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历史事件毫无意义。它们带来的恐怖和屈辱,超过了我们所有最糟糕的噩梦。①
1914年,大多数欧洲国家弥漫着浓厚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二205十五年后,这里却是一番阴沉、低迷的景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波及的范围并不广,只有波兰人同仇敌忾保卫家园。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希特勒拒绝从波兰撤军,同盟国这才决定履行承诺,向第三帝国宣战。此时,意大利再次在大战爆发前宣布中立;斯大林统治的苏联继续奉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随时静观其变;另外21个欧洲大陆国家则畏缩一旁,尽力规避战争可能带来的征服与破坏。②
大战前夕,法国的凝聚力每况愈下,经济持续衰退了十几年,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四分五裂。这是一场迫于无奈的战争。法国没有明显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没有失地如阿尔萨斯-洛林需要收复,也毫无明确的战争目的。当时,布洛赫像许多人一样,意志消沉,看淡了个人对国家的忠诚与荣誉。毕竟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战争仅仅是“重新来过”①。
这一回布洛赫再次被调往斯特拉斯堡,他的首要任务是帮助马其诺防线后方未受掩护的平民撤离。然而,德军没有像预计的那样于近期轰炸斯特拉斯堡。在一种“莫名辛酸的平静”中,撤离行动完成得颇为顺利。莱茵河对面,狡猾的敌人表现得出奇地仁慈。比如,1936年克尔桥头堡(Kehl bridgehead)被重新军事化时②,靠近河岸的地方有两个新兵训练营不知何故未被撤离,德军竟然没有进攻如此容易发现的目标。
尽管警报不断,但敌人一直按兵不动,人们对战争的恐慌很快便被打消,至少西线如此。起初空袭警报往往是虚惊一场,没过多久巴黎市民便收起了防毒面罩,巴黎重新恢复了昔日的宁静。然而,布洛赫早已决定把全家安置在克勒兹省(Creusois)省会盖雷市(Guéret)的一间公寓里,这里离古镇富热尔约29千米,可以远离首都巴黎随时拉响警报的紧张气氛,与任何可能的交战区都保持安全的距离。①
事后布洛赫承认,战前动员的头几天让他“颇为震动”。可想而知,新的兵站系统取代了旧的军团组织,造成了一系列的耽搁和困难。军需供给程序毫无规律,效率低下。军官们费力地应付预先设定的密码编号“措施”②,军事单位与命令的设置也简直是“骇人的混乱”。9月5日,布洛赫所在的总指挥分部从斯特拉斯堡后撤到莫尔塞姆(Mol-sheim)——位于法国孚日山脉丘陵地带的交通枢纽。起初,布洛赫忙于“文书和一些细节工作”,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也喜欢有机会和“不同类型的人”接触。后来,第6军团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接管了布洛赫手头的零星事务,他的工作变得无关紧要,高涨的工作热情逐渐消退。布洛赫外表平静,内心却烦闷不已,急切地渴望有用武之地。
法国战前的动员工作虽然局部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但总体上却出乎意料地顺利和周密。战争初始,法军67个师就已进入战争状态,另外,英国远征军分遣队5个师的兵力陆续抵达法国北部。德军共派出107个师,其中四分之三部署在法国东边。①虽然波兰先是屈从于纳粹的屠杀,后来又被苏联入侵,然而西方的民主国家却行动迟缓,无所作为。法国出于履行条约义务,只向德国萨尔发动了一次小规模袭击,每日从马其诺防线的霍赫瓦尔德军事基地(Hochwald bastion)朝德军方向打几发子弹。由于惧怕德国报复,法国对英国提出的沿莱茵河安置浮动水雷的议案投了否决票。英国则出于同样的担心,拒绝轰炸德国鲁尔区,仅向德国散发了些无关痛痒的宣传单。实际上,战果本可更进一步。当时法军完全可以穿过德国防御较弱的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一直攻至柏林。置之死地的波兰与强敌放手一搏,这虽然获得了普遍的支持,却没人甘愿冒险向德军大举进攻。布洛赫虽然认可波兰人民的英勇抗战,但与法国人历来普遍的看法一致,他
不赞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人为地”扩大和划定已不设防的国界,批评波兰政府言而无信。9月28日波兰向德国投降,布洛赫支持法国当时“审慎”的战争策略,一方面是为防止德国“突然袭击”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巨大而又不必要的牺牲。②
波兰投降后,法国失去了最初向德国宣战的理由,然而达拉第拒绝回应希特勒于10月6日提出的和平协议,反而接受了西欧必将卷入武装冲突的事实。布洛赫很有预见,看到这次战争在时间上的持久性和地域上的广泛性;盟军必将凭借其雄厚的物质资源优势,最终彻底终袖手旁观、沉默不语。①
在这个秋季布洛赫愤愤不平,但作为历史学家的他并没有厌世。他像往常一样,为周围“人类的景观”而着迷。他从繁忙的琐事中抽出时间,读了一些书,买了一个笔记本,开始写作。②为“驱走当下无聊的魔鬼”,他构思了一个关于法国人民史的大纲,在整个欧洲文明的背景下,以“深厚的现实”为基础,为独特、宝贵的民族群体撰写历史,但又不排除政治、战争和伟人。这本书将献给皮朗,“当时他的祖国与210我的祖国为了正义与文明并肩作战,而身陷囹圄的他写就了一本欧洲史”。在没有笔记和图书馆资料的支持下,布洛赫首先完成了引言。这部分是长达九页的有关史料来源批评的讨论,字里行间透露出布洛赫重操旧业的喜悦和艰辛。③
10月10日,布洛赫被调往驻扎在萨韦尔讷(Saverne)的一个新集团军司令部,承担一些“同样沉闷的任务”,但他只在那里停留了两天。在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布洛赫一直向上级恳求调动,后来在身居高位的友人相助下,高兴地离开了阿尔萨斯,重新调往位于皮卡第的第一军团司令部。①
布洛赫离开法国东部的重型防御工事,来到与比利时接壤的北部。自比利时政府宣布中立三年多以来,这里的马其诺防线仍未修建完成。自20年代中期起,法国就一直坚持立足于坚固防线的基本战略。然而,本应将防线继续延伸至大海的法国却制定了“比利时策略”:德军如果在马其诺防线受挫,则预计会再次从低地国家入境,此时法英两国军队可迅速集结至国界交会处,与比利时军队会合,建立一个短期、严密的防线以抵御德军的进犯。实际上该策略的制定基本属于政治上的考虑,既可以展示法国保卫中立小国的决心,也可以更加坚定英方的承诺,不仅能为盟军增强防务力量,还可避免将战火燃烧到法国境内。②
