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板上的任务繁多，我根本无暇心灰意懒。①

1930年6月，盟军撤离莱茵兰地区(Rhineland),这比《凡尔赛和166约》规定的日程提前了五年。此时，法国早已失去了欧洲的主导地位。

法国虽然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胜利的成果不断贬值，比如同盟逐渐瓦解、德国国力迅速复苏、法国政府不能持续执行和约条款等。在经济大萧条的前夕，优势已经转移到了莱茵河的另一边。1930年9月，希特勒的纳粹党在选举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进一步激化了法国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破坏了《凡尔赛和约》所带来的和平。②第三共和国是法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政权，然而它最后的十年却步履蹒跚：国内政治动**，经济失调，海外殖民地骚乱不断，国际声誉也直线下降。

整个20世纪30年代，布洛赫在个人生活、职业生涯和政治事件的泥潭中挣扎。在相对和平、乐观的20年代，他很少卷入到政治和时事之中；但1930年之后，一切都变了样。由于莱茵河对岸纳粹党的威胁，斯特拉斯堡呈现出几许不安的氛围。这时布洛赫前往巴黎谋求教职，然而那里资源紧缺，反犹情绪高涨，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167统治备受争议，国际局势也非常黯淡。布洛赫在索邦任教三年之后，完成了重量级的作品《封建社会》;不过很快他又重新穿上军装，因为法国面临着二十五年之后的第二次入侵。

布洛赫并不想像他的父亲在里昂长期任教一样一直待在斯特拉斯堡。尽管那里环境宜人，学校的待遇也非常优厚，但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批人陆续离开这里前往巴黎。斯特拉斯堡的教职曾让布洛赫非常兴奋，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阿尔萨斯的生源知识面狭窄，一心追逐名利，虽然学校的师资力量雄厚，但无法从内陆或国外吸引很多学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学习历史的兴趣普遍下降，这表现为博士生的数量急剧减少。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任教十七年，却只指导完成了一篇博士论文。①

斯特拉斯堡最有抱负的师生都渴望逃离这个狭隘的大学和城市，这里逐渐成了巴黎的接待室。事实上，《年鉴》最初的希望建立在两个主编迁往首都的基础上。文学院的创始教授们形成了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每当有人调往索邦或法兰西公学院，他们都会依依不舍，仍与168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也进一步鼓励和增强了人们逃离的愿望。①

20世纪30年代，这里形成了一股逃离的热潮，其中的原因包括：人员不断减少，学生中的政治激进主义逐渐高涨，预算日益削减，教师基本工资外的专门补助有所降低，无法招募有能力的教员填补空缺。而且这是一所地方院校，人们失望的情绪日积月累，很多人渴望获得进一步提升。当地充斥着各种自治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宣传，反犹主义倾向逐渐显现，德国的影响也越来越浓，这使教授们与这所阿尔萨斯高校的联系越来越弱。由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地处边界城市，学校的管理部门早在1934年就做出预案，如果再发生战争，他们就迁往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礼拜六聚会的次数也急剧减少。1933年至1937年，文学院有12个最优秀的教师离开这里。为了避开莱茵河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一些精明、有野心的学者甚至考虑巴黎之外的地方。②

巴黎的吸引力显而易见。那里的教师拥有最高的工资和声誉，接触到的是最优秀的学生和同事，有最好的工作环境，可以非常便利地接触各大图书馆、档案馆、研究中心、教育部门、官方和私人的基金。那里拥有各种学术期刊、出版商和出版社，而且他们有机会对学科产生重大的影响。虽然巴黎的生活水平较高，但首都高校提供了更优厚的待遇，居住环境也更加多元，而且对于在巴黎土生土长或受过教育的教职工来说，这是一个与家庭团聚和恢复人际关系的机会。①

对布洛赫来说，返回巴黎既是个人的理想，也是职业生涯的目标。20年代，父亲和兄长的去世给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也使他成为两个家庭的顶梁柱。他们一家离开斯特拉斯堡返回巴黎，可以与身在玛尔洛特的寡母团聚，能够经常见到在巴黎的寡嫂和两个侄子，以及他爱人的三个姐妹和一个兄弟。②他曾十多次前往巴黎从事研究，住在已故的岳父岳母家里，然而如今，他需要在首都拥有自己的居所。此外，他希望他的六个孩子，尤其是那些即将上中学的，能够接受更好、更严格的教育。1930年，布洛赫用从维达尔家继承的遗产在克勒兹省(Creuse)的富热尔(Fougères)小镇买了一套乡间住宅，从而结束了家庭在阿尔萨斯的“假期”。富热尔的房子相对偏远，风景也有些黯淡，而且乡村比较贫困，但它却使布洛赫在内陆拥有了自己的居所。他获得了财产城乡转换的机会，这曾让他父亲和很多巴黎知识分子获益。

斯特拉斯堡天气潮湿、阴暗，冬天非常寒冷，步入40岁的布洛赫受此影响很大。他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这开始于1914年10月在格鲁埃里的岁月，他的胳膊偶尔会麻痹，不得不前往埃克斯莱班(Aix-les-Bains)做痛苦的水疗。虽然交通非常便利，但当布洛赫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痛苦之时，他也会像很多同事那样，幻想“退休”后到一个南方学校，去埃克斯莱班，或蒙彼利埃。与他齐名的中古史学家奥170古斯丁·弗利什(Augustine Fliche)就居住在蒙彼利埃。巴黎的气候只比斯特拉斯堡略好，但是它有其他方面的优势。①

布洛赫在巴黎奋斗八年，一心希望加入法兰西公学院。法兰西公学院成立于1530年，坐落于拉丁区的核心地带，最早只有六位教授，其目标是推动人文科学的研究和“文艺复兴精神”。四百年后，它依旧是一个小规模、纯研究型的机构，常住教授只有四十七名。法兰西公学院的预算直接由政府批准，完全独立于法国的大学机构。获得长期任命的教授不需要具有任何学历证书，也不用辅导学生准备国家考试。他们的课程免费向所有人开放，涵盖了自己感兴趣的一切主题，可以 171根据自己的日程来排课。②

