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维希法国(1 / 1)

的确,我身处黑暗时代!

——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致后代》(To Posterity)年岁渐长,人性理应渐增。①

1940年5月的法军溃败导致新政权建立,第三共和国的统治结束。与1814年复辟的君主政权一样,贝当政府不只寻求与胜利者和占领者共存,也代表了近几年来外族的胜利。1940年夏,反共和一派的传统分子甚至准备用工作、家庭和祖国几个词来取代自由、平等和博爱。

惨败令法国一蹶不振,它几乎放弃了抵抗,甚至还为“新秩序”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事实上,当时有两个法国。这个国家三分之二的地区②受德国军事部门的统治,即法国占领区的德国军事政府。剩余的“自由区”或未占领地区则由水疗之镇维希统领。第三个法国——戴高乐在伦敦极力统一的流亡力量——尚未成型,或还需要赢得法国人民和此前盟友的承认。1940年7月10日,议会以569票赞成、80票反对的结果,同意贝当全权废止1875年的宪法。在“国家复兴”这一宏伟的旗号下,在副总理皮埃尔·赖伐尔的强硬统治下,在陆军元帅这一聊以慰藉的传说下,维希法国在诞生后的一百天,在迫在眉睫的德国审慎监督之下,已经被转化成了一个右倾、通敌、独裁的政体。①

知识分子的私人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对共和国失败的震惊和愤怒此起彼伏,自我反思不断,还有承认失败但保持希望的微弱声音。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重读了左拉有关1870—1871年战败的描述,还有歌德(德语原文)作品选段和卡夫卡1914年的名作《审判》(TheTrial)。②两大地区都只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在第一时间便奋起抵抗的人”,他们零星举行了一些抗议活动,也经营着一家小型地下出版社。譬如,巴黎便在人类博物馆建立了一个人类学知识分子的集会网络。另一方面,希特勒-斯大林协定的签署加上1940年10月的大规模逮捕大大挫败了共产主义分子,而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则因为溃败而信誉尽失。③

正因为有了上述的顾虑,布洛赫决定举家搬迁到美国,前往“自由和友善之国”②避难。1940年7月25日,布洛赫刚到富热尔不久,便写信给四名美国同僚求助,谋求一份中世纪、经济或比较历史领域的学术职务。布洛赫只需要一个临时职位,一年或几年即可,但他暗示会带上妻子和六个孩子,或许还有他年满82岁的母亲。

眼下,布洛赫打算回到巴黎家中,重拾索邦的教授职务。他事先已有准备,复员后,他争取了带薪休假,时间是1940年7月12日到8月31日。③但是,全家迁回纳粹占领区显然是障碍重重,何况这时候他们已饱受长期分离和此前的轰炸之苦,对未来更是万分忐忑。“变天的政治环境”让布洛赫小心翼翼,他决定将三个年长的孩子留在未占领区,继续读大学。至于年幼的孩子们,布洛赫仔细权衡利弊:他担心孩子们在巴黎遭遇种族清洗或其他困境,否则他就只能孤身返回,忍受又一次的长期分离。④

最终,布洛赫没有回到巴黎。9月初,他前往维希咨询教育部,得到的信息是,作为非雅利安人(non-Aryan),他可能遭遇危险,而政府不能为他提供任何保护。一名主管高等教育的官员同情布洛赫的遭遇,建议他在未占领区谋求职务。于是,布洛赫立刻决定前往流亡克莱蒙费朗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然而,他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反而244对重回阿尔萨斯的大学可能遇到的困难忧心忡忡,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公寓、藏书和大部分笔记。尤其是聘任他的正式审批程序进展缓慢,用去了整个9月的时间,布洛赫第一次感到自己无能为力。①

布洛赫向费弗尔吐露了审慎的乐观情绪。布洛赫“露宿”乡间,与独一无二的档案分开,夹在业已失去的旧世界和尚未获得的新世界之间,此时的他体会到一种并不讨厌的“脱离”感,这种感觉大约在四个月前的斯滕韦克就已萌发,彼时布洛赫正“开始分发他的尘世俗物”,它也许会在流亡时结束,而一切的身外之物都会被抛诸脑后。类似费弗尔的孔泰,克勒兹的居民也用乡村的热情使布洛赫安心(“我们最后的希望”)。在最近的交流中,之前的一位军官朋友也提到了美妙的“斯多葛主义”(“stoicism”)。布洛赫想到,百年战争并未在克雷西(Crécy)结束,甚至也未能在普瓦捷终结,而那些投身沙场的可怜虫们都没能活着看到最后的美好结局。②布洛赫满足了生存在黑暗时代所需要的全部条件:自我放逐、坚持自律、不屈不挠。③

