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一个由大部分国家(尽管不是所有国家)参与的会议最终确定了世界标准时间。人们在1582年之后接受格里高利历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纷繁复杂和看似不可预料的事件如何催生了西方同质性。格里高利历的命名来自下令进行历法改革的教皇格里高利八世，它取代了公元前46年由尤里乌斯·恺撒制定的儒略历。格里高利历首先于十八世纪使用于新教国家：例如，大英帝国于1752年，瑞典于1753年采用了格里高利历。而后，日本于1873年，埃及于1875年，中国于1912年，俄国于革命之后的1918年，希腊于1923年，土耳其于1926年依次采用了格里高利历。

我们现在当然不会将格里高利历视为天主教宗教霸权的工具，然而新教徒在1582年时却对此深信不疑。在英国，当伊丽莎白一世政府正准备要采纳格里高利历时，大主教却谴责格里高利历是一种与罗马主教(敌基督者)沟通的形式。此后的170年，英国暂时放弃了格里高利历，使用上的便利性没能战胜宗教的力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联盟收到了依照国际主义精神进行历法改革的提案，而后，美国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收到了类似提案，但这些提案都没有实现。在美国，反对意见主要来自美国政府。②

采用格里高利历理所当然地被一些学者视为西方文化霸权的标志之一。例如，肯尼亚学者阿里·马兹鲁伊(AliMazrui)在1974年的一篇文章中，控诉了那些非洲国家根本无法逃脱的基本因素，例如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如一年被分成十二个月，称为一月(January)、二月(February)、三月(March)直至十二月(December),每月的天数由非洲之外的文明国家所规定，每小时的划分也是基于其他文明国家所测定的时间单位。非洲选择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作为确定时间的参照点本身也是其他文明国家选择的结果。

毋庸置疑，对于马兹鲁伊来说，“其他国家对非洲的影响”也包括格里高利历的施行。然而，马兹鲁伊本人却融入了他所谓的非洲之外的文明国家。他在英国接受了教育，1974年离开非洲，接受了美国的教职，成为非洲研究协会主席、世界银行顾问，以及一部关于非洲遗产的重要的电视系列片的制作者。③

马兹鲁伊的例子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时间的关键悖论：纵然某些控制时间的形式是西方(以及现代)特有的，我们是否能够——是否应该——逃脱这些形式?这里的重点不是争夺对时间本身定义的控制，尽管我绝对支持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改革历法。我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时间知识的历史学。我们永远无法逃脱作为生活维度的时间。所有人都在努力组织其存在的时间条件，而且对于一些理论家来说，文化本身就是“将时间自然地嵌入物质世界的主要修改系统”。但是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才能够发展出控制时间和定义历史的不同方式，即使我们不一定认可后现代主义或后历史主义的观点，即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取代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