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大量论述都是意识形态或文化性的，这是我们开展研究的起点……因此，从这一点继续前进到我所谓的生物社会性，一种整体性的认同形式(包括个体和集体的认同),以及大量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理论的建制和各种类型的实践，都以真理为基础迅速突显出来。因此，我对福柯意义上的事实的真理、产生和传播饶有兴趣。②
复杂性理论是一个多头的怪兽，它会对那些试图保护、保存并加固自身资产的投资者进行灾难性的打击。我们国际基金组织的员工知道该如何掌控复杂性——无论它有多强大。①
这一章讲述三重网络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是如何互唱赞歌的。我所说的这三重网络分别是全球知识网络、商业网络和新时代思潮。“复杂性”将是我对它们的整体概括。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三重特定的网络?第一，因为它们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知识、商业和新时代思潮影响到每一个人：它们的话语是许多实践的标准。第二，这些网络共同进行的过程之一就是媒介化。这些网络在日渐迎合被媒体所创造和驱使的大众需求。第三，这些网络之间也进行相互交换。我为什么选择“复杂性”?首先，因为它是最前沿的。复杂性理论的主要观点活跃在大量的实践领域之中——从艾略特·波特(Eliot Porter)的摄影②到主教的思维③,从对于商业策略的重新认识④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定义⑤。其次，因为目前有一些将复杂性理论引入各种网络中的集中的尝试。这一尝试过程是可以被理论把握的，即便不是紧随其后，至少也不至于过于落后。
让我们从一些反思入手，即如何构建复杂性理论的地理学?尽管我很明确，该理论不仅仅是一种隐喻，我会将之看成是关于整体性的突发秩序的一系列隐喻，因为这样归纳至少有一个优点，即它可以产生一个可操控的解释。作为这一探讨的结果，我最感兴趣的是，复杂性理论的隐喻是如何进入并逐渐成为可理解事物的寻常结构的。作为论述的基础，我将首先对一些概念的定义进行澄清。
第一，我假设科学的隐喻正如别的隐喻一样，一般而言是无限定的。这并非它的缺点。相反，这就是为什么它拥有如此的威力，因为它可以适用于许多不同的场合。如盖姆(Game)和梅特卡夫(Metcalfe)所言：
尽管字面知识希求的是信息的稳固状态，隐喻凭借不确定性使意义能够逃离它的死敌——彻底的澄清。意义的展现并不是一种在外围观看的游戏，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并能够透彻掌握的游戏。我们也许会幻想去掌握文字知识，将之保存在记忆、参考书或文件柜中，但是知识中的隐喻却无法被这样保存，它总是储存在那些我们日后方能明白的智慧里。
当有人批判毕加索画的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的肖像缺乏相似性的时候，毕加索给出的建议是再等一等看。同样，隐喻的丰富的含义是不断地呈现出来的；人们越深入隐喻，思考也越深入，隐喻的诸多内涵便会不断地彰显。传统思维随着它们关键隐喻的创生能力的下降而变得陈腐………
隐喻性的活动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化的现实，然而，我们对于再现现实的要求表示怀疑。现实其实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因为我们不能够从外界观察世界。知识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它以我们为中介并将我们带入世界之中。我们不可能按照世界本来的模样来塑造和模仿它。如本雅明所言：“也许在人类所有的更高级的能力中，模仿能力无不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通过生活在世界之中，隐喻赋予了我们的知识以生命。当韦伯说同情心与同感能力使我们能够理解他人时，他实在过于谦逊：它低估了所有隐喻的真理。
对于我们的行为和隐喻，我们不会无动于衷。当隐喻进入我们的视野时，我们会以相应角色的情感和记忆对之做出回应。①
而且，我认为，隐喻通常在它们得到最广泛传播的时候获得最大的影响力。它们所蕴含的广泛意义在传播中被激活。
第二，在我看来，复杂性理论本质上是隐喻性的。当然，此观点的拥护者更进一步认为，复杂性理论的做法完全是用一种隐喻来代替另一种隐喻：
该理论并不是为了得出结论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失误之处，因为进化论也和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神话和隐喻相关。所有理论都有隐喻的维度，对于这一点，我认为不仅显而易见并且极为重要。正是这些维度给予了科学观点以深度和意义，增添其说服力，影响了我们今天看待现实的方式。这一发现的意义，以及今天的达尔文理论的实践影响，都是仅仅为了帮助我们后退一步，并重新思考描述生物现实的那些可选择的方式。②