1940年10月3日,维希政府颁布犹太法令(Statut des Juifs),象征着自7月中旬以来发布的一系列法令的高峰,剥夺了未占领区内法国犹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并规范、限制了他们对国家生活的参与。10月4日,维希向外籍犹太人开刀,授权对其进行拘留和警方监视;三天后的10月7日,政府收回了阿尔及利亚裔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和当时及此后犹太与非犹太社会所认为的相悖,这些行动并未受到德国的指使,也不是为了避免更严重的德国行动而打出的烟幕弹。它们更不是对普遍压力的反应。1940年10月一系列的排犹法案皆由维希政府的高级官员拟定,反犹正式成为法国的政策。这些都是“自发的行为,以达成本土的目标”①。

虽然贝当尽力安抚,在外媒面前更是如此,但法令还是极大地震颤了法国的犹太人。他们的身份被从种族的角度定义,否认了他们和法国的长期关联。他们一下子便被政府、军队、媒体、教育和文化机构除名,未来还面临着可能丧失公民身份的危险。②法令起草之时,布洛赫正焦急地等待着克莱蒙费朗的正式任命通知。10月23日,教育部门“暂时”将他安置在流亡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文学院。③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按照之前的计划,已有二十年历史的斯特拉斯堡大学需要撤离到克莱蒙费朗。教员保持自治,和当地大学共享新落成的大学城驻地,移居此处的阿尔萨斯人得以享受足够的空间和设施。克莱蒙费朗三面环山,只在北部有一条狭窄的平原,看似也是一处天然的堡垒。虽然因教员和学生被征召而缺席导致规模剧减,246但在1939年11月,流亡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仍然恢复了行课。①

1940年,克莱蒙费朗的人口约为十万,是法国的第十七大城市,也是奥弗涅地区(Auvergne)的首府。当地历史悠久。公元前52年,在南部的哲哥维高地(Plateau de Gergovie),高卢领袖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短暂地阻碍了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征服。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在中部地区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648年,在西部的多姆山省(Puy-deD?me),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实验证明了空气也有重量。自拿破仑时代开始,克莱蒙费朗就是一个大学城,20世纪则主要因为米其林工厂而闻名,而在1940年夏季,克莱蒙费朗突然从狭隘的行省身份中觉醒。从6月21日到28日,德国短暂占领了当地。这以后,在7月的前两天,法国政府仓皇逃离即将成为德统区的波尔多,暂时驻扎在克莱蒙费朗,之后才前往以北60千米的维希安顿。与未占领区的多数城市一样,克莱蒙费朗的人口迅速膨胀,1940年夏天大批难民涌入,挤压了当地有限的住房和社会服务空间,更引起社会和政治紧张,但此后克莱蒙费朗的人口并未显著减少。①

1940年夏,斯特拉斯堡大学被遣散的教员和学生涌入克莱蒙费朗,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的负担。敌对形势烟消云散,前一年撤去内地247的八十五万名阿尔萨斯人大部分都回到了德国统治下的家乡。占领者宣称要在斯特拉斯堡重开一所国家社会党大学。流亡克莱蒙费朗的人们因此认为,即便孤立无援、与家人分别,还处于德国和维希的微妙境况之中,他们也仍然有必要维持他们的法国阿尔萨斯学校。一部分学生返回故乡,但绝大多数在1939—1940年入学的学生都留守克莱蒙费朗,另有大约两三百名难民加入,这样总共就有大约一千名阿尔萨斯学生,而他们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1940年10月下旬,克服资金和材料困难,还有维希模棱两可的支持,流亡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再度复学。②

布洛赫和他的家人,还有布洛赫的母亲和一个侄女,都在克莱蒙费朗安顿下来。他们租了一间二楼的小公寓,餐厅充当了布洛赫的书房兼卧室。不论此前失去多少,至少一家人并未分离。布洛赫无笔记、无藏书,只有克莱蒙费朗少得可怜的资料,但之前同事的热情欢迎让他开始振作。①随着朋友们结束假期,返回巴黎,布洛赫也开始教授新课,他为准备学位考试的学生开设了两门课程:“中世纪城市”和“意大利、德国与教皇,1056—1152”。②但未来还很不明朗。

在美国,布洛赫的申请缓慢地通过了学界和行政的渠道,因为新248世界新近正接收一大批受到威胁的学者。即便在法国沦陷之前,纵然是精力充沛、资源丰富的艾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也不得不呼吁紧急救助委员会(Emergency Rescue Committee)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准备迎接一批新移民,而他已是纽约市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for Social Research)的校长,该学院在20世纪30年代时就为欧洲逃难的知识分子建立了流亡大学(University in Exile)。新学院方面能提供办公设备和赞助名额,约翰逊又成功取得基金会的承诺,救助一百名“顶尖学者”,让他们在主要大学或新学院任教。但是,救助机构和国务院逐渐反对美国接收更多的犹太裔或可能的左翼知识分子,约翰逊自己的机构也出现财政困难。尽管如此,他成功推动一项决议,在1940年9月至1941年12月期间将五十名欧洲一流学者带到美国,其中包括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③

