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细审胡化论的发展演变脉络，我们会发现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众将领的特殊身份，亦即史籍中反复强调的“营州杂种胡人”。尽管粟特说久盛不衰，但它存在的根本缺陷在于，粟特人在唐代官方史籍中并无明确的人户记载，单凭个案的叠加来阐释胡化，难以使人信服。与之相对的是大量东北民族的数量记载。以往学界的争论，重点在于“杂种胡”,但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加翻检，不难发现其表述约略有“营州杂种胡人”、“营州杂胡”、“营州柳城胡”几种，其核心并非“杂种”,而在于“营州”。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中原地区的人们普遍产生了胡人南下、胡人作乱的看法，此后的叛乱期间，史籍中常能见到燕军尤其是其主力曳落河“北走范阳”的记载，清楚地表明其与幽营的密切关系。这些叛乱前夕在东北边境日益集聚的杂胡群体，并不是叛乱爆发的首要原因，但无疑是安禄山赖以培植其力量的无形温床，是一股潜移默化地推动幽营独立趋势的巨大力量。在叛乱爆发后，随着叛军的推进，其种族因素被播撒至河北、淄青乃至江淮的广大地区，对整个唐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唯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个群体进行专门的界定、划分和鉴别。营州胡是河北胡化的起点，其本身所兼具的杂种、政治等特有属性，决定了由其开启的河北胡化进程绝不仅是一次胡人的南迁，而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变动。这场变动随安史之乱而爆发，又在长达八年的叛乱中产生了细微而重大的内部变动，萌生着此后河北政治和种族的诸种因素。

大体而论，学界对于“营州胡”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营州胡”特指聚居于营州的混血粟特人，这与“胡”在中古时代的含义相关。陈寅恪认为“安禄山之种族在其同时人之著述及专纪其事之书中，均称为柘羯或羯胡”①。尽管从文献学来看，中古“胡”并不专指粟特人②,但“杂种胡”的说法仍被很多学者理解为与其他民族混血的粟特人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营州胡”统指生活在营州的诸蕃部族，这与营州特殊的种族结构有关。营州地处唐朝东北边境，是平卢军与安东都护府的共同驻地，主要管辖契丹、奚等东北蕃部以及高丽降户。然而无论上述哪种观点，都很难与一个基本事实达成调和，即对于僻居唐朝东北边疆的营州以及安东都护府来说，其首要任务在于治理当地各个种族蕃部，包括高丽、靺鞨、契丹、奚诸种东北亚民族。①这批民族最早安置于营州，数量上也占有绝对优势。史载“高丽国旧分为五部”,高宗朝为唐所灭后，唐朝“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②虽然并非所有高丽降户都被唐朝有效控制，但其中相当部分以部落或流民身份融入安东都护府辖下。契丹的主要部落窟哥等部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咸请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另一孙敖曹部则早在武德年间即“与靺羁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③这一类蕃部原本的生活地域便在唐朝东北部，此前或为部落或建国家，但都在唐前期被以羁縻的方式集中安置在营州。根据《旧唐书·地理志》天宝年间的数据，契丹、靺鞨共占营州都督府所辖蕃户的80%以上。而如果计入高丽降户，则高丽、契丹靺鞨、其他部族三者的比例为1:1.15:0.24。显然，仅以纯粹的人户数来统计，突厥、粟特等部所占比重无疑很小。

