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的“猺乱”及其对“猺族”的影响[1]

1465年（明宪宗成化元年）的“大藤峡之役”颇具传奇色彩；哲学家陈白沙的名声也是如此。韩雍在广西大藤峡打败猺民。其后二十年，陈白沙在广东新会教授他的心学和实际的行政管理。这两件看来毫不相干的事情，却在陶鲁这个低级官员身上联系起来了。陶鲁在1462年间任新会县丞，1470年后声名鹊起。他在县丞任上表现突出，抵御了“猺民”对新会县治的袭击。巡抚叶盛应地方父老所请，让陶鲁留任，并获朝廷钦准。陶鲁1463年擢任新会知县，1477年任广东监察御使。[2]他在平定广东的“猺乱”中，把军事行动与教化政策相结合，表现突出。陈白沙称许陶鲁，而陶鲁也发现陈白沙的思想很有助力。陶鲁的战绩加上陈白沙的心学，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土著在16世纪给整合到了中国之内的过程相当顺利，以至让人觉得整合是国家权力自然扩张的结果。然而，我要在此指出，尽管国家和地方利益的结合使珠江三角洲的“猺民”汉化了，但却没有改变广西“猺民”的土著地位。

整合到了中国之内的珠江三角洲土著，成为朝廷之“民”。我在另一个地方说过，整合的过程以里甲的户口登记，以及遵行由宋代理学家朱熹奠立、并得明朝法律认可的礼仪为标志。户口登记虽然自明初即由法律规定，但我不认为户口登记在15世纪中叶“黄萧养之乱”所引起的社会动**之前，就已在珠江三角洲很多地方实行了。当地人在“乱事”之后登记了户口，开始遵行正统礼仪。1480年，陈白沙与友人新会知县丁积刊印了一本册子以便普及这些礼仪。后来，富有的宗族开始建设宗祠安放祖先牌位，祭拜祖先之灵，文化转型逐渐在建筑中显现出来。没有人会把一个登记户口是按官方认可方式建造的祠堂误认作南方土著的。做了朝廷之民的珠江三角洲居民，倘若不是土著，便是用这样的办法显示他们是从北方迁移过来的。

陈白沙是珠江三角洲及其邻近地区一位著名教师，死于1500年。他两度被召入京，但直到他死后约二十年，他才成为一个受人景仰的人物。他的学生，特别是湛若水，1520年才位居要津，这时湛若水与广东同乡方献夫、霍韬在“大礼议”事件中支持嘉靖皇帝，也积极投入当时的思想运动。方献夫以王阳明的追随者自居，而霍韬的儿子则是湛若水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文人，并凭实力升任高官）。[3]基于门户的考虑，也想把自己的老师推至与王阳明同样显赫的地位，尽管他们也意识到二者的哲学思想的不同。16世纪的珠江三角洲是个向上流动的社会，完成了里甲登记的家族愈发在争取独立的朝廷官僚架构中发挥影响力。珠江三角洲社会急速整合到国家之中，即此变化的结果，而广西“猺族”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发生了“猺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