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羊山之乱”，受影响的人数并不多，但是惊动到朝廷。廷臣屡为此事上奏，结果因为平定该次动乱，升潞州为潞安府。以后每论及潞安府的创建，必先述及“青羊山之乱”。“青羊山之乱”可以说是潞安府的“根基传说”。“根基传说”得以流行，不但是因为配合历史事实，也因为配合历来的思想潮流。

潞州为府的理由，夏言在嘉靖八年（1529）《改建潞州府治及添设兵备宪臣疏》中说得很清楚。理由之一，是上党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其地极高，与天为党，因名上党。山川峻险，地里辽旷。盘踞太行之上，为天下之脊。当河朔之喉，东带雁门、宁武、偏头等关。屹然为京师屏蔽，益古今要害。中原必争之地也。[16]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话绝非没有道理。山西宣化、大同一带，常受蒙古俺答部的威胁，嘉靖七、八年边患尤甚。[17]《新开潞安府治记》载：“御之得道，可以卫京师，控河朔”，反映的就是这类思想。

不过，潞州虽然位于山区，却是一个繁荣的城市。夏言说：

臣初抵潞，观其城郭宏大，民□□□，□衢广衍。西北诸郡鲜有此比。况以□□之众，口益繁盛。自沈简王位下，今分封为陵川王府者十有六，为镇国府者六十有三，为辅国者七十，为奉国者二十有二。有潞州卫，有沈阳护卫，兵民杂居。

虽然如此，藩府对于地方的保卫，毫无作用：

潞州城周回一十九里，广三丈，高三丈五尺。代更岁久，无人以时修葺。砖土剥落，间有缺陷中穿之处，遂成径窦，人畜可通往来，晨夜无所防禁。本卫虽有指挥十六员，镇抚千百户共七十员。率多□茸非才，太半缘事。原伍旗军五千七百九十四名，而逃亡事故者，三千三百余名。三关轮班操备，二千二百五十五名，而不赴者常半。骑操马一千二百九十八名，见在者八疋而已。武备费弛，未有甚于此者。

夫以军城重地，百万生灵鳞集，蚁附宗藩邸第。其布星罗，府库钱粮，积巨万计。而城池弗固，武备不设，**然无守。譬之巨富之家，金帛盈积，乃独居旷野，无垣墉局钥之固，无子弟奴仆之强，无挺刃器械之防，而主人又复孱弱不振。如此而不为盗贼所窥者，未之有也。

昨当山贼猖獗之时，城中宗室大家俱欲凿壕自防，仓皇无计。念之可谓寒心。

这个情况之下，政府需要组织防卫。但是，除非它委派的官员有相当的实力，否则难以控制藩府及其家人：

以一知州，官秩既卑，权力有限，纵使才能，亦难展布。诚不足以禁制奸豪抗抑权势。佐贰之职，类皆杂流末品，殊不足以分理。政务宣布，德泽兼之。僻在一隅，上司大吏，按部有时。力小任重，付托弗堪。是以教化不行，法令不振，此岁青羊山蛇鼠之盗，遂不能制，颇费支吾。万一有意外，则官府束手，宗室震惊，恐不免重贻朝廷大忧。为今之计，改府立县，诚有不可缓者。况稽之众论允合，询之人情大顺。诸王闻之，亦复欣然同愿。[18]

所谓诸王同愿，应该说明嘉靖初年，他们处于弱势。潞藩庄王，即明太祖第二十一子沈简王模孙，年幼嗣位，正德十一年（1516）卒。其子恭王诠继嗣，嘉靖六年卒，孙允桤摄府事。允桤九年卒，“无子，再从弟宪王允栘摄府事，凡十年乃嗣封。当是时，沈府诸郡王勋淯、诠蝲并争袭，帝皆切责之，而令允嗣”。[19]所以当时是沈府群龙无首的时候。

此时，藩府的官吏所采取的态度，变得很政治化。而其实吕楠也不是不了解其中的奥妙。其《断金会序》记载了仇时茂等五名藩府仪宾兴俗活动，也记录了这些态度的演变：

断金会者，沈府宾相仇、牛、郗、栗、宿五君子之所为也。予往过潞州时，五君子者，皆枉顾予、时已皤然老矣。予过潞已三年，而此会益坚不改。可知其断金矣。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盖参之以三人，则难也。况于五人乎。

