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近斯唐热(Stengers)——我对他的著作有着深切的认同感——以一种有些类似的情绪写道：“资本主义是这样运转的——一旦抓住一个机遇，就尽可能快速地做出反应。这完全是一种抽象的想法，而且非常适合于那些觉得这很有趣的年轻人。”(2002,p.252)然而，本书的所有论证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试图催生出一些关于新形式的快捷思想，这一点将会变得非常明确。该书还表明了，通过资本主义文化回路新增添的这些机制，资本主义已经在其全部的技能中添加了一种正式的认知能力。
(2)通常，这些产生稳定的重复方式都是以事物为基础的——从螺丝刀到纸张(Sellen and Harper,2002)再到条形码——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因为它们体积小巧或者使用广泛，以至于它们一直隐匿在视线之下。然而，在许多方面，这些事物却处于当代经济的中心地位(Finn,2001),它们是全球化了的日常生活。
(3)对于这些活动所倾注的关注之少真是令人震惊。也许是因为它们象征着的事物是多么容易发生错误。而黄页是世间的事物保持秩序的很重要的原因，以及世间与之类似的目录，而这些都几乎没有被研究过。同样有趣的是，在这一设施中我们发现，对工作角色的模仿学习是传播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基于它的重要程度，这种模仿的受关注程度同样少得令人惊讶。以系统化的趋势来对事物进行分类是尤为突出的探讨，见厄里的相关书籍(Urry,2003)。
(4)因此，与分类领域中的发现相比，比如，习俗理论，我对话题不断自创的循环的形成更感兴趣。
(5)正如迪马乔(DiMaggio,2001)指出的，网络可以呈现出许多形式，只要对它施以操作。
(6)我在本书中所使用的方法由三种要素组成：大范围地阅读各种资源(从正式的学术解读到出版物，再到各种类型的非正式材料),细心地参与(比如，持续地与商业人士进行对话),尤其是寻找我所说的一系列线索，一则信息可能会引致另一条信息，它暗示着我们正踏上一条小径，然而，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进行探寻则完全是一个人为的行为。
(7)科层化吸收了小企业的友情模式以激发动力和创新，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被看成是大型组织模仿小企业的一种尝试(通过团队、项目、开放的办公空间、高度接触的环境等)。从某方面来说，新经济可以被看成是对科层制的呼吁，尽管它的说辞暗示着相反的内容。无论情况究竟怎样，一套强调知识创新和融合的修辞与实践在大型企业中已经常规化了。(Pet-tigrew and Fenton,2000)
(8)如格雷(Gary)所言：“在进化的前历史时期，意识是作为语言的附加作用而出现的。今天它是媒体的副产品。”(2002,p.171)
(9)特别是，这些新形式已经不再依赖于那些揭示隐藏的内在状态的解释学框架了。相反，它们直接对相遇进行回应。
(10)因此，我对规模、规模转变等内容不感兴趣。它只是简单地复兴了老一套的思考空间。我认为网络对每一个层面都产生影响，没有哪一个层面是卓越的，因为它们之间相互依赖(Thrift,1995;Latour,2002;Latham,2002)。小还是大?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样一种描述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培养了因果性的懒惰的观念，的确，它误解了这个世界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如拉图尔所言，“宏观只不过是微观的轻微延展”(2002,p.122)这一点与塔德(Tarde)的观点一致。或者如塔德自己所言：“我的观点，简单来说，与涂尔干教授的正相反。”我通过基本行动的积累来解释整体的相似性，用小来解释大，用细节来解释全局。(Latour,2002,p.125)
(11)并且，相当重要的是，出版的滞后以及许多期刊的字数限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章的这些章节原本带有成排的脚注(坦白说，我迷恋着这些脚注),但是为了满足出版字长的限制，它们被砍掉了。
(12)但是，重要的是，迪尔伯特(Dilbert)玩世不恭的形象继续走俏。“我因此而出名”,司各特·亚当斯(Scott Adams)说。(The Economist,14November 2002)
(13)事实上，由于严重的测量问题，没有人能真正确定。对此方面更多的研究见坦普尔的著作(Temple,2002)。
