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尔和蒂格逃到了乡下。或者像内尔后来说的那样，是蒂格逃到了乡下，不久之后，内尔也去那里找他了。这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结局有可能不同。内尔对于去或不去一直犹豫不决。她已经预见到了困难。她有其他选择。那是她的说法，是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位的稳固越来越坚信的说法。

实际上她并没有预见到任何困难。她一直在梦游。她坠入了爱河，她认为这是一种仿佛将头脑中原本应该具备的任何预见能力甚至普通常识都抹了个干净的状态。搬到乡下，和蒂格在一起，就像是从飞机上跳下来，相信降落伞会打开。而那样做肯定是正确的，因为最后内尔没有躺在地面上被摔得粉身碎骨。而且无论如何，过了这么多年，他们还在，他们两个人都还在。过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你可以回望，可以一笑置之，她会这样说。

那是她的另一种说法，她的第二种说法；它与第一种说法交替出现，就像双片连映[2]的老电影。

此外，确切地说，蒂格并不是逃过去的。他是慢慢移动过去的。那是一种缓慢如定格般的移动，就像一个孤独的中国人在草坪上打太极拳。（内尔会说）就像任何一个银行劫匪都会告诉你的，最好的逃跑方式就是不要跑；只需要走，只需要漫步；最好能同时表现出既放松又目标坚定。那样就没人会注意到你在逃跑。此外，不要携带很多个沉重的行李箱，或塞满现金的帆布袋，或装着尸体碎块的双肩包。除了口袋里的东西之外，把其他东西都留下。尽量轻装最好。

蒂格租了一个农场，或者说是以前的农场，租金并不高。房东根本不是农民，他是个商人——不清楚是做什么生意的——他还没决定要不要把这个地方改建成周末度假屋，供他和比他年轻得多的未婚妻享用；还是搬到墨西哥去？他只是希望房子有人住，这样当地的小混混就不会闯进去把房子里搞得乱七八糟，这条街上有好几座没人住的房子都有过这种遭遇。他不希望某个星期六他带着房地产经纪人前来，准备对房产进行评估的时候，看到的是窗户上用瓶装芥末酱里挤出的“去你的”，墙上涂着人拉的粪便，四处散落着蟑螂的残肢，还有宽条松木地板上被烤出来的一个洞。这就是房东给蒂格的说法。

那个商人已经把绝大部分土地卖掉了。只剩下二十英亩[3]——有一些农田，还有一块林地。农田已经有一段时间无人耕种，地里生长着野胡萝卜花、播种蓟、牛蒡和各种树苗——有山楂、土洋李和野苹果——遍地都是。

这片地包括一栋房子，还有倚着房子后墙搭出来的一个披棚，此外还有一座有着硕大的房梁、风化的木板和铁皮屋顶的巨大的谷仓。那栋房子坐落在小山上，俯瞰着商人挖的池塘。马路对面是一排巨大的水力发电塔，绵延着横贯整个地平线。你可以认为它破坏了风景，也可以把它纳入风景，内尔对蒂格说，这取决于你对超现实主义的感觉。

那栋房子是一座两层红砖农舍，有一个“人”字形山墙屋顶——《祖传的屋顶》[4]那本书里说，这是本省十九世纪晚期标准配置的建筑形式——这本书是内尔第一次和蒂格一起过冬时买下并经常查阅的，当时的她仍然认为农场生活代表着某种更优越的真实性。原来在房子大门左侧是个客厅，右侧是厨房和储藏间，此外还有一个后客厅与厨房相连，但那个商人拆掉了一些墙——他说是为了改善采光。他安装了一个内嵌式餐台，把房子内部所有的墙刷成了白色，并着手清除窗框和踢脚线上斑驳的绿色搪瓷，但他只清理完了一扇窗户。

在进行更为大张旗鼓的室内装修时，他从谷仓的主梁上切掉了一截，导致谷仓的墙壁向外倾斜——迟早整座谷仓会倒塌——并把切下的那一截谷仓的主梁作为壁炉架，嵌入了狭窄且无法使用的壁炉的上方。

房子中间有楼梯通往二楼。楼梯是木质的，涂成石蓝色，没有铺地毯。在需要使用洗脸盆、铁皮澡盆和户外厕所的年代，二楼原本有四间小卧室，但现在其中一间变成了一个通风良好的浴室。

剩下的三间卧室中，有一间是蒂格的，里面只有一个床垫放在地板上。第二间预留给了内尔，作为办公室或书房用——她还需要一张书桌来把她正在进行校对的稿纸摊开来。书桌是用一扇旧门板横搭在两个文件柜上做成的，文件柜正好给了她不少空间放东西。他们在披棚里找到了这扇门，并拆掉了把手，文件柜则是从城里的车库拍卖会上买来的二手货，所以书桌几乎没花钱。这很好，因为内尔挣钱不多，而在蒂格最多算是断断续续的零星收入里，绝大部分都花在别处了。