然而,这一计划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战争的时候,由于盟军要协211调中立国,敌军便会趁此机会赢得时间优势。进攻的一方需要大量战前准备,要面临极大的迅速行动的风险,可能会出现军事指令、通信和供应上的混乱,储备的耗损,无法预料的缺点,以及放弃用于防卫家园的人员和资源优势。然而,法国的防御计划同样存有缺陷。马其诺防线表面上坚不可摧,但法军容易麻痹大意,完全忽视了德国闪电战(Blitzkrieg)在战场上的潜力:它既可以作为一种值得效仿的战争模式,发展出更多有效的武装力量,也可以在进攻之初对骄傲自满起到警示作用。
作为研究变化科学的历史学家,布洛赫同意上级的战略思想,认为拿破仑和福煦以进攻为主的传统战略思想已经过时:“le feu tue”(字面意思是火力决胜)。布洛赫坚信,如果坚固的防御阵地配有先进的火力、自动步枪、现代反坦克武器,以及迅速提高军需供给储备部署的铁路运输,即使策划最为周全的进攻也会受挫。因此,暴露于敌军之下的法国北部,消极地等待着穿过低地国家前来进攻的纳粹德军,布洛赫在这里亲身经历了法国由于战略失误而造成的惨痛后果。①
布洛赫途经巴黎,迂回地抵达位于皮卡第博安昂(Bohain)的第1军团指挥部,迎接他的是“北方和煦的阳光”。经过多次请求,布洛赫终于被批准调至情报部门,负责与英方的联络工作。然而他很快发现,作为承担同样任务的三个人之一,他不得不分担职责。后来他被安置
在第四(军需总长)处,再次负责运输、劳动力和给养供应。在仓促地学习了英语军事词汇和军队组织机构之后,他于10月23日首次与英方军需官会面。②
布洛赫很快意识到,盟军内部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非常表面化。法英两国军队分别占领了两个邻近的区域,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接212触和理解。一般认为,英军勤于军务,然而根据布洛赫的观察,英国士兵掠夺、**,军官冷漠、势利,让法军非常反感。由于布洛赫的努力,一位英国军官与第1军团情报处建立了联系,但是双方在个人和国家层面上的互不信任与偏见超越了一切。更糟糕的是,布洛赫无法说服上级指派一名法军联络员常驻英国陆军上将戈特勋爵(LordGort)的指挥部。由于没有日常接触,两军的友谊与亲密感无法维系。布洛赫非常气馁,他对英军的造访收效甚微,经常断断续续,非常敷衍。后来在上级的默许下,他最终不再继续前往英军驻地阿拉斯(Arras)。①
后来,布洛赫被调去替换一名负责汽油供给的军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一夜之间,他变成了“法军战线最机动化部队中伟大的燃油大王”②,他必须在接到通知后的几小时内完成保障军队快速挺进的燃油供给任务。一位颇有同情心的军官帮他完成了一堂燃油知识的速成课,他很快就学会了如何“以滴量为单位计算汽油罐和汽油配给的数目”。学习结束之后,布洛赫“像其他人一样,又恢复到一名军官平淡的生活中”。期间,阶段性的平静总是不断间杂着狂乱的变动。由于对比利时的燃油供应组织缺乏关键性的信息,布洛赫设法在中立国的领土上对汽油贮存情况进行调查,尽管未经授权,却依然取得了成功。③
初学燃油行当的布洛赫给妻子写信说:“但愿希特勒能推迟一两周再进攻。”④实际上,这位纳粹元首最初计划在波兰沦陷后立刻进攻西线。10月,希特勒曾下令最早在11月12日发动进攻。然而,欧洲当年遭遇了半个世纪以来最冷的冬天。一方面,严寒的天气造成了军事上的延误;另一方面,德国将领在如何赢得决定性的胜利、避免又一次西线消耗战的问题上分歧颇大。希特勒举棋不定,最终将进攻时间推迟至第二年春天。①当时德军与盟军双方僵持长达八个月之久,有观察家称其为“奇怪的战争”、一次“假战”(la dr?le de guerre)、一场“静坐战”。②
对于布洛赫来说,这是一场新的战争。他常常站在平静的国境线上,焦急地守望着随时可能燃起的战火。在此期间,布洛赫和一些年轻人一起住在参谋部。这些年轻的男士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能干的职业军人,但骨子里的偏见却根深蒂固,思想视野极为狭隘。他们流露出对法国社会现状极大的无知,他们的世界观与“历史精神”格格不入。布洛赫在军队里百无聊赖,感觉大材小用,担心为此而牺牲个人家庭得不偿失。布洛赫想念妻子,为落在她身上的家庭重担深感不安。他在科雷兹的挚友——学者路易·拉克劳克(Louis Lacrocq)一直帮布洛赫照顾家庭,他的去世让布洛赫非常痛心。由于有一大堆事务无法脱身,布洛赫婉言拒绝了申请回家探亲的机会,但他却始终挂念居住在偏僻小镇、缺少父爱的孩子们,尤其担心长子和次子的教育、职业和未来。①
入冬不久,法军的士气开始整体下滑。枪械、反坦克武器和飞机,都出现短缺的情况。后方军官们应付着铺天盖地的文书工作,第1军团的战士们则在天寒地冻的前方架铁丝网、挖反坦克壕和地雷区,在国界线处建造根本无法抵挡重型轰炸的混凝土掩体。②冬季的严寒,加之战士们的怠惰和厌烦情绪,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法军队伍里时不时传出谣言、假警报,敌方阵地动辄向法军进行密集火力扫射和进行宣传战,以动摇法军的军心。③军人们情绪低落,对比利时军人、 214英国军人、国内大后方以及安顿在军区宿舍里的人愤愤不平。邮件的收发也变得迟缓、反复无常,还遭到严格的审查。战争爆发初期,一些前线的士兵连续六周未能收到家中的信件。最为不利的是,对于“我们为什么要打仗”这样最基本的问题,没有任何人能给出答案。总参谋部试图转移士兵注意力,通过体育运动和轻松的娱乐项目来提高士气,但反而加剧了他们对现状的迷惘。这里的天空总是铁灰色,偶尔才会晴朗无云,寒冷的北极空气覆盖了整个被钳制住的西部战线。布洛赫陷入了沉思,目前的状况给将士们造成了一种内心的困境,一个“拿起武器却没有战斗的国家,一支动员起来却丧失了所有警觉的军队”④。
暂时的逃避是可行的。在前线,布洛赫闲暇时大量阅读英语推理小说,还读了蒙田的作品。他通过无线电广播欣赏音乐。1940年1月10日,布洛赫从柏林的电台上听到了贝多芬第八交响曲非常具有学院派风格的演奏,从伦敦的电台上欣赏到了莫扎特的四重奏。他在此期间去过巴黎两次,与再次从事医院志愿者工作的妻子见过面,探望了亲人,见到了费弗尔以及在巴黎高师做图书管理员的朋友保罗·埃塔。尽管战争的创伤在后方也依稀可见,但布洛赫还是享受到了一些小小的快乐:他在咖啡厅吃了块三明治,欣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婚礼》,还观看了几部不错的电影。①
