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里的“近人”有特定范围，既非泛指古人，也并不涵盖时人。时间过去近百年，如果依照这个范围，站在今天的角度选出我所拳拳服膺者，略晚于曾公的张謇堪当胜选。套用前面的句式：“愚于近人，颇服张謇。”

其实，表述一己观点，说“独服张謇”亦无不可。知人论世，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视角问题——亦即看问题的角度。角度不同，结论会随之而异。参天大树与发达的根系，九层之台与奠基的垒土，孰重孰轻，视其着眼于功用抑或着眼于基础而定。而且评判标准往往因时移易。前人有言，品鉴人物不能脱离“一时代之透视线”。“一时代之透视线”变化了，则人物之价值亦会因之而变化。看来，这类主观色彩甚浓的事，还是避免绝对化，留有余地为好。

既然说到曾国藩了，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论者当时所“独服”的是什么。叩其主要依据，曾国藩是近代唯一真正探得“大本大源”，达致“超凡入圣”境界的人物；“世之不朽者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曾公乃“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也就是立功而兼立德、立言，实质上亦即曾公毕生追求的“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在晚清浊世中，曾公诚然是一位不同凡俗的佼佼者，令人叹服之处多多，仅其知人善任、识拔人才一端，并世当无出其右者。但也毋庸讳言，他的头上确也罩满声闻过实的炫目虚光，堪称被后人“圣化”以至“神化”的一个典型。泛泛而言“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固无不可；如果细加检索，就会发现，他的精神底蕴仍恪守宋儒“义理之学”的范畴，致力于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克己省复、困知勉行，以期达到自我完善，成为圣者、完人。说开了，就是塑造一尊中国封建社会夕晖残照中最后的精神偶像。志趣不可谓不高，期待视域也十分宏阔。可是即便是如愿以偿，终究是个人的事，到头来又何补于水深火热中的苍生？何益于命悬一线的艰危国运？至于功业，举其荦荦大端，当属“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这又怎样？无非是使大清王朝“延喘”一时罢了。

再说张謇。观其抱负，实不甚高：“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没有什么“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天纬地、惊天动地之志，不过是“不与草木同腐”而已。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易事。

张公活了七十三岁。前半生颠扑蹉跌于科举路上，状元及第之后，做出重大抉择——毅然舍弃翎顶辉煌、翰林清望，抛开传统仕途，转过身来创办实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他确立了“父教育而母实业”的发展思路，先后创办了二十多个企业，涉及纺织、印染、印刷、造纸、火柴、肥皂、电力、盐业、垦牧、蚕桑、油料、面粉、电话、航运、码头、银行、房产、旅馆等多种行业，涵盖了轻重工业、银行金融、运输通讯、贸易服务等门类。看得出，他所说的“实业”，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第一、二、三产业。在他所兴办的三百七十多所学校中，中小学之外，重点是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包括师范、女子师范和农业、医务、纺织、铁路、商船、河海工程等）；同时创建了工科大学、南洋大学，并积极支持同道创办复旦学院，将医、纺、农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以后的南通大学，还联合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酝酿高师改为大学。他的设想是“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从学前教育到中小学直至高校，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种教育、社会教育，形成一个门类齐全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

兴办规模如此宏阔的实业、教育业，显示出张謇的远大抱负与惊人气魄；而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筚路蓝缕，勇为人先，进行大量开创性的探索，则凸显了他的卓绝识见与超前意识。实业方面，张謇成功地摸索出“大生模式”，推进了中国近代企业股份制，最早创办了大型农垦公司和企业集团；教育文化方面，他所兴办的博物馆、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刺绣艺术馆、新式剧院、戏剧学校、盲哑学校等，都在全国首开先河。他在创建图书馆、伶人学会、更俗剧场和多处公园、体育场的同时，还将目光和精力投向弱势群体，兴办了养老院、育婴堂、残废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栖流所、济良所等一大批慈善机构。而无论是办实业、兴文教、搞慈善，全都着眼于国计民生，为的是改造社会，提高国民素质。