唯其如此，我们对于“营州胡”的形成原因就需要从政治的层面来予以考察。其外在背景，是唐与突厥的政治博弈与互动所导致的种族迁徙。武周至玄宗初年的近二十年间，默啜可汗对唐朝东北疆周边的契丹、奚、三十姓鞑靼和河北道北部及中部发动多次军事进攻。《毗伽可汗碑》记其14岁时随默啜“前面(东面)一直征战到黄河(yasil ?güz)和山东(Santung)平原”,且“几乎到达海(滨)”④,此即圣历元年(698)九月突厥侵掠赵、定、妫、檀的军事行动，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海滨”指黄河入海口的渤海湾一带⑤。桑原骘藏与陈寅恪都曾提出过突厥汗国复兴导致中亚胡人东迁的猜想，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两者间没有必然的联系①,远在中亚的粟特人未必会随汗国扩张而有目的地迁往营州，但因战争为突厥所侵掠，或被迫流徙至营州一带者则难免存在。例如，长安二年(702)年底，为了处理默啜东侵后的复杂问题，朝廷就曾“以魏元忠为安东道安抚大使，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检校幽州都督”②,开展战后重建及社会整治工作，而将更有作战经验的张仁愿调往新的唐厥前线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负责代北防卫工作，这一权力变动正是关于安禄山出生的“韩公屠帐”传说的产生背景。③又如，安史之乱爆发之初，燕军中的主要力量同罗也属于铁勒诸部，他们以曳落河的形式被编入安禄山嫡系军队，在叛乱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营州胡”形成的内在背景，则是唐朝在东北边境的羁縻制度。作为唐前期东北边境的前沿重镇，营州肩负着抵御与羁縻周边部族的双重任务，不仅军镇中吸纳有大量蕃将胡兵，而且历次所设的羁縻州也使众多部族汇聚于此。这中间既有世居当地、走马射猎的胡汉土著,也有内附归降的高丽、契丹诸蕃部，甚至不乏怀远招徕的粟特商胡。④无论是哪种来源，其居民都与唐朝在东北部的总体政策密切相关。平卢军和安东都护府共驻营州，以及城傍制度的实施，都增加了其族群成分的复杂性。营州作为上都督府，直接管辖者只有治所之柳城县及燕州，但此外尚有威、慎、玄、崇等十七个羁縻州归其管辖，“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此外尚有安东都护府所管十四州，“并无城池。是高丽降户散此诸军镇，以其酋渠为都督、刺史羁縻之”。①据此可知，营州胡基本是以破散部落和归降蕃部为主，而且是在历次安置中逐步形成的一个群体。它是唐朝东北边境羁縻政策的实施对象和落实结果，也随着唐前期东北边疆局势的历次变动而改变融合，形成了复杂的族群结构。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本来种族比例悬殊的营州变成了以杂胡著称的地方呢?要而言之有三。首先，是武周后期营州寄理渔阳及其辖下诸羁縻州的内迁。万岁通天二年(697)柳城陷于契丹，营州在此后二十余年间寄理渔阳，其下辖的慎、玄等十二州迁往青齐，并在神龙以后转隶幽州。这使得“唐朝多年经营起来的东北边疆防线被打破”②,“东北防务只好完全倚仗幽州”③,以往远处柳城的诸蕃降户逐渐迁往幽州一带生活，其郡望、籍贯、居住地均发生了变化，成为一批有新的特点的胡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营州胡，早期主要出生或生长于武周后期至玄宗朝初年。在这段时期内，史籍中常见的“营州柳城人”、“营州城傍”一类说法往往实指渔阳及其周边地区蕃部。例如，李光弼为“营州柳城人”,其父李楷洛武周归唐后即于当地统领蕃部，直至延和元年(712)仍作为副将随幽州节度使孙侄出征突厥④,知光弼当于708年生于渔阳一带。又如，王思礼为“营州城傍高丽人”,曾在王忠嗣麾下与哥舒翰“对为押衙”⑤,后者生于700年，揆以常情，若思礼与翰年岁相仿，则他实际也出生于渔阳。最为显著的案例是安史降将李宝臣，他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被称为“柳城李氏”,实际上营州在他出生的开元六年(718)之际并未完全迁回柳城旧址，因此他在当时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范阳城旁奚族”①。

其次，在于玄宗一朝诸蕃部族的迁入，包括开元前期营州还治柳城后多民族的融入，以及天宝初年第二突厥汗国覆灭后其旧部的迁入。“开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归附”,为复置营州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唐廷遂命宋庆礼等“更于柳城筑营州城”,“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尽管此后一度又迁往幽州境内，但终于开元九年(721)还治柳城，史称数年后“居人渐殷”。②外迁蕃户的追回及粟特等民族的融入，使得营州辖下诸色胡人进一步融合，以致开元中期又增置了以突厥降户为主的宁夷等羁縻州。③天宝元年(742),第二突厥汗国覆亡，辖下诸蕃部族陆续归附唐朝，其中相当部分进入了幽、营二州，《新唐书·地理志》便明载“降胡州一。凛州，天宝初置，侨治范阳境”④,据森部丰推测，凛州居民既有从宁夷州迁入的突厥人，也不乏自突厥汗国新近归唐的粟特降户⑤。从玄宗朝开始，当地胡人墓志中才明确出现了以营州为籍或说“本贯”的案例⑥,其中有世居柳城者，如卒于开元九年(721)的何数的墓志称其为“柳城人”①,卒于开元二十二年(734)的翟选的墓志称其为“辽西柳城人”②;也有后来迁入者，如永泰元年(765)撰写的《康阿义屈达干碑》也称其为“柳城人”③,而碑主在天宝元年(742)方随突厥归唐。终玄宗一朝，营州辖下的民族随着新附蕃部的迁入而不断趋于复杂。

最后，安史之乱的爆发使营州胡作为一种特有族群身份而被唐人认识。玄宗朝以来出现的营州籍只是一部分胡人的自称，还有相当部分迁入的胡人对其籍贯语焉不详，这主要是由于营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郡望之地。以敦煌文书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记载的冀州二十八姓为例④,唐代内附营州诸族除高丽降户多攀附渤海高氏外⑤,其余契丹、奚、突厥、粟特等族均没有现成的姓氏可供攀附。因此史籍中的所谓“营州杂种胡”其实是时人对这批来自营州的胡人的指称，而这一称谓的形成与安史之乱的爆发有直接关系。玄宗朝后期，蕃将势力普遍崛起，河陇、朔方、河东等边镇皆是蕃胡聚集之处，但时人并不目之为胡化之区，也不见有“灵州胡”、“并州胡”一类称谓。及至安禄山起兵后，营州胡人作为一个叛乱的异族群体进入时人视野，“羯胡乱常”、“逆胡猖狂”等说法一时纷纷涌现。这批胡人经“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①,安禄山的裨将李宝臣、李怀仙、王武俊等在战后成为河北藩镇的节度使或高级军将，这些来自安史叛军巢穴的蕃部将领给时人以深刻印象，使他们进一步将降户众多的营州柳城与胡人联系起来。《旧唐书》编者将安史之乱斥为“柳城一胡，敢窥佐伯”②,而欧阳修在罗列藩镇出身的宰相时，也将李光弼、李宝臣径称为“柳城李氏”,以至“营州王氏”之王思礼、“安东王氏”之王镕、“高丽李氏”之李正己，皆是此例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