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采风，承东道主相告，二百多年前，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在著名民族英雄渥巴锡率领下，历尽千辛万苦，从伏尔加河地区东归祖国，他们的后代的一支就住在这一带。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当即到蒙古族聚居的和硕、和静等邻近博斯腾湖地带，访问故老，考察遗迹，并在图书馆找到了乾隆帝亲撰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深深为土尔扈特部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

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元代重臣翁罕的后裔。四部互不统属，各自为汗。由于不甘忍受准噶尔部的欺侮，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鄂尔勒克的率领下，自天山北路转移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游牧。其时在明朝末年，他们仍然同祖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经常参加厄鲁特蒙古其他各部的共同行动。清朝建立之后，他们多次遣使进贡。从顺治三年（1646年）起，历经康雍乾几代，互相往来不绝。1712年，康熙帝派出使团前去探望他们，途经西伯利亚，两年之后到达土尔扈特部。1756年该部遣使进京，历时三载，向乾隆帝呈献了贡品、方物，表明他们对沙俄“附之，非降之也”的立场。而沙俄政府却不断加紧对其控制，同时扶植土尔扈特部中的亲俄势力，进行分化瓦解，力图隔断他们与故国的联系。沙皇先后发动对瑞典、土耳其的战争，都强迫娴于骑术的土尔扈特人为其前锋，结果死伤惨重，“归来者十之一二”。

可怕的灭族之灾使部落内的有识之士忧心如焚，亟思救亡图存之计。尤其难以容忍的是沙俄实施宗教压迫，强制他们由藏传佛教改信东正教。在充满灾难的时日，他们对故国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据史料记载，至迟在1767年初，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就已经开始酝酿东归的大胆计划。渥巴锡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青年英雄，1761年，其父敦罗布喇什病逝，渥巴锡继承了汗位，是年十九岁。十年后率部东归，开创了震惊中外的伟业。

二

东归之路极为艰难险阻。在1771年1月（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举事之前，就有内奸向沙俄当局告密，渥巴锡及时做出决策，妥善应对。在组织东归故国的整个进程中，他表现出杰出的智慧和领导才能。他把近十七万人的庞大队伍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妇女老弱安排在中间，两侧有士兵保护；舍楞等两名勇将率领精锐部队为开路先锋；他亲自率领部队殿后，阻击尾追的沙俄军队。进军伊始便乘敌不备先发制人，袭击沙俄驻军兵营，并全歼增援的部队。尔后，经过十几天的急行军，摧毁了沿途的敌军要塞，掩护整个东归队伍以最快速度穿越冰封雪压的乌拉尔河，迅速挺进哈萨克草原，把尾追的俄军远远地抛在后面。

但沙俄当局并不就此罢休，急令奥伦堡总督指挥出兵截击，并派出骑兵穷追不舍，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致使东归部队损失惨重，人口锐减。特别是奥琴峡谷之战，更为惊险。这个东进路上必经的险要山口，其时已被悍猛无比的哥萨克人控制。机智勇敢的渥巴锡临机制变，决定派遣一支精锐部队迂回到山谷后面，与正面进袭的大部队相配合，前后夹击哥萨克守敌，获得辉煌战果。当东归队伍进入姆莫塔湖地带，又陷入哈萨克小帐与中帐的五万联军的重围，被切断了前往准噶尔的通路。渥巴锡采取灵活机动的方针，派出使者进行谈判，同意送还一千名俘虏，从而争得了三天缓冲时间，迅速调整、部署兵力，在第三天深夜，渥巴锡亲率主力部队奇袭哈萨克联军，成功地突出重围，向巴尔喀什湖继续挺进。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至此，胜利完成了重返祖国的东归壮举。此时，全部只剩七万多人，六成以上牺牲在途中。按照清廷安排，渥巴锡一行起程前往承德。九月初，在木兰围场觐见了乾隆皇帝，几天后又陪驾到了避暑山庄。全部王公贵胄都受到了优厚的赏赐，部众也都得到了应有的赈济与抚恤。

乾隆皇帝欣喜之余，曾为诗以志其事：“土尔扈特部，昔汗阿玉奇。今来渥巴锡，明背俄罗斯。向化非招致，颁恩应博施。舍楞逃复返，彼亦合无辞。”“卫拉昔相忌，携孥往海滨。终焉怀故土，遂尔弃殊伦。弗受将为盗，俾安皆我民。从今蒙古类，无一不王臣。”

诗作艺术价值不高，但叙事、论理颇为翔实。土尔扈特汗阿玉奇是渥巴锡的曾祖（乾隆诗原注为祖父，误）。“向化”二句，意谓“土部”自动归附，朝廷应该广施恩惠。“卫拉”二句，指厄鲁特蒙古内部当年争衅不已，土尔扈特部被迫远出异国。“弗受”二句，是说如不接受叛而复返的舍楞，终将为盗滋事，莫若安顿下来使他们成为安分守己的百姓。这里体现了清廷的民族政策与安抚手段。

也正是出于安定大局的考虑，嗣后不久即颁发官印，安排“土部”六个核心成员分任各地的盟长，彻底改变了统一立汗的体制。这是清政府为防止其独立所采取的“众建以分其势”，“指地安置，间隔而住”的重大策略。这样处理也使个别成员酝酿中的争权夺位的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安置地点主要在新疆，一部分在布克赛里、精河一带，一部分在科布多、阿勒泰地区，一部分在博斯腾湖一带。

三

近年来，反映土尔扈特部东归的文艺作品不少，就中以歌剧《苍原》和电影《东归英雄传》的影响大一些。它们在塑造渥巴锡英雄形象的过程中，对于矛盾发展、情节设置、人物刻画等方面进行多方面的探索，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有些问题处理得未尽合适。这里探讨的不是历史题材能不能加工处理，而是如何处理更合理、更真实。众所周知，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写历史须实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重组，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只要能表现真实历史的内涵，不必每一件都尽合榫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更深入地探寻历史的规律，也不妨变换视角和调整视点。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但也并非凭空架构，而是对历史题材有选择地加以取舍，通过艺术构思进行了成功的再创造。就此，鲁迅先生指出“据正史则难于抒写，杂虚词复易滋混淆”。应该承认，《三国演义》的作者正是面临着这种两难的境地。但罗贯中毕竟是出手不凡的巨擘，他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显然，较之罗贯中，《苍原》与《东归英雄传》的编导艺术活动天地更大一些。三国人物故事流传久已，为人们所熟知，这就使创作构思受到某种预定的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人物、主线和重要情节。而土尔扈特部东归的经过，史料记载有限，世人知之甚少。这样，剧作家便有了更多的创作余地，尽可自如纵笔，而无须更多顾忌。这原是有利条件，但也是一个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弄得不好，就可能离开史实过远。这也是应该加以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