除了书桌之外，办公室或书房里还有一张多余的床，一张也可以称为沙发床或两用沙发的单人床。床的中间已经凹陷，上面覆盖着破旧的栗色天鹅绒，散发着湿漉漉的灰尘味，内尔发誓会尽快把它处理掉，或者至少把它遮起来。尽快是什么时候？当她最终搬进农舍和蒂格住在一起的时候吧。尽管每次她想到这件事，她都会把当改为如果。

第三间卧室里有两张双层床：这是为孩子们以及他们来做客的小朋友们准备的。那些是蒂格的孩子。正是为了他们，他才会如此缓慢地逃跑，什么都没带，而且他的钱大部分都花在了他们身上。

他要逃的是他的婚姻。他必须摆脱这段婚姻，不然它会把他拽下去，吸干他的血，将他彻底开膛破肚。所有这些比喻——让内尔联想到巨大的乌贼、吸血蝙蝠、鱼的加工过程——都是蒂格说的。他谈论他的婚姻的方式很晦涩，而且无论如何他都不常谈。他从没有说过我妻子，也没有提到过妻子的名字，因为说起来并不是他的妻子要拖垮他，并不是乌娜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拖拽、吸吮和开膛破肚的过程，是他们两人一起造成的；是被内尔想象成一个巨大多刺的赘生物的婚姻造成的——它是一簇密集的、深绿色的灌木或树丛，与一个暴雨云状的肿瘤杂交而来，具有瓷砖水泥般的黏着性和一些触角，像一大团堆成球状的水蛭。

内尔感觉自己被这桩婚姻吓到了，与之相比，她渺小而幼稚。它有某种超常的体量和磷光闪闪的壮丽，仿佛一条在海滩上腐烂的鲸。那让她显得苍白，至少在她自己看来——苍白、陈腐、淡而无味。她完全提供不了那么多充满戏剧性的阴暗血腥的惊险故事。

蒂格的孩子们周末来到农场，睡在双层**，有时候带朋友一起来，有时候不带。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两个金色头发、看起来像天使一样的男孩，分别是十一岁和十三岁。蒂格给他们拍了照片，并在暗房里亲手把照片冲洗出来——这个暗房是他在农舍地窖的泥土地面上用帘子围出一个角落搭出来的——然后拿给内尔看：十月，在谷仓里玩耍，在农耕留下的一堆堆发霉的干草堆上跳来跳去的孩子们；十二月初，在半冻的池塘边，用戴着手套的手握着石头准备把石头扔到冰上的孩子们；一月，在严寒中裹得严严实实，团着雪球，对着镜头笑的孩子们。内尔觉得他们看上去非常快乐。

有时，乌娜与蒂格和孩子们一起开车前往农场。她和他们一起吃周六的晚餐，和孩子们一起去检查谷仓，看着他们滑冰，并睡在内尔办公室里那张发霉的单人**。蒂格说，这种安排的目的是让孩子们有安全感：他们需要知道，尽管婚姻中有荆棘和水蛭，但他们的父母都非常爱他们。这样的日子内尔不在农场，每到周末她都不能出现在农场，就算乌娜没来也不行。（蒂格说）内尔的出现对孩子们不好，甚至从长远来看对内尔本人也不好，因为那样可能会让孩子们认为是内尔摧毁了这段婚姻。

当然，并不是她摧毁的，蒂格说：在她跌跌撞撞地出现之前很久，他们的婚姻已经在酝酿着毁灭。蒂格和乌娜的所有朋友都知道，他们已经知道很多年了，而且，蒂格说，他们很佩服蒂格和乌娜为了让生活看起来继续如常而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他还说，有一天晚上两人大吵一架之后他太生气了，于是把他们拥有的每一件玻璃器皿和陶瓷器皿都冲着墙壁扔了过去，留下的一地碎片用来第二天早上与乌娜对峙。这种姿态让内尔印象深刻。她本人从来就不擅长随性地撒气。把所有的碗碟扔到墙上是一种很不错的公然表态，比她自己会采取的冷着脸一言不发、郁郁寡欢、无法释怀，以及充满怨恨、闷头生气要好得多。

但蒂格和乌娜都很注意不当着孩子们的面吵架，蒂格说。他们对外有一种礼貌的默契，或者说是非常有教养；他们公开称呼对方为“亲爱的”，星期天会准备有烤肉的正式晚餐——内尔目睹过。因此孩子们需要一些时间来注意到蒂格独自在乡下生活，而乌娜独自在城里生活这个事实，然后内尔才能走出她一直在候场的昏暗侧幕，安全地登上舞台。