要进入这个特权的机构，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声誉、职业交往以及良好的运气。由于成员去世或退休所产生的空缺岗位，将由全体成员决定增补——他们并非只为某些特殊的专业设立或保留岗位。全体成员大会的评议过程往往非常漫长，而且火药味十足，它取决于候选人自身的品格、公学院内部的环境，以及外在的政治因素。候选人要经历严峻的考验：他们不仅要以课堂的形式公开展示自己的能力和研究课题，而且还要接受全体考官的一系列面试，这些考官性情各异，专业分工也互不相同。公开的评议需要做好精心的准备。每个候选人通常有一个担保人——他要充分施展自己的人脉、学术声望和演讲技巧。整个过程有两轮投票，每一轮都需要大多数出席成员的赞成。第一轮投票决定空缺岗位的专业归属，第二轮选择候选人。公学院的投票虽然规模很小，却绝对是学术和政治氛围的晴雨表。在辉煌的时代，它的程序偶尔会非常新颖，极富创新性；但在一个萎靡的环境里，人们往往非常谨慎，更偏爱惯例和习俗。1914年一代的学者数量较多，老一代的学者依然活跃，然而角逐的职位却越来越少。虽然进入法兰西公学院的程序令人生畏，但这是学者们渴望的无上荣誉。①

1928年，当法兰西公学院出现岗位空缺时，布洛赫和费弗尔第一次作出了回应。布洛赫试图为比较史争取一席之地，宣称自己几乎是172法国唯一的实践者。然而，最终他慎重地从近十个竞争者中退出，转而支持年长的费弗尔。费弗尔给自己的定位并非比较史，而是近代史。布洛赫不想让考官们为难，在他和费弗尔之间做“尴尬的选择”,因此他同意由费弗尔先申请。②

1928年，费弗尔已年满50岁，他一直都渴望重返巴黎，在学者和教师的岗位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然而，1926年索邦拒绝了他的申请，后来他主动放弃了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Etudes)的提名，虽然那里是通往法兰西公学院和索邦的捷径，但是工资待遇不高，无法养活家庭和三个孩子。1929年至1933年，费弗尔为进入法兰西公学院全力以赴，甚至有些孤注一掷。他的优势在于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包括他近期关于路德的专著,以及新成立的《年鉴》杂志；此外，他在巴黎高师、梯也尔基金会、斯特拉斯堡大学等都有很好的人脉，这些地方为法兰西公学院输送过不少人才。然而，不利的因素则是他的研究领域，因为近四十年来近代史一直不受重视，而且他还远离首都。法兰西公学院的大多数候选人都在巴黎任职，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投票人接触的机会也更多。①

20世纪20年代，不论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领域，法兰西公学院新增的教授职位一直很稳定，但是参评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在费弗尔四年的等待期中，一共出现过十二个职位。几乎每一次投票竞争都很激烈，偶尔还掺杂着政治和宗教的因素，以及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传统对抗。1929年1月和1932年3月，费弗尔经历了两次惨败，此外还有一次战略性放弃。费弗尔谨小慎微，等待对手的胜利或退出，不过他在公学院里始终有一批忠实的支持者。②

1932年，随着阿纳托尔·德·蒙齐(Anatole de Monzie,1876—1947)被任命为法国教育部长，费弗尔开始时来运转。蒙齐不但为法兰西公学院新增了一个职位，还提名费弗尔为《法国百科全书》的总主编——这是一项大型的公民和文化事业，旨在与意大利和苏联的项目相抗衡。如今，费弗尔进入法兰西公学院的机会终于来了。1932年11月13日，法兰西公学院全体成员投票决定恢复近代史的席位；1933年1月8日，他们一致选举费弗尔为新成员。1933年2月19日，费弗尔终于被坐落于马塞兰·贝特洛广场(Place Marcelin Berthelot)的窄门所接纳。③

费弗尔认为，他的胜利意味着《年鉴》获得了世人的认可，同时也是近代史教学传统的伟大复兴——这个传统曾在公学院断绝很长时间。然而，他的胜利几乎没有任何反主流的色彩，《法国百科全书》的任命有足够的说服力。而且，他的支持者们虽然看到了费弗尔对社会科学的巨大贡献，但更看重的是他将在公学院延续米什莱、莫诺、拉维斯和丹尼斯的优良传统。费弗尔在就职演讲中，对支持者和布洛赫不吝溢美之词。或许对胜出的原因认识有误，费弗尔充满自信地和老搭档说：“你很快也会来的。”①

如今布洛赫已47岁，他非常渴望沿袭费弗尔的路线。费弗尔的离174职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再加上普菲斯特的病重和去世，斯特拉斯堡的一个时代宣告结束。这一切燃起了布洛赫进入法兰西公学院的渴望。②事实上，他的一些能力已经获得了认可。他曾被任命撰写两卷本的中世纪经济史，还有一本有关封建社会的专著被贝尔收入了人类进化丛书。他曾到根特和马德里讲学，第二年应邀前往伦敦经济学院(LondonSchool of Economics)做过三次讲座。③他希望自己能像费弗尔那样直接进入法兰西公学院，因此拒绝了同事的建议，没有申请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第五部空缺的岗位。①

费弗尔进入法兰西公学院之时，莱茵河的对岸开始进入黑暗时期。法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更新换代。1933年4月，日耳曼学家安德勒离世，他是古斯塔夫的好友、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布洛赫跃跃欲试，试图以比较史学家的身份赢得安德勒在公学院的教席。②

布洛赫“狂飙突进”的情感风暴平息之后，开始在费弗尔的强烈建议下非常“谨慎地”写信试探，然而结果不尽如人意。纳粹党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控制了德国，法兰西公学院几乎不会免去一个日耳曼学家的教席。③布洛赫决定在投票之前退出，以等待更好的时机。当时古典考古学家卡米尔·朱利安(Camille Jullian)生命垂危，他的法国古代史教席更有可能被取消。④

布洛赫宣布参加竞选之后，发现自己加入了一群野心家的行列。这些人才华出众、野心勃勃，又有些急不可耐，其中包括他的几个朋友、同事和竞争对手，他们等着来自法兰西公学院的死亡和退休的讯息。布洛赫非常渴望即将到来的机会，但也有些害怕。他认识到必须争取来自公学院内部的有力支持，但这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对于教席的争夺非常激烈，其中夹杂着痛苦和希望，充满了令人难忘或怨怼的各种策略。费弗尔虽然深表同情，但是新百科全书的任务让他分身乏术，而且在政治上他还只是一个新手。作为一个小众的精英机构，法兰西公学院能否像接纳费弗尔一样接纳布洛赫，从而在它的内部上演一曲二重奏?然而，布洛赫的犹太裔背景显然成了一个不利的因素。德国的反犹主义阴魂不散，已经渗透到了法国的学术圈，威胁着要减少犹太人获得更高职位的机会。法兰西公学院中犹太人的数量几乎占了15%,会再接纳一个布洛赫吗?费弗尔对此非常不安。一个忧心忡忡的犹太教授曾强烈地建议他，不要制造近期又有一个犹太候选人的喧嚣，避免对各个选举人实行狂热的攻势，而应该采取“平静的”运动。①然而，布洛赫要想实现目标，就必须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和自我推销。他提出的新标签“比较史学”,使他在与传统史学家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也让人想起了他父亲和贝尔的失败经历。古斯塔夫是个有些不落俗套的古代史学家，贝尔则孜孜不倦地提倡历史“综合精神”。

