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在大连白云书院文学讲座上，说到“诗言志”“言为心声”时，曾引用明代学者杨升庵的一首《临江仙》词作为例证。课后，一位听众提问：这首词写进了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现在正在热播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也是这首《临江仙》词。人们都知道，《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他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而您刚才说这首词是杨升庵的作品，又说他是明代中晚期人。这就出现了矛盾：一个明代中晚期人的作品，怎么会被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收进小说里去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可是说开了却又十分简单。原来，《三国演义》经过了清代顺治初年长洲士人毛纶、毛宗岗父子的整理加工，在进行评点的过程中，把杨升庵这首词置于卷首，以托寓其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就是说，与原初作者罗贯中没有干系。

至于杨升庵为何要写这种格调、这种思想倾向的词，那就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了。

古往今来，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交叉点上，无论人们怎样冀求长久，渴望永恒，但相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却只能是电光石火一般的瞬息、须臾。生命的暂住性，事物的有限性，往往使人堕入一种莫名的失望和悲凉。当然，这又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只要生活在具体的时空里，每一个个体就总会显现出它真正的渺小和空幻。

为了摆脱这一根本的局限性，超出生命长度，得到更多更多，无数英雄豪杰费煞移山气力，耗尽无涯岁月，到头来总不能如愿以偿，最后只好怅然而去。大约只有在宗教和艺术的幻想中，才可能侈谈所谓“绝对的超越”。一切历史只能复活在记忆与叙述之中，一切“绝对的超越”，一切永恒只能存在于想望之中。

人生的历程是不可逆的。任何人生命的时空，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一次性的。正是这生命的一次性，使我们从出生的一刻起，就面临着死亡，面临着结束。因此，作为个体的生命，暂居性便成了无可改变的状态。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所能亲历的只是时间中的瞬间。盖世英杰也好，村野凡夫也好，无论是谁，分享的都只是这个永恒世界中的短暂的现在。归根结底，还是李太白说得透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正是基于这一点，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才在晚年创作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亦称《廿一史弹词》）中，抒发了这番感慨。这部词话上起鸿蒙初辟之时，下至元代，共分十部分。其中第三段的开场词，就是这首《临江仙》，上阕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词意十分鲜明，无非是览史兴怀，抒写由沧桑迭变所引发的人生感悟。这里化用苏轼《赤壁怀古》的成句，巧妙地把长江东逝与人物迁流联系起来。江水滔滔，今古无异，而历史上匆匆来去的“千古风流人物”却如巨浪淘沙，消逝净尽。

诗人纵观历史，思量世事，发现了一个令人嗒然无奈的事实：“是非成败转头空”。万千成败是非，转瞬间烟消云散，与历史长河相比，实在显得非常的渺小与短暂。杨升庵对历代盛衰兴亡、千古英雄成败的彻悟，并不是无谓而发的，里面渗透着他从自身的颠折遭际中所获得的真切、实际的生命体验。

二

升庵，名慎，四川新都人，出身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杨廷和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一朝宰辅，元老重臣，而祖父、叔叔、弟弟、儿子，也都是进士及第，因此，有“一门科第甲全川”之誉。他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已将他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试卷上，烧出了一个窟窿，结果名落孙山。三年之后，他在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和经筵讲官达十二年之久。早期的仕途，飞黄腾达，春风得意。他也以直言敢谏驰名朝野。当时，武宗正德皇帝不务朝政，荒**无度，专门寻花问柳，设置“豹房”，还带着宦官化装外出，到处**民女。杨升庵呈上奏章，指责皇帝“轻举妄动，非事而游”，犯颜直谏，但皇帝未予理睬。后来，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也无兄弟，经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皇太后张氏商定，依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由其同辈庶出的近支堂弟朱厚熜继承大统，是为世宗嘉靖皇帝。

世宗即位第六天，就下诏礼部，命廷臣集议自己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和尊号。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府部群臣一致认为，本着帝系继统制度，应该以国为重，“继统继嗣”，这就要称武宗之父、兴献王之兄孝宗为“皇考”；而称兴献王为“本生父”或“叔父”。可是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天子，为了提高本家宗族的地位，决意打破这个规定，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奉祀以皇帝尊号。从宗族承嗣上看，这就意味着脱离了孝宗、武宗支派，从而在朝廷中引发了一场承认皇统还是尊奉家系的所谓“大礼议”的激烈论争。当时内阁大臣中分为两派，新科进士张璁等主张遵从上意，称孝宗为皇伯，并提供了许多理论依据；而内阁派杨廷和父子与众大臣都坚决反对。嘉靖皇帝为了维护其本宗权益，保持他的绝对权威，并防止相权借此膨胀，断然固持己见。杨廷和愤然以辞官归里相要挟，皇帝并不予以挽留。