思想理论建树，有所谓“照着说”与“接着说”的差别。前者体现传承关系，比之于建筑，就是在固有的楼台上添砖加瓦；后者既重视传统，更着眼于创新、发展，致力于重起楼台，另搭炉灶。张謇作为开创型的实践家，当属于后一类。两类人物，各有所长，缺一不可。但从历史学的角度，后人推崇某一个人，总是既考察其做了何等有益社会、造福群黎之事，更看重他比前人多了哪些新的东西。我说“颇服张謇”，其因盖出于此。

二

如果说曾公的言行举止与其所遇时代、所处社会、所受教育完全统一的话；那么张公则在许多方面相背离，甚至截然相反。为此，人们总是觉得，这位“状元实业家”身上充满了谜团、悖论，从而提出大量疑问：

——张謇四岁至二十岁，从名师多人，读圣贤之书，习周孔之礼，可说是浑身上下，彻头彻尾浸透了正统的儒家血脉。那么，这样一个由封建社会按照固有模式陶熔范铸的中坚分子，怎么会走上一条完全背离传统仕途的全新道路？岂不真的应了那句俗话：“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明清两朝，非进士出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出身不得做宰相。对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攀上科举制金字塔顶尖、获授翰林院修撰的状元郎张謇来说，相府、天枢已经“近在咫尺”；可是他却弃之如敝屣，意外转身，掉头不顾，追逐“末业”，从“四民”之首滑向“四民”之末，究竟是为了什么？

——传统士人的思维模式，是行动之前必须为自己寻求某种道义上的依据。那么，张謇走上这条新路的道义依据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理想赋予他超常的勇气和动力，使他突破“学而优则仕”的陈旧格局，摆脱重道义而轻功利的价值观？

——存在决定意识。在晚清封闭的社会里，他没有进过新学堂，没有出国留学，一生大部分时间侷处通海一隅；那么，他的新思想、新思路、新眼光，是怎么形成的？

——封建士人的文化心理是老成持重，“不为天下先”，重理而轻经济，尚虚文而不务实际，而张謇不仅勇开新路，并且脚踏实地，始终专注于经世致用，这又是怎么养成的？

他曾说过：“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目光、眼力也好，视野也好，说到底，都是一个识见问题。有了超凡的识见，才会有超常的智慧、勇气与毅力。

世间种种看似神秘莫测的东西，背后总有规律可循。即以人生抉择、人的作为来说，那个所谓的“冥冥之中看不见的手”，往往植根于自身素质、社会环境、文化教养、人生阅历诸多方面，并以气质、个性、文化心理等形式制约着一个人的行止，影响着人生的遭遇。

张謇出生于江海交汇的海门。这里天高地迥，视野极为开阔。居民均为客籍，来自江南各地。江南是各方文化汇接的前沿地带，尽得风气之先。这些移民原本思想比较开放，具有一定的市场观念、商品意识；移居到“江海门户”，沙洲江岸的时涨时坍，耕田方位的时北时南，生涯变换，祸福无常，更增强了忧患意识和拼搏精神，练就了善于谋生、勇于自立的本领。这些特征，在张謇父亲的身上都有所体现。张謇四岁时，父亲就送他进私塾，延聘名师**，激励张謇刻苦向学，成材高就。张謇父亲又有别于一般世家长辈，他十分通达世务，晓畅经营之道，看重经世致用，诫勉儿子注重接触实际，力戒空谈，让儿子经常参加一些农田劳作与建筑杂活，使“知稼穑之艰难”。人是环境的产物。张謇从小就浸染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又兼乃父的耳提面命、身教言传，为日后养成开拓的意识、坚毅的性格、务实的精神，进而成为出色的实业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张謇从小就坚强自信。一次随祖父外出，过小河时不慎跌落桥下。祖父惊骇中要下水把他拉起，他却坚持自己爬上岸，说“要自己救自己”。一天，塾师的老友来访，见天色转暗，便顺手燃起红烛。客人见张謇在侧，有意考考他的文才，遂以红烛为题，令他以最少的字作答。张謇随口说出：“身居台角，光照四方。”还有一次，塾师正在给张謇讲书，见门外有骑白马者经过，便即兴出句“人骑白马门前过”，张謇对曰“我踏金鳌海上来”。由此看得出他自小就志存高远，吐属不凡。