苏芬战争让布洛赫更加绝望。同盟国又一次袖手旁观,唯一做的是将苏联逐出了国际联盟。1940年3月12日,又一个小国被迫屈从于邻国的侵占,西方列强在道德战场上再次遭受重创。②当时,布洛赫因身患急性支气管炎,在巴黎的军事诊所住院治疗。后来,布洛赫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恢复期,先后在巴黎的住所和克勒兹疗养。③
芬兰战败后,犹豫不决的达拉第被精力充沛的保罗·雷诺(PaulReynaud)所取代。3月下旬,同盟国采纳了丘吉尔提出的方案,在挪威领水区域布置水雷,然而这引发德军对丹麦和挪威的闪电式袭击。盟军远征挪威的纳尔维克(Narvik),试图切断铁矿砂公路,保全挪威这块尚未被德军侵占的飞地,结果却惨遭失败。这导致英国政坛更迭,张伯伦下台,丘吉尔成为首相。布洛赫因为此前在挪威有些经历和人脉,又有工作热忱,曾考虑过志愿参加此次远征。那次惨败后,他为远征的“备战不足”及带给各中立国的“糟糕印象”深感遗憾。①
布洛赫没有痊愈就赶回了前线。当时,前线刚经历过长达七个月之久的“神经战”(“war of nerves”),处处充满了阴郁沉闷的情绪。慕尼黑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除此以外,几乎一切照旧。布洛赫抱怨军官们的“驻守心态”,这会降低军队的士气;抱怨残忍黑暗的春季,“还在迟疑是否该给予我们那份应有的阳光绿地”;抱怨那份说不清道不明、或许结局惨淡的“等待”,而这“等待”正是他们“荒谬存在”的目的。布洛赫大骂中立国行为不端,但是鉴于自慕尼黑刺杀事件以来盟军的懈怠,他也理解各中立国为何如此疏远。布洛赫怀疑那些顽固的绥靖主义者——博内、戴亚、社交界、右翼报刊——看似处于上升的趋势,实则会削弱早已低迷的战斗士气。另外,布洛赫还抱怨自己无所事事地整理文书,认为这是“和平时期”旧有习惯和态度的遗毒,弥漫于整个前线。布洛赫只要手头事务清闲,就会盘算以秋季开学的“特殊任216务”为由申请回到索邦,尽管他仍疑虑重重。②
在德国发动猛攻前的最后几天,布洛赫寻求法国的真正意义。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布洛赫因战斗而和“人民”打成一片,与他并肩作战的有来自加来海峡省勇敢的矿工,也有来自巴士底军营的商店业主,两位都是为法国献身的烈士,其中一位就牺牲在布洛赫的肩膀上。在令他坐立不安的“假战”期间,布洛赫不断看到的是法国的“另一面”,他们是一群彬彬有礼、教育不足、思想狭隘、自私小气的中产阶级后备军人和职业军官。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品位、言谈举止、语言和意识形态,完全与法国人民脱节。布洛赫意识到,早在1936年6月,随着左翼人民阵线的到来,中产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就出现了很深的裂痕,如今恐怕已经到了无法弥补的地步,中产阶级甚至仍对人民阵线心存报复。在遭受第二次入侵前夕,法国既没有像饶勒斯这样被人民拥护的领袖,也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克列蒙梭这样优秀的领导。他知道,此刻,一个分裂的法国所面临的内部危机,与外部威胁同样地严峻。②
然而,法国骄傲自满的情绪仍在继续。5月上旬,尽管春暖花开,德军在别处发动进攻的信号明确,可是甘末林将军竟然在全军恢复了正常休假。5月9日,前方阵地“一片平静”,没人认为德军除了会拨动紧张的战争神经外,还会有什么大的动作。③这一天布洛赫例行公事217地离开军队,在巴黎见到了妻子,那里仍沉浸在安宁和相对愉快的气氛里,夜里一阵阵防空警报和防空炮火时时搅扰着他们的睡眠。此时,法国总理雷诺刚刚提出卸任,英国的新任首相丘吉尔即将接替伦敦事务。5月10日下午4点30分,德军将领古德里安(Guderian)率领第1装甲师穿过卢森堡边境,接着隆美尔(Rommel)和他的第7装甲师穿过比利时边境。日出时分,纳粹德国空军便开始轰炸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同日早晨,还在法国莫城(Meaux)指挥部的布洛赫突然接到命令,要求他出示记录各部门单位汽油消耗总量的票据。布洛赫得知昨天德军发动总攻的消息后,立刻奔赴车站,穿过巴黎市区,搭乘一列“拥挤得出奇的火车”①,赶回到战斗岗位。
现在,战争真的开始了。布洛赫把这场战争称作“北方大悲剧战役”②。法军原定的E计划要求短途行军进入比利时,抵达埃斯考河[Escaut,亦称为“斯海尔德河”(Scheldt)]。这一保守计划能为盟军赢得充足的时间,以准备防御工事和保持军队间的联络活动。然而,该计划的缺陷在于,比利时有三分之二的国土——包括首都、主要工厂和大部分军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进攻之下。E计划预期的是打一
场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耗战,这样法军即使遭受包围,损失也不会太大。1939年11月15日,甘末林将军采取了较为激进的D计划,军队远途挺进至迪莱河(Dyle),把布鲁塞尔纳入其保护范围,与更多的比利时军队会合,形成的防线较短,“增加了遭遇战的概率,缩短了准备防御工事的时间”3。D计划导致了一些严重的运输和情报问题,尤其是比利时军方过于保密,使得法军在境外难以开展空中战、坦克战以及相关战斗防御措施。
按照D计划,布朗夏尔(Blanchard)将军的第1军团一旦发现德军218入侵,便会挺进比利时境内。这支高度机动化和装备先进的部队,在英国远征军和科艾普(Corap)将军的第9军团之间行进,要抵达比利时几乎毫无天然屏障的让布卢高原(Gembloux plateau),需在六至八天内前进约一百千米。总参谋部于1940年3月实施了D计划,增加了更加冒险也颇受争议的布雷达变通计划(Breda Variant),将法军第7军团派往荷兰,完全破坏了基本上属于防御性的军事原则。保卫法国色当和阿登高地的盟军未能在其薄弱环节适当增加防御,一些精锐力量投入过于匆忙,反应迅速的德军机械化部队便有机可乘,突破、包围并消灭了这支盟军部队。①
5月10日早9点,第1军团的第一批士兵穿越比利时边境线,主力部分随后于正午赶上。布洛赫匆匆从巴黎赶回部队,并从博安昂转移至位于法国北部边境瓦朗谢讷(Valenciennes)的一个新的临时参谋部。布洛赫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德国轰炸式袭击的威力。为了获取有关比利时燃油供给的第一手宝贵信息,布洛赫依赖其从未被上级看好的“游牧式本能”,与比利时当地军需部门指挥官手下的一名好心的副官讨价还价,总算用汽油换得了一辆汽车。5月11日,布洛赫开车出发前往蒙斯(Mons),一天后又去了尼韦勒(Nivelles)、弗勒吕(Fleurus)和沙勒罗瓦。这里的乡下起伏不平,绿树成荫,内伊(Ney)元帅曾在这里征战,如今,比利时矿工在阳光明媚的五旬节夹道欢迎法军机动纵队的到来。然而,布洛赫看到的却是阴暗的一面。道路上的难民相互拥挤着,或搬或推,把一堆堆随身物品从列日(Liège)战区带走。①
