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县志》还有两篇有关明代潞安建府的碑记，内容与现存上党门的碑记大同小异。[28]潞安府创立，与“青羊山之乱”密切相关，但上党门的碑记，有特别暗示动乱后的民间军事组织的作用。《长治县·建置志》记录当地两处村镇的土城，都认为与“青羊山之乱”有关，可见这个“根基故事”不仅适用于城市，也适用于乡下[29]。实际上，这些山区村落，也长期有民卫组织。《陵川镇国将军孤云墓表》记录嘉靖二十一年（1542）蒙古入侵时事：“潞有民卫，卫兵皆先期戍边，临敌无备，城中汹汹。翁［孤云］倡约登城，诸子若侄皆争出伏健卒要害，虏闻先声而蹑境引去。”历次变乱增强了地方上的军事武备，是很可能的事，但是将军事和行政发展归咎于某次动乱，与事件的“根基故事”的作用很有关系。

“青羊山之乱”的缘由，由于资料不足，已无从考究。“青羊山之乱”作为潞安建府缘起的解释，只能当成部分的理由。潞安建府是官僚系统在礼仪上加强代表性的后果，也是藩府过渡到地方政府制度的过程。其中，与藩府有强有力关系的人，利用礼仪，表达其接受官僚制度的要求，从而改变身份，在新制度下找寻活动的地位，理学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原文为中文，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66～73页。

[2] 本文各处提到的“青羊山之乱”、“动乱”等用词，都是古籍原文的表述，绝不意味着作者认为其本身是“乱”，望读者鉴之。

[3] 《明世宗实录》，卷81，第13页；卷85，第8页；卷86，第4～5页。

[4] 《明世宗实录》，卷94，第2～3页。

[5] 同上，卷98，第19页；卷99，第11～12页。

[6] 同上，卷89，第18页。

[7] 同上，卷94，第2页。

[8] 同上，卷99，第4页。

[9] 《皇明经世文编》卷202，第14～15页。

[10] 《泾野先生文集》，卷4，第8页。

[11] 同上，卷5，第8页。

[12] 《泾野先生文集》，卷14，第28页。

[13] 《泾野先生文集》，卷24，第3～8页。

[14] 《泾野先生文集》，卷39，第22～24页。

[15] 光绪《长治县治》，卷4，1933年重印本，第3132页。有关当年华北的动乱，参看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9～354页。

[16] 《桂州文集》，卷13，第65页。

[17] 《明世宗实录》，卷85，第13页；卷86，第17页；卷87，第1页；卷92，第10页；卷93，第12页；卷96，第2页。《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382～5383页。

[18] 《桂州文集》，卷13，第65～67页。

[19]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06页。

[20] 《泾野先生文集》，卷4，第38页。

[21] 《长治县志》，卷3，第40页。

[22]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5007页。

[23] 《长治县志》，卷6，第6页。

[24] 同上，卷6，第61页。

[25] 同上，卷6，第65页；又卷4，第17～19页。

[26] 《明世宗实录》，卷77，第5页。

[27] 《长治县志》，卷6，第62页。

[28] 同上，卷3，第7～9页。

[29] 同上，卷3，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