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安史之乱及其后河北重要将领的族属、生活地域进行了细致罗列，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河北胡化的重要结论，其解答当从“民族迁移事求之”。这一胡化进程“在李唐最盛之时即玄宗之世”便已开始，及至“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甚至“长安天子与河北镇将为对立不同之二集团首领”,是以“不待五代之乱，神州东北一隅如田弘正所谓‘悉化戎墟’矣”。④这一观点固然有解释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的意旨，不过其终极目的在于通过河北胡化与胡汉殊途，阐述“关陇集团”的种族变化。

陈寅恪对河北藩镇是以战斗为职业的胡化之区的论断如实地反映了唐后期这一地区的内在特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明河北藩镇是完全别异于中央文化的特殊区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河北当地有儒学传统的家族仍承习世业，而非一律拒斥周孔文教，河北以文化为媒介与中央王朝保持着内在的联系。①河朔地区也绝非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是为两京贵族所避之不及的为官之地，唐代后期士人北游河朔的现象也逐渐为学者们所重视。②毛汉光也指出河北胡化程度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表现，镇州暨滹沱河一线以北，其人以武质为主，以南虽然政治上是强藩统治，但社会上仍有若干士人，但是随着河北地区胡化程度之加深，河北南部地区的士人也不断地南移。③森部丰已指出在安史之乱前夕，恒州等河北中部地区便有粟特胡人聚居。荣新江进一步注意到叛乱平定后，在“排胡杀胡”的社会风潮下，大量粟特人入居河北。④

与此同时，河北藩镇的形成动因也得到了深入探讨。日野开三郎将唐朝在安史之乱平定后采取的对河北藩镇的措施称为“渐进主义”,这一方略直接导致了魏博、相卫、成德、幽州、淄青等广义上的“河北”藩镇的形成。⑤蒲立本探讨了叛乱对唐后期藩镇军事权力的影响⑥,认为“节帅攫取并把持地盘是此后数十年藩镇强权而中央弱势的根源”⑦。彼得森将幽州作为个案进行研究，重点强调东北藩镇的特殊性。①梅兆赞(Jon-athan Mirsky)从中央与地方的结构关系入手，对安史之乱造成的地方势力尤其是河北藩镇的强大进行了深入分析。②中国学界倾向于将藩镇的形成归结为肃、代之际唐廷整体决策的失误，岑仲勉总结为“肃、代昏暗，辅弼无谋，安、史虽死，而安、史之乱却未定，于是形成晚唐藩镇之祸”③。方积六认为军事力量的强大、财力的雄厚、官僚的地方化以及地主豪强的统治，成为唐后期河朔三镇长期割据的原因。④黄永年认为绥靖安史降将是当时河北叛党势力尚强的情况下朝廷被迫做出的权宜之策。⑤

要之，我们在当今学术语境下讨论河北胡化问题，其实就是要探究8世纪以降的河北为什么会成为“那个样子”。至于“那个样子”究竟是什么,正是两种深刻的印象：胡人众多，藩镇跋扈。因此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对于陈寅恪的河北胡化论，彼得森提出了质疑：“这一引人注意的假设没有足够的证据作为依据。他的叛乱前的证据所指的不是整个河北，而只是具体地指边境地区；他用的叛乱后的材料——这是他论证的大部分依据——则错误地把一些具体的后果归因于主观设想的文化变化，而不是归因于这一区域取得的事实上的政治自治。”①易言之，这种“混淆”在为我们高屋建瓴观察唐代统治阶级氏族升降变迁搭建了可资凭借之平台的同时，又潜藏着往前一步而引申出河北胡化引发安史之乱的危险。对此仇鹿鸣认为：“陈氏之说大约可以抽绎出两个层面来加以讨论，一是对胡化范围及程度的考辨，二则是如何理解中晚唐长安士大夫眼中河北社会所呈现出的‘异质感’。”②这是很有道理的。何以安史之乱前恒魏诸州从未被视为化外戎墟，而叛乱之后便面貌焕然了呢?除了民族迁徙，这一转变恐怕还要更多从政治史的角度去加以观察。

武周后期第二突厥汗国的东扩和契丹、奚的反叛，是河北胡化产生的民族背景。我们已经指出，河北胡化的起点是营州胡的形成，而营州胡两个最主要的特点即为：杂胡群居，政治导向。之所以将武周后期定为其开端，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幽营杂胡群体是从这时才开始形成的。尽管唐代初年营州就有靺羁首领突地稽的归附，高宗朝东北战局获胜后又有大量高丽降户，此外尚有大量契丹及奚族，但这些民族归根结底都还是东北亚民族。直至武周后期，随着第二突厥汗国的崛起及其东征，才有突厥、铁勒、粟特这样的北亚乃至中亚民族大量迁至营州，形成了营州胡杂种群居的显著特点。这是种族迁徙所导致的胡化。