至于断金会的宗旨：

盖闻五君子之为会也，以俗之趋利也，则尚义以振之。以俗之无防也，则崇礼以正之。以俗之废耻也，则敦节以警之。或分财以周困厄，或歌咏而陶性情。道有所在，身无不行。盖老师宿儒不易能，而五君子飘然高举而不以为难也。[20]

实际上，此五君子支持了潞州升府以前知州张萱的改革，其事记录于长治县名宦祠内碑碣：

张君守潞之明年，晋官湖广佥事，潞民皇皇如失父母。及出祖，攀辕而号泣者数万人。乃为木主，大书曰：佥事张公，置于名宦祠，春秋祀之。仪宾仇时茂五人者之义交也。三晋莫不闻。

地方上出头的人需要与官方打交道，应该算是平常的事。唯独支持张萱的五人是藩府的仪宾，而张萱得以纪念于名宦祠的理由，则是他反对藩府对人民的荷征。

潞绸之售于上官也，荷于赋。驿舆里夫之役于藩府也，密于传命。张君格焉，可以为强矣。递马之征，列民为三等，而酌取之，可不谓平乎？[21]

藩王滥用权势，侵占财产，而被朝廷士大夫批评，时有所闻。而仇时茂等断金会五名仪宾却为争取名声，结交吕楠一类名士，支持朝廷的政策，限制藩府的权力，这样的表现就比较特别。

藩府方面，也支持嘉靖年间的礼仪改革。其中的表现，可以见于其处理反对张璁、桂萼的官员胡侍的手法。

胡侍，宁夏人。举进士。历官鸿胪少卿。张璁、桂萼既擢学士，侍劾二人越礼背经。因据所奏，反复论辩，凡千余言。帝怒，命逮治。言官论救，谪潞州同知。沈府宗室勋注以事憾之，奏侍试诸生题讥刺，且谤“大礼”。逮至京，讯斥为民。[22]

也可以见于藩府本身对家族礼仪的提倡：

恭王诠钲，庄王子，待宗人用家人礼。[23]

泌水庄和王允欀，简王五世孙也。尝着家范三卷以训。[24]

陵川宗人府镇国将军诠铰，字孤松，诠銶，字孤岩，诠鉼，字孤云，并康肃王之孙也。创行宗约，建会所，敦请名士，训其同宗子弟，意主修齐吉凶之礼，一准于古。故约中子弟，恂恂秉礼，多笃行君子。其著者有勋潓，字云崖，工诗善书；勋沧，字云峰，深于经学；勋淦，字云岫，留心经济；勋澜，字云溪；允拧，字敬轩；允□，字敏轩；允梢，字逊轩，并《娴吟咏人有一集》；又有勋汛，字云阶，勋浯，字云山者，老而嗜学，子夜书镫荧然，时人罕识其面，皆表表者。[25]

所以，仇时茂等五人对礼教的推崇，并不是孤立的活动。他们的活动不但配合嘉靖年间的潮流，也配合藩府内部的演变。但是，事实可能还更复杂。

嘉靖六年，恭王去世时候的斗争，《明世宗实录》有详实记录：

初，沈王嫡孙胤桤生，六岁而王病。草恐诸郡王为患，预奏以桤主府事，令母妃郗氏保护，长吏承奉等辅导，以俟其成。及王薨，宿迁王诠鎀遽请命灵川王胤栘摄国政。于是，郗氏奏，请如王初意。礼部议，言王国宗祀嫡孙承重，固为正礼。然母妃与事，亦当预防。请令胤桤主丧，统府事，母妃止令在宫保护。府事皆听长吏等检束，郡王、将军及宗人不得奏扰，长吏等亦宜尽心辅导。有不奉职者，巡按及守巡以下察举。从之。[26]

郗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姓氏。断金会五人中的郗贤，相信和郗氏有家族关系。郗贤在嘉靖六年到九年的藩府斗争中有何作用，尚不得而知，但是在这些动**的时候，与礼教联盟应该是对官府有影响的行动。

最后还应该注意正德六年后藩府的财政困难。材料记录于陵川镇国将军孤云的墓表：

正德辛未，葫寇流劫，频年不谷。宗室岁禄积逋二千万石。宫眷窘乏，官廪屡空。所司暴敛**取，办于仅存之家，翁［即孤云］恻然。草疏娓娓千余言，直陈民瘼。奏以河东余盐十万引折禄代租，民困赖苏。[27]

上引吕楠《明诰封亚 中大夫宗人府仪宾玉松仇公墓志铭》提到嘉靖四年仇时茂有“禄米折河东盐，又得二百金”，相信就是这类安排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