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复杂的，这看起来像是对明显道理的平庸表述，但是，尽管如此，它是一种深刻的理论陈述——也许是对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理论表达。①

我希望我已经说明，复杂性理论的隐喻随着迅速发展的“第二种”模式而使知识行动者行为网络得到了快速的传播，在它们所到之处建构着自身的对象。到目前为止，本章的基调，如果不是怀疑论的话，那一定是自由开放的。毕竟，这不是实在论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复杂性的隐喻也许是一种更广泛的文化兴趣的标志，尤其是关于未来更大程度的开放性和可能性的更强烈的感觉。它以对时代的新的文化感为基础，即知识、事物都是复杂的，不能被轻而易举地掌握的；以时代的各种模型为基础，尽管这些模型并不是最基础的，但却是能够被掌握的。换句话说，我认为一种新的感觉结构正在浮现，即一种新的“文化假说”②,即关于我们如何在“语义学的有效性的边缘”③来预测和构想未来，而复杂性理论的隐喻正是对它的呼唤，同时也是对它的响应。

我希望通过序言的方式来申明，我并不反对科学隐喻在科学领域之外的运用。一方面，科学领域之外当然存在施展它们的空间。例如，许多实践科学家所著的关于复杂性理论的书似乎都必然包含这样的结尾章，其中表达了复杂性理论的隐喻是如何重塑科学并以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重新解释整个世界的。然后，通过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错误的和庸俗的分析，复杂性理论的隐喻已经进入现今每一种智力活动中，好像这样是为了证明系统理论的继承者们已经完全遗忘了等效性。

然而，另一方面，复杂性理论的隐喻可以聚焦文化焦点。例如，法国社会理论无疑是以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吸取科学观点的，它一开始就从系统理论、拓扑学及相关理论的观念中汲取养分，为己所用。再者，一种被称为“哲学生物学”的科学有着长久的历史，“该领域的研究尽管在英语系的欧陆哲学中受到忽视，但是却对如康德、黑格尔和尼采等现代思想家有决定性的影响，并在20世纪的法国思想中备受关注(柏格森、德日进等)”①。现今，科学隐喻作为一种曾被瓜塔里(Guattari)称为“一种过程式的呼唤，一种过程式的**”②的方式，在法国社会理论中被广泛地采用。因此，雅克·德里达通常被看成是一位能够以各种有趣的方式给类似系统理论等复杂性理论的先驱者们带来影响的研究者，这些先驱者们有格雷戈里·贝特森、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和弗朗索瓦·雅阁布(Francois Jacob)等。尤其是他对(生存高于生命，转译高于文本的)“轨迹”中“偏差”的优先性的坚持，与一些现代生物学思想有着极强的相似性：“尽管生物学家们总是根据传统的方式将繁殖看成是存活系统的决定性特征，然而，变异的范畴如今被看成是在逻辑上先于繁殖的。”③换言之：

从科技的到生物学的再到进化论的各种著作中，连续不断的链条都是属于轨迹这一更广泛的范畴的一个子集。因此，不断展开可能性的文本或条件，比生物社会学、生物人类学或“生命”与作为理性中心主义的核心原则的“主体”本质性结合，要宽广得多。同样，系统理论，尽管要归功于现代新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新达尔文主义通过使用目的性和等效性等概念形成了自组织和自我调节系统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生命”是一种特殊现象、一种地域性的现象。因此，在一种非生物性的进化理论中，生存的遗传结构(轨迹的选择和转译)或者高于(先于)生命的补充性生存，这是组织性的原则。令人惊讶的是，贝特森与德里达几乎采用了同一版本的隐喻……尽管术语不同，但是基本的观念——符号系统，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转译都是对生命的可能性的思考，而不是相反——是一致的。①

同样，迈克·塞尔(Michel Serres)从生物学、系统理论和热力学中汲取了一些概念对其早期观点进行修改，这一观点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也多有呼应②,它与生物学、信息理论和雅克·莫诺(迈克·塞尔的朋友之一)的著作都有关联：

没有必要再对诠释性的知识(“深刻”的知识)和客观的知识进行区分。知识的类型只有一种，它总是与某一观察者相连，这一观察者或隶属于某一个系统，或与之有关联。观察者自身的结构与他所观察到的完全一致。他的位置所改变的仅仅是声音与信息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自身从未抹掉这两种稳定的表象。再也没有对一方面是主体，另一方面是客体(一面是清澈，一面是阴影)的区分。因此，区分将事物变得令人无法理解和不真实。相反，传统的主客体二分的术语本身被某种类似于地理学的划分给划分开来(正如我现在一样，一遍说话一遍写作):一方面是噪声、无序和混乱；另一方面是复杂性、安排和分布。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将我从本体论上与一块水晶、一棵植物、一个动物或者与世界的秩序区分开来；我们一同滑向嘈杂和宇宙的深处，我们多样的系统复合体正漂浮于溪流之上，朝向太阳的源头，随波逐流。知识至多是漂浮过程中的倒转，时代的奇特转向，总是有额外的漂流作为弥补，但是，这就是复杂性本身，它曾经被叫作存在。流动中几乎一直存在**。从现在起，求生还是求知将会被转译为：看到那些岛屿，它们是罕见的还是幸运的，是出于机缘还是必然性。①

