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漫无目的地游**过很长一段时间。感觉像是很长时间。但感觉不像是漫无目的，至少不是无忧无虑的漫无目的：我一直在被命运和必然所驱使，就像我中学时读过的那些滥情小说里冲进暴风雨并出没于荒野的主人公。我必须保持移动，像他们一样。我停不下来。

我想象过自己用一根棍子挑着一个小小的行囊，在一条尘土飞扬或崎岖不平或冰雪覆盖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场景，就像漫画里的流浪汉。但那过于光怪陆离。我应该更像个神秘的旅者，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如同一个征兆，进入每个新城镇，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任务完成。

现实中，我没有任务，也没有艰难跋涉或大步流星。我坐火车，或者坐飞机——这在当时是一种犒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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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欢迎每一次新的迁居，我欣然甚至是喜悦地打开我仅有的几件行李，然后便开始探索邻里、地区或城市，了解其中的门道；但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开始想象，如果我永远留在那个地方，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里，我会是一个头发蓬乱的知识分子，面色苍白，没有幽默感，心理也不太健康；在那里，我会是一个知足的主妇，被关在一座房子做成的笼子里，但当她意识到那实际上是个笼子的时候，为时已晚。

什么为时已晚？出去为时已晚，离开为时已晚。然而与此同时，我又渴望安全感。在对待男人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曾经有可能的每一个人都很快变成了不可能。只要两把牙刷并排出现——不，甚至只要我一想到两把牙刷并排放在浴室台面上，变成一种深陷其中、停滞不前、软弱无力的伴侣关系之后——我就必须离开。我的书会被打包装进纸箱用大巴车运走，其中有一些会在途中遗失；我的衣服和毛巾——我确实有一条毛巾——则会被装进我的小铁皮箱。我打包的时候哼着歌。然而每次开始打包时，我都会有种背井离乡的感觉：与我的哼唱交织的，是我对自己即将离开但尚未离开的这个地方泪眼汪汪的怀念。

至于我真正的家，我长大的那个家，我很少想到它，或者说从来没有细想过。我隐约能感觉到父母对我的担心，但他们的担心让我反感。我过得不错。我自食其力。每隔一段时间，我的内心就会打开一扇窗，我会远远地瞥见父母微小的身影在匆匆忙忙地进行着他们日常的活动，仿佛一部倍速播放的电影：洗碗时的肥皂泡沫让两只手和餐具都模糊起来，整理花园时近乎疯狂地投入，开着喷气机一样轰鸣的汽车前往他们夏天度假的那些地方；然后在那儿洗碗，然后在那儿疯狂地整理花园，然后再回来，然后上床睡觉，然后在黎明时起床，如此循环往复。他们沉浸于世俗的事务中，并不思考任何更高层次的真相。他们让我产生了优越感。然后我就会想家。然后我会觉得自己像个孤儿，在寒夜中光着脚流浪，一边窥视着家庭生活的舒适场面，一边从后面的菜地里偷一两个土豆。我会用这些悲惨的情景折磨自己，然后再次匆忙地关上那扇窗。

我不是孤儿，我告诉自己；我距离成为孤儿还很远。我得更像个孤儿才行，这样我就可以吃对我有害的食物，熬夜，穿不雅观的衣服，和不适合我的同伴一起混，并且不必再担心这样的行为会让我想起源源不断的焦虑的评价。你为什么要住在这么个垃圾堆里？你平时都在干什么？你为什么和那个变态在一起？你为什么一事无成？你要多睡一点！你会毁掉你的健康！少穿黑色！

这些话我父母是绝对不会大声说出来的——他们没那么傻——但我相信思想的射线。这些射线从我父母的头颅中不停地发射，直接射向我的头颅。就像无线电波。我离开家越远，他们默默发过来的射线就越弱。所以我必须在我们之间拉开很大距离。

与我这种胸无大志的心愿相对应的是一种截然相反但更加可耻的心愿。二年级阅读材料中的一篇文章始终让我念念不忘，那个故事里有一个每天开车上班的父亲，一个穿着围裙做烘焙的母亲，还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以及一只猫和一只狗，他们都住在一栋有褶皱窗帘的白房子里。虽然我住过的所有房子都没有这种窗帘，但它们似乎注定会出现。它们不是一个目标，不是我必须努力争取的东西：这些窗帘反正一定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因为这是天意。如果没有这种窗帘以及与之搭配的一切，我的未来就不会完整——不，就不会正常。这个念头被我塞进行李箱的一角，像是一件应急的衣物：它不是我现在想穿的，但到了最糟糕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拿出来，抖开褶子，穿在身上。

