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说的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
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清代官场的一个标本。
首先，李鸿章是个“不倒翁”。一生中，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上面坐着阴险的老太后、怯懦的小皇帝，身旁围绕着数不清的王爷、太监、宰辅、权臣，一个个钩心斗角，狗扯羊皮，像乌眼鸡似的。而李鸿章居然能够斡旋其间，纵横肆应，游刃有余，如他自己所说“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他当政的几十年间，朝廷的每一件大事都和他挂连着。咱们不妨掰着指头算一算，晚清时期那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哪一个不是经他手签订的！他真的成了“签约专业户”。这样难免遭来连番的痛骂。可是，骂归骂，他却照样官运亨通，而且越做越大。单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满朝文武，从他的老师曾国藩算起，包括光绪皇帝的教师爷翁同龢，号称“变色龙”的张之洞，还有后来的阴谋家袁世凯，大概没有谁能比得过他。
这当然得力于李鸿章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他有一套善于腾挪、招架的过硬本领，是一个出色的“太极拳师”。
李鸿章还有一种形象，就是“撞钟的和尚”。“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这是他的夫子自道。当时掣肘、下绊者极多，他处境十分艰难，话里夹带着哀怨，透露出几分牢骚。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着两首《一剪梅》词：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从容，议也毋庸，驳也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百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这形象地概括了晚清官场中的流弊。不过，李鸿章的勤政是出了名的，他既做官又做事，不是那种“多磕头少说话”、敷衍塞责、坐啸画诺的混混儿。七十四岁那年，他还奉旨出访俄国，尔后水陆兼程，遍游欧美，历时二百天，奔波九万里。对于大清王朝，他称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然，最具哲学意味的还是“裱糊匠”的形象。李鸿章曾把清王朝比作一间破纸屋，自己是个裱糊匠，不过东补西贴、敷衍一时，支吾对付而已。正所谓：屋不成屋还是屋，糊无可糊偏要糊。他所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
他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大起大落，却是大红大绿伴随着大青大紫：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北宋那个“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是“忍把浮名，换得浅斟低唱”；“李二先生”倒是：忍把功名，换得骂名远扬。
二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破灭。封建王朝的末世大体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边疆，或遭遇民变，或祸起萧墙；而晚清七十年间，海外列强饿虎扑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的。
当然，这并非李鸿章的初衷。由于深受儒学熏陶，他从小就立下了宏誓大愿。二十岁时，他写过十首《入都》诗，里面满是“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之类的句子。果然，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三年后又中进士，入翰林。李鸿章在参加殿试时，借着“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考题大肆发挥：“今夫举世波靡之会，必有人起而任之，使皆以缄默鸣高，则挽回气运之大权其将谁属也？”坦然以力挽狂澜、只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骄人气概。
李鸿章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中，以1862年经曾国藩举荐出任地方都抚为中线，前后恰好都是三十九年。他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及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1901年因病死在任上。他是晚清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任事最多、影响最大的核心人物。
热心仕进，渴望功名，原是旧时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但像李鸿章那样执着，那样迷恋的，却古今少见。一般人“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李鸿章则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总是有进无退。他把功名利禄看作**，入仕之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官场，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迷”。俞樾和李鸿章都是曾国藩的弟子，曾国藩说他们两个一个拼命著书，一个拼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是李鸿章的典型特征。
李鸿章一生功业甚多，但让他蜚声中外，以至成为“世界级”名人的，主要在洋务、外交方面。在慈禧太后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鸿章与清廷的外交事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每当大清国外事方面遇到了麻烦，老太后总是“着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于是，这个年迈的衰翁便披挂上阵，出来收拾残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竟连续签订了《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四个屈辱条约。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见，李鸿章在西太后身边，日子是不好过的。相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李鸿章交谈时，曾暗喻他只会打内战；他听了喟然长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老李当然无法与老俾相比。