作为对上文的回应，我并不会因为复杂性理论的隐喻来自科学，就认为它们必然“更加清晰”。这样就忽略了科学隐喻早期的功用——在可能依然是顽固的科学传统内部清理出一个语义的空间。达尔文进化论中隐喻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坎贝尔(Campbell)论证说，达尔文不能够“解释地球和有机体之间具体的互动机制。然而，这个‘空间幻想’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它在习俗的范围内确认和保存了一种空间使得科学的具体解释能够有所发展”③。总体而言，这种观点“看起来完全正确。达尔文的理论的形式从本质上说不够完善，但是，正是这种精确性的欠缺使得它能够在科学发现的进程中，在某一个点上发挥它的效用”①。
第三，我想要指出，在许多领域中发挥作用的科学隐喻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在芭芭拉·玛莉亚·史德福特(Barbara Maria Stafford)的著作中有详尽的论述。②在本章中，我主要论述了作为语言建制的复杂性理论的隐喻，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谨记科学作用的发挥离不开“视觉的直觉”③。这是对复杂性理论的一种尤为恰当的观察，该理论的隐喻几乎完全依赖于视觉的记录。④只考虑复杂性理论不考虑与之相伴的视觉修辞学是非常困难的：曼德尔布罗特(Mandelbrot)集合中的强制性不规则的形象，布罗斯夫(Beloussov)化学反应中的螺旋状，细胞黏菌的生命圆圈等。“新的科学概念通过视觉化被以隐喻的和字面的方式加以运用”⑤,电脑技术的更新与数学和生物学的表现方式之间的互动的结果又回到了地质学的发明。
我将要对新的复杂性隐喻的传播方式做进一步的阐明。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要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寻找一些同样重要的课题。尤其是，我要诉诸一些概念，如转译(及其四个阶段：问题化、介入、记录、调动),媒介的作用和书写设备的工具。也许有人会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考察隐喻的传播是个理想的工具。毕竟，该理论讲述的是准客体的故事，它传播的是一种“从对工具、副手、目标、天使和角色等少数我们将生活建于其上的‘代言人’的认真研究中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社会学”⑥。再者，行动者网络理论讲述的是那些使得网络更持久、物质—符号的触角不断延伸的不懈努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与行动者理论中的追随行动者的“人种学”的原则一致，网络结束之处正是行动者的行动结束的地方。行动者网络理论也表明了一个事实，隐喻与现实不是毫不相干的。它们总是更为广泛的诸实践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网络包括各种形式的媒体和书写工具，这二者一起将隐喻变成为客体，这些客体不仅具有足够的可塑性，能适应本土的需求和采用这些隐喻所设定的诸多限制，同时，它们还可以在不同的区域中保持同一性。①符号和内容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②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表明隐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总是在转变中，关于对本土知识的重新界定的研究，以及一群不同的、本质上是多重目的导致的结果都会将隐喻推向不同的方向。例如，拿科学来说，
理论的建构从根本上说是异质性的：不同的观点总是被不停地强调并进行调和……每一个行动者、每一处场所，或者科学共同体的节点都拥有一种观念、一种潜在的真理，这一真理由本土的信仰、实践、当地的限制和资源等组成，它们无法在本地以外的任何地方得到完全的证实。这些观点的聚集成为科学蓬勃发展的资源。③
也就是说，对符号的解释过程是持续的、始终不懈的、缠绕不清的，重要的是那些事物是有关联的，而不是事物的本身是什么。
但是，复杂性理论也指出了行动者理论的一些实践上而非理论上的缺陷④。尤其是，行动者理论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经常将行动者网络设计为诸多非连续性的实体，符合该网络目的的世界的不同部分就被拽进这些网络之中。结果就使得行动者网络的一个关键维度被低估了，即这些网络间的交叉、运转与交往；许多实践中不断再现的争执和纠纷就这样被忽视了。我想强调两点以弥补上述缺陷。其一，行动者理论应当从更加广泛的跨文化消费和不断增长的互动研究中有所收获，因为这些研究表明了何种程度的互动能够产生出不同的来自“不同产地的意义”①。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欧洲语与殖民地语的混合化)可以从看起来非常类似的材料中创造出多种不同的反应。其二就是要从对科学的文字诉求中获得新发现，朱利安·贝尔(Gillian Beer)和另外一些专家②的研究是比较典型的，他们同时强调“交叉点”“交往”“不期而遇”是如何产生新的概念的。
