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由防卫单位演变为镇的地理划分，是佛山形成初始城市特色的先兆。我们须看看明时期乡村屋聚落的面貌：每建一间新房子，街巷也就越深入，越狭窄。标准的防御工事就是街巷组成一个罗网，晚上关起坚固的木栅保护自己。陈贽在1450年的记载写道：

为逆者声言欲攻佛山，父老赴祖庙叩之于神以卜来否，神谓贼必来，宜蚤为备。于是耆民聚其乡人子弟，自相团结，选壮勇，治器械，浚筑壕堑，竖木栅，周十许里，沿栅置铺，凡三十有五，每铺立长一人，统三百余众，刑牲歃血誓于神曰，苟有临敌退缩，怀二心者，神必殛之。[18]

1449年的铺看来显然是这样一种街区防卫设施。

问题在于，陈贽文章现存的两个版本一个说是25个铺，一个说是35个铺，都不是说24个。我不认为这是传抄的错误。1752年版的《佛山忠义乡志》强调原来只有24个铺，该书付梓时则增至25个。[19]然则，1752年的铺便不是1449年的铺。但毕竟，没有理由假定北帝庙周遭的乡村都曾参与抗贼，或因此而受过表扬。例如，栅下铺的两个社一直至清朝仍自行祭祀一位1449年的烈士，这位烈士却不在22位父老之列。[20]此外，有关栅下的资料显示，事后的解说模糊了大众的记忆：1752年版的《佛山忠义乡志》没有把庇民社包括在原来的九社之内，而1923年的版本则将之包括在内。[21]除了在北帝庙以外自备防御的社群之外，我们还必须思考有些社群可能在乱事中颠沛流离，有些则可能降贼。如果对1449年的佛山地理没有若干认识，则任何有关铺的组织范围的讨论都必属空谈，不过，文献中的差异却不容把前后不同的铺混为一谈。

更为有力的说明是，在1795年各铺参与建立义仓之前，没有成文记载表明它们之间合作治理过佛山。[22]整个明朝都没有官员或军队派驻佛山，防务的协调看来并非常制。1553年饥荒之时，绅士冼桂奇捐粮做粥，分派给饥民，此例一开，“二十四铺之有恒产者亦各煮粥以周其邻近”。他又“遣人分护谷船米市以通交易”。此举意义重大，在同年一篇纪念此次义举的文章中，我们不但有了佛山米市的最早记载，也看到了铺在危机之时全给贬降至一个被动的地位，尽管记事的碑刻乃是由“仕民”以“佛山二十四铺”的身份联署。[23]

另一次建立共同防卫组织的尝试是在1614年，由另一位绅士李待问主持，李氏也和冼桂奇一样出身明初的佛山家庭。李氏组成的佛山忠义团，是整个佛山的地方防卫队，断断续续的一直维持至19世纪中叶。那些年间，他还积极投入其他的官方修缮工程，其中有1623年的公益桥、1634年通往广州的大路、1641年北帝庙的“照壁”，以及1642年的文昌书院；该书院在1645年他死后不久供奉了他的肖像。根据地方文献，铺的团练是直到1628年得到朝廷批准才出现的，与我们向来的看法即那时是许可而不是创始并不相同。1647年，佛山终于有了驻军。[24]

本地人当上了高官，又回乡参与镇里的事务，这方面须详加讨论。但是，在讨论之前须指出的是，在直至明末都没有其他治理方式的情况下，里甲组织即八图，代表了佛山的制度。这一点对于了解佛山是否可能有过公司性质极为重要，是我们先要处理的问题。