威廉一世和老俾君臣合契，是一对理想的搭档。书载，威廉皇帝回到后宫，经常愤怒地摔砸器皿。皇后知道这是因为受了老俾的气，便问：“你为什么这么宠着他？”皇帝说：“他是首相，下面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受了气往哪儿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又往哪儿出呢？就只有摔茶杯了。”老李受的气绝不会比老俾少，但他敢找“老佛爷”出气吗？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声名尤为狼藉，民怨沸腾之下，清廷不得不给他“禠去黄马褂”的处分。一天，江苏昆曲名丑杨三演出《白蛇传》，在演到“水斗”一场时，故意把台词做些改动，说：“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剥去。”观众心领神会，哄堂大笑。李鸿章的鹰犬也都在场，恨得牙痒痒却又不便当众发作，但事后到底把杨三弄得求生无路，惨痛而死。悲愤中，有人撰联嘲骂：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李鸿章的长兄不忍心看着弟弟遭罪受辱，劝他早日离开官场，一起告老退休，李鸿章却坚决不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杀李以谢天下”的呼声遍于朝野。而李鸿章则“晏如也”，毫无退避之念，“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故作镇定，撰联悬于书斋：
受尽天下百官气；
养就胸中一段春。
这也是跟他的老师学的——曾国藩当年也曾写过类似的联语：
挺起两根穷骨头；
养就一段春意思。
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一种“挺经”。
你若说李鸿章全然不在乎，倒也未必。有时候，处境过于艰难，他也会头脑暂时冷静一些，显出一种平常心。比如，他接到已经退出官场的湘军名将彭玉麟的函件，得知这位故人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逍遥在世虑尘氛之外，不禁涌起艳羡的情怀。自思整日在尘网中劳劳碌碌，既无法补救时局，又不敢卸下担子，不知何时才能大梦一觉、抽身退步。
这自是真情流露，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对于李鸿章来说，官场的荣华富贵毕竟要比湖山的清虚冷落更具**力。
彭玉麟辞官不就，视富贵如浮云，是出了名的。他曾三辞安徽巡抚，三辞漕运总督，一辞兵部右侍郎，一辞两江总督并南洋通商大臣，两辞兵部尚书。每次辞官，彭玉麟都情真意切，绝非借此沽名钓誉。他能在功名场中陡然收住脚步，英雄回首即神仙；这种境界，同李鸿章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三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比较明显。两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二人的气质、取向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想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连说也不说。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又做又说。他们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显得坦白一些。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时，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是很欣赏的，临终前还曾荐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是如临深渊，惕惧不已。咸丰末年，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及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这一高官显位，不知使多少人艳羡、垂涎，但曾国藩并不开心，他说：“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在家书中，曾国藩特意告诫子弟：“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为此，必须持有三种心态：一是不参与，好像事情与己无涉；二是不善终，高位都是险地，居高履危能够善终的很少；三是不胜任，好像在朽烂的跳板上驾驭着六马奔车，随时都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所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曾国藩的韬晦之计，后来发展成为功成身退、避祸全躯的行动。他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
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视为无益之请，自己仍不改对事业经济的热衷。
一冷一热，一退一进，这和他们所处的不同境遇有直接关系。曾氏当政时，清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起义，他所时刻警戒的，在功高震主、拥兵自重方面。“打下一个洪秀全，上来一个曾国藩。”这是他最怕听到的一句话。阴险毒辣的西太后，承袭了祖上康熙皇帝的惯用手段，善于利用大臣间的矛盾以制衡，她一面重用曾国藩，一面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桢，扩充李鸿章的淮军。这就是说，你曾国藩已经剪除了太平军，我的心腹之患消除了，在你身后，左、李、沈都壮大起来，不怕你曾氏兄弟兴妖、起屁、尥蹶子。
李鸿章当政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虽在，正远征西北；恭亲王已被免除了议政王之职，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至于翁同龢等帝党头目和“清流派”的张之洞、李鸿藻等，或老朽顽庸，或徒逞空谈，难抵实用。面临列强鲸吞之势，与之斡旋、谈判，折冲樽俎，非李鸿章莫属。此之谓“形势比人强”也。
在封建社会，任何时期都得有替君王承担失误责任、代杖受罚的大臣。晚清时期李鸿章就充当了这种角色。李鸿章像避雷针那样，把兵败求和、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朝廷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试想，这样的角色能倒下吗？
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么古板，不像左宗棠那么刚愎自用，也不像张之洞那么浮华、惜名，他纵横捭阖，巧于趋避，有一套讨好、应付“老佛爷”的招，因而能够一路胜出。
