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而言，三种因素从各自角度共同塑造了战后河北的“胡化”印象。

第一个因素，在于安史之乱中政治军事格局的客观作用。随安禄山南下的将领有很多成为后来河朔藩镇的统帅，如安忠志(李宝臣)镇守土门而逐渐据有成德；而随史思明南下的平卢系将领田承嗣等，更是后来居上成为晚唐河朔藩镇的主要力量。代宗朝末年，整个河北的军事格局已基本定型，此后无论是魏博还是成德，其发展更多表现出一种胡汉融合后的特征。及至元和年间田弘正归唐，他将过往六十年的河北演变史总结为“自天宝以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尽管我们已就“戎墟”的政治意涵有深入辨析，不过对于自幼生长于兹的魏博新帅而言，作为“戎”之本义的幽营胡骑，其南下河朔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再明晰不过的。

燕朝高层内斗而军镇力量稳定发展，使恒魏在叛乱期间分别成长为各自区域的军事重镇。渡边孝、毛汉光等学者均对此有专门探讨①,不过这种探讨更多着眼于叛乱之后的情形，所描述的是河朔藩镇稳定下来后的内部结构。而要探寻其中胡化的渊源，则需要从安史之乱中恒魏两州的内部变化入手。这是恒魏此后长期割据的滥觞，也是其胡化最为显著的时期。安禄山在起兵前夕，便已安排其幕僚颜杲卿以太常丞、范阳节度营田判官的身份摄理常山太守。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夜在范阳起兵，次日太原即上报了太守杨光朔被劫持的事情，也就是说，何千年等人在范阳起兵之前即已南下。十九日安禄山到达博陵南，斩杀杨光朔，二十二日抵达常山，太守颜杲卿开城接纳。从太原事变到叛军至博陵，中间相隔十天，说明在劫持杨光朔后，何千年等人并未再行北上，而是一直滞留博陵等待主力军队的到来。博陵与常山两郡紧邻，且往来必须经过常山辖下的井陉隘口①,这样一支劫持朝廷命官的先遣部队在常山境内来去如入无人之境，这样看来至少太守颜杲卿对此是持默许态度的。《资治通鉴考异》引《河洛春秋》载，“禄山至藁城，杲卿上书陈国忠罪恶宜诛之状”,“禄山大悦”,但随后由于“张献诚围深州月余不下”,河北前途未卜，颜杲卿在赵州司户包处遂等人的建议下才决定“拒禄山之命”,“立忠贞之节”。②究竟颜杲卿当时的内心考虑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他在叛乱前由安禄山特意安排，由范阳节度营田判官一职调任常山摄任太守，并在禄山南下博陵时顺利迎接。我们完全不否认颜杲卿随后起兵反安禄山的凛然大义，但同时也应承认他在叛乱爆发前与安禄山亲密的政治关系，这或许正是安禄山必欲剐颜杲卿的深层原因。我们据此来看，常山在叛乱最初，就是安禄山布在河北中部最为重要的棋子。这种历史渊源，使其成为叛乱期间争夺最为激烈，也最被燕军看重的据点。由于军镇建制长期稳定，并在长期镇守中逐渐形成深厚的将卒统属关系，因此反倒孕育出可依靠的军事力量。刻于大历元年(766)的《承天军城记》与刻于大历十一年(776)的《妒神颂》,两方碑的碑阴将领名单与职任生动地反映出军镇中这种将卒迁转的牢固密切的人事关系。①尽管这是河东承天军的情况，但作为紧邻的河北恒魏诸军镇，其实际情形不会有太大差别。而一度作为燕政权首都的邺城居于恒魏之间，使得这一带在作为战场前线的同时，也发挥着燕政权核心与枢纽的作用。燕政权有三个核心区，分别是位于北部的幽州、据守中部的相州、南端的洛阳。三个核心中，幽州在叛乱爆发后随着主力军队的南下，更多作为燕军回防、整顿与补给的基地。经过数次兵变与内讧，燕军初期的高层将领如阿史那承庆、向润客等先后在内斗中死去，使得“由史思明所安排的幽州军政体系”趋于瓦解。②洛阳则在至德二载(757)十月被唐与回纥联军收复，此后虽有反复，但已基本处于唐军掌控之中。因此，由恒州往南至相、魏二州这一线，就成为燕军南北联络的必经之地。

第二个因素，在于唐朝出于统一需求而对河北进行的政治性描述。谷霁光很早便注意到了唐朝自立国以来便对河北一带存在的政治歧视与偏见③,这种偏见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变得格外突出。从唐朝方面来说，河北的胡化，与其说是种族迁徙所致，毋宁归因于政治上的相对孤立；与其说是社会实情，毋宁是一种政治话语的想象。在肃代之际特殊的政治形式下，“唐王朝面临的政治矛盾和军事斗争的重心都已发生新的转移”,平叛导致地方军事力量兴起，宦官权力膨胀，加之吐蕃侵扰不断，在新的内忧外患下，安史降将得以安堵河北如故，是以唐后期“河朔割据的形成，不单单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实际上还是新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所造成的一种局面”。①从叛乱平定伊始，中央对于河朔藩镇的猜忌和压制就未曾停止②,而以河东实权派为代表的唐朝地方军将与安史降将的关系更是剑拔弩张。元和年间盗杀武元衡案发生后，两京间曾就“伟状异制、燕赵之音者，多执讯之”③,长期的政治对峙使得中原社会对河朔产生了胡化的印象。我们不否认河朔社会本身存在的北方民族内迁现象，但这种带有歧见色彩的看法，似乎更多来自政治上的误导。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吴元济统治时期的淮西，史称申蔡之人“长者衰丧，而壮者安于毒暴而恬于搏噬”④,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隔绝导致的歧视性印象。从反面来说，与河朔一山之隔的河东在唐后期也有大量内附蕃部迁入，而代北尤甚，以铁勒诸部为主体的黄头军作为唐军劲旅驰名当时⑤,但无论是时人还是后来的学界均没有明确的“河东胡化”的概念。河朔诸镇与中央渊源已久的博弈对峙，加深了其于中原两京胡化、异域的印象。