接下来的消息糟糕透顶。埃本埃马尔要塞(Eben Emael)失陷,德219国人迅速向西移动,一路上几乎未遭遇任何抵抗。5月11日正午,普利欧(Prioux)将军的电报让人吃惊,他今晨率骑兵部队占领让布卢缺口(Gembloux gap),如今极易受到敌军攻击。此前比利时和法国的军队几乎从未有过任何交涉,在如此至关重要的开阔原野上,面对德军的进犯,竟然毫无准备。普利欧将军请求立刻重新考虑D计划,催促盟军马上撤退并沿埃斯考河建造牢固防线。布朗夏尔将军将这一消息传达给第1军团司令比洛特将军,比洛特将军当晚将回复传达给了普利欧将军。鉴于第7军团和英国远征军已经前往目标地点,D计划必须照常进行,第1军团将加快行军速度,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从七天缩减至四天。第1军团的机械化部队不得不在白天行进,在无法组织抵抗的情况下,不断遭受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以至于遗弃了大量火炮军械。②
5月11日至12日,在从列日到迪莱的途中,法军与德军在阿尼高原(Hannut plateau)进行了首次坦克战。双方损失惨重。面对数量两倍于己的敌人,法军顽强抵抗,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坚守到15日。法军早在13日就获悉,德将隆美尔已率军渡过了默兹河。③
转瞬间,D计划的硬伤显露无遗。它对进军比利时的计划考虑不周、缺少相应的空中掩护、对进攻型坦克战组织不力、与英国和比利时军队的协同作战十分有限,此外,对德军超常规作战能力极度无知。希特勒对盟军的动向了如指掌,采取了冒进的曼施坦因计划(Mansteinplan),重新调集驻扎在比利时和荷兰的武装力量,以突破防守力量不足的阿登高地,冒险穿越深沟高垒的默兹河谷。普利欧将军坚守在让布卢附近区域,突然收到骇人消息:亨辛格(Huntzinger)将军第9军团惨遭溃败,那慕尔省(Namur)与色当之间被撕开了一个长达60千米的口子,对第1军团后方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直到5月15日,布朗夏尔将军才下令分三步向边境撤退50到75千米,然而此次撤退与英军的配合极差,路线被大批难民堵塞,而且空中没有一架执行掩护任务的法军飞机。①
接着便是法军一连串零零散散的被布洛赫称为“啃骨头式的”撤退。德军飞机和坦克乘势追击法军至海边,根本不给法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马恩河奇迹般脱险的希望。②这些撤离部队的平均距离在20至30千米,驱车不足半小时便可赶上,基本上无法摆脱德军的火力追击。实际上,法军根本不清楚德军的具体位置、方位以及物资情况。这不仅仅是因为情报失误,而且是由于法军判断距离失误,自身行动迟缓,作战反应迟钝。比如,5月22日在梅尔维尔(Merville)设立的后方“安全”指挥部,竟然比在埃斯泰尔深入挺进敌方的集团军还要靠近作战区。①德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法军士气受挫,从上到下灰心丧气,思想一片混乱。②法军本应组织“脱身”,将部队退后至可以重新建立牢固防线的位置,但是“众多小股增援部队不断汇入突破口,队伍无疑变得支离破碎”③。
布洛赫抱怨道,尽管“现代战争的整个节奏早已发生变化,法军的221指挥却总是慢一个节拍”④。
德军作战的根本理念是速度。然而,我军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昨天,甚至是前天。更甚的是,我们对德国人采用新战术的事实视而不见,或者根本无法理解这加快了节奏的时代。可以确切地说,双方来自人类历史发展的两个不同时期。长年殖民扩张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争只不过是长矛对来复枪。可是在这一次较量中,我们就好比舞枪弄棒的土著。⑤
D计划惨遭失败,可是该计划中的那些错误可以纠正吗?伟大的德国元帅冯·毛奇公爵(von Moltke)曾断言:“一旦军队的初次部署出了问题,在接下来的整个战役中,负面作用都无法消除。”⑥布洛赫极力反对这一说法,他认为:“如果责任人没有纠错能力,早期的错误才会酿下大错。”显然,盟军的领导人没有防止小挫败演变成大灾难的能力。①
5月19日,73岁的老将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从叙利亚被匆忙召回,接替甘末林将军。在对法军的严重损失、突破口和错失的宝贵时间评估之后,魏刚将军便前往比利时的伊普尔(Ypres),决议于5月23日发动反攻。但是由于法军关键人员突然更换、盟军内部的混乱,以及德国军队的强大攻势,魏刚的计划破产了。英国远征军统帅戈特将军担心遭到包围,于5月23日撤离阿拉斯,前往英吉利海峡,一路炸毁桥梁、剪断电话线,给法方造成了不少的苦头。在“假战”期间布洛赫就察觉到,法英盟军之间埋下了疏远、怀疑和不信任的种子,如今他们终于在阿拉斯尝到了苦果。②
里位于交通枢纽地带,是德国空军袭击的首要目标。23日,他们在阿蒂什(Attiches)一座装饰华丽、粗俗的城堡里度过。城堡位于一个景色秀丽的公园,可是周围炮火纷飞,电厂、电力和无线电设施均遭到摧毁。①
布洛赫对佛兰德斯(Flanders)凄凉的撤退场面记忆犹新。5月20日,布洛赫在朗斯托儿所的挂图上确定了德军在索姆河河口的位置,但是多次拨打总部的电话都未能接通。突然,他的脑海中蹦出“四面受敌”等令人窒息的字眼,有一种孤立无援之感。②作为历史学家的布洛赫时常阅读和讲述战争故事,可这是头一回亲身遭遇那“可怕的、残忍的真实”③。
5月22日,布洛赫第一次接受空中轰炸的“洗礼”。机关枪和炮弹的攻击让人“不寒而栗”,但仍在承受的范围。第一波空袭炸弹则让人直接感到一股巨大的威力,产生一种瘫痪性的“恐惧,在灾难临头时毫无防备”:空袭声非常可恶、残酷,让人神经兮兮,无论炸弹下落时发出的嘶嘶声……还是爆炸瞬间的巨大声响,都震颤着身体里的每根骨头。空气似乎都被这种最剧烈的力量震得粉碎,接着便是一幅幅肉体炸成碎片的画面……人总是惧怕死亡,尤其是知道死亡来临时自己会粉身碎骨。毫无疑问,这种奇怪的自我保存本能不合逻辑,却扎根在人性深处。如果战争持续时间够长,我们很可能会习以为常,不至于如此大惊小怪……那时候理智肯定会说服他们,无论空袭多么可怕,与其他的攻击形式相比并无二致。①
布洛赫在撤退的路上,继续充当“燃油大王”的角色。因为担心再次发生上次战争通信失败的情况,布洛赫在“假战”期间发明了一种“分流”系统,以保持与各燃料补给小组的直接联系,在“更繁忙的情况下”仍能正常运作。不论指挥部和补给放置场转移得多么频繁,布洛赫“总是知道它们在哪里”,而且总是“从容地下达紧急指令”。他灵活的摩托车队能找到所有连级以上补给军官,他的部下——四名英勇的补给官,与整个军团一直保持着联系。布洛赫声称,5月11日至31日从未通过“官方渠道”与下属部队有过联系,但所有的命令和要求都能顺利到位:
