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粗略地描述了革命者缝合过去、现在、将来的新方式，可以说，我的论述主要是一种思想史而非文化史、社会史或政治史。论述这个主题可能还有其他与我相当不同的方式，例如威廉·尼尔森(William Nelson)的研究就分析了动物养殖和经济模型这类实践如何在十八世纪形成一种面向未来的新规划。这些不同领域的细致分析对于加深我们对十七、十八世纪关于时间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一方面，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范畴是在文艺复兴(发明了中世纪)和法国大革命(致力于与过去的决裂)期间逐渐形成的。但是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形成又是间歇性的，有时几十年间进展甚缓，有时则变化相当迅速。和我类似的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学者认为那些高度政治化的时刻更具重要性，这并不令人意外；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控制时间也十分自觉地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彼得·弗里茨(PeterFritzsche)的论述为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关注提供了某些依据：“1800年前后，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几十年间发生了一些相当新的变化：人们感受到新事物频频更新换代，因此‘过去’脱离了它自文艺复兴以来在事件和人物中所呈现出的典型状态，不再是走向未来的忠实向导。”与过去的断裂导致了一种文化忧郁——弗里茨著作的书名是《困在当下：现代时间和历史的忧郁》——但是它也使得历史写作的地位比以往重要得多。正如弗里茨所言，过去变得“晦涩难懂”,需要更谨慎的研究，但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法国大革命将广大民众带上政治舞台，于是历史学家不得不在写作中关注这些民众。历史书写的类型增加了，突出例子之一就是历史小说。于是，现代性与历史书写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现代性通过重构过去，开启了历史的新角色。
如果现代性是存在的——我对此仍然抱有一丝怀疑——那么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与时间经验相关的概念。莱因哈特·科史莱克的相关论述尽管有时十分晦涩，但却是贴切的，而且无疑影响了弗里茨和我的观点。科史莱克认为，在现代早期阶段，历史被“时间化”了，因为历史变得“独一无二”,且优越于此前的时代。历史变得“独一无二”是指它不再是重复性故事的仓库，而是成了非复制性的进步过程。这个过程的末期“有一种现代性特有的加速形式”。科史莱克将这种“加速”的经验追溯至法国大革命，因为革命领导者无意识中将基督徒的末世观世俗化了。然而，革命之后的加速反而比革命时期更快了。在这里，科史莱克的解释变得相当笼统，甚至有点同义反复：加速是由现代性本身造成的。“但是自从这种加速开始以来，历史时间的速度就在不断变化，今天，由于人口激增，科技力量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快速的时代变化，加速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经验。”尽管科史莱克没有具体讨论加速，但他坚持认为加速“涉及某种历史认识，这种历史认识有可能取代那种只考虑最优化(改善，完善)的进步观念”。在这一点上他也许是对的，因为尽管“进步”长期受到质疑，但它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种种恐怖之后似乎显得尤为可疑。科史莱克晦涩地将加速定义为“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阈”之间差距的“不断变化”。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他的观点，他的意思是，由于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期待之间相距空前遥远，从一端向另一端转化的急迫感也会增加。加速既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也不是基于“自然时间”;而是“一种真正的历史品格”。科史莱克这里的论述特别晦涩，根据我的理解，他的意思77 是，关于加速的生活经验是真实的；时间本身并无不同，但人们的时间经验改变了。理解科史莱克所说的“真正的历史品格”的唯一线索就是他强调“科技工业的进步”和“在环境中，时间节奏和间隔的加快”,比如由劳动分工的细化和机器生产所节约的时间造成的时间节奏的加快。
如果现代性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么它必定有一个终点。科史莱克在著作的最后说，现代性作为一种理解范畴如今可能已经失去了活力：“经验只会积累，因为它们是——经验本身就是——重复性的。因此，历史中必定存在长时段的形式结构，使得经验能够重复积累。但正因为此，经验和期待之间的差别必须被弥合，使得历史可以再次成为鉴戒。只有当历史能够触及那些具有隐性持久结构的传统时，才能识别哪些事物是不断变化的，哪些事物是新生成的。”科史莱克这一段话的意思有待于不同的阐释。他提倡回到西塞罗的“历史是生活的老师”——历史凭借其永远正当的原则，充当生活的老师?他是否为厚今者战胜崇古者而感到惋惜?他是否盼望一种时间取向，即更多地关注过去以及未来，相应地减少对当下的关注?