我不会永远保持这种居无定所的状态。我会遇到某个人，然后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安定下来。不是吗？

但是，如果我错过了某个转折点——错过了我自己的未来呢？错过太容易，让人胆寒。犹豫和离开太多次之后，我的选择就都用光了；我只能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就像农夫娶妻那首儿歌里的奶酪。嗨吼，嘿吼，奶酪孤零零地站着，他们以前唱过这首奶酪歌，每个人都会在头顶上拍手，取笑那个奶酪。

连我都曾经取笑过游戏中那块孤零零的奶酪。如今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为什么孤独——无论是独处时的孤独还是在人群中的孤独——会变成这样一种被人嘲笑的事情？但现实就是这样。孤独——孤独者——是不值得信任的。他们奇怪且变态。他们很可能是精神病患者，他们的冰箱里可能藏着几具被谋杀的尸体。他们谁都不爱，也没人爱他们。

在那些更加叛逆的瞬间，我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在意被长期伴侣关系的挪亚方舟拒之门外呢——那里实际上是个被美化的动物园，栏杆上有锁，在固定的时段分发食物。我不会允许自己受到**。我会保持距离。我会保持贫瘠和狼性，并绕过边缘地带。我会成为属于夜晚的生物，穿着竖起领子的风衣，在路灯之间踱步，对重要的问题进行严肃思考，我的鞋跟发出极为空洞的回声，面前投下一个长长的影子。

但我仍然被二十岁时读到的一首诗所困扰，那首诗是一位比我年纪大得多的知名诗人写的。诗中声称，所有知识女性的屁股上都有粉刺。这是个荒唐的结论，我知道；但我还是为之担心。我注定要拥有的褶皱窗帘和我注定要长粉刺的屁股并不相称。然而，到目前为止，两者都没有发生。

与此同时，我还要谋生。当初那个时候，你可以找份工作，干上一段时间然后辞掉，再去别的地方，找别的工作。当时劳动力短缺，或者说像我这种没有确切名称的劳动力短缺。我认为自己是个四处漂泊的脑力劳动者——相当于伊丽莎白时代云游四方的卖艺人，或者游吟诗人，我紧抱着我的大学文凭，仿佛它是一把廉价的鲁特琴。我感觉我的这种状态也会带来一些争议。在聚会上——比如我在不同的大学工作时的教职工聚会，以及我在其他行业磨炼技巧时待的公司的同事聚会——我捕捉到过教员的妻子们或公司职员的妻子们反复打量我的目光，好像我身上长了虱子。也许她们认为我对她们的丈夫有所企图，虽然其实她们并不需要担心我。

丈夫们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任何没戴婚戒的女人，无论穿得多么呆板，都可以免费让他们撩一撩试试口味。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过呢？但我没有，我没能及时溜掉，之后就会发生冲突，或许在我正帮忙整理的厨房里，或许在大衣堆积如山的卧室里，然后似乎每个人都会感到愤怒和受伤。丈夫们生气是因为我应该注意到他们偷偷摸摸试探的摸索才对，妻子们生气是因为是我勾引了丈夫们。至于我，我的震惊多于愤怒。这些矮胖或者酸腐的老男人怎么可能会让我觉得他们有任何魅力？（这种震惊源于年少无知。我后来克服了。）

这些态度和遭遇是我早年游**岁月中的常态。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我刚开始游**的时候，所有女性都想结婚，我的许多朋友已经结了婚。但是到了我游**期的末尾——中间只有八年，毕竟不算太长——一股浪潮席卷而来，彻底变了天地。超短裙和喇叭裤曾经短暂流行，但立即被凉拖鞋和扎染T恤所取代。大胡子遍地开花，公社也开始萌芽，随处可见留着长直发、不戴胸罩的瘦女孩。性嫉妒就像用错了叉子，婚姻是个笑话，那些已经结婚的人发现他们曾经稳固的婚姻像是有缺陷的灰泥一样正在坍塌。你应该放任自流，积累经验，像一块滚石。

我不是一直在过这种生活吗？大胡子和大麻烟流行之前的很多年我就在这样生活了。但我觉得自己太老，或者有可能太持重，已经不适应爱珠[1]和瘾君子一族。他们缺乏庄重性。他们想要活在当下，但想像青蛙那样，而不是像狼。他们想坐在阳光里眨眼睛。但我是在全力以赴的时代长大的。放松让我感到无聊。我认为我应该在这个世界上闯出自己的路，无论它通向哪里。我想我应该有所成就——像太多事情一样，对我来说，这个成就是去别处。