布洛赫的竞选活动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他投入到法兰西176公学院上的事务越多，就越远离斯特拉斯堡的生活。他的一些职责——如预科的课程和中世纪历史所的管理事务，大多由他年轻的同事佩兰负责。①这在他发表的一些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很不情愿地为《历史评论》撰文全面评价西米昂的作品。西米昂是实证主义史学的首席代表，虽然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却是法兰西公学院首屈一指的学者。布洛赫的基调是褒扬，但也不无批评之声。他的文章中充满了各种例子、分析和比较，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作品很可能会被细心的投票人认真地阅读。②

1933年是关键的一年。布洛赫饱受家庭事务和疾病的困扰，为治疗几乎瘫痪的胳膊，他不得不第一次痛苦地居住在埃克斯莱班。由于莱茵河对岸咄咄逼人，5月底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参加了复员后的首次预备役军官的短训。③随着布洛赫和费弗尔第一次长时期的分开，两个主编的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由于费弗尔前往巴黎就职，刊物的秘书处也随之迁移到了首都，这使布洛赫减轻了不少工作压力，但也妨碍了彼此的沟通，一些事情很难迅速作出决定。布洛赫每次访问巴黎都很匆忙，这不利于他的健康。他还不得不离开家人，调整课程计划，面临着三重压力：他们必须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管理部门巧妙地协调；他们必须与法兰西公学院谨慎地沟通；他们受制于编辑事务，必须满足《年鉴》规定的出版周期。他在旅行中忧虑与机遇并存，巴黎是最终的目的地，也是一个让人身心疲惫的战场。①

1933年12月，朱利安去世，布洛赫开始了他的竞选活动。为此，他寻求斯特拉斯堡的前同事艾蒂安·吉尔松(Etienne Gilson)的支持。吉尔松最近才进入法兰西公学院，教授中世纪哲学史。经过慎重的考虑，布洛赫依旧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欧洲社会比较史”专家——之前他曾考虑将“欧洲”替换为“中世纪”,以便更容易为人接受，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他谨慎地选择德高望重的吉尔松作为庇护人，费弗尔和其他的支持者则退居幕后。②

布洛赫在法兰西公学院的正式演讲，是他学术履历的扩展版。他在演讲中直言不讳，充满战斗的气息。法兰西公学院“鼓励知识创新”的传统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强调说，《年鉴》注重的是社会和经济调查，而不是传统的研究方法；他致力于“打破”陈腐的、错误的实用性分类。布洛赫以中世纪史学家自许，反对教师花名册上对这一头衔简单的归类；他主张应该超越时间的局限，自由地运用所有的资源。他声明自己“会继续热情地从事中世纪研究”,但绝不会限制在“固定的疆域”,他希望能以此吸引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学者——他们可能被中世纪“虚假冰冷的表象”排除在外。他计划开设一门欧洲史的课程，注重大洲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不仅探索一些普遍的法则，也鼓励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比较史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扩大国际上的影响力，而且对“我们僵化的大学制度”也有裨益。①

有两个历史学家竞争朱利安的教席，一个是布洛赫，另一个则是考古学家阿尔贝·格勒尼耶。格勒尼耶是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同事，也是《年鉴》的撰稿人，比布洛赫年长很多，渴望取代朱利安的席位。布洛赫则需要向选举者展现自己的学术能力，证明自己完全能胜任这门古老的学科，并将其发扬光大。②

1934年1月初，布洛赫开始从事新一年的竞选活动。他在短暂的巴黎之行中，礼节性地拜访了一些主要的投票人。③之后，布洛赫开始了期待已久的旅行——十三年后再次前往英格兰。1月28日，他和妻子踏上了旅程。当时，由于斯塔维斯基(Stavisky)的丑闻被揭露了出来，社会上人心惶惶，发生骚乱的消息甚嚣尘上。④

布洛赫在英格兰度过了难忘的两周。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用法语发表演讲，三次讲座都与比较史有关，题目为《法国与英国庄园之比较》。在旅行之余，布洛赫还不忘为《年鉴》寻觅撰稿人，他与理查德·亨利·托尼、艾琳·鲍尔(Eileen Power)和迈克尔·博斯坦(MichaelPostan)有过交流。他在牛津度过了一个周末，并结识了莫里斯·波威克爵士(Sir Maurice Powicke)和流亡学者欧内斯特·坎托罗维奇(Ernst 179Kantorowicz);他在剑桥会见了G.G.库尔顿(G.G.Coulton)和J.H.克拉彭——他们曾邀请他为《剑桥欧洲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写稿。此外，他还在大英博物馆度过了几小时的欢乐时光。布洛赫对当今法国学术机构的状况非常沮丧，他对英国大学生活的舒适和魅力则不吝赞美之词。①

在布洛赫离开巴黎期间，1934年2月6日傍晚，一大群右翼示威者和若干退伍军人组织在波旁宫外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聚集，威胁说要越过塞纳河，袭击众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推翻新成立的激进党政府。他们指控政府与无耻的犹太骗子斯塔维斯基(最近神秘死亡)合谋，谴责政府解雇了一个右翼警官。紧接着，示威者和一小部分封锁桥梁的警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双方共有15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这是自巴黎公社起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一天后，激进党总理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被迫辞职，由更具包容性的“民族联盟”内阁来平息骚乱。在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上，政府第一次被街头的暴力事件所推翻。①

布洛赫在海峡的另一边，为无法置身祖国的事变而悲痛；此外，他还不得不向忧心忡忡的英国人进行解释。他为右翼分子的暴行所震180惊，这些人来自法国的中产阶级，不禁让人想起了雾月政变。九天后，布洛赫径直回到斯特拉斯堡的家中，依然为此而惊愕和困惑：“在这起骚乱的背后，我感觉到了一种可怕和幼稚，他们软弱无力，内部派别勾心斗角，运作方式极其糟糕，没有任何智慧可言。”②费弗尔也为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幽灵所震撼，他怀疑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其滋生的温床。在危机期间，布洛赫仅仅从伦敦发来了一条简短的信息。为此，费弗尔对老搭档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借用于连·邦达(JulienBenda)的概念，将布洛赫描绘成冷漠、无情的知识分子。③