所以，那个冬天的前半段，内尔像个逃犯一样偷偷摸摸。她不在的时候，没有在房子里留下任何痕迹——楼梯口黑暗的小柜子里没有她的衣服，浴室里空间有限的置物架上没有她的牙刷，拼凑起来的书桌上没有课本或者讲义或者需要校对的稿件。她离开后蒂格是不是把整座房子又检查了一遍，把她的指纹从门把手上擦掉？她觉得他会。

每周四和周五，她要在大学兼职教课，临时帮一位休假的朋友代班。她给大二本科生讲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勃朗特三姐妹，接着是狄更斯、艾略特和萨克雷，然后是令人沮丧的现实主义作家，比如乔治·吉辛和托马斯·哈代，最后用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和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这些颓废的作品收尾。她以前没教过这门课，所以她必须努力地阅读才能超过学生们。理论上说，她的周一、周二和周三是用来做兼职编辑工作的，过去几年这一直是她断断续续的主要工作。读小说和编辑都是她在农场也能做的事情。在不用上课的工作日，她会坐灰狗巴士到距离农场最近的小镇斯蒂尔斯，然后坐在车站墙边的一把硬木长椅上等待，仿佛坐在溜冰场的更衣室。她呼吸着弥漫在寒冷空气中的燃油和烟草的气味。她会吃点薯条，喝点酸味十足的黑咖啡，阅读一些关于爱情、金钱、疯狂、家具、家庭教师、通奸、窗帘、风景和死亡的文章，直到蒂格开着他那辆生锈的蓝色雪佛兰来接她。

或者在周一早晨，蒂格把孩子们送回城里之后，她会和他一起开车回农场——他出发很早，因为孩子们要在九点前到学校。内尔和蒂格能够赶得上回农场吃午饭，不过坐车并不会让内尔觉得饿。相反，她感到头晕目眩，有点不舒服，就像她以前每次考试前的状态。是期盼，是被考验和评判以及担心失败的感觉。但她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失败呢？

车里会很暖和，会有苹果核的气味：男孩们在回城途中经常在车里吃苹果。蒂格和内尔会拉着手，行驶在更加孤独却少了些冰冷的前路上。他们不聊天，而是会听广播。从城里开出来一段路程之后，广播里就主要是乡村和西部音乐了。内尔喜欢表达渴望的歌曲，蒂格喜欢表达遗憾的歌曲。

农场坐落在一条砂土路上，离主路有几英里远。冬天，农舍看起来就像一幅画——屋顶上的积雪，屋檐上垂下的冰凌，背后绵延的白色山丘和阴郁的树林——但内尔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一幅画出现在她的圣诞卡上。它在现实中很美，但作为艺术则过于夸张，就像日落一样。

在漫长、蜿蜒、冰雪覆盖的车道低处，车轮会开始空转，车身会左右摆动。蒂格可能会尝试着爬几次坡，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重点是不要让车子滑进那个景观池塘。如果他们借助蒂格放在后备厢里的沙袋和铲子，也没办法继续爬上坡的话，他们就会把车留在低处，沿着车道两侧的雪堆艰难地走路上去，他们呼出白色的哈气，流着鼻涕。他们从披棚里的后门进入农舍，跺掉脚上的雪，脱掉靴子和厚厚的外套，摘掉手套和围巾，对于紧随其后的浪漫缠绵的时刻，这绝非最好的前奏。

他们会在蒂格冰冷的卧室里脱掉另外几件衣服——《祖传的屋顶》中的那类房屋都没有隔热层，内尔读到过——然后他们会在蒂格的羽绒被下、在蒂格的破床单之间瑟瑟发抖，紧守着彼此不顾一切地拥抱，这种拥抱让内尔想起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作家对于溺水的描述。那些小说里经常有人溺水，尤其是那些婚外乱性的人。

在那之后，是一段陶醉在温暖和慵懒中的间歇，紧接着——对内尔来说——是难以置信：她在这里，在这个处境里干什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她自认自己是个喜欢把事情办得清楚、直接、光明正大的人，那么她是怎么跟如此含混不清而且还这么肮脏的情况搅在一起的呢？因为如果你客观地看待这件事，比如说，从某个给八卦小报写文章的人的角度来看，蒂格和内尔应该被人发现在暴风雪中，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而双双死于车内才对吧？抛家弃子的丈夫与任职编辑的小情人在乡间爱巢附近尾气中毒身亡。虽然之前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也不太可能发生——他们俩都没蠢到困在车里时还开着引擎——但仅仅想到这些就足够可耻了。

内尔最擅长自我批评，所以她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自己，而且无论如何她都是个成年人——这是她的选择，这是她的行为——尽管如此，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整件事都是乌娜造成的。乌娜是关键因素。乌娜建立起关系，乌娜推动它向前发展，乌娜在一些事后被证明为非常关键的时刻的时候故意缺席，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些阴险的女仆角色。为什么？因为内尔符合乌娜的目的。但内尔自己当时并没有识破那些目的。