那段时间我住过寄宿公寓、合租公寓和出租屋。我没有自己的家具，那会拖累我。每到一个新地方，我都从旧货店买些临时的家具，离开时再把它们卖掉。我没有餐具。偶尔我也会纵容自己买一件装饰品——一个俗气的彩色花瓶，一件跳蚤市场的古董。我买过一只木雕的手，那只手里举着一个类似圣杯的东西，上面有皮特凯恩岛纪念的字样。我斥巨资买过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缺少瓶塞的香水瓶。

我选择的物件都是能装东西的，但我没往里面装东西。它们一直是空的。它们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小神龛，供奉着饥渴。我知道它们是毫无价值的杂货，但每次我重新收拾行李时，它们都会被放进我的铁皮箱。

有一年，我在一所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给大一新生教语法，这意味着我能够负担得起一套完全属于我的真正的公寓。工作的地点在温哥华；那套公寓是房东在他们的平房上专为出租而扩建的顶层。公寓还附有一个楼梯间，陡峭而简陋，铺着橡胶地垫，但是没有扶手或窗户，让楼梯间更像个垂直的隧道，而非楼梯间。公寓里甚至还有几件家具，都是楼下房东家里已经不需要的。比如有一张床，上面铺着亮绿色的丝光缎床罩，床罩的款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甚至更早一定会被视为华丽无比。还有一个梳妆台，风格可能是三十年代的。还有一面巨大的镶着金色边框的镜子。公寓随附的所有家具都在卧室，让那里看上去像一处老电影的片场或多年前某一本凶杀悬疑小说的平装版封面。缎面床罩是那类小说的特征之一。女尸会出现在褶皱得颇有艺术感的缎面上，仿佛豪华包装盒中一大块肉体做的糖果。金色边框的镜子里会映出一个男人的身影——但只能看到一部分，他转过身，正在逃离犯罪现场。

这套公寓有一间客厅，一隅有个用餐区，此外还有一个房间，我在里面放了从二手店买来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台打字机。在客厅里，我摆了一张借来的扑克牌桌，有客人的时候当餐桌使用。在这些场合待客的时候我会用盘子和餐具——都是借来的。

我有一幅画，是从一个朋友的朋友那里买的，因为那个人需要二十五美元。画是抽象风格的，上面呈现出一些红色的斑点和划痕。我多喝了几杯之后就能看到其中的深意，但如果不依靠这种辅助手段，那幅画看起来就像是因为漏水而湿了一片的墙皮。我把它挂在不能用的壁炉上方。

在这间公寓里，我终于摆脱了室友们的目光，也远离了我父母发射出的思想射线，我在最为极致的出入、是非、去留、高低、孤独与共处、快乐与绝望之间循环往复。前一天，我还在云端飞翔，沉醉于模糊的可能性；后一天，我就仿佛被烂泥埋到脖颈，深陷于此时此刻醉意正浓的前景。我一丝不挂地在各个房间里穿行；我阅读到深夜，然后一直睡到正午，在闪着光的绿色缎面床罩的包围中醒来，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自言自语；我大声唱着很久以前在学校操场上学会的那些愚蠢的、充满挑衅的歌曲。“嗨吼，嘿吼，”我唱道，“奶酪孤零零地站着！试了试别处，试了试别处，昨晚试了试别处……海底有一个洞，海底有一个洞……我不关心任何人，不，不是我，也没有人关心我！”或者，我会发现自己不想说话，不想唱歌，甚至不想动，只是脸朝下趴在铺满地毯的走廊上，透过地毯，我忍不住听到楼下住家的电视中传出的讥讽笑声。如果我只是因为没能力爬到冰箱那里给自己找点东西吃而饿死在这儿，饿死在这块地毯上怎么办？那么电视上那些兴致勃勃地咆哮的人就会后悔了。

很多个傍晚，如果我没有在欢快地唠叨或者匍匐在地上，我就出门长时间地散步，思绪重重。我踌躇满志地出发，大步向前，仿佛有目的地一样。我能意识到拥有这套公寓的房东夫妇正透过楼下的窗户观察我——他理着平头，推着割草机，她穿着围裙，戴着发卷。虽然我的衣着已经尽量单调本分，不是深棕色和灰色，就是不成形的黑色，但直到我证明我有月薪之前，他们还是不太放心把公寓租给我。他们认为我在某些方面很堕落，并为此感到兴奋，至少我是这么感觉。在那段时间里，我确实有过一两个情人——临时的情人，只是借来的——他们肯定偶尔也听到过不止一个人上楼的脚步声。