布洛赫的申请得到了很谨慎的处置,被提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说明是一名重要人物的家庭因其犹太血统而受到威胁。约翰逊更以个人名义向美国主要学者写信求援,而学者们则一致支持此事。他们称布洛赫为法国最杰出的中世纪经济和社会史学家之一,“一流的学者”,极具原创性,著作丰富、明晰、精准。①1940年10月25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支持援助布洛赫,并提供6000美元,供新学院邀请布洛赫赴美。②

得知基金会应允后,布洛赫取得维希政府高层的非正式批准,准许他短期赴美任职。他同时促请美方的资助者抓紧时间,因为欧洲事态“快速变化”,“可能会出台更多的旅行限制”。他也要求对方同意其母的移民请求,表示她在“这把年纪,依旧青春洋溢”。③

11月19日,新学院同时以电报和信件的形式任命布洛赫为中世纪史副教授,任期两年,自1941年1月1日开始,或从他到达纽约之日计算,年薪2500美元。布洛赫立刻接受了上述条件,开始规划路线,申请假条和签证。①布洛赫如约伯一般等待“解救”③。

12月13日,布洛赫在里昂的美国领事馆遇到了第一个障碍。主管签证的职员和总领事沃尔特·肖尔斯(Walter Sholes)都表示,布洛赫本人、他的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孩子可以即刻获得非定额签证,但他的母亲、20岁的女儿和19岁的儿子则不符合要求。依据正常程序,三人需要按“时间顺序”审核,其中包括对他们财产状况的严格审查。虽然法国的移民配额一直充裕,但到1940年12月中旬,已经有超过五百份申请等待处理。里昂领事馆人手严重不足,除要代表比利时和法国的利益外,如今它还要在法国的“第二首都”——作为财政、工业和交流中心的维希——代表美国处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私人问题,因此直到1941年5月甚至6月之前都无法得到结果。①

布洛赫和至亲们迅速逃离的计划破灭了。他不能让年满82岁的萨拉·布洛赫独居克莱蒙费朗,德国法律禁止身为犹太人的她穿越分界线回到位于玛尔洛特的家中,她也不能去巴黎投奔儿媳。即使布洛赫能勉强把大儿子暂时留在法国,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抛下女儿。此外,1941年2月26日,布洛赫的次子即将年满18岁。布洛赫焦急万分,他思考着是应该将旅途推迟半年,还是应该绕道马提尼克(Marti-

①沃尔特·肖尔斯(Walter Sholes):《1940—1941年法国里昂的部分领事工作及条件》(机要)[“Some Aspects of Consular Work and Conditions at Lyon,France during 1940-1941(confidential)”],巴塞尔(Basel),1941年9月5日[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美国国防部RG84美国驻巴塞尔领事馆,机密档案1941123-L,涵盖期间为1940年6月9日至1941年4月30日],详细描述了1940年10月初至1941年1月初的这段“艰苦”时期,期间他手下只有寥寥几名未经训练、任务繁重的员工处理签证申请,以及“来自大使馆和每天涌入我们拥挤使馆驻地的数百名美国和外国公民各式各样的要求”。1940年12月底和1941年1月初,情况稍稍缓解,但在1941年仍有一些签证处理迟缓的投诉。1941年2月10日,里昂领事馆新增一名副领事和两名文员,预计每月能处理45个移民签证和15个过境签证,但已经积压了5000份申请。见肖尔斯致美领事馆秘书H.弗里曼·马修斯(H.Freeman Matthews)的信,1941年2月10日,同上;李希(Leahy)致国务院的信,1941年2月12日,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美国国防部档案811.111Refugees/959。感谢理查德·布莱特曼(Richard Breitman)提供上述文件。

nique),在那里也许可以更快地取得三个非定额签证,但也可能需要三人在法国继续逗留一段时间。布洛赫请求约翰逊尽其所能“解决我们的困难”①。

与此同时,按照犹太法令,布洛赫需要取得继续授课凭证。依据251 法令条款,凭证颁布的三个月内,或从1941年1月开始,他可能失去职务,无法维持生计。法令第八条授权政府豁免那些为法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在约4000名犹太裔大学教授中,125名凭借其文学、科学和艺术成就以及他们的服役记录向教育部申请豁免。②