起初出双入对的并不是内尔和蒂格，而是乌娜和内尔。她们一开始关系就不错。乌娜可以非常讨人喜欢，只要她想这样：她能让你觉得你是她最好的朋友，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能够让她依靠的人。这一点非常能打动内尔，因为内尔理想中的自己一度就包含这种可靠性。她年轻过，比现在年轻，也比乌娜年轻。

那时，内尔是乌娜的编辑。她当时已经在做兼职，穿梭在人手短缺的出版社之间找事做。她为自己开发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利基市场[5]——她有一些为人所称赞的优点，比如能在尚未达到出版要求的原稿上创造奇迹，按时交稿，收费不高，以及当喝醉酒的作者半夜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能够老练地处理，给予对方鼓励，并且用某种喃喃低语让对方感觉得到了理解。她主要从事小说的编辑。她接手乌娜的书是因为答应了一个出版人哥们儿——实际上是一个旧情人——提出的条件：如果她能为乌娜编辑这本他并不看好的书，他会给她丰厚的回报。

可乌娜的书又是出版商想要的那种类型，因为它有可能赚到钱。乌娜的日常工作是一家小型杂志社的办公室经理，她在业余时间写了一本题为《女魔法师》的超级女性自助手册，讲述如何在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同时，还能抽出时间坚持美容和改建住房。这是一个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主题，而且出版方很着急：必须赶在这波风潮退去之前把书出版。他们指望内尔——她的那个哥们儿说——用比平时快一倍的时间把书稿打造出个样子来。

内尔花了很多时间和乌娜一起重新构筑章节，组织段落，并建议她补充新的细节与增减内容。她惊讶地发现，虽然乌娜外表看起来爽朗、整洁、笑容满面——但她的头脑就像个装袜子的抽屉，里面塞满了很多完全不同、杂七杂八的东西。

编辑过程临近结束时，那份原稿实际上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本书，当然也是更好的一本，乌娜说过，她为之感激不尽。她在书中致谢的部分表达了这种感激之情，之后她赠书给内尔时，又在扉页上再次亲笔表达了一遍。致极为宝贵的内尔，改写女王——我背后的力量。爱你的乌娜。内尔很开心，因为她相当钦佩乌娜，并把她敬为一个已经把人生想清楚的女性前辈，不像她自己。

这本书大获成功，至少在当时被视为成功。乌娜不仅被报纸和电台轮番采访，还出现在当时那些女性早间聊天电视节目上。后来短期内她还有了一定名气。在乌娜忙于和内尔一起编辑书稿以及随后的出版及其后续事务时，内尔看到的蒂格只是个模糊的形象，是背景中的一个影子。当时内尔对蒂格完全不了解，对婚姻中潜藏的恐怖也一无所知，她远在对他们之间这种礼貌默契知根知底的朋友圈之外。

在公开场合，乌娜对蒂格只有赞美之词。他一直都非常支持她的事业，她说。他买菜做饭，乌娜有事脱不开身的时候，他还会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们，此外他还要完成在广播电台担任纪录片和访谈节目制作人的本职工作。与新闻头条中出现的那些因为嫉妒而用铁棍把妻子打死或把她们淹死在浴缸里的恶魔不同，他完全赞成她拥有自己的生活。

他们两个人为杂志文章拍摄过彩页照片。他们假装正在一起做饭——甚至可能连假装都算不上。乌娜气质高雅，穿着宽松的长袍，脖子上戴着一条未切割的琥珀串成的项链，身材高大的蒂格穿着马甲和衬衫，有种粗犷的随意。那是一本女性杂志，所以主要拍的是在厨房里的照片。他们两人之间有一只生火鸡，火鸡周围的胡萝卜、土豆和芹菜秆摆得很有艺术感。他们是一对很上镜的夫妇，内尔向往地想：当时的他们代表着她自己的生活中缺乏的那种稳定性。她最近才发现，她其实是一个比曾经设想中的自己更为传统的人。

然后乌娜想再写一本书，作为第一本书的续集。实际上，她想让内尔来写：她，乌娜，会把她的想法用录音机录下来，而内尔可以做一些有用且必要的工作，把这些想法转化为文字。这本书的书名是《女魔法师的魔法盒》——内尔也认同这个书名很不错，哪怕听起来有点像奇幻冒险类的儿童书。麻烦在于，乌娜似乎并不确定她想在盒子里装什么。有时候，这本书听起来像一本回忆录，有时候又像一本自己动手做的实用手册——如何去除家具上的白水渍印，如何处理地毯上的墨点——但其他时候，它又像一篇宣言。当然，它可以同时具有这三种特征，内尔说，有办法可以做到；但乌娜必须对目标和意图做出一些初步决定。乌娜这时犹豫了。内尔不能代劳吗？乌娜太忙了。