但傍晚散步时，我是一个人。我是特意这样做的。一离开楼下夫妇的视线，我就会放慢脚步，随机选择转弯的路口，并尽量避免踩上那些一到黄昏就爬满人行道的鼻涕虫，它们很大只，呈黑灰色。这些鼻涕虫什么都吃，但没有动物吃它们。外表不吸引人有好处。

但我并不缺乏社交资源。我没干过在公共场合脱掉衣服唱歌那种事：我表现得很得体。微笑，点头，交谈，诸如此类。我可以很好地模仿一个精明强干的年轻女性。在这种四海为家的人生中，我也会结交一定数量的朋友和熟人，男女都有。他们会来我家吃饭，围坐在我的扑克牌桌边，喝着当地出品的一款葡萄酒，每次我着手清理桌面，葡萄的酒液都会把洗碗布染红。我学会了如何制作意大利千层面这种物美价廉的佳肴。我还会做一种被称为“小零件”的食物，是把几种早餐拌牛奶食用的干麦片加上花生和辣酱油混合后在烤箱中烤制而成。它是开胃小吃，不是甜点。我当时尚未开始烘焙，所以甜点是在路口的商店买的冰激凌，里面含有太多海藻的成分，所以融化之后它并没有变成奶油，而是变成了一块块不容易走形的胶状物，很难从下水道冲走。

经常突然出现并在我家吃晚餐的常客里有一个叫作欧文的男人。我跟他并不太熟。他会不提前打招呼就直接过来按门铃——我确实有个门铃——而我就会走下陡峭的楼梯，开门让他进来。我会招待他一些吃剩的千层面——如果有的话，或者一些“小零件”。然后他就会坐很久，一言不发，我们两人看着美国西北部漫长而缠绵的夏日夕阳，看着天色从桃红变成粉红，再变成暗粉，直到变成如同刚刚吹灭的火柴头一样的发着暗光的红。

欧文不是我的情人，甚至连备选情人都算不上，完全不是那样的。他和我一样，只是临时在这个城市落脚，是一个好心帮倒忙的共同的熟人非要把他介绍给我。（我现在觉得，因为他担心欧文的心理状态。）欧文很孤独，我能看得出——比我自己经历过的任何时候都孤独得多。他身上有一种我无法解释的悲怆感：黄昏时分坐在我的牌桌旁边，就是他与其他人距离最近的时候。

为什么他一直过来？他的出现是个谜。他肯定不是为了求欢。他也不想要友谊。他没有向我索取任何东西，但他似乎也什么都没有提供。如果我能拥有一种更触目惊心的想象力——或者如果我触目惊心的想象力能够与现实世界的任何事物产生关联——我可能会害怕他。我可能会把他想成一个有可能杀人的凶手。但我从未产生过那种关联。

尽管这些夜晚是全然虚度的，但你很难让欧文离开。他会一直坐着，几乎一动不动，保持静止，像是一捆布，虽然那捆布上面有个脑袋，而且还是活的，因为眼睛在转。就好像他在某次可怕的事故中全身瘫痪，但没有留下任何外在的伤痕。他的沉默比可能发生的任何对话都更令人疲惫。

我不想说“我累了，我现在要去睡觉了”。那样似乎很不礼貌。他无法理解微妙的暗示，但他不是那种让我直言不讳的人。我不能直接说“回家吧”，就像对一只狗那样。不知为什么，那让人感觉残忍。（而且，他的家在哪儿？他真的有这么个去处吗？）最终，当他心中的某个计时器响起时，他就会站起来，尴尬地感谢我的千层面，然后匆匆下楼。

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我，他的三个哥哥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曾经想要杀死他。他们跟他说是玩游戏，把他关在一个废弃的冰柜里之后就跑掉了。幸好他们的母亲注意到他不见了，并及时找到了他，把他救了出来，当时他已经因为喘不上气而脸色发青。他说，或许他的哥哥们并没想要杀死他，他们当时一定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欧文用平静的语气讲述了这段经历，他没有看我，而是看着窗外逐渐暗淡的红色夕阳。我彻底被惊呆了，一时间竟然想不出该说些什么。难怪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想：这件事对一个人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很小的年纪就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呈现出如此大的敌意，肯定会让人沮丧；不仅是沮丧，还是致命的打击。欧文会不会一直徘徊在自杀的边缘？他对此什么都没说，但人们总是不会说出来，至少我听说的是这样。