实际上，布洛赫和费弗尔已经彼此疏远。一年多以来，费弗尔已经在首都安顿下来，与家人住在舒适的五楼，位于圣宠谷大街(rue duVal de Grace)1号，面向美丽的教堂。如今，他已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和职业关系，承担着很多责任，不仅要经营《年鉴《百科全书》和《综合研究》,还要负责近代史学会。布洛赫指责费弗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巴黎人”,挥霍着自己宝贵的精力，抛弃了历史学家的一亩三分地，而且对《年鉴》漠不关心——如今它的出版已严重滞后，迫切地需要各种作者和文章。然而，布洛赫也身不由己，不得不放弃本职工作，积极筹划竞选活动，这需要仰仗朋友们的支持。在法兰西公学院评审前夕，布洛赫决定放弃第二次巴黎之行，以远离如火如荼的政治环境——然而费弗尔早已卷入其中。①在这种氛围下，布洛赫理应表现得更加矜持和客观，但费弗尔却因此指责他对现实袖手旁观。

其实，布洛赫绝非冷漠。他私下里常常表达忧国忧民之情，不仅关注极端民族主义者、反共和联盟，以及右翼人士对高级警官、司法和市政官员的应和现象，而且敢于指出温和派和左派阵营的明显不足， 181甚至是政府的腐败和国会的缺点。当然，他并没有因忙于竞选而对无处不在的危险视而不见。各大高校里的骚乱，以及“我们很多政治家知识上的匮乏”,进一步激化了这种危险。②布洛赫和费弗尔既不准备顶住压力为懦弱的达拉第辩护，也不打算支持年长的折中派继任者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他俩都不情愿地在3月5日的“工人宣言”(“Manifesto to the Workers”)上签了名。该宣言由三位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阿兰”(埃米尔·沙尔捷，Emile Chartier,1868-1951)、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1872—1946)和里韦(1876—1951)起草，他们经历过德雷福斯事件的洗礼，还帮助成立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备委员会(Comité de Vigilance des Intellectuels Antifascistes)。①然而，该宣言的语调和委员会的领导能力让《年鉴》的两位主编有些担忧，他们对大众的价值观也没有任何信心。责任感(“我正蓄势待发”)和不作为(“像很多人那样无法执行”)之间的矛盾撕扯着布洛赫，但是他反对用法西斯主义蛊惑人心的方法对抗国内的法西斯主义。②他不希望法国出现高负荷、政治化的氛围，即由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等共同执政。③

3月18日，在布洛赫签署宣言之前，法兰西公学院全体教授大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落幕。布洛赫的支持者吉尔松提议设立欧洲社会比较史的教席，以阿贝·布勒伊(Abbé Breuil)为首的格勒尼耶的支持者则坚持捍卫古代史的教席。在布勒伊为格勒尼耶发表讲话之后，化学家卡米耶·马提翁(Camille Matignon)突然晕厥并死亡，大会的讨论也因此搁置了两个月。①布洛赫一直忙着收集材料，思考造成灾难的深层原因，而且他对费弗尔在公开评审时的消极表现有些懊恼，再加上他从伦敦回来之后表现得很不活跃，这一切都削弱了他的实力。后来，他决定重新恢复竞选活动，并多次前往巴黎。为了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投票人面前，他委任费弗尔为“布洛赫集团”的“秘书长”。②

布洛赫重启竞选的活动很快就夭折了。1934年4月12日，上台仅两个月的杜梅格政府就宣布削减预算，极大地减少了大学的费用。法兰西公学院被迫削减10%的经费，这意味着朱利安的教席不太可能被取代。③

布洛赫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他对此非常失望，却并没有绝望。如果进入法兰西公学院的路被堵死了，那么他可以把目光投向索邦，那里有几个中世纪和经济史的教授会在两年内退休。布洛赫很快投入到另一场激烈的竞争中，这是新一轮的消耗战，职位的声望虽然略低，但要求却更高。巴黎的这两个教席都值得布洛赫全力以赴。他已下定决心离开斯特拉斯堡，因为那里是一座寒冷、偏远的“牢房”,预算一缩再缩，教员不断流失，内部派系纷争，士气十分低落，而且他的升职也曾被推迟。④除个人健康和家庭因素外，国内外险恶的环境加剧了《年鉴》的困境，使他的作品进展缓慢。1934年中期，纳粹德国蛮横地干涉奥地利内政，兴登堡总统(Hindenburg)去世，法国显示出各种衰落的迹象。像费弗尔那样，布洛赫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找提升士气的良方，在《年鉴》上寻求对于当前政治的批评之声(如果不是强有力的)。1934年夏，布洛赫恢复了精神和体力。他先是独自在埃克斯莱班接受治疗，后与家人在富热尔一起生活，还前往威尼斯做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此时，另一场艰巨的战斗马上就要来临。①

秋天的时候，法兰西公学院空出来的四个教席只被批准了一个，竞争变得异常地激烈。布洛赫的竞争对手包括两个斯特拉斯堡的同事，还有费弗尔的老朋友——心理学家瓦隆。②布洛赫尽心尽力地前往巴黎运作，也为《年鉴》的事务奔波，回家后他身心俱疲，开始生病；而且，由于错过了一次空中摄影展——对他的研究很有帮助，他非常气恼。他关心自己的家庭，日常的工作也让他分身乏术。此时，他的研究计划包括：为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编写多卷本的农民史系列，为《剑桥欧洲经济史》撰写有关封建社会的一章，为《年鉴》技术专刊撰写关于水磨的文章，为《法国百科全书》撰写“食品”(“Alimentation”)的条目。他平时还要为多种语言的著作撰写评论，所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为缓解等待结果的焦虑，布洛赫全心投入到作品的创作之中，为再次失败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既然并非费弗尔那样的多面手，他便致力于渐进的、细腻的技巧，希望从参与竞争的狭隘领域里寻找一种“内在的自由”①。

然而，1935年1月15日，沉重的打击还是到来了。两天前，萨尔州(Saar)进行了全民公决，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归属第三帝国的决定。②在这决定性的一天，五个候选人为争夺一个教席展开了竞争，演讲的顺序依次是古代史、统计学、化学、实验心理学和欧洲社会比较史。正如布洛赫预想的那样，实验心理学分散了他大量的选票，科学家们偏爱格勒尼耶。在第四轮投票中，历史悠久的古代史赢得了必要的多数票22票。实验心理学得到了19票，成为下一个教席的有力竞争者。布洛赫则遭到了惨败，仅仅获得了1票。③