维希政府方面则十分谨慎,避免给自己的种族法律设置太多例外,故而只把名额留给重要岗位上的杰出个人。③此时,布洛赫的私交派上了用场。1940年12月,他前往巴黎讨论自己的处境。④在索邦,代理校长杰罗姆·卡克皮诺负责整理犹太教授的档案和豁免申请,将它们排序后提交维希政府。卡克皮诺师从古斯塔夫·布洛赫,两人也是挚友,因此他极力支持布洛赫。⑤雅克·舍瓦利耶(Jacques Chevalier)任维希政府的教育部长,他是一名巴黎高师毕业生、哲学教授、格勒诺布尔(Grenoble)的前院长,也是贝当的教子和亲信,参与了和英国的非正式协商。其子也恰是布洛赫名下最具天赋的学生。舍瓦利耶为布洛赫的豁免申请作保,依据是其在法国和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还有他出色的服役记录。①更看重布洛赫军旅记录的行政法院(Conseild'Etat)核准了他的请求。②1940年12月23日,贝当在维希的公园饭店(Hotel du Parc)接见了卡克皮诺和舍瓦利耶,讨论了包括犹太法令在内的一系列问题。③

申请截止后不久,1941年1月5日,在教育、内政、青年和家庭几大部长与行政法院的建议下,贝当签署法令,宣布准许十名犹太教授继续保有教授的职位,布洛赫便是其中之一。④十人中有七人来自巴黎大学,但只有两人仍然留守当地。名单中包括三位人文学者:布洛赫,布洛赫的竞争对手索邦大学中世纪专家路易·哈尔芬,以及法兰西公学院的语言学家朱尔·布洛赫;两名科学家:化学家保罗·约伯(Paul Job,索邦大学)和生物物理学家勒内·维尔姆塞(René Wur-mser);五名医学教授:巴黎大学的安德烈·马耶尔(André Mayer)和罗贝尔·德布雷(Robert Debré),还有斯特拉斯堡的保罗·赖斯(PaulReiss)、马克斯·阿伦(MaxAron)和马克·克莱因(Marc Klein)。对布洛赫嘉奖令中的语言令人震惊。为应和维希政府的基督教与民族主义导向,他被形容为一名中世纪学者,研究法国国王、农村历史和封建社会。至于布洛赫在比较历史、经济历史和《年鉴》方面的工作,则只字未提。①

尽管得知自己已被豁免,但面对族人所受的极不公正待遇,布洛赫却难掩失望之情。不幸之人无论老少都遭到放逐,与贫苦为伴。嘉奖令签署仅仅一天前,法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亨利·柏格森猝然离世。布洛赫质问卡克皮诺:“若法令在柏格森仅仅只是一名年轻的克莱蒙费朗中学教授时颁布,他的命运又将如何?”①

1941年2月,卡克皮诺就任国家教育部长后,全力安抚一些权利被剥夺的同僚。此后一年,出现了一批教育部执法松弛的案例。除此254之外,斯特拉斯堡、里昂、蒙彼利埃和图卢兹等地的教员公开表示,他们拒绝参与压迫犹太裔的同僚,这些学者的爱心帮助了几个光荣的家庭渡过饥饿的难关。②布洛赫了解并欣赏上述行动,但法令仍让他怒火中烧,他也十分清楚自己只是“少数幸存者”③之一。

1月5日的豁免法案仅是一个特殊、矛盾的现象。维希政府在此事上极端敏感,《官方日志》(Journal Officiel)上并未一次性刊登赦免消息,而是采取分期更新的形式,由此可见一斑。1月24日,德国军事部门正式表态,强烈反对在占领区施行豁免,并考虑撤换哈尔芬和马耶尔。巴黎的德国大使馆更诋毁其他得到豁免的人为“犹太宣传的产物”,是让·扎伊的部门人为操控的结果。使馆抗议该法案,称其去除了“犹太和非犹太法国人之间的明晰界限”,并质疑维希政府贯彻其种族法律的热情。①直到2月20日,布洛赫才直接从卡克皮诺处得知自己被豁免的消息。

同时,布洛赫取得了教育部批准,允许他和妻子、母亲及六个孩子前往美国,“以继续其经济史之研究”②。他本计划带着八人一同“撤离”,这最多只是一个繁重的提议,却因母亲的突然患病而更显困难。虽然约翰逊(已经和国务院取得联系)承诺在马提尼克可以立刻取得非定额签证,布洛赫却不愿和母亲哪怕是短暂地分离。如今,在没有拿到签证或任何切实承诺的前提下,他决意不赶赴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他两次前往马赛,却被告知他的“财产情况无法”支持全家人到达纽约。他的命运已交由里昂和华盛顿决定。③