在求知请益、读书进学方面，张謇也有悟性。他熟谙经史，却不肯迂腐地拘守章句，而是从中摄取有益养分，择善而从。在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有些合理内核是可以超越时代，成为现代精神资源的。比如，儒家所崇尚的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族兴亡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就在张謇身上深深扎下了根。在他看来，儒学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也在不断地自我调适以应世变之需。张謇因而对孔孟的“义利之辨”加以扬弃与改造，提出“言商仍向儒”的新思路——从一开始，他便着眼于国计民生，坚持诚信自律的伦理道德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回馈思想，超越一般唯利是图的市井商贾，而成为追求社会整体效益的新型实业家的前驱。张謇特别鄙视传统士人脱离实际、徒尚空谈的积弊：“日诵千言，终身不尽，人人骛此，谁与谋生？”他主张“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在一次乡试中，他援引圣人的实践以阐明自己的思想，说“孔子抱经纶万物之才”，“裕覆育群生之量”，亦尝为委吏、乘田之猥琐贱事，而且，务求将会计、牛羊管好，“奉职惟称”，做“立人任事之楷模”。而这一切，都为他毅然勇闯新途提供了道义依据。

在人生抉择上，有三个重要节点对张謇影响至大，概括起来，是敞开了一扇门——实力报国之门；堵塞了两条路——科举与仕进之路。

张謇走出国门，前后不过三次。有两次是分别参加日、美博览会。此外，以光绪八年（1882年）随吴长庆赴朝参战，磨炼最多，获益最大。当时张謇二十九岁。清朝的藩属朝鲜爆发了反抗封建势力和日本侵略者的“壬午兵变”，日驻韩公使馆被烧，日本借机出兵干预。吴长庆麾下的庆军奉命援护朝鲜，张謇以幕僚身份随行，“画理前敌军事”。张謇在近四十天里，通过与朝鲜、日本众多官员、学者交流政见，切磋时局，增广了见闻，弥补了旧有知识的缺陷，形成了纳国事于世界全局的崭新视野。张謇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全面进行社会改革，“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经验，在国内洋务派一意趋骛西方“利器”“师敌长技”之外，找到一条全新的路径。

光绪二十年（1894年），对于张謇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可说是人生道路的分水岭。张謇十六岁考中秀才，后经五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三十三岁才中举。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尽遭失败。至此，张謇已心志全灰，绝意科场。这次，因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设恩科会试，他本无意参加，但禁不住父亲和师友的劝进，硬着头皮应试。状元及第，竟于意外得之。当师友们欢庆他“龙门鱼跃”时，他却无论如何也兴奋不起来。他难以忘记科举之路上二十六载的蹉跌颠踬，累计一百二十昼夜“场屋生涯”的痛苦煎熬。那时的考棚窄小不堪，日间弓身书写，夜里踡伏而卧，炊茶煮饭，全在于此。日夜寝馈其间，导致伤风、咳嗽、发烧以至咯血。且不说科举制、八股文如何摧残人才、禁锢思想，单是这令人不寒而栗的经历，已使他深恶痛绝，从而坚定了创办新式学堂、推广现代教育的信念。

几个月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蕞尔小国”面前，“泱泱华夏”竟然不堪一击，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张謇惊悚、觉醒，改弦更张，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张謇对晚清积贫积弱的根源做如下剖析：中国之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散则力不聚而弱见，暗则识不足而怯见；识不足，由于教育未广，力不聚，由于实业未充”；“国威丧削，有识蒙垢，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以已”。于是毅然决定抛开仕途，走实业、教育兴国之路。