布洛赫对于自己的惨败非常冷静，他写信给皮朗说，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绝不会因这次失败而气馁。④费弗尔极力安慰布洛赫，同时也安慰自己，他揭示了问题的要害：关于自己莫名的沉默，以及法兰西公学院中谣传的反犹太思想。①然而，不管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这次失败对布洛赫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他长期的计划和加入法兰西公学院的前景也深受影响；而且，这也迫使布洛赫将注意力转向了索邦。②

1935年4月，西米昂突然去世，重新燃起了布洛赫的希望。当时的国际局势让他非常沮丧：纳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对军队的限制条款，实行全民皆兵。布洛赫努力从悲观的情绪中走出，寻找一段“新的旅程”。他渴望填补法兰西公学院中西米昂劳工史的教席，这一途径的优势在于它避免了与热门的心理学家之间的竞争。但是，他要再次仰人鼻息，作为一个“长期的候选人”,不得不依附朋友们尤其是费弗尔的支持。③

为保险起见，布洛赫参加了豪塞的退休仪式；同时，他在索邦积极运作，以争取法国唯一的经济史教席。④然而，他对两边的前景和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1935年10月，皮朗去世，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与费弗尔的关系也有些棘手，两人在私人和编辑事务上的争论白热化，《年鉴》的出刊依然严重滞后。布洛赫盘算能否在未来的三年内——在1938年8月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召开之前——为自己找到一个坚实的堡垒或“集中营”①。

布洛赫渴望获得足够多的支持，以继承西米昂的教席，但他自始至终都很谨慎。他很快意识到，法兰西公学院内部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反对历史学家填补西米昂的空缺。1936年2月初，索邦文学院进行投票，出人意料地保留了豪塞的教席，布洛赫的申请终于有了眉目。他不愿同时竞聘两个岗位，便选择了可能性更大的索邦，退出了法兰西公学院的申请。阴差阳错，与他争夺索邦教席的埃米尔·科奈尔(E-mile Coornaert)在法兰西公学院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自1930年以来，科奈尔一直在高等研究应用学院担任教授，他最终在3月29日的投票中胜出，继承了西米昂的席位。②

布洛赫更加意想不到的是，他在索邦的申请决议被推迟了。同时，德国军队已经正式入侵非军事区莱茵兰。第三帝国断绝了法国对东欧盟友支持的可能性，彻底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平衡。对于德国肆无忌惮破坏公约的行为，法国和英国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布洛赫身处边境——斯特拉斯堡，非常担心家人的安全。③直到6月18日，索邦文学院才一致投票同意授予布洛赫经济史的教席。他的正式聘书由新任教育部长让·扎伊(Jean Zay)签署，时间是1936年7月28日。①事后，布洛赫愤愤不平。毕竟，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次重大挫187折；而且，他始终郁郁不得志，在专业上的贡献和个人的成就得不到认可。以前，他曾克服过不少中世纪史学家的排斥，用作品、教学、讲座和杂志为自己赢得了声誉。然而，他却无法说服法兰西公学院的投票人认可自己。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一股强烈的反犹主义思潮死灰复燃——这种“奇怪的社会现象”从东部渗透到了前线，针对的并非他个人，而是他的民族和血统。在布洛赫看来，有两种类型的反犹主义者：一种人主张“消灭”或驱逐犹太人，他们极端和敌对的态度反而使其危险性较小；另一种人则主张通过“众多的条款”,为外来者设定一个理想的、无法逾越的配额——这些人中有许多归化的犹太人，他们严格地把守着门槛，捍卫并陶醉于既得的利益。这两类反犹主义者都排斥布洛赫，用外在的因素限制他的抱负，这与他反传统的治学态度不无关系，但背后却是更为痛苦和普遍的顽疾。

布洛赫认为，自己所遭受的挫折是法国学术和政治生活腐败的表现。①他将索邦的成功看作一种肯定，立志要在那里耕耘不懈，以带来“新鲜的气息”。当然，新职位赋予他的责任也会限制他的视野。他曾梦想拥有法兰西公学院教授的自由，如今却化为泡影。他只好继续从事17年以来的斗争——反对教师资格考试的限制。他希望和费弗尔一起，共同肩负起改革的使命。②

布洛赫抵达巴黎后，发现这里非常动**，这让他想起了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度过的青年时代。1936年四五月间，法国国会经过残酷的竞争，终于产生了人民阵线的多数派。6月4日，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获得国会里共产党人的支持，组成了社会党-激进党内阁。面临人民群众188的罢工，新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平息了全国性的劳工争议。在最初的十周里，它向国会递呈了一系列社会立法，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集体谈判法案，有关国有化的措施，以及一项解散右翼联盟的法案。反犹主义曾非常嚣张。在新国会的开幕会上，极右势力代表扎维埃·瓦拉(Xavier Vallat,四年后他被任命为维希政府犹太事务专员)说道：“尊敬的会议主席(Président du Conseil)先生，您的到来无疑将成为历史性的一刻。因为这个古老的高卢-罗马国家，将第一次被犹太人统治。”③

社会党人布鲁姆是一名人文主义者，奉饶勒斯为楷模，却缺少领袖所特有的气质。64岁的他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法国被极左和极右的势力所包围，国外的威胁也一直存在。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他的不干涉政策疏远了共产党人。右派人士对他的社会政策充满敌意。财政赤字、物价水平和失业人数不断攀升，大量资金外流，社会上出现了大批异化的工人。布洛赫返回首都时，法国社会乌烟瘴气，人民怨声载道。“一夜之间，法国社会的阶层就会出现裂痕，各个社会群体又会重新分成两派。”①

然而，巴黎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和文化中心。在人民阵线的领导下，法国的学术得到了极大的支持。1936年，法国成立了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一年后又设立了人类学博物馆(Musée de l'Homme)。②巴黎文化氛围浓郁，与东方和南方的邻国相比，在文学、绘画、舞蹈、戏剧和电影等方面竞相闪耀。对于很多创造性的灵魂，尤其是那些极权主义的避难者来说，巴黎具有极大的吸引力。③

布洛赫一家迁到了塞夫尔街(rue de Sevres)17号，位于公寓顶端的两层，非常宽敞，包括一个为他工作准备的私人书房和图书馆，为他家人提供的舒适套房，以及一些美观的会客区域——用来招待朋友、同事和学生。④50岁的他气宇轩昂，虽然矮小却很壮实，穿戴整洁，装扮优雅。光秃秃的脑袋和满脸的皱纹显示出了他的年龄。他硕大的鼻子和狭窄的嘴唇之间，布满了浓密的胡须。他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双苍白的眼睛，它们从厚厚的眼镜里定睛凝视着，这往往会表现出一种严肃的表情，但他偶尔也会流露出讽刺或温暖的微笑。布洛赫非常严苛，但也是一个慈爱的丈夫、父亲；他烟瘾很大，却极度自律；他很容易激动，在私下里有时会勃然大怒，他将这归因于自己“糟糕的性格”①。