术语从一个区域转移至另一个区域，因为观念不可能长期存在于一个固定的领域中。如果它们要继续繁荣下去并产生进一步的思想，它们就需要在适当的拥护者中进行交换，同样需要同事之间的紧密团结。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如果一个读者偶然遇到了这些术语和文本，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不期而遇，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还是不同学科之间的，或门铃的响声所带来的，总会格外引起人们的注意。不期而遇不一定能够带来相互理解；也许首先或仅仅是一种不适应感。随之而来的是未经检验的假设，以及对动机的未表达的可能解释，即便不是权威的解释。交换、对话和不精确、模糊的理解，这些都是学科内部及人与人之间的偶遇的关键因素。心不在焉，注意力集中于别处，或期望着另一种结果的情况，在不期而遇中同样多见，它所产生的关注比一心一意的关注更加强烈，也同样有效。
在科学中，复杂性理论的概念已经拥有一个复杂的谱系：它们并非突然的出现，而是已经相互交错和缠绕在一起了。复杂性理论的绝大多数拥护者都声称，该理论本身来源于一种有趣的修辞学的实践。在数学领域，有昂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在计算机领域，有阿兰·图灵(AlanTuring)和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在生物学领域，有达西·温特沃斯·汤姆逊(D'Arcy Thompson)、雅各布·冯·岳(Jacob VonUexkull)、J.B.S.霍尔丹(Haldane)和稍后的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Bateson)等。可以确定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作为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的各种各样的增补和计算能力以指数倍增长的结果，复杂性理论的关键要素几乎都已经完备了。例如，已故的C.沃丁顿(Conrad Wadding-
ton)的“思想工具”已经将复杂性理论的绝大部分内容展现在读者面前，但兰顿(Langton)首先于1990年开始使用的“人工生命”除外(以及20世纪80年代发明的“生活在混沌的边缘”)。①华盛顿的书出版20年以后，复杂性理论的许多要素，以多种不同的形式，成为科学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明白复杂性理论的成功并非故事的全部，与其中单个理论的成功相比，未来它是否能够成为一种科学范式依然有待验证。例如，分子生物学传统的还原主义的方法(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典型)依然占据统治地位。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复杂性理论的关键因素——混沌、吸引子、非线性、突发性秩序、自组织、隐形秩序、自生系统论、生活在混沌的边缘——都已经迅速地成为西方社会的一部分，除科学以外的领域，它们比达尔文的理论更快地重构着世界。的确，或许我们可以说，复杂性理论在科学领域之外得到了最成功的扩展。
因此，复杂性理论已经开始融入诸多学科之中，如经济学②,区域科学①、建筑学②、文学理论③、历史④、社会学⑤和人类学⑥,它已经变成了艺术、电影、戏剧和科幻作品的素材⑦,它已经被列入消费对象的行列(例如，被唐娜·卡兰[Donna Karan]命名为“混沌”的香味),它同时也是新时代思潮的销售特点(比如，在伦敦彩虹巷的“混沌魔法”)。它甚至成为园艺设计的焦点(比如，在邓弗里斯郡的查尔斯·詹克斯的花园中)。
但是，为什么这些隐喻传播的如此迅速?悲观者可能会认为，隐喻传播的如此迅速以致它们已经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灵活性避免了摩擦，接下来就导致愚蠢。但是，在我看来，造成这一现象有三个深层原因。
第一点，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通用的文化货币，在达尔文的时代情况远非如此⑧:
大众文化将科学以及准科学的语言、权威和解释的模式一起并入对公共利益相关事务的叙事中，如人类行为、心理学、两性关系、环境和宇宙的本质等，此处仅略举数例。因此，科学成为修辞学在不同的社会境遇中进行创造和表现的资源。③
第二点，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吉登斯所谓第二种知识模式已经到来，它是以大量不同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和阅读者的存在为基础的。