据我所知,我所在的部队从未有过一次汽油短缺的情况。我们的“米老鼠们”(机动坦克的绰号,上面印有活泼的小米老鼠徽章)英勇地四处发放补给,经常长途跋涉,不辞辛苦。我们从未因为要突然进入行军状态,而给敌人留下任何补给站。在从比利时蒙斯到法国里尔的整条撤退路线上,我们烧掉了许多来不及转移的补给站,那一路上的熊熊烈火,比当年匈奴王阿提拉(Attila)横扫欧洲的场面还要壮观。①
在撤退过程中,布洛赫反思这场灾难所映射出的人性。他目睹了各种希望和绝望、勇气和怯懦的戏剧性场景。他尤其批评这样一些军官:他们“指望什么都和军事手册上一样”,只要德军“没有按照参谋学院传授的军事规则出牌”便手足无措;他们认为一切都完了,也就“默认了这场失败”。②在和平时期严格有序的事物,到了战争中变得犹豫不决、一片混乱。布洛赫坚持认为,法军的情报部门“提供的信息严重不足”。信息遭到隐瞒,错误未能纠正,即使是赫赫有名的“情报通报”,在一系列的传达过程中也会变得不确切和自相矛盾,进而导致错误的判断和分析。①
在长时间的“假战”中,法军并没有对一些军官进行必要的裁员,5月10日以后,很多重要的岗位都被大批超龄的、不称职的军官霸占。一个愚蠢之极的陆军上校,竟被留下来负责组织管理指挥车。②军队中各个办事部门之间毫无沟通,布洛赫为此非常愤怒,尤其是情报部门和补给部门之间缺乏联系,阻碍了迅速警觉的军事行动。③
为马上找到替罪羊,军队里四处谣传士兵们消极怠惰。布洛赫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事实正好相反。他赞扬与他并肩作战的同事们,他们大多是普通士兵和预备役军人。他们勇往直前,穿过一条条危险的道路倒满汽油桶,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点燃燃料库,以防补给落入敌人之手。纪律上稍有松动,布洛赫责骂更多的是军官,而不是士兵。④
据布洛赫所言,1940年,领导者太过被动、顽固不化。他们总想躲在后方保全自己,可是当敌军突袭时,他们又惊慌失措地撤退,甚至敌军未到,就已经吓得溃不成军。这种胆小怯懦,即使在责任最为重大的领导层也普遍存在。年老体弱、睡眠失常、事务繁杂、缺乏个人整洁,这些都是最高领导阶层身上的通病。⑤
布洛赫对布朗夏尔将军的批评尤其严厉。据说,在法国朗斯时一位军团长曾催促他说:“做什么都行,将军,看在上帝的份上,您总得做点什么吧!”在阿蒂什的城堡时,布洛赫发现,这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将军如今坐在那里“沉浸在悲伤之中,一动不动,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只是呆呆地凝视着我和他之间的桌子上铺开的地图,似乎是想努力寻回当初他未能做出的决定”①。5月25日至26日晚,布洛赫偶然听到布朗夏尔将军说出了“投降”的预言——这不但令人难以启齿,而且这根本不是一个真正领导者应有的念头。这意味着“巴赞精神的胜利”。1870年10月,梅茨要塞遭到普鲁士军队的围攻,年迈的巴赞(Bazaine)作为法国的政客和将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向普军投降。②1940年5月25日,比洛特将军死于车祸,布朗夏尔将军接替他担任第1军团司令一职。按照布洛赫的说法,布朗夏尔将军本来可以与此次灾难性的失败毫无干系,可他要对这场失败负全部责任。③
5月26日,布洛赫前往最后一个指挥部——位于里尔(Lille)西北部斯滕韦克(Steenwerck)一幢漂亮的别墅里。别墅旁边的一栋房子,是新任第1军团司令普利欧将军的住所,他的职责是整顿溃不成军的第1军团。当时大批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军队正前往敦刻尔克(Dun-kirk)进行海上撤离。正如人们所料,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 III)于5月28日投降,普利欧将军的军队不得不面临被德将隆美尔的快速部队包围的威胁。①随着敌军的逼近,布洛赫加紧了对226里尔市燃料库的摧毁工作,毫不屈从于上级犹豫和迟缓的命令,甚至差点搭上了手下一名通信员的性命。但是布洛赫成功了,在德军抵达之前,所有的燃料库和发电站都被完全摧毁。布洛赫还征得了普利欧将军的同意,放弃了自己掌管的所有油槽车,尽管军队因此失去了最后留下的几加仑汽油。②
5月28日,普利欧将军面对着困惑沮丧的将士们宣布,他将与一到两名军官留在德军包围圈前方等待德军到来,并准许其余各部向海边撤离。布洛赫对这位不幸、勇敢的骑兵将军深表同情。在斯滕韦克花园,布洛赫与新任上司“T”建立了难得的友谊。这位身材魁梧、一头金发的炮兵队长,主动提出留下来陪伴普利欧将军。布洛赫为这种前后的变化深感震惊。之前那个负责、真诚但死板、粗俗、满脑子偏见的军官,突然间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领导、一个伟人,这就是一个“真正实干家”的优点。布洛赫后来写道:“当危机来临时,品格的缺陷都被抹掉了,而美德作为潜在的力量,突然间爆发了……面对真正的考验,他不再执着于平凡琐事,争强好胜的一面也消失了。”③根据普利欧将军的指示,5月28日布洛赫大部分时间都在焚烧自己的个人记录,包括他的日记、私人信件,只保留用于旅途的个别珍贵或有用的物品。那天晚上,他在一列长长的、行驶缓慢的机动车队中出发,穿越比利时的乡村——此时通向法国的道路已被堵死。①
在接下来的24小时中,出现了许多紧张的时刻。到第二天拂晓时,部队仅行进了10千米。布洛赫为躲避德军的机动侦察兵,一路上时而驱车、时而步行,于正午抵达翁斯科特(Hondschoote)。布洛赫和同事拉尚(Lachamp)上尉一起,四处寻找他的主燃料柱,后来发现它们已提前到达布赖-雷-迪讷(Bray-les-Dunes)。由于在弗纳斯(Furnes)遇到桥梁被毁,交通极为堵塞,布洛赫又回到了翁斯科特。①夜幕降临,布洛赫以更直接的方式行进,开始了一段“可怕”的旅程。他步行在机动车的行进队伍中,到处是稠密混乱的车辆。在布赖-雷-迪讷,成千上万的英军和法军车辆以及其他装备被遗弃,堵塞了整个城市。布洛赫在这里找到了他的主燃料柱和一栋可供休息的房屋。由于地处沿海地区,淡水匮乏,布洛赫只能靠喝香槟解渴。②
5月24日至27日,德国装甲部队暂停行军,开始重新整编,以准备新一轮的进攻。英军四个师和法军若干个师这才有机可乘,逃至敦刻尔克并建立了周边防线。③至5月27日晚,近8000名英国士兵安全撤离。两天后,魏刚将军终于下令法军登船。5月27日至31日,英国皇家海军连同法军战舰和由无数小型私人船只组成的临时增援舰队,在英国皇家空军大规模突围行动的援助下,将165000名军人载过了英吉利海峡。④