布洛赫非常享受巴黎资产阶级的生活：这里有精美的饮食，能经常见到巴黎高师的老朋友，有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展览、戏剧和电影。他在休闲的时候，会广泛地涉猎科学和文学领域。像很多同时代的欧洲中产阶级那样，他阅读原汁原味的英文，最喜欢的侦探小说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和桃乐丝·L.塞耶斯(DorothyL.Sayers)。②

布洛赫在索邦是一个深受欢迎和尊重的教授。他与同事哈布瓦赫共同创建了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并专心致力于它的发展。③此外，他还在巴黎高师、圣克鲁(Saint-Cloud)和丰特奈(Fontenay)高等师范学院教课。在他的学生中，有未来的历史学家米歇尔·莫拉(Michel Mollat)、弗朗索瓦·舍瓦里耶(Francois Chevalier)和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未来的政府官员皮埃尔·苏德勒(Pierre Sudreau)。布洛赫天生适合做教师，很有奉献精神。对年轻的学者们来说，他的课堂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他的个人魅力——和蔼、机智和智慧，也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泯灭的印象。①

如今，布洛赫身处国家的中心，有机会参与各种各样的专业活动。1937年夏，他在巴黎促成了国际民俗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Folklore)的召开，加入了《法国百科全书》联合编委会、法国历史学委员会(Comité Fran?ais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历史与地理教师协会(Société des Professeurs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并积极参与贝尔综合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而且，他还在一些法律史、地名学和人类地名学(anthrotoponymy)、法国大革命经济史等相关领域的委员会任职。②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为《经济史评论》汇编了大量法国经济史的文献。在这段忙碌、艰难的时期，布洛赫仍然抽出时间，于1937年9月前往英国农村进行工作考察和家庭旅行。③

对布洛赫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产的时期。作为一名正式的经济史学家，他将自己特有的精力、智慧和批评视角投入到这门学科中。1937年1月，在为“综合理工人”(polytechniciens)做的一次演讲中，他概括了自己所从事的新兴学科的基本特征：要理解当代的现象，必须建立在长期分析的基础上，追溯最遥远、最相关的各种迹象，而不是仅仅依赖“最毗邻”的联系。①根据布洛赫的说法，研究经济乃至一切人类问题的历史学家，必须扯碎“便利的屏幕”——与过去最直接的联系，努力感受那些可能会再次显现的“遥远的历史事实”。②另一方面，布洛赫反对忽视政治现实的倾向。他在索邦讲授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经济时，将法国经济衰退的原因归结为太阳王统治下的专制制度(同时期的周边国家荷兰和英国相对繁荣):这使法国开始系统地向资本征税，扼杀了创造精神，农民变得越来越贫困。③

布洛赫依旧认为，他有责任认真考察德国的学术状况。1938年，布洛赫最终完成了为《历史评论》所做的艰巨的调查任务：他强烈地批判了德国中世纪史学中渗透的纳粹意识——这会将第三帝国与欧洲分裂开来。①在评论梅内克的两卷本著作《历史主义的兴起》时，他高度赞扬了该书无与伦比的学术价值，但对其中的一些基本前提也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书中有一种“国家神化”的倾向；历史思想具有不一致性——这在歌德和兰克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反对20世纪将历史融入到更宽广的人文科学中，而且对德国之外的研究表现出一种胆怯和不确定性；最后，该书以考察史学思想为借口，却完全忽视了技术问题，这就如同研究物理原理却无视在实验室里真实发生的现象。布洛赫认可古代的理念(idée)与概念(Begriff)之争，但他在仔细考察边界之后指出，双方都没有界定对事实的专属权。②

作为心态史学的研究者，布洛赫非常警惕纳粹在大众中的吸引力——它善于运用各种象征性的符号和仪式发动大众。在1940年溃败之前，一个法国民族学研究者在书中强调，基督教之前的神话和诸神

正在第三帝国复苏。对此，布洛赫给予了赞扬之情。③不久之后，他遗憾地发现，第三帝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那些用来增强和凝聚大众的民族仪式，而任由“希特勒复活古代世界的颂歌”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几年里，布洛赫重点研究和关注的主题是他迟迟没有完成的封建社会。早在1931年，他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上的文章里就已经勾勒出了一个大纲。1934年，他在伦敦的几次演讲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思路；1937年，他在为《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撰写有关庄园制度的章节时，所有的想法最终成型①;1938年5月，他在剑桥做了三次题 195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和心理状况”的演讲，全面地展示了自己的想法。②1939年和1940年，他姗姗来迟的两卷本巨著《封建社会》终于问世。③

这是体现布洛赫中世纪史学训练的巅峰之作，也最清晰地呈现了他在《年鉴》上的策略。在《封建社会》中，布洛赫运用了所掌握的一切技巧——语言学、法学、文献学、图像学、地名学、地理学以及心理学，完美地再现了9世纪中期到13世纪初期西欧和中欧的社会结构。但是，这并非静态的画面。布洛赫的意图是开放式的，不仅包括经济和社会分析，他对心态环境也做了令人信服的描述。他把封建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产生于外族的入侵和破坏，第二阶段则以经济扩张和文化复兴为标志；而且，他使用一个阶段来界定另一个阶段。他充分利用《年鉴》杂志上的问题研究法，不仅考察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各种区域性的封建制度，还将它们与输入的封建制度(英国)和一些封建主义没有生根的著名地区(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和弗里西亚)做比较，甚至将比较的范围延伸到了日本，从而突出西欧封建社会的特点。

布洛赫的文字虽然不像早期那样简洁和好辩，却常常很有说服力。他在讨论中世纪混乱的时间概念和造成人们团结与分裂的表达方式时，运用了很多令人难忘的妙语；他的书中使用了不少具有惊人效果的反讽，比如好战的维京人轻易地皈依了基督教，普遍盛行的附庸效忠礼具有多种形式；他揭示了不少文化线索，比如英雄史诗的作用——虽然它们经常遭到歪曲和篡改，却是构成中世纪欧洲人想象力的基本要素；他对暴力世界、贵族特征以及农村地区风貌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此外，他还插入了一些引人入胜的话题，比如马镫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及13世纪家庭结构的变化；最后，他的结论也非常精妙：封建主义在西方已经成为捍卫自由和抵抗权的契约基础。