在这种——怎么形容呢？小冲突？恳求？商谈？——时候，乌娜向内尔倾诉了一些心事。（内尔以为自己得到了偏爱才会听到这么隐秘的事情，乌娜会用降低声音的方式来暗示私密性，但她很快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乌娜的秘密是公开的秘密，她的倾诉就像一种经常重复的仪式。）乌娜说，她与蒂格的婚姻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婚姻。他们两个人分房睡已经很多年了。他们是为了孩子们才继续住在一起，在这方面蒂格做得很好。关于乔叟[6]在《巴斯妇的故事》[7]里形容的“其他伴侣”，两人有个君子协定。乌娜云淡风轻地抛出了这个典故，不够成熟的人可能还会多说几句，也许是为了炫耀，但乌娜精于世故得多。

内尔想起乌娜时，脑海中浮现的就是精于世故这个词。乌娜拥有真正的家具，是带着祖传之宝气质的维多利亚风格与简约的现代主义风格混搭而成；她的墙上挂着镶有画框的原版图画。她有一些签过名并且有编号的版画。内尔并不渴望自己能达到这种水平：她的一居室公寓里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其中一把其实就是个便宜的豆袋靠垫——一个松垮的灯芯绒面沙发，四个书柜里放着她积累的书籍，还有一张弹簧吱吱作响的单人床——这一切都来自救世军二手店和慈善商店——还有几张海报，用大头针钉在墙上。她在攒钱，尽管她也不确定为什么而攒钱。她最多也就是把桌子漆成橙色，在沙发上加了两个靠枕，但她觉得没必要花更多的钱，因为这套公寓与她之前住过的很多公寓和房间一样，只是个临时落脚的地方。她告诉朋友们，她还没有准备好安顿下来。

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她还没有找到能与之一起安顿下来的人。她的人生中有过几个男人，但都没什么说服力。他们有点像她的桌子——很快到了手，发挥了一点光亮，但只是暂时的。可是，用这种东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厌倦了租房。

聊完分房睡和君子协定之后，内尔回到她的一居室，出于好奇拿出大学版乔叟文集，坐在她的萨利安牌桌子前，查阅着《巴斯妇的故事》。严格说来，巴斯妇完全不是个通奸者，而乌娜却是；“其他伴侣”的本义是巴斯妇在婚前而非婚姻中染指过的男人们。但这一点存在争论。无论如何，现在没有人再使用通奸这个词了；这不是一个很酷的词，说出来是一种社交上的失礼。这个词在1968年前后被废止；三年后的今天，长期的婚姻关系仍然在没有显著原因的情况下破裂，有着体面工作的中年男人仍然在周末吸食毒品，戴着木制的爱珠，和年龄只有他们一半的女孩们上床，曾经心满意足的家庭主妇们仍然在转换轨道，开始新的事业，并且，在极端情况下，一夜之间变成女同性恋。以前没有女同性恋，或者没看见过女同性恋，但突然间，她们到处涌现。其中一些人甚至并不是真正的女同性恋，她们只是在报复丈夫的爱珠和那些年轻女孩。

年轻女孩和那些想要逃跑的妻子通过着装来显示她们思想的开放。她们穿着连身衣，戴着大圆框眼镜，或者穿着民族风的拖地长裙和厚底凉鞋；她们留着画报上的长直发，或者少数民族鬈发，或者超短发；她们涂黑色的眼影和淡粉色的唇膏，不然就根本不化妆。“爱就是爱。”她们会这样说，带着一种微笑但教条的气质，让内尔觉得她们挺自以为是。爱就是爱。听起来非常简单。但从实际来看，它意味着什么？

无论玩什么游戏，内尔都想知道规则：她是一个按照规则行事的人。小时候她会把自己的食物分成几小堆：按照她自己制订的严格计划，把肉放在这边，土豆泥放在那边，豌豆则放在一个专门为豌豆预留的区域。正在吃的那堆食物完全吃光之前，绝对不碰另外一堆食物：这就是规则。这些年她花了不少时间玩单人纸牌接龙游戏，但从来没有作弊过。

在社会交往方面，她只学到了一直在强迫人们遵守的古老规则，直到迎来爆炸性的瞬间——那似乎就是一个瞬间发生的——所有的游戏都立刻改变，早先的构架已经四分五裂，每个人都开始假装规则这个概念本身已经过时。举例来说，按照之前的规则，你不能抢其他女人的丈夫。但现在似乎没有抢别人丈夫这回事了；相反，只是不同的人在做自己的事，并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而已。

在这段动**的时期，内尔感到困惑、迷茫，失去了深度。然而，承认这样的事情，就会招致蔑视。她觉得自己的反应会不合群，于是干脆一言不发，并提前离开文学界的聚会，以免在走廊上与留着大胡子的男人们纠缠不休，也不必在挂着日式灯笼的花园里推开醉醺醺的男男女女，听他们含混不清但又愤怒地批评她保守的作风。

