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六日（1899年1月16日），《北华捷报》终于报道了人们期盼已久的消息：“新的京师大学堂已于上月31日正式开学。”次日，位于上海的《申报》也做了相关报道：“京师大学堂原拟收学生二百名，嗣后斋舍不敷，先传一百六十名，计仕学院许文勋等三十名，中学生赵中璇等六十名，小学生朱文焯等七十名，限于十一月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其余考取者作为外班，俟将来额缺时添传。”并全文转载了京师大学堂的有关告示：

兹照录总办告示曰：为传到事，前经出尔，本学堂学生斋舍按照定章员额尚不敷。觜将例应住堂各学生分作三项，核定名数。计仕学院学生三十名，中学生六十名，小学生七十名。除照章报名入仕学院之学生十二名，由本学堂另行知会外，其余各生姓名具六其左，仰该生等于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如有不愿住堂者，限于十八日以前报明；如届期不报，立即扣除，以便续传足数。切切勿违。特示。

孙家鼐亲力亲为，开拓创新，毅然舍弃悠久却已经腐朽的中国教育体制，面向世界，顺应时代的潮流，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大学堂的首办者，这位晚清的大教育家与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管学大臣，对晚清的教育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其办学主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⑶

关于京师大学堂本部的开学仪式，十二月二十六日（2月6日）的《北华捷报》也作了较为翔实的报道：

京师大学堂于两星期前举行了隆重的开学仪式。除了该校的西教习之外，没有其他外国人参加这个开学仪式。

京师的传教士们，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对此表示相当愤慨，因为西教习们在开学典礼上对着孔子的灵位脱帽和鞠躬敬礼。他们认为此举表示西教习们跟他们的中国同事们一样崇拜孔子。有人说，尽管西教习们的本意并非崇拜，但本地的中国人却肯定会这样理解。

然而，在中国居住时间更长的人就不会这样想。虽然中国人可能会真的报道说西教习们对孔子的灵位顶礼膜拜，但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这样的话，更别提其他人了。西教习们曾被告知，在这件事上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但在开学典礼前举行的教员会议上，他们一致表达了在经过孔子灵位时要脱帽致敬的意愿。中教习中的基督徒也被管学大臣孙家鼐免除了下跪磕头的礼仪，因为后者说他不想强迫他们在这件事上违背自己的良心。孙大人虽然是个保守派，但却通情达理，具有十足的绅士风度。

目前，有以下成员：校长丁韪良神学博士⑷；英语系的秀耀春先生和裴义理先生；德语系的伯罗恩先生；法语系的吉得尔先生；俄语系的施密特先生；日语系的西郡宗先生和医学系的满乐道先生。以上只是些核心人物，一旦新的大学建筑落成后，还将创建更大和更强的教员队伍。目前已经有三百多名学生正式注册入学，另有一千多人正在等待入学。

丁韪良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大学堂本部分仕学、中学和小学三个部分，但这儿的中小学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小学概念有所不同。因为报考京师大学堂的基本资格就是至少要通过乡试，取得秀才的头衔，即相当于西方的学士学位。主要是根据官衔和年龄来区分的，如官至七品的举人和进士即为仕学院学生；无官职，但在20岁以上的即为中学生；无官职，20岁以下的通称为小学生。根据丁韪良的说法，大学堂的教师队伍主要以10名外国教习为主体，另有12名中教习作为助教。后者中除了少数几个原翰林院的编修或侍读外，多数是教会大学和同文馆的毕业生。

应该看到，丁韪良对于中国的近代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曾任京师同文馆管学大臣的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后来出任过驻英大使。他在赠送给丁韪良的一把扇子上，写了下面一首中英文对应的“双语”诗，对丁韪良给予了较高评价：

学究三才圣者徒，识赅万有为通儒。

闻君兼择中西术，双取骊龙颌下珠。

注释：

⑴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第一册），1957年版，第11页。

⑵美·丁韪良著，沈弘译：《中国觉醒》，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0页。

⑶李丹：《孙家鼐与晚清教育》，《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二期，第128页。

⑷京师大学堂管理体系是明确、系统的：皇帝直接任命管学大臣，管学大臣直接、全面管理京师大学堂（大学校长），兼管各地新式学堂（地位相当于国家教育部长。全国的新式学堂数量比较少，而且分散）；管学大臣下面分别设立中学总教习、西学总教习；中、西总教习下面才是他们各自分管的若干名中、西教习。丁韪良只是个西学总教习，全面负责大学堂的西学教学，相当于西学教务长或部门长。《北华捷报》将其抬高到校长地位，与事实不符。这是丁韪良故意吹嘘，还是洋记者的溢美之词，有待做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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