接下来我将继续关注，例如，德勒兹与瓜塔里的著作，尤其是德勒兹中期的“生物哲学”②和瓜塔里的晚期著作对“混沌”③的强调，后者明显要感谢普里戈金(Prigogine)和斯唐热(Stengers)等学者的著作为其带来了影响。

希望我的观点早已得到阐明。我想指出复杂性理论的隐喻在文化的争论中的一些更为积极的应用方式，即清除旧的基础和创造新的基地的方式，我认为其中有四种方式尤为重要。第一，复杂性理论的案例表明了，科学的隐喻能够多么迅速地被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所吸纳，尤其是在那些上文我所认同的网络的推动下。至于复杂性理论的隐喻，我认为可以这么说，由于这些隐喻可以被转向反思性的路向，因而它们已经或即将寻觅到现代西方社会这片尤为肥沃的土壤——尽管贝克和吉登斯对此的说法略为夸张——这一点也许依然重要。当然，有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如卡普拉④、马图拉纳和瓦雷拉⑤,他们通常以相当清晰的方式将这些隐喻与自身相连。

第二，与此同时，复杂性理论的隐喻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当代科学话语是如何被媒介化的。复杂性理论颇具说服力的隐喻得到了媒体行业颇具说服力的手段的支撑，同时这一行业又亟须内容来填充。科学出版物的畅销在上文中较少提到，但是，它显然是重要的，尤其是现在它已经同资本主义的文化回路与新时代思潮等网络连接在了一起。复杂性理论，换句话说，成为对观念进行系统化并不断更新的另外一种方式。

第三，复杂性理论的隐喻同时也被看成是一种清理语义学空间的有用途径，这样的清理有助于以更加精确的空间术语来重观世界。复杂性理论的隐喻，以与德勒兹的“褶皱”(fold)概念相同的方式，对自身的“内在”和“外在”过程进行着重塑。或者，复杂性理论以某种方式与流动的空间概念相关联，如在拉什(Lash)和厄里的著作中，或者塞尔对信息承载系统的强调中。

但是，我想在最后用本章剩下的篇幅再关注一点。我想说明，复杂性理论的隐喻使得我们能够以新的方式更从容地思考时间①,特别是将未来看成是开放的、充满可能性和潜能的，甚至是易变的结构。此种时间感将凭靠这些隐喻在各个领域建构起来，这里我仅对其中的三个展开探讨。

第一点是西方人格概念的转变②。随着人格可能性的数量不断增加——通过劳动的分工、性解放运动、后殖民主义的想象等——人的概念，作为一系列复杂、多元和更开放的主体位置的组成部分，被固定下来。这些“碎片化”的个体是无法被还原成一个单一的动力机制的③:

复杂人格意味着所有的人(尽管是以特殊的形式存在，其特殊性往往成为最显著的特征)的记忆和遗忘、对自身和他人的认同与反对，都充满着冲突。复杂人格还意味着人们优雅与自私地忍受着，陷于他们自己的困境中，并改变着自身。复杂人格意味着甚至连那些所谓“他者”也都与先前不同。复杂人格意味着人们所讲的关于他们自身的故事、关于他们的烦恼、他们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等，都是相互缠绕和交织在一起的，要么变成一个故事，要么变成他们想象中的样子。复杂人格意味着人们开始备感疲劳，而有些人就只是懒惰而已。复杂人格意味着一群人将采取统一的行动，且他们可能会以激烈的方式来反对甚至伤害对方，这两种行为会同时并存，他们指望我们剩下的人自己能看明白这一点，且适时地介入或退出。复杂人格意味着甚至那些掌管我们核心机构的人，其价值体系也被一些他们或明了或不明了的事情所掌控着。至少，复杂人格强调对他者的尊重，这种尊重来自将生命和人类的生活看成既是明确的又是充满大量细微含义的。①

第二点是西方人看待事物的方式。可以这样说，我们对事物的态度较之前更为开放，事物对我们也更为开放。首先，我们身处于一个越来越复杂事物的生态学之中②。其次，因此这些事物与我们互动的能力不断增强；的确，他们越来越被按照此种目的进行设计③。再次，因为我们越来越被塑造成要与事物进行互动，相对事物而言，我们的亲和力变得越来越强。④最后，因为事物越来越成为多功能的，它们因此能够适应多种场合的需要⑤。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概念中，这种开放性得到了最好的展现，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尝试通过强调不同持久性的行动者网络的结构而将社会和科技编织在一起：