她的韵事——韵事，又是个过时的词——她的情感关系在这个瞬间到来之前至少还有过程。它们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由不同的场景作为标记——在酒吧里、在餐厅里、在咖啡馆里，甚至——当事情变得极端时——在大街上。除了必须经历的痛苦和挥洒的泪水——通常是她独自流泪——之外，这些场景中还是有一些尽管不太愉快但还算令人满意的地方：关系结束后内尔也经常觉得应该庆祝一下，仿佛已经按照剧本演完了角色，完成了不甚明确的职责。

曾经也有过登场和退出，而不只是暧昧地溜进溜出房间和取代了社交生活的咕哝、懒散、耸肩。其中还包含着各种情绪，每一种都连带着一个可以辨识的词语：嫉妒、绝望、爱、背叛、仇恨、过错，应有尽有。但是如今在年轻人或者自认为年轻的人们看来，拥有任何规模的词汇量都是一种缺陷。

乌娜和蒂格比内尔年长。他们尚未完全摒弃古老的规则，他们仍然愿意交谈。在巴斯妇那件事之后不久，乌娜邀请内尔到家中用晚餐——是乌娜和蒂格家享誉盛名的烤牛肉欢乐晚餐。内尔真诚地赴宴，期待着有一张正经的餐桌，周围摆着椅子，不像更为混乱或者更波希米亚风的聚会上时兴的方式——摆出各种糙米，让大家随便拿着吃。她见过那张桌子，她和乌娜在桌边做过一些编辑工作。最不济的情况下，餐桌上也会摆出餐具；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没有人盘腿坐在地板上滔滔不绝地谈论他们的嗑药飞天的经历。在场的还有一对夫妇——一位历史教授和他的妻子，奇迹般地还在一起。这位教授曾在蒂格的一部纪录片中出镜，是七年战争[8]方面的权威。

两个孩子已经提前吃过了晚餐，但是又为了特制甜点——加巧克力酱的柑曼怡舒芙蕾——出现了。

气氛很欢乐，甚至有点亢奋。每当内尔说话时，乌娜和蒂格都会转过他们容光焕发、饶有兴味的脸望着她，但内尔不常开口——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在听那位历史教授滔滔不绝。不过，内尔真的有话想说时，也并没有觉得她必须字斟句酌，言简意赅。

晚餐后，历史教授夫妇告辞，内尔帮助乌娜把餐具拿进厨房——这是古老的规则之一——然后和两个男孩玩起了大富翁游戏。孩子们亲切有礼貌，把她当成了稍大一点的小孩来对待。她摇骰子，掷骰子，并且很幸运。她不仅得到了自来水厂、电力公司、全部四条铁路、一些红色的街道以及淡蓝色和紫色的房产，而且还得到了公园广场和木板路，并在这些地方建起了酒店。尽管她对自己的残忍感到惊讶——这只是个游戏，她应该让孩子们赢——但她还是收取了高额房租，最后把孩子们逼到破产，在游戏中获胜了。

感人的是，孩子们竟然没有闷闷不乐，而是想要再玩一局，可是乌娜宣布时间已经不早了。然后他们吃了冰激凌，家里三只猫中的两只爬到内尔身上，呜呜地叫着。蒂格和乌娜对她和孩子们低头微笑，好像某个救孤故事里善良的养父母。内尔感到陶醉，感到被欢迎、被接受，并且莫名其妙地感到被保护。

提出晚餐邀请是为了让内尔能充分接触到蒂格。这是内尔后来得出的结论。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是去面试的：乌娜钦点她成为她丈夫的第二任妻子，或者，如果不完全是第二任妻子，也是第二任的什么，处于次要地位的什么，可控的什么。类似于妃子的角色。她要充当蒂格的其他伴侣，这样乌娜就可以继续过她决心要过的自己的生活。

然后发生了什么？内尔不太确定。她神魂颠倒了，显然。她乱了阵脚。也可能她被绑架了。有时感觉真是那样的。无论到底是什么，都部分导致了蒂格最终跑到乡下去，尽管没人这样说过。

一月下旬，内尔买了一些红色、蓝色和紫色的编织毛线。她已经很久没编织了，长大之后就没再织过，但她有一种想重新开始编织的冲动。她想为她所谓的书房里的那张破床——就是乌娜周末到访农场时睡的那张床——织一床羊毛床罩。她要先织出几个长条，由红色、紫色和蓝色相间的方格组成，然后再把这些长条钩在一起。要想得到预期的效果，她需要做好规划，让那些方格组成她设想的醒目的跳色棋盘格。床罩织好后，她就会把它铺在**，并一直铺在那里。

