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中国比日本更早接触西方文化，利玛窦、南怀仁和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在康乾年间，都做过清朝高官。可是，中国喜欢以天朝上国自居，缺乏忧患意识，对西方文化有门户之见，在接受上往往是浅尝辄止。即使到了清朝后期，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还要早几年。由于日本痛下决心搞明治维新，把西方文化视为世界先进文化来接受，很快就摆脱愚昧，一跃而成为东方强国；而中国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实用主义的，仅仅是希望在技术层面上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造成了“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有识之士早就洞悉了中日两国在对待外国文化上的本质区别。中国历史上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担任驻英公使期间，就注意到“日本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并且学习的是西方的立法和财政等“创制”，抓住了“立国之本”，而中国只知购买西洋的坚船利炮，这使他产生了“寝室积薪”之忧。德国首相俾士麦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