布洛赫再次向纽约求援,希望国务院加快审批,但华盛顿政府显然无能为力,本地的签证机构基本全权掌握进程。④在里昂,领事馆的人手有所增加,但是堆积的卷宗却增长了十倍。①得知情况的布洛赫在2月13日告诉里昂的美国官员,表示他和他的家人可以在法国继续等待三个月,“直到所有人都能得到最终结果”,之后再一道赴美。约翰逊认为这是一步险棋。为减轻领事对财政的顾虑,约翰逊成功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将布洛赫的旅行经费从1000美元增加至3000美元。但要一次性预订九人的船票困难重重,取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过境签证也是一个问题。约翰逊勉强同意布洛赫继续等待,但催促布洛256赫取道马提尼克,这样便能令所有人“早日离开欧洲”。②

布洛赫身处两个世界之间,为了拯救孩子,他即将“背弃”故土。但即便如此,面临着未来更为严重的歧视,54岁的他写出了遗嘱。短短三段话里,布洛赫总结了主导其人生的信仰和坚持,他希望友人能在自己的墓前朗诵遗书——不管他葬在法国还是国外。③

伴随布洛赫所有先人入土的都是希伯来祷文,但布洛赫却只想在墓碑上简单刻上Dilexit veritatem(吾固爱真理),他此前也曾用这句话来形容老师普菲斯特。④布洛赫忠于自己的原则,反感一切谎言,即便在“最后一刻”,他也拒绝向任何从未认同过的宗教仪式祈愿。但布洛赫不曾否认自己“生而为犹太人”的事实:

在一个受野蛮无情摧残的世界里,希伯来牧师们的优良传统,被最纯粹意义上的基督教吸纳和发展的这一传统,难道不是激励我们生存、信仰和抗争的最好理由之一吗?

但归根结底,布洛赫还是一名“合格的法国人”:

我与一切信仰教条或所谓的种族团结形同陌路,一生中我首先将自己简单地视为一个法国人。悠久的家族传统将我和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它的精神遗产和历史把我哺育,而我也实在无法设想自己能在另一片国土上如此自如地呼吸,因此我热爱我的国家,愿意为它倾尽所有。我从不觉得我的犹太身份曾有分毫地动摇过上述情感。过去的两次战争中,命运并未让我为法国献身。至少,我可以诚挚地宣布,我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国人而死,正如我也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国人而生。①

这份温暖、泰然的爱国主义,以及他的希望和镇静随即受到了考验。1942年复活节的周日,布洛赫的母亲中风。此前一天,布洛赫的妻子胸膜炎发作,高烧不退。布洛赫被迫留在富热尔照顾二人,并推迟返回克莱蒙费朗的日期,还取消了自己的课程。4月27日,他的母亲萨拉·布洛赫去世,葬于勒布尔登(Le Bourg d'Hem)的乡村公墓。妻子西蒙卧病在床,5月中旬才有好转。从现实角度考虑,这些不幸既简化又复杂了他们的未来。布洛赫一家的移民队伍减少一员,但是妻子的健康状况无法再熬过一个克莱蒙费朗黑暗、潮湿的漫漫冬季,因此一旦布洛赫的移民计划无法成行,他便不得不另谋他就。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在这样一个与祖国的联系岌岌可危的时刻,布洛赫痛失其母,而母亲乃布洛赫直系家族中仅存的亲人,也是他和美好过去的唯一关联,是他长久以来的知己和向导,因而母亲的逝世对于布洛赫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①在过去二十二年间,妻子一直是布洛赫生活的支柱和心爱的伴侣,她的痼疾和一直虚弱的身体也影响了布洛赫的健康,拖垮了他的精神和意志。②

但战事远未结束,布洛赫表面上仍勉强保持乐观。尽管德国已入侵萨洛尼卡(Salonika),对苏伊士运河虎视眈眈,但“如果他们能入侵伦敦,他们就不会去萨洛尼卡;如果他们能进入利物浦,他们便不会260袭击运河”③。同之前遭遇困难时的情形一样,布洛赫的忘忧剂仍是工作。他投入到教学之中,而那时教学顶多能以混乱两字来形容。尽管与几名准备学位考试的学生多次中断联系,布洛赫仍然坚持上课。他尽可能谨慎、主动地参与流亡中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生活。①5月上旬,他希望成为罗贝尔·博特鲁齐的评定报告人,后者曾是他的学生,如今则是他的同事,他在过去几年里指导了博特鲁齐的博士论文,现在更大力举荐其发表。②布洛赫坚持阅读伊拉斯谟、斯宾诺莎和孟德斯鸠,也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他将日记命名为“吾”,其中有他对当下事件的历史和哲学思考。1941年的寒春,布洛赫罗列了几个计划,但发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中包括一本有关法国形成的小册子③、法国货币史、德意志第一帝国研究,美国殖民研究、一起谋杀迷案,还有自“假战”期间开始的研究,或他关于历史和历史方法的思索,即后来的《为历史学辩护》(Apologie pour l'histoire)。④