如果从社会思想层面做更为深入的考察，则这种政治歧视与话语规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此前所说的“羯胡”典故的影响。“河朔”一词典出《尚书》,其中《洛诰》篇周公声言“我卜河朔黎水”,孔安国释“朔，北也”。①至于《泰誓》篇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师毕会”,孔安国更是明确以“河之北”来解释“河朔”一词，即以黄河之北为“河朔”。周武王在此大会诸侯，誓师伐纣，孔颖达概括为“戊午渡河，甲子杀纣”,充满政治敌对意味。②对于周人而言，“河朔”是殷人土境的象征，这一概念早在先秦时期便已与对立、异域等意象联系起来。③东汉末年，袁绍据有河北之地，“河朔”一词在时人话语中大量出现，一度成为袁绍割据的代指。④西晋时期，河北之地相继被石赵、慕容燕等胡族政权统治，尤其在晋室南迁后，“立功河朔”、恢复北土成为一种持续的政治口号。无论是作为逆胡石勒的发迹之处，还是作为桓温北伐的重要对象，“河朔”都成为中原王朝对于异族割据的一种固有意象。唐朝立国之初，这一典故被拿来现用，指称窦建德、王世充及罗艺等割据势力，如高祖敕文中有“河朔余寇”⑤之语。此后，这一观念波及中原人士对于当地文化的认知，如杨炯所作《王勃集序》便以“河朔之制”对“江南之风”⑥,以此形容两种文风的巨大差异。随着玄宗朝河北道辖区的明晰，“河朔”所指基本与河北道所辖无异，如称宋庆礼有“罢海运，收岁储，边亭晏然，河朔无扰”⑦之功，就是如此。而对于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人而言，这种意象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当时河北的割据状态，并与“羯胡构逆”的社会思潮完美衔接起来。

第三个因素，是河北藩镇自身为追求割据依据而刻意建构的“河朔故事”。在传统印象中，安史之乱对此后唐朝历史发展的最大“馈赠”当数河北藩镇格局，而河北藩镇的集中特点，便是所谓“河朔故事”。蒲立本认为河北本身远自北齐以来便存在着一种“分裂主义”。①作为一种父子相承、互为姻娅的政治共同体，这种“故事”之下的河朔显然已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含义，有学者将其归纳为“节度使职位的世袭继承制、相对独立的自治原则以及比较模糊的上下尊卑关系”②,是颇为准确的。

“河朔故事”的雏形，来自安禄山谋士田乾真对于汉末袁绍据守河北的仿效。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颜真卿、颜杲卿相继起兵，河北诸郡纷纷归唐。两京战场上，在封常清弃守东都、荣王琬突然离世的情况下，玄宗起用病居京师的哥舒翰，唐军退守潼关。一时间局势骤变，安禄山认为高尚等人怂恿其叛变，怒斥以绝之。他向从潼关前线返回洛阳的谋士田乾真表达了内心的惶恐，而田则提出了一个具有指导性的方略：“纵大事不成，犹可效袁本初以数万之众据守河北之地，亦足过十年五岁耳。”③此番对话在燕政权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打消了安禄山“大事不成”的顾虑，所谓“大事”,即指革唐之命，四面扰攘的燕政权显然离这个目标还有一定距离。而安禄山以及高尚诸人叛乱的初衷，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取代唐朝的新的统一王朝，叛乱前夕出现的五星会聚天象以及金土相代的德运说④,都是这一初衷的体现。但叛乱之后的复杂局面显然超出了安禄山的预期，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便未再返回河北，直至一年后为其子庆绪所弑，不过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个人的身体原因。至德元载(756)冬，在与肃宗的交谈中，李泌曾语及“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①,则这种据守河朔的思路已逐步显现。安史之乱平定以后，河北藩镇为了追溯其割据的合理性，刻意塑造出了安史父子的“四圣”形象。②所谓“圣”即“圣人”,唐人以之称呼皇帝。无论是大历年间田承嗣建立“四圣”,还是后来幽州将安禄山、史思明合称“二圣”,都是对自身合法性的追溯。事实上如果翻检文献，会发现唐朝本身便惯以“几圣”来指称此前几代的皇帝，而且从“二圣”直至“十圣”都有例子，显然是对当前政治行为的一种引经据典。我们不必惊讶于安、史被称为圣人，更不宜夸大这种称法的意义。对于河北三镇来说，追祀安、史，无非是对其父子相袭传统的历史依据的刻意树立。如果仅据此便断言河北的割据倾向，则无疑与当时的唐朝人犯了同样的错误。可以说，河朔胡化并非以往认为的那样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同时胡化也与河北诸镇在唐后期的分裂倾向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两种倒果为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