第三个关节点，是“戊戌变法”伊始，在慈禧太后操控下，恩师翁同龢被黜，开缺回籍，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此事对张謇刺激极大。他们交谊三十年，“始于相互倾慕，继而成为师生，终于成为同党”，患难与共，至死不渝。如此严厉处置两朝帝师、官居一品的资深宰相，为有清一代所仅见。这使张謇预感到，“朝局自是将大变”，因而“忧心京京”，心灰意冷。生母临终前谆谆告诫的“慎勿为官”的遗言，仿佛又响在耳边。面对帝党、后党势同水火，凶险莫测的政局，“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对于这一重大的人生道路抉择，张謇是慎重、清醒、谋定而动的。病逝前一年，他曾回顾说，经“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三

关于张謇，胡适于1929年做过这样的评价：“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

“伟大英雄”“开路先锋”，评价准确而充分，胡博士毕竟是明于知人。在暗夜如磐、鸡鸣风雨时，能够像张謇那样“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通过个人努力，开创难以计数的名山事业，取得如此广泛的成功，晚清名流中确是屈指可数。

张謇一生经历曲折复杂，活动范围广泛，身兼晚清状元、改革思想家、资本主义企业家、新式教育家、公益活动家和政府官员多种角色，“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而能“适于时代之用”。他把道德自觉、伦理规范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功利基础之上，直接同物质生产联系起来。就身份来分，他属于行者，而不是言者；但他的许多论述十分精当，而且富有实践性。他善于融各种角色及资源于一体，将中国古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族兴亡和黎民疾苦，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同西方工业文明中的创新、进取精神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中国实业家精神，并娴熟地运用于各项事业之中。

论其功业，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状元，他开创了一条由封建士子“学而优则仕”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实业教育救国的新路；作为中国近代化的早期开拓者，他是晚清社会中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实业先驱的一个标本；作为出色的实业家，他摸索出一条以城市为龙头、农村为基地、农工商协调、产学研结合的南通模式。1922年，北京、上海报纸调查“最景仰之成功人物”，张謇得票最高。而其成功要素，前人认为：一曰纯洁，二曰创造性，三曰远见，四曰毅力。

说到失败，张謇同任何成功人物一样，奋斗历程中难免曲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环境下的民族工业，面对外国资本的冲击，生存艰难甚至被吞并，本属常事。民族工业的价值在于开辟了一条新路，提供了可贵的标本、模式；在于进行了成功的实验。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事业遭受挫折，却仍可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正如钱穆所言：“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

当然，张謇并非完人。我们肯定其事业之成功，绝不意味着他在各个方面都完美无缺。他勇立潮头，呼唤变革，却害怕民众革命；他为实现强国之梦而苦斗终生，但直到撒手红尘，对于这条新路究竟应该何所取径，也似明实暗。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思想、见地并没有跳出近代民主主义的藩篱。在历史人物中，这种功业在前而政见、主张相对滞后的现象是常有的。

作为一个智者，张謇颇有自知之明。晚年，他在南通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上作过一次演讲。他说：“謇营南通实业、教育二十余年，实业、教育，大端粗具。言乎稳固，言乎完备，言乎发展，言乎立足于千百余县而无惧，则未也，未也”。“实业教育，大端粗具”，说得恰如其分。而“完备”“发展”，就任何前进中的事物来说，都不能遽加肯定。这不等于承认失败，也并非谦卑自抑，恰恰反映出他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与此相照应，他在生圹墓门上曾自撰一副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回首平生，他还是比较满意的：一生事业已经大体完成，死无憾矣；现在到了回归自然、与秀美的五山长相依伴的时刻。

一位史学家曾经说过：“张謇与南通这两个名字已经紧紧连在一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是呀，先生“五山归卧”已经过去近百年了。可是，无论是走进工厂、车间，放眼当年围垦的粮田、草场，还是置身于他所创办的大中小学；无论是潜心于博物苑、图书馆，赏艺于电影院、更俗剧场，还是在濠河岸边、五公园里悠然闲步，都会从亲炙前贤遗泽中感受到张謇的永生长在。先生的事业立足于通海，而他的思想、抱负却面向整个中国，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借用古人的话：“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