到了需要决定《年鉴》命运的时候。10月起,费弗尔心事重重,勉强回到巴黎,再次承担起刊物的主要工作,并主持印刷了1940年的两期刊物。布洛赫前往美国的计划令杂志的未来继续悬置。⑤来年春,为了继续两人开创的事业,他们需要在占领区首都解决一系列问题。因其所有者并非雅利安人种,《年鉴》随时可能被德国或法国政府没收或取缔。①

此时,布洛赫妻子和母亲先后患病,他去美国的计划也被推迟,但他仍被迫和费弗尔就《年鉴》的未来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密集讨论,这是他们合作以来第三次也是最激烈的一次争吵。②复活节的周日,费弗尔致信布洛赫,让他解除合约,放弃职位,将《年鉴》的所有权全部移交给自己。③

布洛赫起初拒绝了这一提议。在占领区继续合作与将他从刊头除名的做法,使他的自尊和荣誉受到了双重不公正的打击。布洛赫认为,决不能在纳粹的铁十字下妥协。他拒绝效仿梅尼克屈从决议,离弃岗位。在法国解放以前,《年鉴》必须转移到未占领区,不然只能停刊,或者暂时拆分为布洛赫与费弗尔各自名下的两个独立刊物。布洛赫表示:

倘若我们的工作有任何意义,那一定是它的独立,它拒绝接262受贝玑所谓的压力——这个奇怪的保护人,将会被自己的拥护者所震惊——他称之为“世俗”,那种狭隘的学院做派,忠于特定的思想学派,或一切类似事物。将我除名便是一种失职……①

费弗尔对布洛赫宣判《年鉴》“死刑”一事反应强烈。他悲恸于同僚的“逃亡”,背弃他的(而不是“我们的”)国家;这将送给敌人“又一场胜利”。在分界线这边,费弗尔撕毁了布洛赫和解的建议。现有的占领条款规定不可筹办新刊物。即便《年鉴》搬迁至未占领区,审查想必也会尾随而至。另外,在未占领区发行的刊物无法触及法国的大部分(三分之二)地区,不能直达主要城市和学术中心,也很难到达荷兰、比利时和德国等国外读者的手中,因为这需要取得特殊的、几乎是无法获取的核准。

费弗尔呼吁布洛赫承担责任,牺牲自我,他坚称只有《年鉴》才是唯一重要的名号。他试图唤起布洛赫的爱国主义。在那段困难时期,他们必须团结,拒绝分裂。“团结”则意味着选择巴黎,而在承受着占领区内最痛苦压迫的巴黎,“坚持”(maintenir)是共识。费弗尔提到,两人最亲密的友人们痛心于布洛赫的牺牲,但他们一致认为《年鉴》需要继续在首都刊行。其他期刊,比如《历史评论》,已经作出调整。他们的同僚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爽快地答应为《年鉴》匿名撰文。费弗尔起誓将“勇往直前,至死方休”,保证作出努力,贡献劳动,秉持希望。他大肆赞扬伏尔泰和狄德罗,二人在另一个压迫政权下英勇地进行出版活动。费弗尔承诺,布洛赫仍能以非官方的形式继续参与他们的事业。最终,费弗尔孤注一掷,嘲弄布洛赫说,一个请求朋友拯救自身自由之人,不应亲手毁灭超越物质存在的精神自由。①

一开始,布洛赫不为所动,承受着合作伙伴暴风骤雨般的责备和非难。而费弗尔却更进一步,他强调刊物面临随时被取缔的危险,坚称不能为了一个原则而牺牲一个[刊物的]生命。①5月16日,布洛赫勉强接受了费弗尔的现实“政治”,但警告说,他在此刻背离的原则一定会在今后以压抑和排斥的形式萦绕周围。②

费弗尔的论述远未说服布洛赫,因而很难判断布洛赫为何让步。两位主事人之间嫌隙渐生,如同一分为二的法国。也许出于责任、忠诚和爱国,或者因为悲悯,布洛赫无力控制事态发展,他对未来感到迷茫,不得已地屈服了。

此时布洛赫的旅行计划愈发显得不切实际。在向费弗尔让步的第二天,他便联系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长,告知自己与日俱增的困难。首先,他不能为所有家庭成员订上跨洋旅行的船票,从里斯本到美国需要过境签证,取道马提尼克则不仅需要殖民部长签署的特殊安全通行凭证,也要在同样拥挤的航线上预订舱位。其次,新通过的法国法律禁止18岁至49岁的男性移民,布洛赫的两个儿子如今需要出境签证,很可能还得前往马提尼克,因为当地签证比国际签证更容易获取。再次,布洛赫妻子尚未康健,恢复缓慢,无法立刻动身。最后,布洛赫依然在等待仍未获批的美方签证。③

