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苦，佛禅讲得最多，有所谓“人生八苦”。生、老、病、死，与生俱来，可说是任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厌憎聚、爱别离、五蕴盛，则是由欲而生，因人各异。古人说，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

说到欲望，曾国藩原也无异于常人。经书上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出生在农村，少年时代也是生性活泼、情感丰富的。十多岁出外就读，浪漫不羁，倜傥风流。相传他曾狎妓；妓名春燕，于春末三月三十日病殁，他遂集句书联以悼之：“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一别竟惊春去了；谁能遣此，怅梁空泥落，何时重盼燕归来？”一时传为佳构。至于桎梏性灵，压抑情感，则是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之后。其间自有一段改造、清洗的过程。

他原名子城，字伯涵，二十一岁肄业于湘乡书院，改号涤生，六年后中进士，更名国藩。“涤生”，取涤除旧污，以期进德修业之意；“国藩”，为国屏藩，显然是以“国之干城”相期许。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画出儒家“修、齐、治、平”的成材之路，也恰切地表明了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终极追求。目标既定，剩下的就是践履、操作的问题了。他在漫漫人生之路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一方面要超越平凡，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出人头地；一方面要超越“此在”，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名垂万世。

这种人生鹄的，无疑是至高、至上的。许多人拼搏终生，青灯皓发，碧血黄沙，直至赔上了那把老骨头，也终归不能实现。某些硕儒名流，德足为百世师，言可为天下法，却缺乏煌煌之业、赫赫之功；而一些建不世功、封万里侯的勋臣宿将，其道德文章又未足以副之，最后，都只能在徒唤奈何中咽下那死不甘心的一口气。求之于历代名臣，曾国藩可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他居京十载，中进士，授翰林，拔擢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创湘军，办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应该说是超越了平凡。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理学家，在思想、学术上造诣精深，当世及后人称之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为“今古完人”，也算得上是超越了“此在”吧。

可是人们是否晓得，为了实现这“两个超越”，他耗费了多少心血，历经何等艰辛啊！只要翻开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遍，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是一个终生置身炼狱，心灵备受熬煎，历经无边苦痛的可怜虫。

“功名两个字，用破一生心。”他自从背负上从儒家那里承袭下来的立功扬名的沉重包袱之后，便坠入了一张密密实实、巨细无遗的罗网，任凭他有孙悟空那样的冲天本领，也难以挣破网眼，逃逸出去。何况，他自己还要主动地参与结网，刻意去做那“缀网劳蛛”！随着读书渐多，理路渐明，那一套“立德、立功、立言”的终极追求，便像定海神针一般把他牢牢地锁定在无形的炼狱里。

歌德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性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恐怕不是一个“遗传基因”所能概括的，还应从环境和教养方面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为他做好了精巧的设计，给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他不可能再做别样的选择。他在读解历史、认知时代的过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结构了，最终成为历史和时代的成品。于是，他也就像历史和时代那样复杂，那样诡谲，那样充满悖论。这样一来，他作为父、祖辈道德观念的“人质”，作为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彻底地告别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无法摆脱悲剧性的人生命运。

二

这种无形的炼狱，是由他自己一手铸成的。其中的奥蕴无穷，但一经勘破，却也十分简单：要实现“两个超越”，必须跨越一系列的障碍，面对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这就是他进退维谷、跋前疐后、终生抑塞难舒、身后还要饱遭世人訾议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圣人早就教诲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颠危之虞、杀身之祸。

他一生的主要功业在镇压太平军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庐就在“靖港之役”中遭遇灭顶的惨败。眼看着积年的心血、升腾的指望毁于一旦，一时百忧交集，痛不欲生，他两番纵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后，又备受官绅、同僚奚落与攻击；愤懑之下，他声称要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还让人购置了棺材。心中惨苦万状，却又“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说，只好“打掉门牙往肚里吞”。正如他所自述的：“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那么获取胜利之后又怎样呢？兵克金陵，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同是一种苦痛，却有不同层次：过去求胜而不得，自是困心恒虑，但那种焦苦之情常常消融于不断的追求之中，里面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现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而并非预期的福祉，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

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尽管他竭忠尽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用兵过久，兵权太重，地盘忒大，朝廷从长远利益考虑，不能不视之为致命威胁。过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东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对付太平军非他莫属。而今，太平军已经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随时都能问鼎京师的，是以湘军为核心的精强剽悍的汉族地主力量。在历史老人的拨弄下，他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

其实，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总体战略出发，采取多种防范措施，一面调兵遣将，把守关津，防止湘军异动；一面蓄意扶植淮军，从内部分化，限制其势力的膨胀。破城后，清廷立即密令亲信以查阅旗营为名，探察湘军动静。当日咸丰帝曾有“克复金陵者王”的遗命，可是庆功之日，曾氏兄弟仅分别获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的是，湘军入城伊始，即有许多官员弹劾其纪律废弛、虏获无数、残民以逞。清廷下诏，令其从速呈报历年军费开支账目。打了十几年仗，军饷一毫不拨，七拼八凑，勉强维持到今日；现在征袍上血渍未干，却拉下脸子来查账，实无异于颁下十二道金牌。闻讯后，曾国藩忧愤填膺，痛心如捣。“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现。此时的心迹，他已披露在日记中：“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