第二种知识模式所产生的知识更接近应用，它是跨学科的、异质结构的、有多种组织形式的以及反思性的。
新的知识模式的核心就是知识生产者在数量上的膨胀，以及可能产生的专业知识的相应的膨胀。或者，换句话说，一些拥有及时自我再生能力的新的知识生产性行动者网络已经成为现实，并同时对知识生产的条件和知识的定义产生影响。这些旨在生成和传播知识的新的行动者网络，已经将复杂性理论的隐喻转译至这两个目的中，并以变化了的形式传播这些隐喻。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这些隐喻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传播，因为它们借助了几乎完全媒体化的网络，这些网络的作用在于传播信息，而且通常是被深入处理过的信息，用来吸引读者并从中获利。
我想要集中探讨这三种网络的运行和互动情况。其中一种网络是相对老式的、但现在正呈现一片生机的新媒介的全球化行动者网络，剩下的两个是相对比较新的。
第一个是科学的网络。科学在过去20年之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虽然一直是全球性的事业，但是现在以完全不同的规模覆盖了整个世界。因此，拉比诺(Rabinow)在他的著作中写道，现代的分子生物学是一门崭新的科学门类，它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那些学科：
例如，分子生物学通过电子传媒、数据存储和国际化的协作项目——如人类基因组图谱计划等——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已经开始掌控当前的局面。知识的传播和融合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迅速和广泛。清楚地表述与维持这些目标要花费昂贵的代价。大型实验室的管理者们也需要花费绝大部分时间来寻求资助，签订合同，结成联盟。过去20年内由风险资本和股票资本创建，并首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是亚洲、印度和欧洲的生物科技类公司，不仅改变了研究的筹措的资金状况，也可能改变了研究的方向。资本是国际化的。科学国际化的原则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今天，它所采取的生物医学的科学形式却是相当新的。到底是何种科学生命在持续地快速前进，它就不同的资源不停地协商，就优先权展开角逐，在不同的地域间不断地膨胀?①
很明显，这门崭新的甚至更为全球化的科学的极端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媒体化。②书籍、电视节目等都在销售着科学。同时，科学也在销售着书籍、电话和其他。的确，科学越来越依赖媒体的曝光，因此，科学和媒体越来越交织在一起。
复杂性理论是科学媒体的主要输出内容之一。在过去五年内，数不清的书籍纷纷颂扬着它的优点，有一部分是通过记者，但是更大一部分是通过复杂性理论的创建者们来实现的。③的确，尤其是在创建于1984年的圣达菲研究所的资助下，这些创建者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在努力创办一个基地，该基地不仅可以进行复杂性理论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传播的中心。因此，该机构开始采取行动使得复杂性理论的工作者能够流动起来以建立一个全球的“大家庭”:家庭这个词对于圣达菲研究所来说再合适不过，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爱德华·纳普(Edward Knapp)是它的董事，此外，还有两个副董事和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相当敬业的工作团队。教授只有3位，我就是其中之一，每一位都有5年的研究经验。剩下的人都是访问者，短则待上一天，长则一年。访问者来自世界各地，有些人频繁地进行访问。该机构举办了大量的研讨会，或持续数天，有时甚至一至两周。此外，几个研究网络组织了多个不同的跨学科讨论。每一个网络的成员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有时通过信件的方式保持相互沟通，他们时不时地在圣达菲举行聚会，有时也会换新的地点。他们是专业人员中的专家，他们都对跨学科的合作充满兴趣。每一个人的家乡都有相关的机构，但是，他们都珍视加入圣达菲的机会，因为，它给他们带来了平时难以建立的广泛的交流平台，尽管家乡的机构也许是顶尖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大学或国家实验室(尤其是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的那个)①。
作为它的“家庭”策略的一部分，该机构已经播散至自然科学以外的多个领域中，包括考古学、语言学、政治科学、经济学和历史，现在是管理学。