布洛赫坚持取得所有签证,但他并非毫无怨言,因为等候里昂的处理结果看似遥遥无期,马赛(Marseille)方面也不能提供帮助,这阻碍了他趁法国方面阻力较小时尽早离开的计划。虽然布洛赫仍然希望接受新学院的慷慨资助,也在竭尽全力促成这一目标,但他其实已不再确定自己能够成功。①

因此布洛赫不得不为当下打算,包括在一个更适宜的环境中谋求来年的教职。他的朋友卡克皮诺自告奋勇,将他推荐到蒙彼利埃大学(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布洛赫三十年前便知道当地。这个城市的“吸引力胜过克莱蒙费朗不止一筹”,当地气候也更适合他的妻子,而布洛赫还很可能与新同事一起开展有益的合作。1941年6月,布洛赫

第一次到访蒙彼利埃,顺道参观了附近的图卢兹,许多巴黎犹太裔知识分子流亡此处,他在此得到不少支持。流亡中的朋友们赞成布洛赫有关《年鉴》的立场,为他的最终失败而扼腕叹息。布洛赫也受邀参加新成立的心理学研究会(Société d'Etudes Psychologiques)研讨会,其中涉及布洛赫关心的一大问题,即工作和科技的心理。他也与之前在《年鉴》的合作者乔治·弗里德曼重逢,后者因犹太法令而被剥夺教职,适时正在参与反抗活动。②

布洛赫意识到迁居蒙彼利埃的计划并不容易。蒙彼利埃大学只有少量迁移自巴黎的知识分子,但在1941年2月,它却是第一所正式邀请贝当和达尔朗访问的大学。文学院院长由同是师范生的奥古斯丁·弗利什担任,他是一名极端保守的教会历史学家,因为一篇负面评论而一直对布洛赫怀恨在心,并尽其所能阻碍布洛赫的任命。弗利什警告上级,由布洛赫开设的公共课程可能会引发恶意游行,更表示他本人绝不会为此负责。①与此同时,1941年6月2日,维希政府再次修订了犹太法令,修正了其中的漏洞,准备对犹太人开展“大清洗”,将他们逐出公共生活。犹太人口普查即将进行,而未占领区的犹太财产将被雅利安化。②忠诚的卡克皮诺继续帮助他的同僚。由于布洛赫此前已取得豁免,1941年7月11日,卡克皮诺签署正式决议,准许布洛赫继续授课。7月15日,布洛赫被分配至蒙彼利埃。③

7月底,新学院给予布洛赫的延期聘书行将失效,而在富热尔,他仍未能给业已成年的孩子们办好签证。也正是在那时,布洛赫致信约翰逊,告知对方自己无法赴美,并准备在新学年去蒙彼利埃就职。虽然未来并非全无危险,但克莱蒙费朗乡间邻里的“希望和勇气”一如既往地鼓舞着布洛赫,他向约翰逊表达了乐观的估计,表示他相信法国犹太人的情况终将改善。另一方面,只要能带上两个儿子,他随时可以移民。①在大西洋的另一头,由于跨洋旅行与日俱增的不确定性和巨大开销,再加上他的“签证问题”,布洛赫的延误显得不可理喻。美方无疑想要解救更有行动力的候选人。收到布洛赫来信后,一直耐心的约翰逊取消了新学院的邀请,布洛赫赴美的选项就此画上了句号。②

布洛赫一年来赴美的努力最终落空,具体情形至今仍不明晰。此后几个月,有关他抵达美国和改变决定的传言层出不穷。关于后者的猜测至今仍未平息。③当时美国官员们焦头烂额,不堪工作重负,为上千名受到威胁的外国人处理文件,那么等待迟迟未能发给成年孩子们的签证是否算一个谨慎而现实的策略?①另一方面,他是否能更早到达蒙彼利埃,让自己希望保护的人们免受威胁?取道安的列斯(An-tilles)是否给维希政府带去错误的信号,怀疑他借口去新学院的旅程并不是为了暂时的教职?——而布洛赫还得依赖维希政府的支持。假设布洛赫一家成功迁居国外,布洛赫会疏离法国吗?②事实上,也许美国只是一个模糊的幻想,布洛赫拖家带口,觉得自己有义务去调查,但他并未全身心投入其中,难道因为这代表着另一场撤退、又一次“背弃”?不论他在当时或在可预见的未来遭遇何种考验,布洛赫都想要留在法国。③