一次，朝廷要李鸿章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贪墨索贿的案件。他敷衍了几个月，最后上了一道奏折，说吴棠一贯忠厚廉谨，官声尚好，所参各项查无实据，而且在籍士绅都赞颂他善政利民。结果吴棠安然过关，而原参者却受到申斥。实际上，所参各项完全属实，只是吴棠曾有恩于慈禧，李鸿章便做了这种违心灭良的处置。原来，吴棠任清河县令时，一个老朋友的灵柩路过，吴知县派人送去三百两银子作为赆礼。不料，当时河里并排停着两艘大船，仆役把银子错送给邻船了。吴棠盛怒之下处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还，一个幕僚从旁解劝：“邻船上是入京参选秀女，万一日后成了贵人，还能够借力呢！”吴棠听了甚以为是，便换成一副笑脸，登船问候母女三人。那位母亲慨然说：“如今世态炎凉，我们孤儿寡母一路上受尽了冷落，唯独吴老爷古道热肠，真是难得，我们母女誓不能忘。”那两个女儿，你道是谁？一个是后来的慈禧，另一个做了醇亲王的福晋。“只因一回错，便为人上人。”从此，吴棠平步青云，一路飙升。
大清的国运如何，“老佛爷”可以不在乎；唯独“垂帘听政”的大权必须把在手里，死也不能丢。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不管签订什么和约，总要坚持一条底线：割地赔款的条件再苛刻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维护“老佛爷”的干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北京，“老佛爷”仓皇逃窜。她最怕的，就是议和时追究祸首追到她的头上。她事先就交代李鸿章：和议中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对此，李鸿章心领神会。果真，联军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祸首，他立刻封了门，表示：什么都好说，唯独这个事由不能谈。结果，议和条件苛刻无比。慈禧见里面并未涉及她，便放下心来；至于花些银子嘛，她一辈子已经大手大脚惯了，谁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着李鸿章去张罗就是了。不过，这回“李二先生”却破例撂了挑子，天可怜他，没等“老佛爷”銮驾归来，他就提前“翘辫子”了。
为追念这个“裱糊匠”“避雷针”的勋劳，清廷特旨封谥文忠公，追赠太傅，晋升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赐予有清三百年以来汉员大臣生荣死哀的最高恩典。
四
李鸿章死后，有人给他编了个“五子登科”的俏皮话，叫作：
巴结主子，
搞小圈子，
耍手腕子，
吓破胆子，
死要面子。
说他死心塌地做奴才，使尽浑身解数，讨取主子欢心；为结党自固，织成一个密密实实的关系网；在官场中耍尽权术，机关算尽；被洋人吓破了胆子，一意屈从，奴颜婢膝；日常生活中，死要面子，端足架子，俨然不可一世。这不仅总结了李鸿章屈辱一生的奴性本色，也为晚清官僚阶层绘制了一幅典型的画像，这在《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都有淋漓尽致的揭露。
李鸿章巴结主子，趋奉慈禧的高超手法，具如前述。他织关系网、搞小圈子的本事，亦非常人所能及。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原本是旧时代官场的通病，晚清办团练和私人幕府制度又为这种结党营私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条件。如同曾国藩的湘军、幕府是曾氏的大本营一样，李鸿章的淮军和幕府也是他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的直接依托。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李鸿章任人唯亲，徇情舞弊，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那些同乡、同事、袍泽、部下，“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出了事还要多方回护，包庇过关，从而结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
李鸿章生来就是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使他增长了阅历。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难怪他敢夸口：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个人若是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低能了。
醇亲王奕譞仗着是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一贯作威作福，眼里放不下人。现在又取代了恭亲王，总理北洋事务，成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奕譞一上来，马上就找办洋务的李鸿章，要他拿出一笔经费，支持修建颐和园。理由是堂皇正大的：“整修昆明湖，兴办海军学堂，这可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呀！”李鸿章不慌不忙地应对道：“亲王大人，您赤诚为国，苦心孤诣，实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尽全力照办。”接着，立刻把难题还给了对方：“王爷，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禀报：增加海军军饷，现在找借无门；四艘军舰即将从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须雇请外国员弁管理；还要出钱备置燃料，日常费用也须一体安排——这些款项，恳请亲王鼎力支持！”醇亲王一听脑袋就大了。这个只知酒色征逐的“阔大爷”哪里懂得筹措资金！可嘴里又不便说出，只好支支吾吾，掉头而去。你看，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斗法”把戏，玩得多么精彩呀！
李鸿章对内应付裕如，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少了办法。长期以来，慑于列强的强大威势，李鸿章觉得处处赶不上人家，滋生出一种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当时，晚清朝廷中存在着两个认识上的极端：不了解西方实际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无视列强环伺的险情；而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的人，对照本国腐朽、庸懦的现状，又常常夸大敌我力量差距，觉得事事皆无可为，从而一味主张避战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软骨症。李鸿章是后者的代表。