也许她会那么做。然而，也许她不会。也许她会回到她的橙色桌子和她的萨利安沙发上，带上她要编织的毛线。她还没有决定。

蒂格不在农场的时候——他外出远足或者有其他行程的时候——她会读书，编辑手稿，或批改学生的论文。《远大前程》中提到的绅士的概念；《简·爱》《名利场》和《螺丝在拧紧》中的家庭教师：工作乏味、追求财富、歇斯底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顺从与反叛。但她的书房在房子的北面，会变冷，而且黑得早。所以无论手头正在做什么，她都会放下，长时间地休息，给自己泡茶，坐在曾经属于前厅一部分的采光窗旁，编织着她的蓝、红、紫三色床罩，听着屋檐下冰柱融化的滴水声，向外凝望田野上的雪堆被风吹起的耀眼的白雾，以及雪堆后面的一排雪松，还有它们蓝色的影子。在这些时刻，她会忘记自己是否还有决定要做。她感到慵懒、舒适，仿佛漂浮在一个温暖的浴缸里。但随后她不得不掐醒自己，恢复警觉的状态，并尝试考虑自己的处境。

蒂格究竟能够给她什么呢？他嘴上说想要长久，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毕竟他还是已婚身份。会有过程，会有情绪和事件，这些都能预料到。会有爱——已经用到了这个词——但那是什么样的爱？而且，就日常生活而言，它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把问题解决，”蒂格是这么说的，“我想和你分享我的人生。”但是，他说他想要分享的人生里包括——比如说——乌娜吗？

内尔一走进她书房的门，就能感觉到乌娜的存在。感觉，也可能是气味：乌娜喜欢有香味的化妆品，并更中意带有异国情调的香气。在她们编辑书稿的日子里，内尔觉得这些香气很令人愉快，但现在她发现，如果不先把窗户打开，不顾零摄氏度以下的气温，让新鲜空气进来，她就无法静下心来工作。她感觉乌娜就站在她身后，躲在她肩膀后面窥探，脸上挂着暧昧的微笑，散发出一阵阵令人窒息的气味，就像一片成熟的罂粟花田。

但是按照蒂格的说法，乌娜到农场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至于乌娜的新书项目，也就是内尔本来要编辑，或者——更应该说是——要捉刀的那本，已经被悄悄地放弃了。

*　*　*

二月末，蒂格宣布，内尔现在可以和孩子们同时住在农场了。内尔不确定她是否准备好了。她已经习惯了当隐形人：现在改变安排会破坏掉这种平衡。但蒂格说，他已经跟孩子们解释了她的情况，说她这周大部分时间都会住在农场，所以她也要配合。再说他和乌娜也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同意事情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是时候让男孩们明白这个家的女主人是内尔了。

“你为什么要和她讨论这个问题？”内尔问道，尽量让语气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蒂格似乎很纳闷儿。“我当然要和她讨论，”他说，“关于孩子们的一切事情我们都一起商量。她是他们的母亲。”

“关于我，她具体是怎么说的？”内尔问。

“她完全支持，”蒂格说，“她完全支持你。她觉得你对孩子们有好处。”

“但我的感受呢？”内尔问。她想补充说，她不是这个农场的女主人。她不是任何一个家里的女主人，她还没有安顿下来，她还没有下定决心。她希望继续谈恋爱。

“你是什么意思？”蒂格说。

“他们认为我是谁？”内尔说，“我应该是谁？”

“你应该是一个和我一起住在这里的出色的女人。”蒂格说。他伸出双臂搂住她，亲吻她的脖子，但她能感觉得出他还是很恼火。她在没有麻烦的地方制造麻烦。她越界了。但这条界线在哪里？她看不见。

*　*　*

二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内尔坐灰狗巴士去了斯蒂尔斯。抵达时已经是下午：蒂格和乌娜认为内尔不应该在农场度过整个周末，第一次不行，因为可能会让孩子们过于紧张。她在车站一边编织着床罩，一边等着蒂格来接她。她只剩下两行方格要织了；她已经用钩针把织完的几行拼在了一起，蓝、红、紫三色的棋盘格效果已经按照她的设想实现了。

蒂格迟到了，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来接她的时候总是迟到。他在斯蒂尔斯还有其他事情要办。他需要给汽车加油，去五金店，买菜。她明白到这些之后，也就多少不再计较他迟到了。

他们开着那辆锈透了的雪佛兰前往农场。孩子们在结冰的池塘上滑来滑去。他们没有穿冰鞋，但拿着冰球棒；他们在打球。当汽车歪歪斜斜地驶上车道时，他们挥舞起戴着手套的手。

这一次没有拥抱，没有脱了一地的衣服，没有匆匆忙忙地钻进蒂格的羽绒被里。相反，他们刚一进屋，就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他们还要在外面开心一阵子。”蒂格说。

“也许我们应该做一些热可可。”内尔说。这就是你跟小孩相处的办法：你给他们做可可。“还有爆米花。”她补充道。这些都是她自己小时候在同样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得到的食物：能够给人安慰的食物，丰富、甜蜜而温暖。