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网络及网络理论的偶然性特征。网络的建立与重建是一种持续的需要。这部分可以通过嵌入内容来达到。的确，仅仅基于人际关系的那些网络可能是非常脆弱的。因此，重要的问题不是一个网络的成员是人类还是非人类，而是“哪种协作模式更强，哪种更弱?”①

行动者网络的理论目的在于降低偶然性，因此，它的目的还在于强调这个世界的偶然性和在任何时机都可能开放的诸多可能性。的确，在一些更极端的表述中②,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偶然性具体化，断裂和不确定性正在变得几乎与网络同等重要：

相似性与相异性，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入的区别；也许，并不存在任何模式、任何普遍的模式；也许，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描述一种单一的内在一致的模式……也许，这样的模式并不存在；也许，实践之外别无他物；也许，有的仅仅是那些故事在不断展现着自身，在探索建立新的关联、实践的和本地的关联、特殊的联系。

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不再处于认识论的范围之内?当我们尝试着去寻找讲述那些存在于复杂的客体部分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相反……我们在创造链接，制造关系，在不同程度地将它们变成现实，这意味着我们不再试图寻找合适的方式去叙述和描述已经存在的事物。相反，或者除此之外，我们在本体论的范围内，我们在制造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制造现实，以及现实之间的关联，制造那些我们描述中的现实。我们在试图寻找合适的方式与我们的对象进行互动，寻找可以持续的方式，寻找那些可以使得我们之间建立链接的方式。③

第三点，在本章结尾处，我想对本章的地理学主题“空间一时间”的关系——作为一系列可能世界的时空重构，刘易斯所谓“未实现的可能性”①,卡斯蒂“将成为的世界”②——进行探讨。对于这种文化想象以及潜伏在现今的每一个分叉中结果的多样性，社会学家所给予的关注少得令人惊讶。对于那些处于阴影中的世界，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但是，它们依然预示着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可能被具体化于一种可能性空间中”③。也就是说，“它们唤起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幽灵，目的在于对真实的基地进行研究；它们唤起它是为了重新将之搁置”④,通过诉诸：

那种正在浮现的复杂性，如果我们抛开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之间的区分的话，尤其是，那种对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决然的区分，例如，在外界的客体(可能的)和成对的主客体(不可能的)之间的区分，在单独的客体(可能的)和多样性的客体、去中心化的客体(不可能的),或者在真实的(可能的)客体和虚幻的(不可能的)客体之间的区分。⑤

也许，这种开放性的思考在莫森⑥和伯恩斯坦⑦对时间封闭的叙述模式的力量的考察中获得了最大的发展。在这种叙事模式中，事件是被“提前预示的”,这种模式依赖于一种信念——“无论以何种方式，未来一定已经存在，它确凿的存在使它能够向今天发送信号”⑧,通过对比，莫森和伯恩斯坦支持更为开放的时间叙事模式，它可以“在诸多可能性中识别出一块中间区域，这些可能性尽管还没有发生，但是依然是有可能的”①,它是一种处于“侧边阴影”中的尚未现实化的可能性区域，这一区域不仅能够储存过去的每一次展现，同时能够打开现在的瞬间，通过展现：

每一个充满矛盾的生命都由无限矛盾的环节组成，那些在边缘的阴影中徘徊的各种冲突的想法之间，在一个潜在的空间中伺机而动的多种选择中，某一个具体的想法是如何成为那唯一的现实的，如何将想象或欲望进行加速，冲出阴影并在光明中获得它正当的形式的。②

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小说所提供的线索中，这些作家也对在吉布森③,勃兰特④,利文斯顿⑤等写出的著作中勾勒的那种后现代的叙事形式表现出兴趣。这种叙事形式试图产生新的叙事拓扑学、地缘政治学、星相学、“混沌理论”等，其中空间和时间被看成是“实体之间相互关联的”结果⑥,因此，它们也可以向许多方面进行延伸。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关于“多种类型的不断增长的空间”的多态美学⑦。这一美学：

必须从法律和规则转向交换和干预以及不同空间之间的关联与断裂。它必须与康德的选择相悖，并倾向于那种康德所谓“本性的改变”、各种知识的混合……它必须关注不安和**、不同类型的形式、不平衡的结构和变动的组织。⑧

总之，在我看来，复杂性理论必须被看成是拓扑学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理论等相关科学思想的直接延伸，这一科学思想已经成为欧美盛行的对可能性开放的时空信念的重塑中的一部分。因此，日渐式微的牛顿主义/达尔文主义的“胜者的时间”观正让位于一种新的开放的时空观，其中“秩序不是事物的规则而是它们的例外情况”①,然而，新的时空观依然允许特定的应激性秩序成为可能并使之较之前更好辨识。②或者，再次引用塞尔的话：“我们还没有，我们也不会再一次，错失面对空间问题的时机。”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