我感觉我应该态度明确地回应，应该表明一种坚定立场，并伸出援手。我最终喃喃的那句“太可怕了”似乎远远不够。更糟的是，我竟然可耻地有一种想要大笑的冲动，因为这件事太荒诞了，所有近乎酿成悲剧的事情通常都是这么荒诞。我肯定缺乏同理心，甚至缺乏基本的善良。

欧文一定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那天晚上之后，他再也没来过。也可能他终于做了他想做的事：放下他的痛苦，把它像包袱一样丢给我，误以为我会知道如何处理。

一个小孩被其他人闷死，或几乎闷死——他们认为整件事不过是游戏——这个画面与夜晚鬼鬼祟祟地出现的鼻涕虫、我孤单的踱步和歌唱，还有那座独立而幽闭的楼梯间、那幅毫无魅力的抽象画、那面金色镶边的镜子和那条滑腻的绿色缎面床罩融为一体，难解难分。这个组合并不让人振奋。作为一种记忆，它更像雾蒙蒙的水岸，而非阳光下的草坪。

但我认为那个时期是我人生中的一段快乐时光。

快乐是个错误的词。应该是重要。

那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从自己当下的处境，放任自己回头看。不然我还能怎么看呢？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无法真正回到过去。就算能，也是作为游客。

我搬出了那座城市，然后搬进另一座城市，然后再搬到下一座城市。未来还有很多次迁居在等着我。然而，事情最终还是尘埃落定。我遇到了蒂格，然后有了猫、狗和孩子们，有了烘焙，我甚至还拥有了带褶皱的白色窗帘，虽然最终这些窗帘还是逐渐消失了：我发现它们很快就脏了，而且很难拿下来，也很难装上去。

我没有变成我所惧怕的任何样子。我屁股上没有长出让我如临大敌的粉刺，我也没有变成被抛弃的流浪孤儿。到现在，我已经在同一座房子里住了几十年。

但我梦中的自己拒绝接受安慰。它继续游**，漫无目的，无家可归，形单影只。属于我醒来后的人生的任何证据都没有让它相信它安全了。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继续做着同样的梦，一遍又一遍。

我在别处，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别处，尽管在这个梦之外，我从未在那里居住过，甚至从未亲眼见过。细节各不相同——有许多不同的房间，大多数房间几乎没有家具，有些只有粗地板——但总是会有很久前那座公寓里陡峭、狭窄的楼梯间。在那个空间的某处，当我打开一扇又一扇门，走过一条又一条走廊时——我知道我会看到那面金色镶边的镜子，还有绿色的缎面床罩，那个床罩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能够变形成为坐垫、沙发，或扶手椅，甚至——又一次——变成了一张吊床。

在这个别处，永远是黄昏时分；永远是凉爽潮湿的夏季傍晚。我在梦中想，这就是我要生活下去的地方。我只能靠自己，永远。我已经错过了本该属于我的生活。我已经把自己与之隔绝。我不爱任何人。在某个地方，在某个我还没有进入的房间，关着一个小孩。她没有哭泣或哀号，她完全沉默，但我能感觉到她就在那里。

然后我醒来，重新追寻梦中走过的路，并试图摆脱她留给我的悲伤感觉。我对自己说，哦，是的，别处，又来了。这一次，里面有相当大的空间。她并不那么悲伤了。

我知道那个绿色的床罩其实不是床罩，我知道它是我自己的某些方面，一些陈旧的不安全感或恐惧。我知道梦中那个看不见的孩子并不是我那位几乎被谋杀的熟人，而只是一个精神碎片，是我自己古老的婴儿期的碎片。这种属于白天的知识非常好。不过，我为什么一直做这个梦呢？也许它曾经有过某种意义，但我如今早该跟它了断了。

然后我起床，问蒂格睡得怎么样，我们一起吃烤面包，喝咖啡，然后去完成许多必须完成的平凡而实际的事情。

不过，这个梦让我害怕。它带来了一种模糊的担忧。如果这个别处不在过去呢？如果它最终仍然会出现在未来呢？

[1] love beads，嬉皮士一族的传统装饰，由一条或多条串珠链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