军镇的普遍设立和长征健儿的职业化，是河北胡化形成的军事背景。随着突厥的侵扰和契丹的反叛，唐朝从武周后期起加强了对幽营乃至整个河北道的经营，大量军镇先后设立，长征健儿逐渐增多，长驻边镇的职业军人群体形成，甚至不乏代居幽燕者。武周中后期，随着契丹孙万荣的叛乱和默啜的频繁寇边，河北道最早开始设置武骑团，并在玄宗年间演变为常设的团结兵。①这些开天之际的兵募、防丁、屯丁及土镇兵，均被纳入广义的团结兵范畴。②这一批新设的军镇在河北道中南部更多表现出地方团结兵的特点，但在东北边疆的幽营诸州则是长征健儿日渐居于主体。开元八年(720)唐廷“敕幽州刺史邵宠于幽易两州选二万灼然骁勇者充幽州经略军健儿”③,这是幽州设置健儿的开始。及至玄宗朝中期，健儿尽管从制度上来讲仍然分番上下，但实际上已具有了职业兵的特点，即鲜明的身份性。④

上述研究提示我们，陈寅恪的胡化理论其实可以析分为两个阶段来递进分析，即幽营胡化与恒魏胡化。玄宗朝后期的胡化局限于以幽、营二州为中心的东北边境。陈寅恪的论述，是将整个唐后期的河北将领不分时代放在一起归纳，其中如罗弘信等人已迟至晚唐。陈寅恪所列的胡化安史将领基本都是幽、营二州之人，这与第二突厥汗国后期整个北方民族的迁移是相符合的。这说明叛乱爆发前的胡化武将主要集中在幽营二州，并未延伸至整个河北道。从文士的角度来看，胡化者主要限于安禄山的心腹幕僚，而其迁转也是通过京师等地的参军实现；至于其苦心征辟的诸多河北名士，则都是纯粹的中原士人，没有任何胡化特征。例如，高尚为幽州雍奴人且“寓居河朔县界”,但其迁转却经由怀州刺史李齐物荐举“并助钱三万”送于京师，经高力士提携在“天宝元年，拜左领军仓曹参军同正员”。⑤另一位中原名士甄济则无论从祖居地还是迁转途径，都没有表现出任何胡化特征。⑥总体说来，天宝末年的河北道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胡化迹象，相反，当地世代累积的士族传统表现出极强的力量。中原名士甄济、梁令直①、崔夷甫等均曾受禄山延聘，但都在叛乱前夜逃离，身历叛乱的崔祐甫认为安禄山在河北采访使任内“外奖廉平，精择能吏，唯日不足”②,清楚地表明当时士人北走河朔的现象，是一种正常的宦途迁转，而安禄山与河北士人的关系，还仅是一种纯粹政治层面的关系。叛乱爆发之后，深受安禄山赏识的平原太守颜真卿与禄山心腹、摄常山太守颜杲卿之间的迅速结盟，靠的正是颜氏强烈的宗族认同感，颜氏一门死难者数十人就是明证。因此，无论是武将还是文士的经历，都表明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胡化仅限于幽营地区。

胡化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胡人数量在当地总人口中占有明显优势，另一种是胡人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唐朝前期在北方边境普遍实行羁縻府州制度，贞观四年(630)第一突厥汗国覆亡后，太宗采纳温彦博建议，对归降的北方民族“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全其部落”并使其“各有酋长，不相统属”③,这一制度此后得以持续推行，使得北方边境尤其是丰灵盐夏向东经代北以至幽营一线，聚集了大量内附北方民族。其中相当一部分虽为唐朝正州却以内附蕃部为主，安史之乱前夕的营州正属此类情况。营州大都督府所辖十七个正州，几乎全部是为羁縻蕃部而设，其人口自然以北方民族为主，但每州居民总数也少；而幽州大都督府所辖六州，则情况更为复杂。这些州中本来便有较多汉人居住，不太容易得出较为准确的胡汉人口比例，且由于每州人口总数较多，因此并不能单纯依据胡人比重来判断当地胡人数量。有鉴于此，我们希望对幽营两州在天宝年间的人户资料进行全面对比，从多方面对安史之乱前夕的幽营胡人比例进行考察。