李鸿章还有挟洋以自重的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后被列强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而李鸿章在洋人眼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这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李鸿章就不怕“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李鸿章一方面吓破了胆子，一方面又死要面子，端足架子。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是一方镜子的两面。凡是自卑者，都最怕别人瞧不起，因此就得端足架子，维持面子。鲁迅先生讲到“面子”时有一段话，是这种心态最好的注脚：
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时，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抖足了威风。轮船上高悬着大清国的龙旗和特命头等钦差大臣的旗帜，呼呼啦啦几十人招摇过市。至于李鸿章本人，别看他的官德、口碑很差，却生就一副举止端庄、威仪堂堂的样子。在外国人的笔下，他“长身玉立，具有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文雅和对于芸芸众生的超越感”。
相传，晚清时节，好事者把讽刺明代伪清高者陈眉公的诗，加以修改，转赠给了中堂大人李鸿章：
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翩然一只云中雁，飞去飞来宰相衙。
装点天朝大架子，附庸狼虎老名家。
一生百事劳心拙，太息孱头宰相衙！
连讥带诮，惟妙惟肖，可谓“谑而且虐”者也。
五
看，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个很真实、很有个性的老头子。他的思想轨迹确实是比较驳杂的。他奉行实用主义哲学，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刚性，又混杂着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成分；娴熟“水鸟哲学”（表面平静，暗里动作），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
李鸿章的为官诀窍，前面已经引述过，即“士人以身许国……皆非得君不可”。何谓“得君”？说穿了就是讨得君王的喜欢，得到君王的信任。而要讨得喜欢，获取信任，首先必须摸准主子的脾气，透彻地掌握其用人标准。在这方面，李鸿章的功夫是很到家的。李鸿章知道，清王朝择臣的准则是：只要你肯死心塌地当奴才，忠心耿耿地为朝廷卖命，就用；为贤为愚，或贪或廉，都无关大体。对于所谓“名儒”与“名臣”，清朝皇帝向来是不感兴趣的。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
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名臣，往往与昏君、庸君相对应，圣明天子之下还能有“名臣”吗？所以，李鸿章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当那种“道德楷模”。对于曾国藩那一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灵的朝圣”，李鸿章之所以不以为然，真谛就在这里。
李鸿章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弥缝偷安……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在签订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拼死相争，一切以保官固宠为转移。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18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这是一种极为灵活的对外策略，为后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鸿章却把它搬过来，作为处置内部事务的一条准则。在这种准则支配下，必然是不问宗旨，不管对错。只要你得势了，或预计能得势，他便会采取审慎的合作态度，明里暗里表示支持；而一旦你丧失了价值，他便会毫不犹豫地弃置不顾。
李鸿章对待戊戌变法和维新派的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政变伊始，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形势不明，李鸿章经过反复权衡，确定置身事外，不直接参与。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申明立场。维新党人张元济不晓得个中微妙，曾恳切地请求他：“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申斥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但是当维新派遭到慈禧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定为“乱臣贼子之尤”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暗地里输诚相与，加以保护。因为李鸿章了解到日、美、英诸国支持维新派，推测康、梁日后定会大有作为。如果完全跟着老太后跑，一旦维新派在外国支持下掌了大权，自己将难以立足。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对他们的关心。朝廷指令李鸿章铲平康、梁祖坟以儆奸邪，他则以“香港近有新党欲袭广东，恐过激生变”为由，建议稍缓进行。而在慈禧面前，李鸿章则极力贬斥维新派，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李鸿章就这样“脚踩两只船”，运用两面手法保全自己，预留后路。后来，李鸿章观察到变法派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而清廷又紧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将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故常，断然严厉打击，不仅迅速铲平了康家的祖坟，还把缉拿康、梁的赏银，由十万两提高到十四万两。可见，李鸿章一切都以保全自己为前提，以对己是否有利为转移。
官场实用主义在李鸿章身上发扬光大，有深刻的根源。
其一，李鸿章是儒学“活学活用”的典范。在他看来，精研儒学并不是为了传道立人、志在圣贤，而是要掌握取悦人主、谋求爵禄的手段。他认为学问不是知识，而是人生体验，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他把学识提升到智慧、谋略的层面。
其二，李鸿章圆融、圆通的个性和热衷仕进的政治追求，起到了催化作用。
其三，晚清的社会时代使然。社会越是混乱、无序，人们便越是注重实利，讲求实惠，直到鄙视操守，厌弃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最讲求实用：战国时期，五代十国，晚清。这三个时代分别产生了许多代表性人物。比如战国末期的李斯，通过研究茅厕里的老鼠，悟出了人生必须有所凭借的现实道理。五代时的冯道，“历事五朝长乐老”，靠什么？靠的就是娴熟的宦术。再就是晚清的实用派“李二先生”。一冯一李，两个不倒翁，一对老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