八图的主要成员陈氏宗族与北帝关系特别。“（二月）十五日谕祭灵应祠北帝，先一日，绅耆列仪仗，饰彩童，迎神于金鱼塘，陈祠二鼓，还灵应祠至子刻。”之后，当地官员和乡绅父老拜祭北帝，然后，“神复出祠”。[25]应该注意的是，金鱼堂陈氏宗祠属1752年版《佛山忠义乡志》的编者陈炎宗的宗族所有。此外，这里所说的程序并无争论。附录于《鹤园陈氏族谱》的八图规条明确指出，二月十四日北帝会被接往金鱼堂陈氏宗祠，然后又会被护送返庙，而当晚将遵照谕旨举行祭祀，祭祀和聚会上均会派发饼食。[26]

另一个特别祭祀北帝的日子就是北帝的生日。1752年版《佛山忠义乡志》的记载予人一种社群之感：

乡人士赴灵应祠肃拜，各坊结彩演剧曰重三会，鼓吹数十部，喧腾十余里。神昼夜游历，无晷刻宁，虽隘巷卑室亦攀銮以入，识者谓其渎，实甚殊失。事神之道，乃沿袭既久，神若安之，而不以为罪。益神于天神为最尊，而在佛山则不啻亲也。乡人目灵应祠为祖堂，是直以神为大父母也。夫人情于孙曾见其跳跃媟嫚，不惟不怒，且喜动颜色……神之视吾乡人也，将毋同。[27]

这段记载接着说，北帝翌日将由北帝庙的一个偏殿会真堂给护送返回庙内，并在那里更衣。然而，在《鹤园陈氏族谱》中的“八图现年事物日期”附录中，对该祭祀还有后续记录，因为北帝给送回会真堂以后，八图的代表便会把他送往以北帝庙名义举行的醮会。为此，代表便得“会真堂接神至水便，陈大宗下马”。[28]这天将会派发饼食，亦会开醮会斋宴，每家一人赴宴。北帝于三月三十日返回北帝庙。[29]

在以上两个场合，八图尤其是陈氏，都享有比其他镇民高尚的地位。须要明白的是，这些庙会使八图对于北帝庙的利益关系相当清晰可见。佛山也有其他庙会，特别是栅下天后庙和龙母庙，但没有一个比得上北帝庙的重要。佛山的北帝像和八图接北帝的特权，确定了它们的权力地位。

八图对于北帝庙——从而象征其对于佛山的支配权，也见于1739年两篇纪念赞翼堂即八图祖祠落成的文章当中。其中为南海县丞魏绾所撰的一篇，重印于佛山的地方史。另一篇是一篇碑文，由于陈氏与北帝庙的特殊关系，恰如其分地给收录在《鹤园陈氏族谱》之中。[30]魏绾从赋税方面看待这种关系。他把里甲制比作古时的井田制，并把佛山的源头追溯至八图户口的先人的户籍登记。[31]碑文则更为详尽。镇的组织建基于“黄萧养之乱”时佛山登记为总数达80家的八图。八图始终没有官署的好处，而官署之所以需要，乃基于两个理由。第一，必须有一笔共同资金资助八图的庙会活动、法律许可的乡饮之礼，以及支付赋税所需的费用。第二，必须在镇内举行集体祭祀，正如宗族在其祠堂所举行的那样。[32]碑文说，八图先人的灵牌安放在八图祖祠里。这表示，直至1739年，八图仍旧维持着其于北帝庙庙会礼仪上的支配地位，而且与供奉22位父老的流芳祠划清界限。生活在里甲制之下的后人明白到他们对于1449年的父老所建立起来的领导权不一定拥有优先的权利，他们于是另外设立了一个追思先人的地点。

这些叙述也许看来相当冗长乏味，但是，对于八图参与佛山事务方面，必须说得十分细致，以便掌握1700年八图与绅士之间紧张关系的潜在意义。冲突表面上出于八图管理北帝庙资金的手法，尤其是在吃喝的挥霍上。有趣的是，显然站在绅士一面的陈炎宗，选择捍卫北帝出巡的地方风俗。争执之点不在于北帝是否满意，而在于绅士与八图在权力和在做法上的冲突，而结果就是要决定究竟佛山这个镇是否可以有一种政治性格。