因此，家庭策略是一种传播复杂性理论的方式，无论是在科学的领域之内，还是在它之外。在某种程度上，家庭策略将复杂性理论广泛传播至科学的网络之外，使它在科学领域内获得更大的尊重，这的确可以看成是一种策略。
然而，这一策略对于科学的网络内部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圣达菲机构经常被看成是过于追求公共性了：
我曾遇到过一些比较消极的对圣达菲机构的这种冒险的评论。比方说，牛津大学的生态学家罗伯特·梅(Robert May)就曾告诉过我，该机构的确是“有趣的，但是在生物学方面没有价值”。对他而言，计算机模型离真正的生物学太遥远，也简单到无可弥补。“鲍勃(Bob)也许会那么说，难道不是吗?”这是我听到的对圣达菲的反对声音，它的自负与它的才华同样出名。“我认为鲍勃并不太清楚这里到底在进行着什么样的事情”,斯图亚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告诉我说，"如果他知道，我想他就不会这么说了”。
鲍勃承认该机构的确充满了创意，而这些创意中最独特的就是创造夸张感。杰克·科恩(Jack Cowan)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家，他在1969年的时候授予了斯图亚特·考夫曼第一个教职，他也同意上述说法。“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说，“那个机构的确做了很多值得肯定的工作，但是，在离开以后我经常怀疑这些工作中的一些内容要走向何处。”该机构的科学董事会成员杰克(Jack),在复杂性自动系统方面有长期的研究经验。“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在理解复杂性系统方面已经取得进步，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张的宣称，”他曾跟我这么说过，“还记得突变理论吗?”①
我要谈到的第二种网络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资本的文化回路，在第一章中我已经概述过，现在它已经成为自组织的，它生产管理类的知识并将这一知识传递给管理者。它自身的发展壮大，也带来了它胃口的膨胀。现今，它对包括复杂性理论在内的新知识有着持续和强烈的需求。
为什么复杂性理论的隐喻能够在这个商业实践蓬勃发展的网络中传播开来?这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可接受性方面。从最初的一段时间开始，管理学就是依靠它与复杂性理论的关联来解释系统理论的②,因此，可以说，知识方面的背景已经具备了。第二个原因是技术性的。当商业开始与信息技术结合时，它就开始与一种环境接触，这种环境是商业与绝大部分复杂性理论的科学所共有的，因此，技术的背景也已经具备。第三，资本的文化回路需要观念、隐喻的持续流动：流动的确是它存在的一个条件。这些观念通常被称为“商业潮流”①,一年又一年地轮回着。例如，在1950年到1988年间，帕斯卡尔②曾归纳过26个主要的流行语，而且它们一直重复地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复杂性理论的各种观念都有可能受到欢迎。第四，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回路相关的一部分研究将隐喻引入商业组织的行为和商业实体之中，尤其是，管理学的研讨班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将复杂性理论的观念引入公司实践中的有效方式。第五，复杂性理论的生产与商业是连为一体的，绝大部分的现代科学也都是以同样的方式与之相连的。例如，圣达菲机构，也许是复杂性理论的最主要的“宣传员”,它与许多公司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它主要的兴趣在于复杂性理论中的特定的观念如何运用于金融市场，如何创建了如Prediction等企业(主要预测金融市场的动向)③。现在，该机构正将零售复杂性理论和“生活在混沌的边缘”两种观念，在管理领域强势地推进。在1997年，例如，圣达菲集团和知识基础发展组织为商业人士在凤凰城和伦敦举办了题为“复杂性理论与科技：为创新而组织”的一系列研讨班，主讲人有复杂性理论的奠基人布赖恩·阿瑟(Brian Arthur)、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斯图亚特·考夫曼和其他一些管理学专家，如帕罗阿图研究中心的约翰·S.布朗(John Seely Brown)④和诗人及企业咨询师大卫·怀特(David Whyte)。1997年的下半年，圣达菲中心主办的研讨班在达拉斯、圣达菲和芝加哥举行，内容主要是关于突显策略的，题目为“商业中的复杂性：为突显策略而组织”。后面一系列的研讨班的简介如下：
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商业环境的变化速度之快使得延伸性的策略规划越来越难以发挥效力。策划正在变成一种不断进行的过程，而非一套按年制定的远期规划。除了与这种波动性做斗争之外，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以更为灵活和较少偏见的态度来看新观念。这些新观念，作为新公司的模式和行为的基础，几乎不能够被提前很远预见到，或者对细节进行有效的预测。相反，它们将突显于公司内部和公司之间所有的互动之中。