(14)尽管这个词表达了评论者在将情感与经济连接起来的时候所遭遇的极端困难，但是很显然，情感在许多经济事件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对情感的质疑的确在经济思想史中占了很大的比重。(Amin and Thrift,2002)
(15)一个主要影响就是经济更进一步文化化，尤其是对“创新”和“创造力”等无形资产的追求(Holmberg et al.,2002)。奥斯本(Osborne,2003)对这一趋势有精彩的批评意见。
(16)流通当然并不都是单向的。比如，引爆点等观念就回转至学术圈内(Gladwell,2000)。
(17)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篇关于实践的共同体的优秀论文(Vann and,2001),最初是珍妮·拉弗(Jean Lave)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编著的。
(18)波特毫无疑问是世界“商业知识分子”的领袖，埃森哲咨询公司2002年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他位列第一，接下来是Tom Peters、RobertReich、Peter Drucker、Peter Senge、Gary Becker、Gary Hamel、Alvin Toff-ler、Hal Varian、Daniel Goleman、Rosabeth Moss Kanter、Ronald Coase、Lester Thurow、Charles Handy、Henry Mintzberg、Michael Hammer、Ste-phen Covey、Warren Bennis、Bill Gates、Jeffrey Pfeffer、Phillip Kotler、Rob-ert C.Merton、C.K.Prahalad、Thomas H.Davenport、Don Tapscott、JohnSeely Brown、George Gilder、Kevin Kelly、Chris Argyris、Robert Kaplan、Esther Dyson、Edward de Bono、Jack Welch、John Kotter、Ken Blanchard、Edward Tufte、Kenichi Ohmae、Alfred Chandler、James MacGregor Burns、Sumantra Ghoshal、Edgar Schein、Myron S.Scholes、James March、RichardBranson、Anthony Robbins、Clayton Christensen、Michael Dell、John Nais-bitt、David Teece and Don Peppers.
(19)我不太愿意将这些共同体都表述成模拟物(Ezzy,2001),好像它们不是真实的一样。
(20)编码的激增已经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生态学。也许，最后我们会处于被旧程序的废旧垃圾场的包围中：“尽管从某个角度来看，它们就像蔬菜一样，既不会生也不会死。它们只是一些已经废弃的航运系统发明的疯狂的过时的运算法则，它们已经不受控制，也已经耗尽了原料。其影响就如孔雀的羽毛般数不胜数又形态各异：有一种精妙的方法使之归入三个维度。数学试图使自己起死回生，被毛绒的、柔软的、一团正在消失的薄雾围绕，这个结构欺骗了所有眼睛，它行事诡异、脆弱又正被剥落，破碎地陷入自身病毒的尘埃中，成为一种过时的无用的计算法则，而这一计算法则却碰巧成为一种环境。”(Harrison,2002,pp.226-227)
(21)我认为将这些框架看成是超文本(“paratexts”,Genette,1999;Jackson,1999)——对文本进行整理的框架——是有帮助的。我确信，这些框架构成了权力强有力的来源，因为它们在事件之前就存在了。它们先天性的干预被鲍曼(Bauman,1998)称为权力的非世俗性(non-terrestriali-ty),这种世俗性看似只有特定的阶级才可以经历，然而，当然并非一切都一帆风顺的。例如，RFIDs现在就成为抵制消费者，抵制超市，侵犯隐私和给客户编号的持续运动的目标。该运动的领导者凯瑟琳·阿波切特(KatherinaAlbreht),试图向我们表明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距离现代主义非常遥远的世界里：“当我八岁大的时候，从一家杂货店回来，我的祖父让我坐下并告诉我说，将来有一天没有编码人们就不能出售事物，他指的是启示录十三中人的标记。我八岁的那一年对自己许下承诺，如果在买卖事物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个编号，那么我会停下我手中的事情，与之进行斗争。”(Rowan,2003,p.5)
(22)因此，我支持诺尔-塞蒂纳所持的怀疑态度：以协调性需求为基础网络组织形式有明显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