在《封建社会》一书中，布洛赫对封建社会的描绘突破了传统的以196法律为着眼点的概述模式，在对罗马和日耳曼源头的论述方面也超越了前人。他喜欢将大量不同的信息进行分类，而且也精于此道；复杂、有机的社会现实在他的归纳之下，丝毫没有卖弄学问和简单化之嫌。当然，书中也有不少缺漏和不足之处。布洛赫的“欧洲”局限于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时期的边界划分，他对维京人的评价也有失公平；此外，他几乎完全忽略了两个阶级——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而且，他过分强调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的中世纪渊源，也夸大了法德之间的差异性。

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诞生于一个不幸的年代。虽然该书作为贝尔“人类进化”丛书中的一部，会拥有广泛的读者，但人们的回应却姗姗来迟，也非常有限——基本上都是一些专家。①奇怪的是，主要的批评之声来自他的搭档费弗尔。费弗尔在《年鉴》批评该书分类武断，具有概论化的弊端，缺少对个人肖像的描绘，对“文明”的看法也很片面。

但另一方面，一些法国、比利时甚至德国的中世纪学者，对布洛赫的作品表示认可，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今，这部专著虽历经多次修订，却依然对专业和业余的读者具有深远的影响。①

布洛赫完成代表作的时候，国内外的环境开始恶化。在《封建社197会》第二卷出版之前，他重新穿上了军装。②1937年6月22日，布鲁姆宣布辞职，不过人民阵线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938年4月。然而，由于后继者的重大失误和暖昧态度，再加上敌人的阻挠和蔑视，这种统治只是形式上的，其活力早已丧失。①法郎一跌再跌，政府开支和贸易赤字不断攀升，法国的外交也处于明显的被动地位。庞加莱的精神已经被墨索里尼、希特勒和赖伐尔(Pierre Laval)的思想所取代。当时法西斯主义猖獗，柏林-罗马轴心已经形成，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也已缔结，佛朗哥肆意妄为，日本入侵中国。受此国际局势的影响，法国丧失了不少盟友。比利时恢复了中立的立场；小协约国(Little Entente)停止了运作；英国在张伯伦的领导下实行健全、独立的政策，试图平息独裁者们的怒气；法国则被孤零零地甩在后面。②

布洛赫确信法国已经“堕落”,显然国内外的环境也证实了这一点。③不久之后，他记录下了这些表现。出版界哗众取宠，教育体制让人窒息，根本无法培育人的批评意识。一系列联合政府为了巩固统治，灌输各种互不相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外交政策早已过时，如同昔日“飘**着的幽灵”。左右翼政党目光短浅，双方冲突不断。工会中弥漫着宗派利益和小资产阶级的趣味，限制各种急需物资的生产。资产阶级染上了傲慢的偏见，对大众不屑一顾。军队岌岌可危，毫无思想可言。年迈的统治者普遍患有宿命论的沉疴，顽固地死守着迂腐的观念，拒绝任何新鲜的事物，这与德国有着天壤之别。虽然1937年之后，法国对经济结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武器的生产能力也有所提升，但是它并没有制造出大量的现代化引擎、坦克和飞机，没有充分训练自己的军队和预备役，也没有使用必要的外交手段或战略战术遏制法西斯主义的威胁。①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兼并奥地利。此时布鲁姆再次成为法国总理，然而他维护民族团结的努力宣告失败，他惨淡经营的人民阵线内阁只持续了一个月。当德奥合并之时，有一些法国人甚至高声喊道“希特勒比布鲁姆强”!种种明显的迹象表明，第三帝国公然违反条约，完全不顾忌183000多名奥地利犹太人的命运，然而民主人士却束手无策。布洛赫和费弗尔一直为奥地利的命运担忧，为纳粹主义在学术圈的泛滥和对左翼人士的压制悲痛。在德奥合并之后，对奥地利学者的迫害随之而来。布洛赫决定撤回为奥地利著名中世纪学者多普施纪念专集所写的稿子，因为他怀疑这种学术致敬作品会受到新秩序支持者的限制，缺乏“学术自由和良好的科学氛围”——而这正是该事业的基础。他认为，一个在乎“自己国籍、思想和名望”的人，不应该为一本出版于维也纳的著作撰稿。②

1938年8月28日至9月3日，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苏黎世举行，当时的政治氛围比布洛赫三年前预想的还要糟糕。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虎视眈眈，人们对战争的恐慌使彼此关系非常紧张。①在9月30日召开的慕尼黑会议上，同盟国作出妥协，战争也随之暂时被避免。7月，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分区指挥部参加了为期三天的训练。他在担任预备役军官十七年半之后，依然是一名负责参谋的上尉。他没有参与任何使自己升职的“进修班”。由于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着空前的危机，9月25日布洛赫收到召集令，与数千名预备役军人一起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周末前往斯特拉斯堡集结。在这片易受攻击的边境地区，布洛赫悲伤地注意到，“41号军事行动”存在着很多缺陷：抵达的预备役军人缺少管理人员，军备物资供给不足，这进一步导致了各种混乱和恐惧，人们的士气比较低落，普遍存在着反抗的情绪，这些不利因

素始终伴随着法国第一次正式的军事演习。②这有点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子。法国先是严阵以待，做好准备等待敌人的入侵和轰炸；之后又热烈地迎接从慕尼黑归来的达拉第；然而，它对自己抛弃弱小民主盟友的行为熟视无睹。③

自己说，很多年轻的生命得以幸免于难，国土免遭涂炭。然而，他的慰藉中却带有一种失落和痛苦，他开始回顾历史，从《凡尔赛和约》和占领鲁尔区开始，直到西班牙内战和慕尼黑会议。最终，他们在10月6日被解散。像往常一样，工作依然是他消除忧愁和苦恼的良方；他在忘我的工作中，又恢复了昔日的活力。①

然而，在工作的园地里也会随之出现一些其他问题。《年鉴》的两200位主编已合作十年，但此时的关系却非常紧张。在慕尼黑会议前后，他们关于杂志的名称、人事和指导方针等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②在大多数时候，费弗尔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他为《社会史年鉴》注入了新的成员和想法。此时的费弗尔身为法兰西公学院的终身教授，《百科全书》已完成大半，长期拖延的拉伯雷研究也重新回到日程。他在学术圈中的声望与日俱增，追随的门徒越来越多。比布洛赫年长的他已完全适应了在法国学术界的稳固地位。③然而，此时的布洛赫仍在经济史领域打拼，努力建构自己的学术堡垒。当然，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巅峰之作——《封建社会》。①