于是，皇帝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升庵便纠集一些人上疏切谏；没得到答复，他又和廷臣们跪伏左顺门外请愿。皇帝更加震怒，下令将带头抗命的八个人逮捕下狱。这就更加激起了群臣的愤慨，杨升庵年轻气盛，激动万分，高喊：“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当日有二百多名廷臣在金水桥畔、左顺门前跪伏痛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声震云天，响彻宫廷。皇帝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全部廷杖。杨升庵被杖击后，死而复苏；十日后，再次廷杖，几乎死去。最后，谪戍云南永昌（今保山市），“永远充军”。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左顺门事件被弹压下去之后，除个别人外，基本上没有人公开持反对意见。嘉靖皇帝遂把他父亲的神主，从湖北安陆迎奉入京，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

关于这场轰天动地的宫廷大案的是非曲直，后世意见不尽一致。《明史》对嘉靖帝是持批评态度的，说将他生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实在过分。这无异于肯定杨升庵等人行为的正义性。当代学者王文才认为，“在这次激辩中，杨慎奋抗暴君，痛击邪曲，表现其‘见义不敢后身’的政治品质”（见《杨慎诗选序》）。而台湾学者柏杨则对杨升庵予以激烈抨击，鉴于他所坚持的是宋代程朱理学，斥之为“卫道之士”的“奴性狂热”，“恬不知耻”，“颠倒是非”（见《中国人史纲》）。其实，这两方面的是是非非，恐怕未必存在太大的实际意义。如果说，在皇帝那边还有个切身利益与宗族地位的考量；那么对于杨升庵来说，无非是头脑里的“礼制”作怪，那么拼命奋争，直到付出几十年的惨痛代价去较这个死劲，既不能说“奴性狂热”，“恬不知耻”，大概也谈不上什么“义所当为”。

当然，这是后人的评说。作为当事人，杨升庵的彻悟绝对需要时间，需要实践，其间不仅有出生入死的生命体验，还离不开数十载穷边绝塞谪戍岁月的苦难生涯。

嘉靖皇帝登极后，二十余年置朝政于不顾，整天躲进西苑，炼丹修道，却时刻记着杨氏父子的“仇口”。他曾咬牙切齿地说，他在位一天，就不让杨升庵有出头之日，真是结下了永远解不开的死疙瘩。而偏偏这个昏庸君主在位时间又特别长，足足四十五年。杨升庵不要说回朝任职，即便普通的罪犯年老多病之后返回故里的“优渥”，他也享受不到。父亲去世，他曾奔丧归里，但很快即返还戍所。后来，已经年满七十，他从云南偷偷溜回四川，巡抚察知之后，立刻派遣“四指挥逮之还”。

三

生活是一部教科书。当日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荣华富贵，转瞬间化为乌有，由权力的峰巅跌入幽暗的谷底，这惨痛的遭遇，特别是政治上大起大落的浮沉跌宕，在给予杨升庵以沉重打击的同时，更使他在精神上获得了升华。作为一代哲人，他从庄子那里领悟了达生之道，认识到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尽可奉行“模糊哲学”，等同地看待那些荣辱、穷通，是非、得失。只要自己能够克服心理上的诸般障碍，则对人间万事尽可弛张莫拘，舒卷无碍。恰如他在《临江仙》词的下阕中说的：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不要说后世的论者，即使他自己，数十年后，作为一个远戍蛮荒的平头百姓，徜徉于山坳水曲之间，以淡泊的心境回思往事，料也能够感到，当年拼死相争的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皇上称父亲为皇考还是为皇叔的所谓“大礼议”，不过是“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真个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

实际上，这种彻悟与觉醒，不只是反映在这首《临江仙》词里。综观其后期的大部分诗作，特别是《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可以说，贯穿了这种淡泊功名、脱略世事的蕴涵。且看词话《总说》中的《西江月》：

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

沉吟屈指数英才，多少是非成败。

富贵歌楼舞榭，凄凉废冢荒台。

万般回首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

《说三代》里的《南乡子》：

携酒上吟亭，满目江山列画屏。

赚得英雄头似雪，功名。虎啸龙吟几战争。

一枕梦魂惊，落叶西风别换声。

谁弱谁强都罢手，伤情。打入渔樵话里听。

《说宋辽金夏》中的《蝶恋花》：

检尽残编并断简，细数兴亡，总是英雄汉。

物有无常人有限。到头落得空长叹。

富贵荣华春过眼，汉主长陵，霸主乌江岸。

早悟夜筵终有散，当初赌甚英雄汉。

看得出来，这些词作既是他多年谪戍生涯、惨淡心境的真实写照，刻画出他以秋月春风、青山碧水为伴，寄情渔樵江渚的闲情逸趣，也是诗人赖以求得自我解脱，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又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正是这种超然物外，摒弃种种世俗烦恼，对个人的一切遭际表现出旷怀达观的人生态度，帮助他度过了漫长、孤苦的凄清岁月，最后得以七十二岁的上寿终其天年。