对于清廷的转眼无恩，“卸磨杀驴”，湘军众将领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拥立”之念。据说，曾氏至为倚重的中兴名将胡林翼，几年前就曾专函探试：“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看后惶恐骇汗，悄悄地撕个粉碎。湘军集团第二号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写一联，故意向他请教：“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阅后，将下联的“似”改为“未”，原封送还。曾的幕僚王门运在一次闲谈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虏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吓得不敢开腔，只是手蘸茶汁，在几案上有所点画。曾起立更衣，王偷着看了一眼，乃是一连串的“妄”字。

其实，曾国藩对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么死心塌地，只是审时度势，不敢贸然孤掷，以免断了那条得天地正气、做今古完人的圣路。于是，为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继续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采取“断臂全身”的策略，在打败太平军之后，主动奏请将自己一手创办并赖以起家的湘军裁撤过半，并劝说其弟国荃奏请朝廷因病开缺，回籍调养，以避开因功遭忌的锋芒。他说：“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会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这两项举措，正是清廷亟欲施行却又碍口的，见他主动提出，当即予以批准。还赏赐曾国荃六两人参，却无一言以相慰，使曾氏兄弟伤心至极。

三

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内圣外王”，既建非凡的功业，又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时时处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惕惧。

去世前两年，他曾自撰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虽逆境亦畅天怀。”上联揭示内心的衷曲，还算写实；下联则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已，哪里有什么“坦坦****”？恰恰相反，倒是“凄凄、惨惨、戚戚”，庶几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缺点必暴露得愈充分，把柄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他对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说函札之类，即使每天的日记也绝不马虎。他知道，日记即内心的独白，有揭示灵魂、敞开自我的作用，殁后，必然为亲友、僚属所知闻，甚至会广泛流布于世间，因此下笔至为审慎，举凡对朝廷的看法，对他人的评骘，绝少涉及，为的是不招惹麻烦，有辱清名。日记里面倒是记载了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比如，他与人谈话时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时从旁指点了几招，他都自责，在日记里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和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

他在日记里写道：“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著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脉把得很准，治疗方法也是对症的，应该承认，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无异于放了一阵空枪，最后依旧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赏苏东坡的一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可是，止于欣赏而已。假如真的照着苏东坡说的做，真的能在一个“淡”字上着意，那也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了，也再无苦恼可言了。由于他整天忧惧不已，导致长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为他开了一个药方，他打开一看，竟是十二个字：“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尝不懂得黄老之学可疗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标的驱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做万世师表，怎么可能淡泊无为呢？

世间的苦是多种多样的。曾国藩的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苦心孤诣、搜肠刮肚之苦。比如唐朝李贺的母亲曾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但这种苦吟中常常含蕴着无穷的乐趣。曾国藩的苦，和那些终日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的苦也不同。“苦行僧”的虔诚发自一种信仰，由于确信来生幸福的光芒照着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中堂大人”则不然，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现实人生中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从一定意义来说，他的这种痛深创钜的苦难经验，倒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曾国藩同样为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

他节欲，戒烟，制怒，限制饮食，起居有常，保真养气，日食青菜若干、行数千步，夜晚不出房门，防止精神耗损，可说是最为重视养生的。但是他却疾病缠身，体质日见衰弱，终致心力交瘁，中风不语，勉强活了六十二岁。死，对于他来说，其实倒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什么“超越”，什么“不朽”，统统由它去吧！当然，那种无边的痛苦，并没有随着他的溘然长逝而尽，而是通过那些家训呀，书札呀，文集呀，言行录呀，转到了亲属、后人身上，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痛苦的传承。

前几年看到一本“语录体”的书，从曾国藩的诗文、家书、函札、日记中摘录出治生、用世、立身、修业等内容，名之曰“人生苦语”。一个“苦”字将曾公的全部行藏、心迹活灵活现地概括出来，堪称点睛之笔。

四

曾国藩以匡时济世为人生的旨归，以修身进德为立身之本，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无疑是承传了孔孟之道的衣钵，但他同时也有意识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营养。他兼收儒、道两种不同的传统智慧，因而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兼收孔老、杂糅儒道最为纯熟、最见功力的。

由于他机敏过人，巧于应付，仕途基本顺遂，加之立功求名之心极为热切，简直就是一个有进无退的“过河卒子”，因而未曾真正地退藏过。但是出于明哲保身和韬光养晦的策略上的需要，他还是把“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奉为终身的座右铭，把黄老之学看作一个精神的逋逃薮，一种适生价值与自卫方式，准备随时蜷缩到这个乌龟壳里，一面咀嚼着那些“高下相生，死生相因”的哲理，以求得心灵上的抚慰，一面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权谋中，把握再生的策略。