“这是个好主意。”蒂格说。他对她笑了笑，很高兴她在努力。

幸运的是，他们有可可粉，还有一些爆米花。内尔忙着把可可粉和糖混合在一起。她倒了一些牛奶在锅里，打开炉子，开始在一个铁锅里摇动玉米粒。童子军训导员，她想。夏令营主管。带孩子郊游的主日学校老师。这些是她的选择，她的伪装；她们都是假正经的角色，卷起蓝色棉布衬衫绣有徽章的袖口。她该怎么跟男孩们打招呼？“你们好，我是你们爸爸的情妇。”但情妇这个词已经和通奸一起被抛弃了。这两个词不能脱离另一个单独被提起。

男孩们穿过披棚进屋，她能听到他们大笑着跺掉脚上的雪。然后他们来到了客厅。他们害羞地看着她，带着一种或许是不信任或忧虑的神情，和她正在看着他们的样子基本上差不多，内尔想。然后他们轮流和她握手。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们所寄居的婚姻关系一直有荆棘和水蛭，但是他们仍然具有所谓的良好的教养。他们比她记忆中个头更高，也更强壮了一些——他们当然会这样。她上次见到他们已经是几个月前——好多个月前的事了。

他们三个人坐在餐桌旁，喝着可可，吃着爆米花，玩着大富翁游戏，而蒂格煮了意大利面作为晚餐。这次他们不像第一次一起玩游戏的时候那么潇洒；他们行动更加谨慎，更加有所防备；孩子们把他们在游戏里挣到的钱积攒起来，似乎是为了应付未来的紧急情况。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不顾一切地买地，也不再赌博和冒险。他们可能想起了第一次和内尔玩游戏的时候，那时他们的父母还在同一个屋檐下，假装一切都好。现在轮到男孩们假装一切都好。蒂格也在假装：他高兴过了头，焦虑地颤抖着。他太希望一切顺利。

内尔尽量玩得很马虎，借了不计其数的债，但尽管她尽了最大努力，她还是赢了。她不能让自己作弊。（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她和孩子们还会玩很多次类似的游戏，有时候甚至蒂格也会加入。内尔想换成红心或集体接龙，但男孩们要求玩大富翁。内尔为他们感到难过：每个孩子都想赢，哪怕就一次。但他们的运气不好，这是没办法控制的事情。）

他们正在吃意大利面的时候，乌娜来电话了。她与蒂格聊了几句，又跟两个孩子通过话之后，要求跟内尔通话。内尔很不情愿地接过了话筒。电话机就挂在厨房的墙上。蒂格和男孩们一动不动，他们忍不住想听。

乌娜的声音仍然带着内尔记忆中那种坦诚但又权威的语气。“你会盯着他们做作业的，对吧？”她说，“蒂格总是让他们玩太久。他们的功课越来越落后。”

所以这就是我应该成为的人，内尔想，我是家庭教师。

三月底，除了背阴的地方之外，大部分积雪已经消融，花蕾含苞待放，内尔织完了她的床罩，并把它铺在她书房的单人**。她对最终的效果很满意。她叫蒂格来欣赏。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会住下来？”蒂格问道，伸出修长的手臂从后面抱住她。内尔没有说什么，但她笑了。他毕竟没有那么愚钝。

四月，孩子们把他们的一只猫带了过来，因为农场里就该养只猫：他们在谷仓里看到了一些老鼠，也可能是田鼠。这只猫是一只城里的猫。由于不习惯旅行，它在车上一路哀号，还吐了，他们到达农场时，它不等别人抓住它就跳了出来，跑进了灌木丛中，好几天不见踪影。它回来的时候已经瘦了，身上的毛挂满了芒刺。它溜到内尔书房的床底下不肯出来。然而，显然它半夜一定出来过，还在内尔的针织床罩上打过滚，并把大部分芒刺都蹭到了床罩上。内尔把那些刺都挑掉了，但她永远没办法把所有细小的钩刺全部挑干净。

[1]　Monopoly，大富翁，又可译作“强手棋”，一种多人参与的模拟经营类游戏。

[2]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好莱坞盛行的一种电影播放方式，即同一电影场次先后播放高成本和低成本的电影各一部，票价仍是看一部电影的价格。

[3] 1英亩约为4046.86平方米，20英亩约为80937.2平方米。

[4] 《祖传的屋顶》（The Ancestral Roof: Domestic Architecture of Upper Canada），1963年出版，作者为玛丽昂·麦克雷（Marion MacRae）。

[5] 指在较大的细分市场中具有相似兴趣或需求的一小群顾客所占有的市场空间。

[6] 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0或1343—1400），英国中世纪作家，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

[7] 《坎特伯雷故事集》里一篇著名的故事。

[8] 1756年开始，英国-普鲁士联盟与法国-奥地利联盟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最终英国取得巨大成功并从法国手中得到了加拿大新法兰西。此战争持续了七年，故称七年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