1938年年底，巴黎高师校长的职位突然出现空缺。时任校长、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塞莱斯坦·布格勒(Celestin Bouglé,1870—1940)即将退休，有关继任者的问题也便提上日程。1928年至1935年，他曾担任副校长，1935年起成为校长。布格勒治校期间非常重视师生的福利，赢得了“高师人”的爱戴和感激。①在他的一生中，学术事业与政治参与紧密结合，他努力调解人文主义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这是19世纪90年代“高师人”的特点。1893年，他通过哲学专业教师资格考试，谨慎地倾向于涂尔干的思想。德雷福斯事件时，他在圣布里厄(Saint-Brieuc)中学执教，协助创立了人权联盟(Ligue des Droits del'Homme),并成为副主席。布格勒终生都是激进党的追随者，曾参加过图卢兹(Toulouse)和巴黎立法委员会的选举。三十年来，他隔月为《快讯报》(La Dépéche)撰稿。1924年，他是左翼联盟(Cartel desGauches)的强烈支持者。1926年和1938年，他先后两次访问美国，分别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做过讲座。他与自由民主派哲学家埃利·阿莱维(Elie Halévy)和左派涂尔干信徒关系密切。他致力于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为系统地开展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提供必要的条件。布格勒曾担任私人资助的机构——巴黎高师社会文献中心(Centrede Documentation Sociale)的主任，负责学术与人才交流，对战间期(interwar)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总之，他掌舵巴黎高师期间，始终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努力把学校打造成社会思潮和行为的引领者。①

布洛赫并不想期待这种升职，因为这会影响他的学术事业，而且还不得不面对各种官僚化、程式化以及政治上的压力。但是，他相信自己完全具备一名管理者应有的能力，他也需要为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的生计考虑。此外，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军人比竞争对手更有资格——对方是一名非战斗人员，持明显的左派、和平主义的观点。②受慕尼黑会议的影响，布洛赫感到知识分子必须挺身而出，提高“警惕性”,以应对威胁法国的各种势力。③然而，受布鲁姆重创事件的牵连，布洛赫不得不为承担民族的重负做好准备。在反法西斯事业上，犹太人表现出的好战性和“狂热行为”让他们备受质疑，但是布洛赫并不因此而畏首畏尾，他随时准备好捍卫自己的原则，表明自己一直都是一名正宗的法国公民。

布洛赫根据十年来的习惯，向费弗尔咨询母校竞选的情况。然而，由于费弗尔支持另一个人，表现得非常消极。从个人的立场上，他提醒布洛赫说，其“刚直的”性格可能会激怒高度自信的高师人。从专业的角度上，他告诫这位已经不堪重负的同事，一些嫉妒心重的对手可能会指责他野心太大。最重要的一点是，反犹主义的议题压倒了一切。鉴于目前紧张的政治氛围，他担心布洛赫可能会尊严扫地，遭受大众对犹太人的各种凌辱。①

虽然布洛赫尚未决定是否参选，但他拒绝接受费弗尔提出的任何反对意见。②他承认确实存在着反犹主义，绝不能忽视其危险性，但对此最好的回应就是“勇气”。从法律的层面上讲，他是一名法国公民，他坚信这个事实将超越一切。面对窘迫的政治氛围和严重的个人危险，布洛赫援引消失殆尽的1915—1916年的价值观。如果事情不可避免，那就必须“坚持到底”。布洛赫既不会退缩，也不会考虑校长助理的职位。③

二十五年前，年轻的历史学家布洛赫为法兰西民族和自己的公民身份而自豪。他曾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体验过胜利的荣耀；二十多年以来，他在个人、职业和政治上起起伏伏。如今已是1939年，他虽然对祖国不无批评之声，却依然热爱自己的祖国。④作为一名学者，布洛赫学会了考察自己社会的主要特征和区域特色，并将其放在欧洲更大的背景下进行比较。他通过爬梳过去与现在之间遥远、复杂、隐秘的联系，来证明历史的价值。然而，这位公民偶尔也会懈怠，也许是太过谨慎，也许是心不在焉，无法对自己和祖国的各种危险信号作出回应。随着年龄的增长，布洛赫对法国的热爱演化成了一种新关系：“祖国母亲”过去曾朝气蓬勃、声名赫赫，有过辉煌的历史，如今她却极度脆弱、不堪重负，甚至遭到了子孙后代的背叛。他是一个杰出而又苛刻的“孩子”,竭力用自己的作品为她增光：他二十五年的奋斗和成就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联系。与此同时，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对手和劲敌不断壮大——它们对于法国的虚弱和腐败幸灾乐祸，期待着法国受到“惩罚”①。在最终的挑战面前，他所挚爱的法国似乎开始退缩；但布洛赫仍然坚持采用古代更高的标准，一味强调自己的责任感，却忽视自身的脆弱——他的这种声音也被逐渐孤立起来。②

1939年，国际局势更加黯淡。2月，佛朗哥推翻了西班牙共和政府。一个月后，捷克斯洛伐克沦陷，纳粹德国进一步占领了默麦尔(Memel)。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39年3月是布洛赫的丰收月。他在布鲁塞尔高等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in Brussels)做了题为“旧政权下法国货币的转变”(“Monetary Mutations in France underthe Old Regime")的演讲；在剑桥举办的英法大会上，他讲述“中世纪法国和英国的阶级问题”(“The Problem of Class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in the Middle Age”)。③新的国际危机使布洛赫被紧急召回，他从204剑桥返回加入了斯特拉斯堡的预备役部队，在那里他被简要告知“1938年动员计划的修正版”。①

如今，法国完全被法西斯国家和较小的中立国所包围，极其依赖马其诺防线和英国盟友。此时的英国虽然开始醒悟，但向希特勒下一个可能攻击的目标——波兰和罗马尼亚——轻易作出的许诺，却又难

以兑现。在第三共和国的最后一个春天，凡尔登、达豪(Dachau)、格尔尼卡(Guernica)和布拉格形势非常严峻，低落的情绪弥漫整个法国。“为什么要为但泽牺牲”的思想嘲弄着正义的力量。②

整个夏天，布洛赫都静静地居住在富热尔的乡间公寓。他曾因工作原因与妻子乘车到巴黎小住，未来的前景让他悲欣交集。他们还前往日内瓦旅行、参观了普拉多博物馆(Prado Museum)的画展——那里并没有展出戈雅(Goya)关于枪杀起义者的画作《1808年5月3日》。布洛赫解释说，这很可能是因为它太过痛苦，会让人想起“更多最近的屠杀”③。

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这使德国可以在东线上放手一搏。由于纳粹对波兰的威胁日益严重，西方民主国家不得不在关键问题上作出决定：是继续妥协还是选择战争?布洛赫为战争做着准备，随时都能为保卫法兰西而战。④1939年8月24日，他收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召集令。在之后的四年半里，他长期远离巴黎，其间只有几次简短的旅行。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