四

杨升庵差堪**的是，他有一位爱情甚笃，且擅诗词散曲、多才多艺的夫人黄峨。在这对贤伉俪的生命旅程中，相依相伴、鹣鲽情深的岁月极为短暂，而“执手相看泪眼”，生离甚至死别的时日却无比漫长。在杨升庵遣戍滇南途中，黄峨以羸弱之躯，不惮跋涉之苦，对丈夫殷勤照护。她不放心丈夫的病体和疮痛，执意要亲自护送到蛮烟瘴雾之地。但升庵看到妻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的状态，再也不忍心让她同受折磨了，而且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行至江陵驿站，便力劝她返回四川新都老家，并填写一首《临江仙》词送别：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楚塞”指江陵西面的南津关，由此溯江而上，妻子即可入蜀还乡。两人不忍分开，又不得不分开。正在离人饱尝生别之苦时，偏偏此刻又有圆月当头，更令人苦痛加倍，情难以堪。

升庵行至金沙江畔，回思夫妇当时泣别的情景，又以一首七绝状写其填胸塞臆的苦情：

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恨悠悠，

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

黄峨回到新都，看到桂湖风物依旧，而人事全非，含泪写下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

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

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据清代学者王昶《滇行日录》记载：“访升庵谪居故址，今为甲杖库，入视之，有楼三楹，颓废不可憩矣。楼下有人书黄夫人‘三春花柳’律句。”可见，此诗当时流传甚广。黄峨后来还曾写《又寄升庵》：

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

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不杜鹃。

一个“懒”字，既刻画了寄信人慵懒不爽、了无情绪的心理状态，又反映了长期思念丈夫，经岁经年不得相见的精神痛楚。既然归来无日，那就特请无处不在的泣血杜鹃来传送心曲吧。杜鹃的“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阵阵凄苦哀号，恰似女诗人的声声呼唤。

升庵谪戍初期，黄峨曾去云南永昌探望，夫妻同住两年多时间。后来老父去世，升庵赶回新都治丧，夫妇得以再次短暂会面。此后，就山长水远，劳燕分飞，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五

杨升庵谪戍生涯中，“壮心不堪牢落”，投荒多暇，于书无所不读，至为刻苦、勤奋，著述达四百余种，诗词传世两千余首。清人李调元在《函海》序中称他“为古来著书最富第一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他的诗词评价很高：“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此外，他在天文、地理、语言、戏曲、书画、医学、金石、博物等方面均有建树。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史学方面，“拔戟自成一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失败促成了他的成功——他在仕途上的惨痛失败，为他在学术、创作上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他在物质生活上的损耗，恰恰增益了他在精神世界中的获取。他以摒弃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为代价，博取了传之久远的学术地位。

他在晚年，对于年轻时所拳拳服膺并为之奔走呼号的程朱理学，做了深刻反省。他从学术、思想诸多方面批评朱熹，指责他“违公是远情”，用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儒家经典，否定汉唐诸儒经说，以确立自己的思想权威，而后儒不察，盲目地仰承他的鼻息，为害至大。

尤其值得称颂的是，他在永昌“化育多士”，堪与谪居儋州的苏东坡媲美。在久居边徼的流人中，就敷扬文教、文化交流的善行来说，有明一代应首推杨升庵。他的足迹遍布滇云大地，讲学、结社、觞饮、留题，当地士人，无论识与不识，都载酒从游。一时，就学问道者塞满山麓，接踵摩肩。（见《蒙化府志》）杨升庵所到之处，操觚题诗，撰书刻石，在云南各地留下了大量碑碣。时人李元阳在《送升庵先生还螳川客寓诗序》中说：“先生旧尝读书点苍山中，著《转注古音》以补字学之缺。一时问字者肩摩山麓。先生今日复至，则曩昔问字之士，皆崭然露头角为闻人矣。识者谓先生所至，人皆薰其德而文学用昌，有不及门而兴起者矣，况亲炙之者乎！”

对于杨升庵晚年纵情声色，流连歌妓，几至颓废的程度，论者颇有微词。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升庵贬谪滇中，有东山携妓之癖。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为了得到他的诗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绫，当筵侑酒，就便乞书，升庵即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其在泸州，醉中以胡粉扑面，作双丫髻插花，由门生抬着，诸妓捧觞侍侧，游行城中，了无愧怍之感。明代画家陈洪绶绘有《升庵簪花图》，更是形象地刻画出这种情态。

我们没有必要“为贤者讳”，佯狂作态，放浪形骸，无疑昭示了杨升庵晚年落拓无聊、**不羁的心境。但在我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心理，是对其终身流谪徼外这种过苛的处罚的消极反抗；同时，也是他全身远祸、韬光养晦的一种方式。嘉靖皇帝出于对杨氏父子的愤恨，时时欲置之于死地。史载：“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从这一点看，升庵的“故自贬损，以污其迹”，实在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