加以改头换面，改编或复制出另外的学术成果，并予以公开发表。这种做法的后果是，虽然就学术成果的数量来说，是增加了，但在质上并未提高。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才会出现一个学者在短时间内接连出版几本甚至十几本学术著作这种奇怪的现象。
（4）假冒伪劣。近年来，原本是市场中的假冒伪劣现象，也出现在了学术界中。如替人“操刀”代写论文或著作，或虚假挂名，或虚假主编、虚假文凭等之类的现象，都属于学界的假冒伪劣现象，这种现象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影响了学术界的正常秩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学术信任危机。
（5）抄袭剽窃。抄袭剽窃是目前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一种学术道德缺失现象，也是批评界打击最厉害的一种现象。如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在一年内出版几本书，主要的途径就是靠自我抄袭，即将原来公开发表和出版过的东西，简单地进行改头换面，做成一个新的文本，在低层次上重复自己原有的劳动。无论是抄袭别人的学术成果，还是自我抄袭，都是不道德的行为，都与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不相符。
此外，当前学术界道德失范的现象还有学术腐败现象：如学术杂志中的关系稿、人情稿等；科研人员的一稿多投现象等。
对于这样一些司空见惯的有违学术道德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学问、研究的功利化引起的。真正的学问应该像季羡林所说的那样，“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才是为人类谋福利的学术。
19世纪末，德国科学家最先揭开了核学科的神秘面纱。X射线的发现使威廉·伦琴成为第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更使人类揭开了走向核时代的序幕。法国的居里夫妇又使人们对核裂变现象有了认识，看到其巨大的爆炸力可做出惊人的工作。不过居里也最早预言，在那些发动战争的罪犯手里，这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摧毁力量。
进入20世纪后，德国犹太科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质量能量公式，揭示出人类可以将物质的部分质量直接转换为巨大的、并能被人类直接利用的能量。接着，丹麦的波尔、意大利的费米和德国的哈恩等人又进一步论证出核能可以释放出的惊人力量。
最早注意到核裂变军事价值的是德国科学家，他们在核裂变研究中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后来，率先研制出原子弹的却不是纳粹德国，主要原因就在于法西斯的残暴把大批科学家推给了美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疯狂迫害犹太人，在国外访问的爱因斯坦的书也被称为“犹太人邪说”而遭禁，他因此定居美国。
1939年夏，鉴于欧洲战争爆发在即，匈牙利科学家格拉德担心德国造出核武器，便向美国政府提出应抢先研制，几乎没有这类知识的官员却将此建议视为天方夜谭。沮丧的格拉德只好找到爱因斯坦，说服他直接致信总统罗斯福，说明核裂变可制造出威力巨大的新型炸弹。一向敬重爱因斯坦的罗斯福接信后，在10月接见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如同教师辅导小学生那样讲解核裂变原理，使过去对此一窍不通的总统了解到制造原子弹的可行性。通过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交谈，罗斯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要赶在德国人之前造出原子弹。
美国的核研究基地设在新墨西哥州一片沙漠环绕的大山之中的洛斯阿拉莫斯。而在高楼林立的纽约市中心曼哈顿成立了一个名为“工程管理区”的机构作为统一指挥部，核弹研制工作的代号就称“曼哈顿工程”。事后证实，德国因一直不知道美国已进行核武器研制，自己也忽视了此项研究。
1945年春，美军进占德国西部，发现纳粹的核研究只限于实验室阶段而没有武器制造计划。爱因斯坦得知后，马上向白宫提出不必要再使用核武器。美国7名著名科学家也起草了请愿书，认为使用核弹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问题，在世界上也将开创毁灭性攻击的先例并引发核竞赛。何况日本败降在即，已用不着原子弹。然而，核弹一旦制造出来，就不由科学家而是由政治家说了算了。8月上旬，广岛、长崎落下两枚原子弹，瞬间夺去10万人的生命。
当爱因斯坦从无线电广播知道美国对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杀伤许多平民时，他感到非常痛心。他后来写了一封告美国公民书，说：“我们将此种巨大力量解放的科学家们，对于一切事物都要优先负起责任，必须限制原子能绝对不能使用来杀害全人类，而是用来增进人类的幸福方面。”1955年，爱因斯坦与罗素联名发表了反对核战争和呼吁世界和平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爱因斯坦说，如果他知道德国不会制造原子弹，他就不会为“打开这个潘多拉魔匣做任何事情。”
当今每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应以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为榜样，将学术的服务性放在第一位，一切学术，首先应当遵循为社会，为人类服务的根本准则。
学术道德的维护，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只有大家坚持学术道德底线，不抄袭、不剽窃、不造假，提高学术研究者的道德水平，学术道德的维护才能取得成效。同时，还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检查制度，从制度上完善维护学术道德的机制和体系，不给造假者、抄袭者以可乘之机，或者要让抄袭者、造假者付出惨重代价。
人生启示录
为了追求快出成果、出大成果，一些人在学术论文上抄袭别人的成果，有的甚至造假。为了自身利益，一些人把学术道德放到了一边，屡屡突破道德底线，抄袭、粘贴、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损害了学术声誉，而且还是对认真踏实做研究、做学问的人的一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