然而,这个法国正变得愈发充满敌意。在富热尔度过一个寒冷的“芜菁之夏”后,学生的来访令布洛赫打起几分精神,但他仍旧气馁、疲惫,只是全身心投入到《为历史学辩护》的写作中,同时也等待着蒙彼利埃职务的确切消息。布洛赫虽后悔离开了斯特拉斯堡的杰出同僚,但他执意要为妻子和家庭寻得一个更温暖的住处定居。不出意料,弗利什的阻挠令事态复杂。卡克皮诺担心出现恶意游行,延迟签署任命书,提议为布洛赫另谋一职。①布洛赫对此犹豫不决。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布洛赫拒绝在暴力威胁或弗利什的憎恶面前示弱。他拒绝继续在克莱蒙费朗任职,利用周末往返蒙彼利埃。即便处在一个并不友善的环境中,他也希望保持家庭的团结。②布洛赫前往维希政府施压的旅程无果而终后,他取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8月底,他终于确定可以在蒙彼利埃任教,唯一的条件是他不能开设任何公共课程。③

将孩子一起带离克莱蒙费朗令布洛赫懊丧,而蒙彼利埃则坏消息不断。1941年6月21日,新出台的法律进一步升级了犹太法令,规定法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犹太学生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先不论布洛赫本人的特殊状况,他还得为长子在蒙彼利埃大学修习法律而申请额外名额。④如此,他不得不搜集资料,证明父母双方上溯五代都是法国公民,而且为法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一个很长的辉煌的族谱,显示西蒙·布洛赫的祖辈——一名尼姆(Nimes)商人,于1786年获得路易十六的君主制诰(lettres patentes),而布洛赫的曾祖父则在1793年参加过美因茨之战。但这份文件也代表着维希法国的生存成本正日渐增加。①

还有布洛赫的藏书。过去一年,德国领导人罗森堡的特别任务小组(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大肆掠夺犹太艺术品和藏书室,如今他们也将魔掌伸向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布洛赫的前辈,在雷恩(Rennes)任教的经济史学家亨利·豪塞。②布洛赫向巴黎的亲属和同僚求援,还聘请了一名法律顾问,试图将他的藏书转移到未占领区,但最终无果。由于蒙彼利埃的朴素住处没有足够作为藏书室的空间,他希望能将书籍转移到富热尔的乡间居所。①

1941年秋,布洛赫在三十年后重回蒙彼利埃,这是又一次在临时居所孤立却坚决的流放。他致信费弗尔,表示他已决意履行一名“法国教授”的职责,教授“一种在当今状况下并非百无一用的历史”。他开设了现代欧洲和法国经济与货币史的新课程,但可供备课的资料却不充足。他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行程“十之八九都一无所获”②。

蒙彼利埃涌入了大量难民,此处论面积虽逊于克莱蒙费朗,但居住条件却更优越。布洛赫遇到了友善的邻居和一些同僚。当地虽没有克莱蒙费朗阴郁的天空,却十分寒冷。该年冬天供暖不足,无法助他们抵御持续的密史脱拉风(mistral)——法国南部沿海地带盛行的一种干冷北风。另外,食物短缺在蒙彼利埃已是常态,布洛赫需要往来富热尔的乡间居所搜集食物,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新学年伊始,布洛赫满腹牢骚:关于自己的风湿病、“懈怠”以及对费弗尔的思念——此时二人分别已近两年。①

公共和私人层面的反犹主义,令布洛赫愈发忧虑,它正暗中一步步将法国犹太人从国家生活中驱除。最新出台的人口普查奠定了一个危险的基调,暗示进一步的排斥和抢夺。布洛赫相信,即便在最优秀的人群里,也存在一种“歧视的精神”,而这比种族主义各种愚蠢和暴力的形式更加致命。这些人将不同的个体按照种族划分(“犹太财主”,或就此事而言,“犹太知识分子”),以其所获的利益为由,将其从法国剥离,因此,他们以微妙的方式强力地支持了官方的歧视政策。布洛赫反对一切区分,他告诉费弗尔,一旦所谓的文明公众能够不带宗教偏见,一视同仁地谴责无赖和资本家,那么反犹主义将会走向消亡。而当法国显贵们意识到他们固有的谬误,明白两个群体中没有一方能271单独统治时,反犹主义终会灭亡。②布洛赫认为,真正的法国存在于他在乡间的邻里和此前军中的伙伴中,在那里并没有类似的偏执。①

布洛赫也关注法国犹太人的反应。他担心,虽然自己有幸免受伤害,但一开始的偏执和迫害可能会引发分裂的倾向。在里昂,他并未从美领馆处取得签证,但他遇到了一群落难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试图在掌管法国犹太事务的犹太教会(Consistoire)的支持下,建立犹太研究中心。②布洛赫受邀加入,他建议了该中心研究的触及范围,以使其不会被破坏,也建议首先要真正地去强化他们“在法国社会的合法地位,因为我们从未正式脱离法国”。他们必须避免在那些“意图将我们随意扔向贫民窟”的人面前落下口实。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