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革命者忙于创造历史，而不是记录历史(孔多塞是少数例外之一),但大革命本身却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对现代性的理解。文艺复兴以来的知识突破已经不足以(像伏尔泰和杜尔阁所认为的那样)建立起革命的基础；革命需要一种突破时间的意识。孔多塞在他去世前夕的1794年，用他独特的风格解释了法国革命为何以一种决裂的形式发生。他比较了美国和法国的革命：

由于没有改革恶劣的税收系统；没有摧毁封建专制，等级差别，富裕、强大、享有特权的同业公会，和宗教迫害体系，(美国人)很难建立起新的权力，去取代长期控制着他们的英国的权力。这些创新没有触及民众；没有改变个体之间的关系。相反，法国革命必须接手整个社会经济，改变所有的社会关系，触及政治链条中最深的环节。

法国革命者基本上都认同这些根本的突破，因此他们重新制定了时间本身的衡量方式，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作为现代开始的标志，以十天为一周，为月份和日期赋予新的名字，并曾一度试图将时钟改为十进制。

尽管许多作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将“中世纪”(moyenáge)作为一个中性或正面的词汇，例如斯塔尔(Germaine deStael)和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但是革命者本身通常认为中世纪与“封建制度”的联系更加密切。1789年8月，由于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且启蒙作家之间漫长的论争达到了**，国民大会投票决定“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当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93年宣布废除“荒谬的专制观念和封建特权”时，他只是在用词上比他之前的伏尔泰(“在一个纯粹封建的政权之下没有大城市，没有商业，没有美术”),卢梭(“如果说曾经存在一种荒谬的制度，那么就是违背自然法则和优良的政治的制度”)和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利(Gabriel Bonnotde Mably)(“封建政权可怕的无政府状态”)更进了一步。罗伯斯庇尔刻意合并了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而伏尔泰、马布利和卢梭则认为二者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别。

1789年8月“彻底摧毁封建制度”的努力只是与过去决裂的开端。这一过程的标志是众所周知的：1792年8月10日之后皇室的地位、纪念碑和装饰被摧毁；国王和王后被处决，遗骸被秘密处理；革命者试图普及新的儿童世俗名字，以及新月份名和新节日；新的标志样式，革命教义问答，甚至用非正式的“你”(tu)和通用的“男公民”(citoyen)和“女公民”(citoyenne)来取代法语中的“您”(vous)和“先生”(Monsieur)/“女士”(Madame)。这些创新本身确实呈现出一种新的、积极的意义。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最显著变化，或者说决定性的进步，就是人们与时间的新关系。然而，新日历的设计者懊恼地发现，这种时间经验无法作为命令颁布；它必须在人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逐渐实施。革命的领导者虽然可以鼓励民众抹去旧时代的痕迹，采用新的标志，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人们不会自发地坚持这些新规则。新的日历最终失败了，这背离了革命者的初衷。另一方面，公制(metric system)则固定下来，革命中的三色旗、人权、玛丽安(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最终也都成功被保留下来。即使是令人生畏的断头台也被保留下来。议员、制宪教堂和“有神博爱教”(theophilanthropy)的特殊地位则被人们抛在一旁。然而，一些最极端的革命“创新”——理性节、公共安全委员会和恐怖本身——仍留存在大众记忆中。这表明即使新的制度失败了，革命本身的规模已然标志着世俗时间的断裂。

在与过去决裂的艰苦努力中，革命者创造了一种“神话般的当下”,一种他们正在重新制定社会契约，重新回到国家共同体草创时期的氛围。由于一个接一个事件快速发生，当下似乎被拉长了。例如，《巴黎革命报》在第二期中将1789年7月的第三周称为“对我们来说，就像六个世纪一样长的一周”。1789年10月6日夜晚，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屏气凝神地为《法兰西爱国者报》写下他的第一篇“十月”(1789年10月5—6日)报道：“发生在我们面前的事件就像一场梦。”这只是无数让人觉得无比漫长的日子之一，令人恍惚的事件影响了关键人物和政治转变，亦即与过去的决裂。①

与此同时，革命者狂热地建构这样一种叙述，即抹除过去并重视当下能够使法国人民自觉地重塑未来。最能抓住革命发展方向的革命领导者之一亨利·格雷瓜尔(HenriGrégoire),在1794年革命达到**时提出了他的看法：“法国人民已经超越其他民族；但是那个我们正在清除其残余的可恶政权，使我们仍与人性相距甚远；我们的现状与我们的理想之间还有巨大的鸿沟。让我们尽快填补这道鸿沟；让我们重建人类本性，为它打上新的印记。”"大恐怖"正是来自这种“填补鸿沟”,“重建人类本性”的努力，换句话说，来自对时间效应的加速/催化。“

法国大革命由此开启了一种新的唯意志论视野，即人类意志能够自觉塑造未来，并因此加速时间效应。同时，它也为一种新的决定论清除了障碍。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大恐怖时期的缔造者之一贝朗特·巴莱尔(Bertrand Barère)认为他的行为是时代的产物：我完全没有去塑造我的时代、革命时期和政1治风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顺应时代。它(时代)至高无上地指挥着如此众多的人民和国王，天才和意志，甚至是那些不能被归于犯罪或过错的顺从时代和顺从世纪精神的事件。

唯意志论——认为人类可以塑造自己的未来的观点——和决定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中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启蒙历史学家已经展示了人类如何通过研究自己的过去，来获得历史的方向感。拥有了这种知识，人们就可以加快发展(加速时间),比如杜尔阁在担任行政官时的做法，或者革命者在大众层面进行的尝试。但是这种知识也可能会使人们以新的方式来体会自身如何陷入时间，如何“服从”时代(巴赫尔语)。

即使是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也许恰恰是那些反对者——也感受到了革命所造成的裂缝。早在1790年，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就曾发表感言，“我觉得我好像处于一个巨大的危机之中，不仅仅是法国的危机，而是整个欧洲，甚至是超越欧洲范围的危机。纵观全球，法国大革命是迄今为止全世界业已发生的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十多年之后的1802年，保守派理论家路易·德·波纳德(Louis de Bonald)解释了此前的政治理论家们没能完成使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尚未看到“所有事件中最具决定性的法国大革命，这个留给世界的最终指令”。波纳德见证了大革命带来的极端情况，因此总结说，“所有偶然的社会事件已经发生，社会意义上的环游世界(tour du monde social)已经实现；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极端；再也没有可供探索的疆域；我们已经来到了为人类提供精神世界蓝图和社会理论的革命时代”。无论是对于守旧派还是革命者，法国大革命都标志着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如果不是唯一一个)决定性的突破。现代性是逐渐分裂的革命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冲突的副产品，尽管这个词语本身尚未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