上述诸族总数占幽营地区户数的14.60%,口数的17.23%,这其中有若干细节值得注意。契丹、高丽、靺羁、奚、新罗均为东北民族，其总户数占幽营地区的13.73%,总口数占16.38%;粟特户数占0.68%,口数占0.66%;突厥户数占0.19%,口数占0.19%。单纯从人口来看，东北民族占有绝对优势。这些民族主要聚居在营州都督府及安东都护府辖下区域，因此仅从上表数据来看，幽营地区的胡人主要聚集在营州。不过需要指出，《旧唐书·地理志》仅是就最初归附时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迁移，任何一州都不可能保持族属的纯粹。这中间既包括原有羁縻部族向外迁徙的人口，更包括其他未在此地安置的北方民族部落破散后流入当地的人口。

对比幽、营两州可以发现，营州辖下诸州户均人口相对稳定，大体在3～4之间；幽州所辖几州户均人口略高，但也未高出中原诸道的平均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幽州本州的户均人口只有2.55人，这个数字放在天宝十一载(752)的整个国内，几乎已是最低水平。石见清裕统计了《旧唐书·地理志》所载全部羁縻州的人户资料，在有数据可查的诸羁縻州中，户均人口最低为3.02人(烛龙州),最高为6.19人(单于都护府)。在灵、夏等17个羁縻州中，户均3～4人的有7个，4～5人的有5个，5～6人的有4个，6～7人的有1个。①我们将这一统计与上表对幽、营两州的统计结合起来。

户均2～3人有1州，3～4人有22州，4～5人有7州，5～6人有6州，6～11人有2州。结合前面两表的统计，我们发现，唐朝天宝年间全国羁縻州的户均人口以3～4人的情况最多。冻国栋曾对天宝年间的全国户均人口进行统计，得出如下结论：“唐天宝年间各道户均口数除山南道较低之外，大部分都在5口上下。其中以河北道最高，户均6.88口，河东、河南、淮南、关内、江南诸道各在5～6口之间。另从两唐志各道下辖州府之户均口数来看，也大体比较均衡，只有河北道的深州(饶阳郡)和陇右道的瓜州(晋昌郡)例外，深州户均18.40口，瓜州户均10.45口，超出本道户均口数的1～2倍。”②蒋爱花通过对墓志数据的统计，认为以保守估计而论，唐代平民家庭的户均人口为5.83人，而与官宦家庭结合统计后的一般家庭的户均人口则为6.43人。③据此来看，唐代的正常户均人口当维持在5～7人的水平，而中原诸州的户均人口一般相对要高一些。综合以上诸种因素，我们大体可以认为，以蕃部为主的州，其户均人口要低于全国正常水平。户均人口较少的原因，包括隐匿丁口、逃户增多、死亡、析户等多种因素。①在我们的统计中，幽州户均人口为2.55人，营州为3.80人，安东都护府为3.18人，均明显低于同期中原地区5～7人的水平。这里面不排除逃户等问题的存在，不过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正在于大量客户的迁入和内附蕃部的归顺。

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外部民族迁入的原因，但从深层来说，其实与唐朝对北方边镇的政策变化密切相关。开元二十五年(737),唐朝颁布了著名的敕书，规定：“自今已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常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②唐长孺认为这种现象与唐初“师不土著”的原则大为不同，其影响在于“既令诸军召募，投效者非边塞之人即久戍不归者，又得移家口，给田地，则边兵生活之凭借悉在于所隶之军镇”。③由于缺少直接数据，我们尚难以确认这一政策对于胡人的影响程度，但显而易见，大量入居边镇的军人中无疑包含了北方的诸蕃部族。对于这种变化，李鸿宾将其称为粟特人在河北的“地著化”,认为“军队与地区利益的结合，这是节度使据以存续的基础”。④事实上不仅是粟特人，各类入居的蕃部都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这是玄宗朝整体兵制变化的结果。可以说，从玄宗朝后期起，长征健儿逐渐取代了府兵番上，并在边镇诸州定居，使得大量新户出现，但由于入居边州时间不久，即使家口同往居住，每户人口也不是很多，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减少了当地的户均人口。

我们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基本看法。首先，安史之乱前夕幽营地区的确生活有相当数量的胡人。其中幽州辖下羁縻州虽少，但由于人口基数大，胡人数量应当并不少；营州胡人占当州的比重高，但总人口在幽营地区不占优势，且多以羁縻州县的形式聚集于边陲地区，属于内附降蕃。两相结合而论，幽营地区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胡化现象。其次，就胡人的族属结构而言，幽营地区聚集了高丽、契丹、靺鞨、奚、突厥、粟特等多种民族，粟特人的数量是较为有限的。对于唐朝的河北胡化而言，胡人的入居和迁移只是一部分因素，较之更为重要的，在于胡人对河北政治和军事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