时间的加速这一概念不是科史莱克的发明，我们可以在近来许多社会理论研究中发现它的踪影。威廉·舒尔曼(William Scheuerman)总结了近年来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西方人沉浸于讨论社会加速现象的原因是，西方现代性可能正是社会加速的主要场域和发源地”。舒尔曼认为，社会加速产生于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二者共同促进了人们对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的偏好。由此带来的加速有三种形式，三者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自我推进的反馈回路：科技的加速，易于衡量；社会改革或转化，较难衡量但仍可以分析(例如，现在许多人频繁更换工作，而不是一生维系一份工作上);日常生活节奏的加快(匆匆忙忙的感觉),这也许是/不是一种幻觉。“速度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对更快速度的渴求。”现代性就像一个即将失控的陀螺。
如果时间是否存在，现代性是否存在这两点都仍然存在疑问，那么肯定也会有人疑惑，时间的加速是否存在。许多关于社会加速的著作，包括科史莱克，都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类似，抱持着对科技和现代性本身的怀疑。即便他们的分析路径不是海德格尔式的(例如舒尔曼),也都流露出一种忧心忡忡的态度。舒尔曼著作的论点是，社会加速可能会破坏自由民主，因为“高速发展的社会往往热衷于高速的政治制度”,热衷于以议会合法性和三权分立为代价的行政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速度并不是好事。
这种对速度的不信任在法国理论家保罗·维希留(PaulVirilio)的著作中尤为突出，他认为“速度是‘转变带来的意外’,是已经形成的世界的过早衰老。它的极端暴力使我们无处可逃；我们满足于为了空虚(VOID)的速度而放弃要害(VITAL)”。在维希留的语境中，这种空虚带来的政治后果相当可怕。“未来，对环境的控制将会导致真正的时间政治(chrono-politics),或者说传导政治(DROMO-POLITICS),为了放松社会管制和实现超政治解构，国家将会消失：远程指令将会逐步取代命令和即时命令，甚至取代了道德。”“新的即时互动科技”(维希留在1990年互联网兴起之前就探讨了这一话题)将会削弱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别所产生的效用，最终使我们“脱离”自身，脱离身体，甚至脱离“我们存在的完满性”。这确实很空虚。
然而，速度完全是相对的，例如当你通过电话线而非高速网络下载一张照片的时候。19世纪早期蒸汽机车刚发明时，显得比同时代的其他交通工具快得多，尽管蒸汽火车每小时只能行驶20英里。有感于1843年巴黎到鲁昂和奥尔良铁路线的开通，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曾谈及那种“惊人的预感，就像一个重大的，前所未闻的，后果无法估量的事件将要发生时，我们通常会有的那种预感……甚至时间和空间的基本概念都开始动摇……想象一下当比利时和德国之间的铁路线完工并与其他的铁路连通时将会发生什么!我觉得所有国家的山脉和森林都在向巴黎前进。即使是现在，我还能闻到德国椴树的味道；听到北海的浪花在敲打我的家门。”世界在空间上越来越紧缩的感觉并不是互联网的产物。
科学研究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实验表明，人们感知到的时间的长度是由所面临的任务复杂性，而非任务本身决定的。而人们对任务复杂性的感知又取决于对任务的相对熟悉程度。不熟悉且复杂的任务导致时间的减慢，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经验。而时间的紧缩——时间加快的感觉——来自复杂性的常规化。总的来说，通过制造更加复杂的任务，现代社会的日益分化影响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但是这种复杂性又具有双重效应，既会造成时间的压缩，也会造成时间的延长。维维安·埃文斯(Vyvyan Evans)总结了这项研究：“时间性不是来自事件的客观属性及相互关系，而是构成对这些事件的一种主观反应。”
尽管我尚未完全信服科史莱克的理论，但是他所说的加速的“真正的历史品格”无疑具有一种来自现代时间框架的特定的“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科提出了鲜明的挑战。现代特别强调与过去的告别，或者用弗里茨的话说，“新事物的频繁更新换代”,因而导致了一种学科归谬法。在历史学科内，这种频繁的更迭产生了两个令我担忧的后果：减少对“前现代”历史的关注；增加对现代直接信息和即时信息的关注，且过度追求创新。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历史专业学生研究的是古代和中世纪历史(大多数欧洲文科中学的学生都要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而现在的大部分本科生，甚至不少研究生——至少在美国——更愿意研究二十世纪(而他们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学的方向)。近年来，超过一半的美国历史学博士生选择了美国史专业，其中大部分研究的是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人们可能会疑惑，历史学科还在研究历史吗?