普利欧将军投降后,第1军团几乎名存实亡。尽管布洛赫目前没有职责要求,但他仍坚持为部下担当领导责任。这些军人基本上没有武器装备,在海滩上聚拢,焦急地等待着营救、被俘或死亡。德军逼得愈来愈近,炮火越来越有摧毁力,而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英军安全撤离。布洛赫亲眼目睹了一个极度心酸的场面:一名法国译员“几个月以来在兵营和战场上与英军士兵结下了亲密的友谊……此时却只能看着英国战友们站在战舰的栏杆上渐渐远去,而他被禁止登船,滞留在沙滩上自谋生路”;“看着一艘艘战舰将他的异国战友载向安全的彼岸”,只有“超人般的慈悲心肠才能抑制住内心的苦楚”。①
5月30日,布洛赫开始忙碌起来,设法将部下的名字加入官方的撤离名单。在短期担任布赖-雷-迪讷的交通管制官期间,布洛赫在拥挤的街道上四处走动,走访了比利时边境的培拉奎斯特(Perroquest)咖啡馆。这家咖啡馆还做了几小时的战区指挥部。终于,布洛赫在马洛-雷-班(Malo-les-Bains)找到了主军需处分处的同志们,当夜还和他们在沙丘上一起露营。那一夜,德军的炮火声总是打断他们的睡梦,还好德军只是针对某一特定目标进行攻击,他们这才“在四周满是海草的沙丘宿舍里”②免受炮火的屠戮。
撤离行动并不顺利。5月31日一早,布洛赫接到通知,他的部下可以登船。然而,他们的船只遭到了轰炸,大部分人得以获救。现在,布洛赫可以着手考虑个人安排了,但是他的上级并不情愿给他提供任何帮助。当天下午,布洛赫有幸碰到一位骑兵军团司令员,从他那里为自己和两个朋友获得了官方放行准许令。由于信息传达混乱,他们不得不两次穿过敦刻尔克。而此时的敦刻尔克已是“一片废墟的小镇,四处烟雾弥漫,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些残垣断壁”,小镇街道堆满了“与其说是尸体不如说是人体的残骸”。①在破坏和混乱中,布洛赫偶遇了一个曾在斯特拉斯堡教过的学生,他也在等待登船。布洛赫借此机会和他交谈,表示对“法国的命运”充满信心。②
在佛兰德斯海岸的最后几分钟里,布洛赫满耳充塞着炸弹的坠落声、弹片的爆裂声、机枪的扫射声,以及防空高射炮巨大的射击声。然而,他的眼中并没有恐惧和危险,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美好的夏夜:金黄的天空、平镜般的海面,阵阵形态各异的烟雾在燃烧的炼油厂上方腾空而起。布洛赫还对他搭乘的舰船名称饶有兴趣——“皇家水仙花”(Royal Daffodil),一个源于印度童话故事的名字。他真正体会到一名军人逃脱被俘时内心释然的感觉。③
连续八天的撤离工作出奇地高效。到6月3日即敦刻尔克沦陷的前一天,约二十万名英国军人和十三万名法国军人陆续从海滩撤离,然而仍有约五万名军人被德意志国防军(Wehrmacht)俘虏,而且他们装备尽失。“敦刻尔克奇迹”在当代史上占据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①有一种广受质疑但仍颇具说服力的说法:希特勒之所以容忍此次敦刻尔克大撤离,其实是为了准备与英国媾和。确切地说,敦刻尔克暴露了纳粹德国空军的弱点:他们表面上所向无敌,但在与德意志230国防军快速移动的装甲师的配合方面却捉襟见肘。这也说明,第三帝国的战争最高领导层中还存在重要的缺陷。对英国来说,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成功把一个意志消沉的民族打造成了领导得当、坚定顽强、能与希特勒抗衡的强大对手。法国则品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和与盟友不和的苦果,这使得一支遭受重创的军队从炼狱中得救。①然而,当敌军再次到南线袭击时,他们及其所丢弃的宝贵的战争补给——枪械、大炮、坦克、反坦克炮和防空高射炮——一定会让人感到痛惜不已。②
布洛赫在英国只做了短暂的逗留。早晨抵达多佛(Dover)后,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乘坐火车穿越英格兰南部。后来,他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时说,“一路上昏昏沉沉”,时不时夹杂着“混乱的感觉和图像”,它们不停地涌进他的意识里:一会儿他狼吞虎咽地吃着“花裙子姑娘”和“行庄严圣餐礼”的牧师从车窗外递来的火腿和奶酪三明治;一会儿是“淡淡的香烟味向我们扑鼻而来;一会儿是柠檬汁的酸味,还有加了太多牛奶味道而发淡的茶香味;一会儿是暖绿色的草坪;一会儿到处是公园、教堂尖顶、树篱和德文郡(Devoshire)的悬崖;一会儿是一群又一群在平交路口大声欢呼的孩子们……”英国民众自发热情、友好地接待他们,这与英国官方冷落和过分怀疑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临时宿营地的气氛“让人觉得几乎是在坐牢”。还有些英国官员对混杂的外国军队太过挑剔,行为“粗暴”,“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①。
然而,他们从普利茅斯(Plymouth)回到法国的那天傍晚,迎接他们的是更大的不幸。6月2日破晓,他们抵达瑟堡(Cherbourg),早晨9点在港口等待码头官员。在战争的后方地区,他们没有看到欢呼的人群,没有三明治,也没有香烟,只有一个正式、冷清甚至带着些许怀疑的接待。他们的休息营地非常肮脏,环境恶劣,短暂停留中,唯一提起他们兴致的是几个红十字会的女志愿者,之后他们便开始了一段崎岖不平、长达120千米的火车旅途。他们在半夜抵达卡昂时无人接待,还好在几家像样的宾馆里落了脚。②
等待布洛赫的还有一次愉悦的团聚。他在瑟堡的时候,就给妻子发了电报,他到卡昂安顿下来不久,妻子便来与他相聚。西蒙发现,经历了诸多磨难的丈夫“黑了,也瘦了”,他“事务繁忙,精力充沛,在很多事情上一马当先,他的部下和同僚们都很仰慕他”。布洛赫有了汽车之后,便能在之前由北方军团(Army of the North)把守的战区游走。该军团后来突然被调至后方,没有指挥,没有计划,也没有组织。①
6月9日,布洛赫写信给83岁高龄的母亲——她正在经历人生中的第三次外国入侵,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到底;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即使遇到一些挫折,终究会赢得胜利。德国人战线拉得太长,已经吃不消了。不管怎样,总有一天我们要与他们算账。”②