策略应当是应激性的，对持续的评估和改变保持敏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跟上市场变化的节奏、它的竞争对手以及将为之带来改变的新科技。①
古德温(Goodwin)总结了那些适用于商业的特定的经济概念(这些概念由于已经开始融入许多管理思想而拥有一些优势):
商业公司是看到这些观念与管理结构、组织创新之间关联的最早领域之一。由于每天都生活“在悬崖边上”,任何有利于企业做出适应性的反应和关于动态结构的洞见都是受欢迎的。通过制造体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互动性的流动网络而将控制分散化，以及为了适合新秩序的突显而制造必需的混沌状态，复杂性理论对于商业实践的建议夷平了管理的科层制。对于控制一切管理者而言，向一个更混乱和自发性的自主体系的转变无疑是充满威胁的，但是，看起来的确是通向创造力和多样化的必经之路。没有任何生存的保障，正如在进化的不断调整的空间中，没有任何确定的长久的生存之道可供采用。能够拥有的只能是创新的态度，它不仅是企业根本的价值所在，同时也为在这个持续变化的商业世界中的坚持不懈的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机遇。所有这些社会组织的参与者们都能够经历一种更高质量的生活，因为他们拥有了更多自由，更多创造性行动的机会，以及对他们和对企业都有有益的更频繁的互动①。首要的目标已经不再是通过利润的最大化来保持生存，而是能够为公司的全体成员创造更充实和更富有创造性的生活，并因此最大化企业在这个恒久变动的环境中做出恰当的集体反应的机会。
结果，这些概念成为突显模式和自组织模式的新的管理范式，它可以被归纳为一套简单的准则以改变“我们进行筹划、领导、管理和观察组织的方式”。换句话说：正如在此之前的牛顿科学，20世纪的科学已经在整体文化上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从绝对真理和绝对角度转向语境论；从确定性转向对多元主义和多样性的诉求，转向对模糊性和悖论的接受，转向复杂性而非单纯性。如牛顿科学一样，新的科学聚焦相关的文化转型，帮助我们表述新的范式。它为我们提供思考新范式所需要的概念、语言和新的形象。量的思考是新的思考范式。二者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组织的结构和领导力，变革能够帮助企业在新的范式中获得发展。③
我想要描述的第三种网络构成了新时代思潮的实践。新时代思潮是由一系列组织构成的，这些组织的内在关联尽管没有资本主义的文化回路那么强，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始，这些组织形成了一个运转良好的国际回路。与文化资本的资本主义回路一样，新时代回路有赖于新观念的持续流动，尽管这常被看成是对旧知识的新发现：“新时代思潮的专家们对旧传统非常精通……因而，他们不断地从传统中寻找资源。”①这些观念来自方方面面。首先，来自形式多样的新宗教和社团活动，如艾哈德研讨训练课程和芬德霍恩灵修中心。其次，如领英(Wrekin Trust)类型的网络。最后，精神与恢复，露营和集会，以及商业活动等各种中心。观念通过一系列的方式进行传播。最主要的形式当然是研讨班或者讨论班。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研讨班或讨论班就已经成为新时代实践的中心。其他传播形式，如书籍、磁带、视频、管理者和记者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需一瞥书店中有关新时代思潮的那栏书就会发现：“在大约5年的时间内，美国人对新时代书籍的消费量已经翻了一番，达每年1000万册。”②还有一些更加生活化的互动方式也不能忽略：电子邮件论坛、小型出版社和非正式的出版社、露营地、聚会和咖啡馆中的广泛交流。相较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回路，新时代思潮回路的特点在于，读者们参与的积极性更高，换句话说，在更大的范围内，读者们也是观念的生产者。基于新时代思潮对自我灵性和各种观点的综合强调，也许，新时代思潮将会带给我们更多。