我们可以在“新史学”的持续生产过程中看到对创新的追求(我本人也参与了这个过程)。在整个十七世纪，书名包含“新史学”(new history)的英文著作只有六本。而在过去五年间，就有超过四十本，题目包括《新艺术史》《新德国文学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新史》,或者直接是《新史学》,但这些著作的序言标题却相当眼熟，《历史是什么?》(近半个世纪之前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Carr]著作的书名)。二十世纪，追求创新的压力在历史学科内稳步增长。1912年，詹姆斯·哈维·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现代历史观念论文集》的出版轰动了美国历史学界，尽管毁誉参半，但该书很快就被奉为新一代史学家的宣言。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仍有书评文章问世。新一代的“新史学”能够产生这样的反响吗?
历史学科中创新的归谬法——不同形式的新危机之间的时间间隔变得极短——来自历史学科与科学之间的一种长期的紧张关系，后者正是跨入现代性的关键因素。科学的进步依赖于前人的发现，但是当科学前进时，科学家却很少认为有必要回顾前人的工作，哪怕只是他们之前很短时间内的成果。历史学家也试图仿效科学领域的模式，尽管这并不完全适用于史学研究。于是，学生们更乐意阅读最新的史学著作，几乎完全忽略了1950年以前的研究，更不用说1900年之前。我敢打赌，我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读过鲁滨孙的只言片语。他的“新史学”不能带给他们新鲜感。
对以往史学著作的忽视使我们的历史感渐渐枯竭，而且有时会导致我们重复发明已经众所周知的“轮子”,因为我们不知道前人实际上早已掌握了这些知识。我懊恼地发现，有时我的观点只不过是远远早于我的阿方斯·奥拉德(Alphonse Aulard)或阿尔伯特·马迪厄(Albert Mathiez)观点的现代版。但是以新颖性为借口的重复并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现代主义最糟糕的一点是鼓励了一种道德自满和沾沾自喜。按照现代思维来解读过去，常常使我们产生道德优越感；希腊存在奴隶制度，大卫·休谟甚至是种族主义者，欧洲女性支持殖民冒险。我们的先辈终究无法达到我们现在的标准，因为他们并不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但这不是说这些研究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我们应该转而支持一种完全相对主义的观点，而是我们应当质疑的是隐含在西方(现在也许是全世界)历史学科中的关于时间的优越性立场。⑥
历史学科从创立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未来种种问题的种子。现代性和历史学从一开始就是携手并进的。然而，现代性最终不只是一种时间模式。本章开头引用的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定义忽视了现代性中最关键的元素，例如以理性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代性不仅是“为了支持现代或激进价值观和信仰而对传统观念的否定”,它提出了另一种检验价值观和信仰有效性的标准，这种标准不必与任何特定价值观或信仰相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我确信现代性是存在的，因为理性这一标准让我们能够质疑现代时间模式，甚至理性本身的运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