但是一切都太迟了。德国装甲部队在赢得北部战争的胜利后,已经重新整编部署完毕,正准备给盟军以最后的沉重一击。从海边到默兹河之间长达280千米的战线上,德国人104个师全副武装,严阵以待,而盟军在索姆河与埃纳河之后至多有60个师。当时法国百分之九十的国土,包括首都和各主要城市,还未被占领。只要魏刚将军愿意,并能够制定一个新的战略以弥补武器装备、空中力量和人手上的不足,就还有回旋的余地。然而,尽管之前屡遭挫败,年迈的将军仍固执己见,坚持形成连续战线的原则。他既没有制定任何重新部署军队或组织抵抗的撤退计划,也没有任何放弃防线从而赢得战争时间的备用方案。如果索姆河-埃纳河防线崩溃,魏刚将军出于政治和军事原因,更倾向于一种果断的战斗——即使不成功,而不会组织一次前往布列塔尼甚或北非的复杂的战略性撤退。③新型战争的支持者提出发挥地理优势、进行机动性局部抵抗的战争策略,他们认为这一策略可与德军的快速作战和装甲部队相抗衡,但是这些意见遭到了压制。①早在70年前,法国军队瓦解之后,第三共和国才得以诞生。要么由于特权地位而长期脱离民主社会,要么出于完全背弃自身的特殊使命,法国军队宁可被打败,也不愿引发一次民众的起义,或全民总动员(levée en masse)。
6月5日,敦刻尔克沦陷后的第二天,第三帝国开始向西线和南线发动最后的进攻。法军抵抗不久,德军便从各个方位进行突破。6月10日,巴黎三面受围,政府仓皇出逃。6月14日德军**进入巴黎。当日,隆美尔占领法国西北部海港勒阿弗尔(Le Havre)。一天后,法国东北部城市凡尔登沦陷。
尽管被认为是战区后方,位于诺曼底的第1军团余部距离索姆河-埃纳河防线仅有150千米的距离。隆美尔的军队每日以惊人的行军速度逐步逼近战区后方,而第1军团余部还正在十分缓慢地重新整编和装备。作战部队位置暴露,军队部门办事拖拉,布洛赫心神不定、愤愤不平。他还注意到,长期的内讧和司令员的霸道,对已经做过一次逃兵的将士们来说,在士气上的影响更是雪上加霜。②德国装甲部队呈扇形向三个方向挺进,向东朝马其诺防线;向南朝阿尔卑斯山脉,与已于6月10日向盟军宣战的意大利军队会合;西南方向朝大西洋海岸。布洛赫不得不再次忍受一系列痛苦、零碎的后撤,向接下来的诺曼城堡(Norman chateaux)移动,然而行军速度比敌军“慢了一拍”。布洛赫相信,若法军能及时移动至夏朗德省(Charente),而不是加伦河(Garonne),兴许还能在德军从东部和西部包围整个法军之前完成军队部署,以防止德军形成合围之势。③
此时,第1军团已失去位于布列塔尼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经过两周的相对闲置,布洛赫指挥部的剩余人员被派往一个新组建的军事233团体,负责西半岛的最后防御。6月15日,他们接到最后命令,乘汽车或火车赴雷恩报到。布洛赫完成协助人员撤离的工作后,直到撤离截止时间过后的第二天早晨才离开,原因竟是有一名少校宁可违纪被捕,也不愿忍受种种不便在天黑后到达雷恩!虽没造成大碍,可是对布洛赫而言,这恰恰说明了整个法国战役中法军鲁莽怠惰的致命硬伤。①
满是难民的雷恩,是德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6月17日,重型空袭导致约二千人死亡、约九百人受伤。在位于上城区的办公室避难所里,布洛赫听着这些熟悉而致命的声音不寒而栗,只因他目前相对安全,才获得了一种“纯粹的动物般的释然”②。法军当天得知,前天晚上已顶替雷诺的贝当元帅要求与德军达成无条件停火协议。被法国领导层抛弃的法国士兵们知道,战争就要结束了,他们根本不愿再冒生命危险继续战斗。③
6月18日,德军将领霍特(Hoth)的装甲军团占领卡昂,并突破了布列塔尼半岛的薄弱防线,之后一路向雷恩而来,俘获了多名法军将领。布洛赫安排勤务兵外出打探,为撤离做好准备。有一次,布洛赫在回办公室的山路上发现,一个德国纵队正从山间走进马路,正好隔在他与目的地之间。“一发子弹也没有打。一堆法国士兵,包括一些军官在内,就站在那里注视着。”①
布洛赫必须为下一步行动做决定。很久以前,他“下定决心”,准备“采取任何措施以避免被俘”。如果他感觉自己还能派上用场,就会鼓足勇气坚守岗位。但是现在任何有组织的抵抗都已停止,他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履行职责。布洛赫断定,当时唯一能为祖国和家人做的就是“确保在圈套合拢之前安全脱身”②。
如何才能脱身呢?向西逃的话,他很可能在布列塔尼半岛遭到围堵。他也可以向南逃往南特(Nantes)(他后来得知德军一天后占领了这里),但是他对渡过卢瓦尔河不抱有任何希望。他还考虑过逃往布雷斯特(Brest),然后潜入英格兰,但是他打消了“抛弃儿女进入无期限流亡”③的念头。
因此,这才有了“教授方案”。回到驻地后,布洛赫换上便装,一名当地大学的同事帮助他以他本人的名字预订了旅馆房间。他灰白的头发、学者的气度与德国军方要追捕的法国军官判若两人,足够消除德军的任何怀疑。的确,由于德军的轻易取胜,占领雷恩的新主人们耽于享乐,早已厌倦了抓捕俘虏的任务。④
布洛赫在雷恩呆了近十天,在街上、饭馆甚至在旅馆中经常与德国军官擦肩而过,他每一次都心痛欲裂,“痛苦地看着祖国的城市拱手让于侵略者”,每一次“都惊奇自己怎么与这些人偶遇时如此相安无事,如果是几天前,肯定早就剑拔弩张了”。最终,他还是有一种“骗过这些德国军官时所产生的恶毒快感”⑤。尽管欺诈不是布洛赫的天性,但他还是为自己的高超演技颇感惊讶。①
6月22日,德国迫使法国在雷通德(Rethondes)的森林里,在1918年11月11日德国曾作为战败国签署投降书的那节火车车厢里,签署了耻辱的停战协议。虽然法国的主权与其帝国版图原封不动,但法国陆军和海军遭到遣散,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即卢瓦尔河谷以北及整个大西洋沿海地区由德军占领,同时法国承担所有驻军费用。原则上,该停战协议是一个暂时性协议,之后需签订战后和平协议,但协议中苛刻的条件还包括移交德国难民,在占领区须与德国军方合作,以及派遣150万名战俘作为人质。②
战争一正式结束,法国就渐渐恢复了生机。铁路刚刚开始运营,布洛赫就向南部出发,6月28日在昂热(Angers)停留,拜访了亲戚朋友。③通过一条迂回路线,他于7月4日抵达盖雷,与他的四个孩子团聚。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他的孩子们都是在轰炸声中度过的。由于妻子缺席,以及为两个被俘的侄子忧虑,这次本该欢喜的相聚多少带着些遗憾。④
妻子西蒙也经历了一场奥德赛式的可怕历程。6月13日,她和儿子路易离家,寻找住在玛尔洛特的婆婆。但是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带着萨拉及其两个年迈的朋友遇上了巴黎大逃亡,因而被滞留。在一阵阵的轰炸中,二百万平民连同撤退的士兵以及各类车辆把通向南方的所有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这次逃离德军的计划组织得如此不当,更加深了这场战争给法国人民带来的震撼和无奈。这为假新闻、错误信息、歪曲事实、城乡和南北地区之间相互的敌意提供了温床,加重了广大民众对战败的祖国未能保护他们的愤恨。①