复杂性理论看起来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词汇表，我们凭借它可以表述自我并可以突破某些受自身限制的形象和信念，难怪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比新时代思潮，复杂性理论的隐喻流行范围更加广泛。这种现象可以用四个方面的原因进行解释。第一，复杂性理论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来解释一种关于自身和自制的语言：如应激能力和自组织等。①第二，复杂性理论为那些更陈旧的和更广泛的新时代思潮及其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新工具，如洛夫洛克的盖亚假说(Lovelock's Gaia)②。第三，它为相对小型和不安全的网络提供了象征性的权威。“科学的”隐喻的使用增添了一种合法性，如距离今天并不遥远的《黑足物理》(Blackfoot Physics)③和《量子自我》(The Quan-tum Self)④。第四，一些科学家自己似乎也倾向于将复杂性理论和新时代的思考相结合，这一点在他们较为畅销的著作中有所体现。这些书中的绝大部分都蒙有一层神秘的色彩，比如，有些会指涉东方的宗教。沃尔德罗普(Waldrop)称，复杂性理论“太容易和新时代思潮混淆，且不太可靠”⑤,但是，作为圣达菲机构的老前辈之一，考夫曼似乎并不太担心。在他的一本畅销书的结尾处，他写道：
我们刚开始建构一种可以用来解释在世界中进展的突发秩序的科学，从蜘蛛织网到山脊之巅的郊狼，无论是在圣达菲机构还是在别处，我们都衷心地希望能够解开一些秘密，以使大家能够通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我们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被它塑造，也重塑着它。最初存在的只是“命令—法则”。大家都遵守，我们也不例外。几个月之前，我有幸第一次爬到了一座山的顶峰，之前我从来没有做到过，就是在那我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我和圣达菲机构的好友菲尔·安德森(PhilAnderson),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来爬雷科山。菲尔是探路者。我曾经很吃惊地见他扯下一根树枝拄在手里穿过山间。我也折了一支，跟在他后面。当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树枝掉在了地上，我的也是。但是，我看到他还在我的前面。我问他：“这有用吗?”“当然，一半的人都可以用之探路。”“有没有挖掘过你的树枝指向的地方?”"哦，没有。嗯，曾经有一次。”我们到达了山顶。格兰德河在我们脚下一直向西方延伸；佩科斯河汹涌地奔向东方；特鲁卡斯峰气势雄伟地朝向北方。
“菲尔，”我说，“如果一个人在不断展现出来的自然面前感觉不到灵性、畏惧和尊敬，那么,他就是个疯子。""我不这么看，"我的向导颇为怀疑地回答说。他看着天空，做了一个祈祷：“敬天上伟大的非线性映射。”①
总之，迄今为止我想要说明的是，以生产新知识为目标的三种不同的行动者网络的实践，是如何迅速地传播复杂性理论的隐喻的，因为实际上，这些新的传播网络也改变了复杂性理论。但是，复杂性理论之隐喻的交换不仅仅发生在科学网络和其他两个网络间；它同样也存在于这两个新的网络之间。而且，科学的网络比先前已经变得更加异质化了，它包含了重要的商业利益。因此，商业和新时代思潮统一于它们对“自我的技术”的寻求中，从文化回路的角度来看，一个企业家式的个体能够使得一个企业强大、有实力，并对新时代网络的自我灵性的培养有所了解。毫无疑问，基于此必要性，新时代思潮的技术已经融入商业，或者说商业已经被整合进新时代思潮之中。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复杂性理论的隐喻从科学网络中的不同方向，以变化了的形式，被播散了进去。这其中还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我认为，有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圣达菲等机构的促进下，科学领域之外复杂性理论的越发突显，反而成为将复杂性理论重新引入时而对之进行抵制的科学领域策略的一部分。如果复杂性理论成为普遍的文化气氛的一部分，那么科学就必须像其他文化的生产领域一样吸收这一理论。
我主要描述三个与这一现象有关的有趣的例子。第一，从科学领域到新时代思潮的传播。例如，生物学家古德温现在是托特尼斯附近的达廷顿舒马赫中心的课题研究的主要负责人，偏向环保主义的学者。在1997年，他出访英国与一些艺术家进行对话，交流的主题是关于“在命令、混沌和自然世界的复杂性两两之间的创造性‘边缘’”①的。
第二，新时代思潮向商业的传播。例如，一批新时代思潮的咨询师(并不仅因为他们自称是)正在零售着新时代思潮及其所隶属的复杂性理论，鉴于这些观念都是适用于商业行为的②:
波动的市场为客户提供越来越多的治疗学和精神上的选择。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专业渠道必须学着扩展它们的实践，成功地应对反复无常的客户，在敌视现代性的新思潮价值观的各种限制内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③
复杂性理论为这些“渠道”提供了一种呈现新时代思潮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新时代思潮被科学授予了合法性，成为宇宙中立的法则。毕竟，“直至20世纪90年代，保险公司和卫生维护组织都不愿意支持用来自普勒阿得斯能源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或者做其他事情”。但是，科学却是另一回事了。