同是道家，在他的眼里，老子与庄周的分量并不一样。他奉为效法榜样的三十二位古代圣哲中有庄周而无老子，其实这是一种“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障眼法。庄周力主发现自我，强调独立的人格，不仅无求于世，还要遗身于世虑江山之外，不为世人所求。这一套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旷达恣肆，彻悟人生的观点，与曾国藩的目标无异于南辕北辙。而作为权谋家、策略家、彻底的功利主义者的老子，更贴近他的需要，符合他的胃口——儒家是很推崇知进退、识时务，见机而作的，孟子说过：“孔子，圣之时者也。”

曾国藩平生笃信《淮南子》“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说法。“强”者，勉强磨炼之谓也，就是在猎取功名上要下一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勉功夫。但曾国藩有别于那种蛮干、硬拼的武勇之徒。他的胞弟曾国荃刚愎自用，好勇斗狠，有时不免意气用事。曾国藩怕他因倨傲招来祸患，总是费尽唇舌，劝他要“慎修以远罪”。听说其弟要弹劾一位大臣，曾国藩当即力加劝止，他说：“这种官司即使侥幸获胜，众人也会对你虎视眈眈，侧目相看，遭贬的人也许无力报复，但其他人一定会蜂拥而起，寻隙启衅。须知，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处身险境，不能不考虑后果。”他告诫其弟：“从此以后，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向掀天揭地处着想。”这并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为位高名重，不如此就处处都是危途。

清代道、咸以降，世风柔靡、泄沓，盛行一种政治相对主义和圆融、混沌的处世方式。最典型的是道光朝的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身名俱泰，门人向他请教，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有人赋《一剪梅》词来描画这种时弊：“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曾国藩由于深受儒学濡染，志在立功扬名，垂范万世，肩负着深重的责任感，尽管老于世故，明于趋避，却同这类“琉璃蛋”“官混子”判然有别。

五

对于阅世极深的曾国藩来说，不会看不出封建官僚政治下的人生不过是一场闹剧，原是无须那么较真的。他自己也说过，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终身黯然退藏。难道他们有什么特异的天性？不过是他们真正看到了宏观现实，领悟了一般人所追逐的不值得计较。自古以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踞权要之时，简直不可一世；等到他们死去以后，跟那些“营营而生，草草而死”的厮役贱卒原没有什么区别。那么那些处高位而猎取浮名者，竟然泰然自若地以高明自居，不晓得自己和那些贱夫杂役一样都要归于汩没，到头来并没有什么差异——这不值得悲哀吗？

我们发现，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即“分裂性格”。比如，他上面那番话说得多么动听，可是，行动却恰恰相反，言论和行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要“毫发无遗憾”，结果自是加倍苦累，而且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清廷对此早有察觉，曾降谕直白地加以指斥：“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辞巧辩。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至于曾国藩身旁的人，就更是洞若观火了。幕僚王门运在《湘军志》一书中对曾氏多有微词，主要是觉得他做人太坚忍、太矫情。与曾氏有“道义之交”的今文经学家邵懿辰则毫不客气，当面责之以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左宗棠更是专用一个“伪”字来戳穿他的画皮，逢人便说：“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作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家，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接受程朱理学巧伪、矫饰的同时，却能不为其迂腐与空疏所拘缚，表现出足够的成熟与圆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时日既久，他也自我认同于这种面具，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他尝以轻世离俗自许，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轻世离俗，说明已经彻悟人生，必然生发出一种对人世的大悲悯，就会表现得最仁慈、最宽容，也会最轻松、最自在。而曾国藩何尝有一日的轻松自在，有一毫的宽容、悲悯呢？他那坚忍、强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弥笃的强烈欲求，已经冻结了、硬化了全部的爱心，剩下的只有漠然的冷酷与残忍，而且还要挂出神圣的幌子。他办团练时，以利国安民为号召，主张“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每逢团绅捉来“人犯”，总是不问情由，立即处死。一次，曾国藩路过一村，遇卖桃人与买者争吵，卖者说没有付款，买者说已经付了。经过拘讯，证明是卖者撒谎，他当即下令将其斩杀。一时街市大哗，民众惊呼：“钦差杀人了！”因而得名“曾屠户”（事见《梵天庐丛录》）。

曾国藩曾亲自为湘军撰写了一首《爱民歌》，让官兵们传唱：“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贼匪**。若是官兵也**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实际执行情况又怎样呢？曾氏幕僚赵烈文记下了攻破天京后的亲眼所见：“城破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大局”；“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湘军逢男人便杀，见妇女便掳，“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戳以为戏”。“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尸骸遍地”，“臭气四塞”。对照这般记述，再回过头读那冠冕堂皇的《爱民歌》，岂不是尖锐的讽刺！

一位朋友来告诉我，他外祖父传下来一幅曾国藩的照片，看一看也许有助于了解其人，因为相貌总是精神的一种外现，即使不是全部，也能部分地反映内在性格。我赶忙跟去他家，拿过照片细细地端详：宽敞的前额上横着几道很深的皱纹；脸庞是瘦长的，尖下颏，高颧骨；粗粗的扫帚眉下长着长挑的三角眼，双眸里闪射出两道阴冷、凌厉的毫光；浓密的胡须间隐现着一张轻易不会嘻开的薄唇阔口，有一种心事重重、高深莫测的感觉。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是的，我心目中的曾国藩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