西蒙和随行的家人朋友们在乡下待了三天,几乎没有任何食物,也没有外界的消息,晚上他们睡在汽车里,距离战区不远。6月24日,他们终于驱车进入巴黎,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星期。西蒙从驻巴黎的德国军事政府(Milit?rbefehlshaber Paris)那里获得通行准许,回到了非占差不多一到盖雷,布洛赫就开始记录过去十个月所经历的一切。二十五年前,他曾一寻得机会便快速写下在战场上的印象。如今,他又匆忙地记录着那些“鲜活记忆”里的点点滴滴。然而这一回,他要叙述并作出解释的是一场历史的灾难。他将这部著作称作“柏拉图式的”精神之作,打算把它束之高阁,等法国再次获得自由时,再拿出来让人民审视“历史上这场最可怕的战败”的原因。该书在当年9月份已完成初稿,在六年后才得以出版,书名为《奇怪的战败》。那时法国已获得解放,而布洛赫也已逝世。①
该书是布洛赫在近乎“炽热的愤怒”中写成的,是一部行文古怪、牢骚满腹的自我剖析之作。书中最富有抒情气息的语句,是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梦幻般的回顾和对普通士兵们英勇行为的回忆。最为辛辣的批评则用来描写战争中逃避职责的人,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玩忽职守者。在国家危难之时,这些人面对困难退缩不前,不能“咬紧牙关,坚持不懈,为他人树立信心”,缺乏“坚定的英雄主义精神”。布洛赫是一个疾恶如仇的爱国者,他不会轻易宽恕自己和他所挚爱的祖国。“让一个人在众人面前揭示深陷痛苦与绝望的母亲的缺点,是一项非常苛刻的任务。”该书充满了“愤怒的恋人”的冲突,他既责骂自己,也埋怨他人。他近乎顽固地**自己的怪癖,他对无聊的恐惧和对慵懒的憎恶,他的“游牧式精神”和尖酸的智慧,他对沉闷的厌恶和对军旅生活的热爱,他吹毛求疵的敏感以及对年轻一代不变的信念——他们才是法国的未来。全书透露着他沉重的负罪感,敢于承担个人责任,不愿推卸罪行。在他看来,罪过不会因为忏悔而减轻。②
布洛赫对该书的构思清晰易懂,分为三个部分,构成了法庭审判式的独特结构。首先,他把自己置于证人席上,身份是犹太裔历史学家兼军人和爱国者。布洛赫坦承,个人的观察和自己积累的二手资料具有局限性,但是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可信。“只要将各种所谓的真诚相互比较,真相必然显现。”③第二部分是“一个失败者的证词”,篇幅超过全书的一半,这部分从军事上对这次战败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最后一部分是“一个法国人的自省”,探讨造成法国政治与社会崩溃的深层根源。为创作一部可靠的文本,面对着隐身的法官、子孙后代和将来的研究者,布洛赫一丝不苟地筛选和整理记忆里的点点滴滴。他没有在书中囫囵吞枣式地追忆,或采用冒险式的流畅叙事,而是在自传体、军事分析和政治调查三个彼此联系的文类上做精细的研究。他克服了“疲惫和失落感”,走的是一条“严厉而又严格”的道路,是证人,是分析家。①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历史学家,他在巨大抽象的背后寻求着“唯一有血有肉的现实:人”②。
为什么法国军队的领导没能够从波兰战场吸取教训?德国人在北方战役中几乎完全照搬在波兰战场的战略。布洛赫总结道,正如后来人所认识到的,那是因为当时的法国人错误地阅读了历史,只学习第239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使“昨日之智慧成为明日之愚昧”③。人们让衰老和怯懦占了青春和智力的上风。布洛赫强调:
世界属于那些热爱新鲜事物的人。因此,我们的最高司令官在与新鲜事物面对面交涉时束手无策,遭受失败;他就像身体超重、行动迟钝的拳击手。对手仅仅出乎意料地一击,就将他们打倒在地。他们就认输了。④
布洛赫思索为什么法国没能把人民动员起来,全力反抗纳粹的威胁。他指责自己的同胞——工人和中产阶级、议会议员、新闻记者,尤其是教师。战前,法国政权曾经是人类自由和创造的领导者,如今却屈服于软弱和自私,成为一种怀旧式的反动形式。他反对简單的、非左即右的二元对立的传统路线,选择更自信、具有批判精神的理性主义。他强调说,教育是未来法国民主的中流砥柱:
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像德国人那样)把我们的国民變成人云亦云的共鸣板,对少数领导者唯命是从……要么通过教育,让他们能够与他们选择的代表们相互合作。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还没有什么中间路线能解决这一困境……人民大众不会再简單地服从。他们的服从要么是因为催眠法术,要么是出于心知肚明。①
布洛赫还认识到,民主国家必须警惕灌输忠诚思想可能带来的危险。他回想起孔多塞关于公共教育的一篇著名报告:“我们中的任何公民群体,都不必被迫遵守《法国宪法》,甚至是《人权宣言》,不能将其视作是来自天上的戒律,尊崇万分,笃信不移。”②
《奇怪的战败》尽管构思匆忙,撰写时间不长,但可称得上是《国王神迹》式的心态史研究。1940年,布洛赫试图将对个人和民众的心理研究运用到对当前法国战败的分析上,他把纳粹德国战胜法国描述为“智力上的胜利”。德国拥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但并非取之不尽,希特勒“有条不紊的机会主义”使这一优势进一步加强。希特勒善于将各种事情付诸行动,决策上灵活机动,对敌人心理的解读精巧到位。法国战败是一个重大错误认识的产物:对民众的误读,对敌人的误读,对历史本身的误读。①
近半个世纪之后,布洛赫的军事分析和大部分政治评论依然站得住脚。②然而,他的书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局限性。他在谈及两次世界大战时,莫名地忽视了俄罗斯的重要地位:1914年俄国曾积极救助过法国;1940年苏联的中立对战争的影响是致命的。布洛赫对庞加莱的严厉批评有失公允,对魏玛共和国却不加批判地同情。③他虽然有着专业的训练和个人经历,却几乎没有认识到战间期法国在金融、工业和人口上的弱点。他像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力比阿斯(Polybius)那样,将战败原因更多地归结于人为而非决定论的因素。④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布洛赫在《奇怪的战败》一书中界定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希特勒所代表的人类罪恶的黑暗视角,另一种是由孟德斯鸠和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美德精神(ethos of virtue)。尽管美德与自由是充满危险的事业,他却在它们那里找到了一生的使命。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