第三，科学向商业的传播。我们已经熟悉了古德温著作中的案例，但是除他之外，在其他人著作中也不少见。比方说，咨询师达纳·佐哈(Darah Zohar),是牛津大学坦普顿学院的教师，他在书中将复杂性理论描述为扩展商业事务的一种方式，因此“它就不再限于为了利润而操纵事物、自然和人。商业变成了一种在这个词最广泛的含义上的精神旅行”①。而且，这些观点可以在管理学的研讨班中经由咨询师得以传播。例如，彼得查德威克有限公司(一个快速增长的英国咨询公司)的培训主管彼得·艾萨克斯(Peter Isaacs),是这样描述一种基于“新科学”的方式的：
在我们和达纳以及他的同事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内，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使我们经历了一次“头脑风暴”式的旅行。
我们凭借着一些最前沿的思想重塑了自己，将自身转变为自组织网络的综合体。每一个网络都集中于关键的问题，无论是市场、部门或是非正式的学习机会，只要是能使我们自身和客户受益的。同时，我们重新调整了我们在商界中的位置。那些在最初看来不利于咨询师的信条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标识：“要想使变化能够持续下去，它必须是从内而发的。”新科学是促进我们转变公司思想的关键因素。②
对隐喻的散播和相遇进行描绘需要一个研究课题来完成，由于篇幅限制此处无法开展。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空间的重要性。行动者网络建构了空间、时间，不同地域的建构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的。①这些网络的时空地理学以四种主要的转化机制来帮助实现隐喻的传播。
第一，这些网络提供了关于“重要地点”的地图。就科学而言，生产复杂性理论的主要地点实质上是科学具体的国际地理的一部分。而对这一地图的研究在“被引用次数”中得到了最好的总结。就资本主义的文化回路而言，地图是由对管理学进行革新的主要发生地构成的，如波士顿，以及由管理学研讨班的地址组成。就新时代思潮的网络而言，地图则主要是对城市边缘的描绘。②比如，在英国：
在西北部地区之外旅行，你通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邂逅。许多活动主要发生在首都，如伊斯灵顿、伦敦，更具体地说，发生在尼尔的庭院里……除此以外，乡村腹地也有大量的活动发生：格拉斯顿堡，托特尼斯地区，威尔士边界，威尔士中心，包括阿伦岛在内的赛尔特沿海地区。格林斯蒂德东部也值得注意，例如，国家异教协会、玫瑰十字会、科学教派的英国总部都在那里。③
在美国北部也有着同样的情景，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尤其如此。
第二，为这些地图上图景的文化价值评估提供了一种认同力量。因此，科学便从像两个剑桥那样特定的股票交易场景中得到了特别的确认。在大西洋的两边也都有类似的情形。在英国，新时代思潮总是和一种神秘的地理学中心交织在一起，如阿瓦隆。在北美，本土的印第安文化基地总是吸引更多的注意力，那种对自然和诸如沙漠与峡谷的荒野亲近感，能够带给人一种特殊的共鸣。第三，关于互动的地理学。在科学和商业的网络中，通过媒介的交流是会议、座谈会、讨论会及其他面对面的互动形式的很好补充。这是属于那些频繁出差和发送传真的人士的世界①。而在新时代思潮的网络中，面对面的互动、在研讨班和讨论会，节日或者聚会，以及在咖啡馆等都是更为重要的形式。第四，空间提供了一种关于路程、旅游、地图、变迁和转型等的词汇，并以此给予了复杂性的隐喻以一种符号学的力量，同时，这也意味着变化和扩散。
在某些地方，各个网络之间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地方能够为隐喻的传播提供尤为重要的地点，因此，这些地方为直接的互动和沟通提供了条件。例如，正如我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复杂性理论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科学中心就是圣达菲机构。从一开始，该机构就试图跨越不同学科的边界，例如，跨越至经济学。②但是，同样有趣的是，从该机构传播出去的研究成果中，机构周围的风景在不同程度上被看成是对复杂性隐喻的重要性的阐释：新墨西哥的沙漠风景为之提供了一个基础。更有趣的是，圣达菲是美国新时代思潮的几个关键中心之一。现在，我们能看到不同的网络是如何被编织进空间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对空间进行重塑的。因此，在勒温的《复杂性》(Complexity)一书中，新墨西哥的查科峡谷被看成是复杂性理论的一道风景，一个看似曾遭受了灾难而崩溃的本土印第安人的复杂社会基地(并因此成为复杂性理论的一个难解之谜),一个“对今天的新时代弄潮儿依然有着重要意义的地方，使得他们蜂拥而至举办庆典，以自编的佛教颂歌、沉思和水晶为庆典作结”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